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客家研究的对象是客家这一人们共同体及其文化、经济等诸多事象。客家研究从19世纪开始发轫，直到最近几十年才逐渐被引起重视。如何使客家研究发展为一门显学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笔者认为，客家研究离不开民族学理论。
一、适用于客家研究的只能是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中国化的民族学，而不是西方的民族学理论
民族学是以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人们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主要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各民族的现状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受殖民主义的影响，西方传统的民族学理论往往把汉族等同于中国，并认为：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是外国人；只有中原——中国本部这一小块地方是中国，其它地方都不是中国；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汉族向外征服扩张的历史。他们用西方地域上产生的国家理论和民族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国家起源、文明起源和中华各民族的关系，看不见整体的中国文明系统和国家系统，从而否定统一的中国国家传统和精神文化传统的存在，否定中国自古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历史，否定中国的文明。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直接危及中国的国家总体安全利益和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凝聚力。⑴按照他们的理解，客家作为汉族的一支，迁移到南方土著民族的居住地和所谓的“土客之争”，正是汉民族扩张的证据！
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近代社会科学只是西方文明史经验的总结，它的一般性法则实际上只能适用于西方文明史。”
每一种民族学和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民族传统，并和一定的国情联系在一起，因而它只适用于特定的范围。例如，今天的欧洲民族没有经历过人类文明的上古史时期，因此，他们就没有人类上古文明历史的实证经验，就不能理解、更没有跨越东西方不同的文明系统的诸多不同的理念。今天的欧洲人虽然是古代西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但是却不是古代辉煌的西方文明创造者的后裔。他们的先祖是公元前后生活于中亚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处于蒙昧状态的日尔曼蛮族，没有文字，也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他们所看到、所理解的人类关系，包括民族间关系，相对来说是不长的。⑵
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分为早期理论和现代理论。早期的民族学理论，是英法等单一的欧洲民族国家为统治其殖民地内土著民族和消灭土著民族的国家，而展开的对土著民族的文化、宗教和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怎样分化、离间和篡改土著民族间的传统关系和历史，挑起土著民族的内耗和事端，以便各个突破，分而治之。⑶
纳粹法西斯更是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种族优越论”，使数以千百万计的犹太人和波兰人死于非命。
二战后，各土著民族和国家纷纷独立，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丧失了大部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它们在形式上对自己的民族学理论进行了修改，将新独立的国家变为贸易伙伴，通过不平等的贸易交往，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在政治经济上对他们实行间接控制。形势变了，理论的手段也变了，但目的没有变。⑷
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是处在“大杂居、小聚居”状态中。汉族的客家民系南迁于原百越民族及其后裔的居住地，这是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自然结果，而不是西方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系）扩张或者是征服。
因此，适用于客家研究的民族学，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和中国化的民族学。
二、斯大林关于民族特征的“四个共同”是界定一个民族的科学依据。同样地，在客家民系的识别上，“四个共同”一样起重要的作用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客家研究大体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而展开：一是“客家”是不是汉族；另一是“客家”如果是汉族，那么“客家”和其他汉人有什么异同点。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看法，使得客家这一族群逐渐被世人所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由于土家对立，广东原居汉人和迁徙来的客家汉人发生了族群械斗的全面冲突；接着，在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客家人起了主导作用。这些，都引起了欧美人的注目。西方人开始了对客家问题的研究。1868年，梅耶斯首先提出了土著与客家差异的报告。尔后，艾特尔、皮顿等也相继发表关于客家的报告，此后有30多位中外学者对客家人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发表了文章。他们探讨客家源流，其主要观点往往是把客家人视为单一的民族。当时，在某些汉族人中，也存在着地方主义，把客家人视为少数民族，并用当时蔑视少数民族的手法，在称呼上将客家的“客”字加“犬”字旁，这当然是一种蓄意的侮辱。甚至有的人认为客家是汉族和瑶族的混血种。后来，康普贝尔实地调查了客家聚居地之一的梅县，并发表文章，说“客家是纯粹承袭了中国人血统的世族”、“客家并非混血种，而是具有纯正血统的汉族，不仅比少数民族优秀，而且比土著汉族优秀，他们是有来历的中原王朝的后裔”。自此之后，中外学者对客家血统的看法，大都是因袭了康普贝尔的观点。⑸
文化上的研究往往是为了给政府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各民族没有经过科学识别，加上各种政治社会因素，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民族情况相当混乱。解放后，许多过去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部分汉人（其中包括客家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成分问题。我党进行民族识别的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并充分照顾到个民族的特点和意愿。根据客家研究的结果，特别是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特征的“四个共同”，党和政府界定客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汉民族里的一个民系。
（一）共同语言是民族特征之一。
民族学理论认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因而民族识别首先要考虑所要识别的对象共同体，即自认为或被认为属于同一民族的人们是否具有共同语言，而且语言还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对某种强迫同化的稳定性，所以把语言作为依据也就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科学性。经过语言各个要素的分析，世人已经可以肯定，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的遗存，在语言学上，是汉藏语系汉语族里面的一个语支，又称为客家方言。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作为语言分化的结果，通常地，方言有两种发展趋向：在部落语和部族语里，方言会不断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发展为独立的语言；在民族语言里，方言的作用会逐渐缩小，随着共同语影响的扩大而趋向消失。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因为客家人操一种共同的语言——客家话，因而，他们至少是一个类似于民系或者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同时，又由于经过语言学的分析发现，客家话是古汉语的遗存，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操此语言的客家人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汉族里的一个分支。
（二）作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民族特征之二，是民族共同地域。
民族共同地域是一个民族的特征之一，更是一个民系的标志。在单一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地域的分野十分明显，问题也就简单得多，很容易作出判断。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多民族杂居的情况，民族共同地域是否形成的问题也就复杂得多。
客家民系是汉族在历史上经过多次大的迁移流动而形成的，至今造成在闽粤赣边“大聚居”在四川、广西、湖南等省的一些地方“小聚居”的局面。因此，仅仅从共同地域上考虑，客家人至少是一个具有一定地缘关系的人们共同体。
（三）作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民族特征之三，是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
大到民族，小到民系，人们共同体的共同经济生活发展是不平衡的。同周边其他民系相比，就基本的生产生活环境来说，客家人有其独特之处。客家民系处在罗霄山、武夷山与南岭之间的闽粤赣边山区，相对闭塞。这一地区直到明代，仍不是中原、江淮和华南、福建联系的要冲之地，而周边民系的基本生产生活环境也不乏丘陵山地，但相对有一些较为宽阔的河流冲积平原，地势较低旷平坦。因此，客家的梯田成为一大特色，以山地资源为原料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经济亦十分发达。⑹
历史上，与周边民系相比，闽粤赣边区的客家民系的经济类型明显有其自身的特色：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的外向型经济——和沿海的闽海民系的私人海上贸易相关联，以山区资源的开发为中心发展土特产和手工业为主；16世纪始至17世纪末的棚民型经济——因为越海系江南棉纺业的发达和湘赣系商品粮的发达，刺激了对染料蓝靛等经济作物的需求，受此牵引，客家民系的一部分迁徒到越海系的毗邻山区发展以蓝靛为主的商品性经济；18世纪始至19世纪的农矿型经济——和广府、福佬等民系发生互动，这次移民的原因是由于沿海禁海令的解除造成大量的地旷人稀地带以及四川因清军与张献忠农民军长期作战造成人烟稀少导致清政府招募移民入川垦殖所形成的农耕与采矿；20世纪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的海外拓殖型——主要是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的吸引而迁移的。⑺
（四）作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民族特征之四，是民族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这一特征，其内涵格外丰富，既表现为共同的物质生活方式，又表现为共同的精神生活方式，即共同的风俗习惯、起居饮食、喜庆节日、信仰祭祀、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特点，等等。这当中，最核心的是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即在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感觉到大家都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这种心理。在上下一千多年的迁徙历史中，客家先民与迁徙途经地、定居地人民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吸收了各地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在语言、民情、风俗、精神特质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的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客家民系的共同心理特征的核心在于团结和奋进。这在客家迁徙史和客家文化的诸方面都有很突出很具体的表现。首先是客家先民自身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广东梅州的多层围垅屋、永定的土楼、长汀的九厅十八井等典型的客家建筑，既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支奇葩”，也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象征。在永定的一些大型土楼，还有附设学堂，楼有楼名，柱有雕联，如“振成楼”的“振纲立纪，成德达才”一联，教人遵纲纪，重德才，奋发进取。这些文化印记无不闪耀着中原文明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的精神光芒。其次，这种团结奋进的心理特征，还表现在对异族文化的博采和涵化上。客家先民的南迁，是中原的汉人与迁徙地土著长期斗争而又走向团结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共同体。今天的客家，绝不单靠入迁的中原汉人的自身繁衍，而是经过与当地民族融合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也有其他民系迁入客家居地而被同化成了客家人。
三、进行客家研究时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理论，反对种（民）族优越论和唯心主义的血统论
如前文所说，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民系，而不是独立的一个民族。19世纪末曾经有封建文人以大汉族主义的眼光，把客家人视为少数民族，并用当时蔑视少数民族的手法，在称呼上将客家的“客”字加“犬”旁。这是极端错误的。
许多著名的学者在论证客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的时候却也步入了种族主义的怪圈。例如，康普贝尔说“客家是纯粹承袭了中国人血统的世族”、“客家并非混血种，而是具有纯正血统的汉族，不仅比少数民族优秀，而且比土著汉族优秀，他们是有来历的中原王朝的后裔”。日本山口县造在其《客家和中国革命》一文中说：“客家乃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美国学者韩廷敦在其《种族的特性》一书中也说：“客家这一族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客家人是十分纯粹的华人，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有和外族的血缘发生过混合”。⑻
此外，20世纪30年代，史学大师罗香林仍然依循欧美学者的观点，先后写出了《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本书，引起了社会各界和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这两本书的出版，对于消除历史误会、制止土客械斗、振奋客家精神，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师在书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客家人是中原血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
甚至有学者在研究客家人在遗传学上所占位置后，得出了结论，认为“汉族是属于蒙古种之一的南蒙古种，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是强者的血统、遗传的优秀”。⑽客家是汉族的一支，那么，客家精神就是从蒙古种的优秀血统中来。这种观点和资产阶级的种族优越论同出一辙，即把人的群体分为优种和劣种。
正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中川在《华人社会与客家史研究的现代课题》、《关于客家在中国及东南亚的历史地位》、《中国客家史研究的新动向》等文章中所批判的：罗香林客家观的内涵，主要是以“客家为中华正统文化的精华，自我认定为继承古代中原华夏道统、法统的正统思想”为主要精神；罗氏客家研究的根本动机“终究是离不开把客家源流看作是支撑古代中原王朝的一股力量”；罗香林从各姓族谱调查客家姓氏源流，把各姓的远祖一直追溯到周或晋的古代王朝的王室和官宦世家，更象是“证明远祖到自己是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罗氏的主旨决不是单纯探讨文化价值的中华伦理秩序，而是以更为具象的汉人血统为其问题取向”，具有“人种主义的排他性。” ⑾
其实，种（民）族优越论和唯血统论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观。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提倡民族平等，反对种族主义，并认为，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民族只有作出贡献大小，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⑿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种特征的差异，是由黑色素的含量和分布状况不一所形成的，而不是由不同人种的不同血素所形成的，这对于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实践以及人类的智力（文化），都没有影响。不同人种都是古代文明的创造者，在各自的居住地域，创造着人类文明。
世界上文化后进的部落或民族之所以后进，并不是由于种族特征上的原始、低能或血统不同，而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或地理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各民族或种族物质、文化发展的快慢，取决于历史发展的条件，决定于社会因素，而不是由人种血统不同所决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
据查姓氏族谱，客家人的祖先世居地域都是在中原，均可追根溯源到黄帝和炎帝，无论从血缘上地缘上都与汉族有着密不可分的族属关系；南迁后，先期融于客家民系的有蛮族、瑶族、苗族，还有越族，后期融于客家民系的有壮族、满族等。在今客家姓氏中，就有源于“荆蛮”的吴姓，源于苗族的熊姓，源于越族的欧阳，源于畲族的蓝、雷、钟等姓。
可以肯定地说，客家人在近千年的迁移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在继承中原汉族文化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吸收南方各民族优秀文化而逐步形成了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共同的心理特征，这些，都不是由血统决定的，与蒙古种的血统遗传并没有必然联系。
民系特征的变化是由于地缘的关系，而不是由于血缘的关系。那种以血缘来界定民系的观点是反科学的，是资产阶级的种族优越论和唯心主义的血统论，是对民族学理论的无知，应当给予批判。
四、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客家研究
中国的民族学源自西方。由于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民族学所研究的对象有较大的差异，因而运用西方的民族学方法研究中国各民族（系）必然不妥。杨国枢教授曾说：“在甲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虽然特别适用于甲社会的对象，但如用来研究乙社会的对象，便可能有所不宜。”⒀乔健教授也说：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家在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时候，“往往感到不能完全适用”，其主要原因是“从研究简单的小型的社会发展出来的人类学方法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分析像中国这样内涵广博、历史悠久而地域差异极大的社会。如果真的有一天有效地做到了，那就是现代人类学方法全面的提升而不仅仅只是单向的中国化”。他还强调：“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主支，中国人类学学者应该充分利用人类学特别擅长的比较方法与结构分析方法深入中国文化资源，把其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提炼出来以充实甚至更新现代人类学。”⒁
中国化的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方法论的层面，二是研究法和调查法的层面。前者涉及基本科学方法问题，后者涉及研究者具体研究或调查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客家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因此，借鉴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中国传统的实证法与西方理论分析法相结合。
向来，中国传统的实证法是重证据、重资料，利用各种资料论证，使人感到证据充足，可信度高，是一种历时性的纵向研究；其缺陷是分析不深。西方研究方法的长处是偏重理论分析，但过于烦琐，有的则过于玄奥，虽然也重视资料，但不像中国学者那样运用多重证据，这是一种共时性的横向研究，衍生出了诸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象征分析法等。此外，中国传统的实证法偏重个性研究，西方的方法偏重共性研究。
客家研究要借鉴中国化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最佳方式是把中国传统的实证法与西方理论分析法相结合，把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把个性研究和共性研究相结合，而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
（二）历史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我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这是客家研究的一大优势。充分发掘、利用这些资料，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将是21世纪客家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始于美国的摩尔根，完善于英国的马林诺斯基。西方通常的方法是长期居住在被调查民族（系）的一个小社会区域中，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等方法，了解、认识当地居民的生活，研究其文化全貌，熟悉当地居民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及心理特征等。⒂
由于客家民系的独特性，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没有必要完全延续和照搬西方的田野调查方法，而是可以充分利用调查前掌握有关资料特别是历史文献资料、地方志和前人的调查报告，开展形式多样的田野调查，主要有：
1．长期调查与短期调查相结合。
长期调查的地点应认真选择：一是在文化上具有特色、对学术研究具有较高价值而以往学术界没有调查或调查不足的地区；二是存在问题较多、需要认真寻求解决方法的地区。短期调查是调查者对该地、该人群情况基本熟悉，调查主要是为了收集某一方面的资料，或者补充、验证某一方面的资料。
2．整体调查与专题调查相结合。
整体调查法是西方人类学最普遍的调查方法，即在一个村庄居住较长的时间，进行全方位调查，全面了解该村的社会、经济、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⒃
这种调查法对于文化独特而又无人调查过的民族或地区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对于客家民系的研究并不实用，现在，许多客家研究者已经转向专题调查和理论探索的调查。所以，21世纪的客家研究，不应只作整体调查，更要重视专题调查。
3．田野调查与通讯调查相结合。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主要调查方法。客家研究者在进行田野调查前，必须熟悉有关资料和调查情况，熟悉当地的人口、历史、地理、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地方志资料。如果调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对该地区一无所知，将可能产生许多弊端：一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熟悉当地情况，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二是调查不可能深入，会把别人早就调查和发表过的材料当作新材料；三是得不到当地人的尊重与配合。⒄
随着通讯业的发展，利用通讯工具进行调查应当成为客家研究的重要调查方法。通讯调查是通过包括信件、电话、传真、电子邮件进行调查。较适合此类调查的有问卷调查、个别问题的调查等。在信息时代，应高度重视通讯调查。⒅
4．充分利用其他有利条件调查。
如居住在城市的客家知识分子是十分理想的调查对象，他们文化水平高，对本民系的文化有较深、较准的认识，他们提供的资料比较可靠、全面。⒆
回顾过去，几辈学者历尽艰辛，完成了客家是汉族的一个重要民系的科学论断，客家源流及其文化的研究也取得的巨大的成绩。但是，客家研究并没有成为一门显学，这与客家民系及其文化的历史地位是极不相称的。21世纪的客家研究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丰富的文化资料基础上，借鉴民族学理论，建构出自己的理论、概念与方法。
辑自《“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查看全部回复
我也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