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勇，男，1954年9月生，汉族，江西南康人，中共党员。198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专业，现任赣南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系主任，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所长，教授；江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香港）国际客家学会理事，江西省历史学会理事，赣南客家联谊会理事；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和客家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省级科研、教研课题六项，三次出国出境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劳格文博士合作开展客家民俗田野调查研究，主编《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赣南庙会与民俗》两书，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由（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和法国远东学院联合出版。在海内外发表有关客家研究的论文40余篇，其中被收入《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大集》4篇，获各级各类奖论文10篇。对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和地域、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客家民系的构成因素，客家与风水术、客家民间信仰与传统社会和客家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不乏独到见解，所撰论文多被转载或引用。
客家赣州·序
潘逸阳
在世界八千万客家乡亲瞩目、赣南八百万客家儿女心仪已久的世界客属第十九届恳亲大会紧锣密鼓进入倒计时之际，一部图文并茂、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客家赣州》书稿清样摆上了我的案头，编著者诚激为之作序。
“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叩开厚重的历史之门，看到的是一代代客家先民为远离战乱而踏上一条纵贯千百年的南迁之路。他们越千里重山、趟千万条河、行千万里路，在赣州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这里静谧温润的大山，抚慰了他们疲惫的心灵；这里清澈秀丽的江河，洗却了他们劳顿的征尘。“适彼乐土兮”，他们从此在这里生息繁衍，择地拓荒，并从这里辗转闽粤，播撒八方。
血缘是根，文化是魂。传承千载的客家文化，是生生不息的一泓清泉，是客家人化不掉的根。客家文化已从各个层面、以各种形式、经各种渠道渗透在客家人的生命之中。它既负载着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又不断在传承中融合，在融合中新生，在新生中发展，体现着现实和时代的风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颇有影响的《南方周末》在新千年来到之际，评选了一千年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25件大事，其中开篇第一件就是“理学的建立”。由于历史的机缘，周敦颐及其弟子程颐、程颢在赣南传道授业，开理学之先河；王阳明巡抚南赣，奠心学之基业，赣州成为中国理学渊源之乡。宋明理学中不论是周程理学还是王阳明心学，二者都对赣南情有独钟，肇端、孕育、成就于赣南。宋明理学的参天大树庇护和影响着客家地域文化和文明的发展。
赣南、闽西、粤东，按行政区划分属三省，但在地理和人文上却浑然一体，在客家文化的形成、发展这一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分别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由于赣南自然地理和区位的优越，社会经济、人口数量、行政建制（汉高祖六年，灌婴定江南，建城设赣县，乃赣南行政建制第一县）等诸多条件的领先，就赣闽粤这一客家人聚居的“金三角”而言，赣南这一角举足轻重，处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源头。赣南以其众多的客家人口、保留完整的客家社会形态、地道的客家语言、淳朴的客家风俗、精湛是客家艺术以及丰富的客家人文景观等，被誉为了解客家、研究客家、体验客家最古老的化石、最鲜活的标本、最理想的基地、最完好的博物馆。在赣南，只要掬一把清波，就能看见客家血脉的搏动，只要捧一把红土，就能听见客家乡亲的心音，只有走进客家赣州，才算走近客家的母土，才能找到客家民系原始的注脚。
客家是个热爱历史、创造历史的族群。客家人是一群永远在赶路、永远不安于现状、永远不断进取的开拓者。我们的任务不是预测客家的未来，而是积极创造这个未来。弘扬客家文化，光大客家精神，发展客家经济，正是我们高扬客家旗帜的主旨。
历史在凝眸注视，世界在拭目打量。时空的大变迁、世界的大开放，将掀起21世纪客家雄风。章江、贡水这一双推动摇篮的巨手，曾经托起赣州客家的辉煌历史，今天，又张开双臂，拥抱客家赣州新的时代辉煌。我们为赣州客家昨天的精彩而喝彩，更为客家赣州明天的幸福而祝福！
是为序。
2004年9月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世界客属第十九届恳亲大会组委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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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赣”字，我们就会想到赣州、赣县、赣水、赣巨人。的确，在汉字里，“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字，它不仅笔画繁多，结构复杂，而且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与我们客家人息息相关。
先说赣州，这一温文尔雅、朗朗上口的辞语，既是赣南地域的现代政区名称，也是这一地域的古代政区名称。秦汉时，赣南地域已设治。汉时设南埜（野）、赣县、雩都三县。三国时期，在雩都设立庐陵郡南部都尉，代庐陵郡守分管当时赣南的南野、赣县、雩都、揭阳、阳都、平阳、南安七县。这是赣南设立地区一级政区的开始。此后，曾历称南康郡、南康国；隋时改虔州。南宋时，因虔州多“盗”，朝廷以“虔”为虎头，不祥，改虔州为赣州。从此，“赣州”这一雅称就与赣南这块土地和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这一地域历代政区的名称。
赣州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客家聚居地，这里的18个县市(区)，除章贡区和信丰嘉定镇以及其它几个居民点的世居居民外，其余均属客家方言区。全区客家人口占95％以上，亦即780万人以上。这里既有唐宋以来世居的“老客家”,也有明末清初从粤东和闽西回迁的“新客家”。新老客家和谐相处在一起，用勤劳和智慧开发着这片山区地域，并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赣州客家文化”。
然而，在有赣州之前，先有赣县。赣县设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这一年，汉高祖刘邦派大将灌婴略定江南，始设赣县，立城以防南粤王赵陀。（见《太平寰宇记》卷第一百八“江南西道六·虔州”）赣县是客家地区最早设立的县，至今已有2205年了。为什么叫赣县?清同治《赣州府志·卷二·舆地志》引赣县旧《志》，其中提到了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由郭璞《三海经注》中的“赣巨人”以名水，因水以名县。一种认为由南朝刘宋时人刘澄之之说，谓县东南有章水，西有贡水，县治二水之间，合为赣字，因以名县。二说孰是孰非，姑且不论。然它们说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赣县县名的来历均与水有关。这里说的水就是赣水。
赣水，这一名称最早见之于《山海经》。该书卷十三“海内东经”云：“赣水出聂都山，东北流，入彭泽西也”。《山海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地理书。据学者们研究，它大约成书于从春秋末年到西汉初年这一长时期中。由此可知，在秦汉以前，“赣水”这一名称可能早就存在过了。历史时期的地名、山川名称是常有变化的。西汉时，赣水曾称湖汉水；（见《汉书·地理志》）东汉复称赣水，延至宋代，元时始称赣江。
赣江，由源于赣州西部崇义县聂都山的章水，和源于赣州东面武夷山余脉石寮岽的贡水，在千年古城赣州的八境台下交汇而成。她，从赣南大地流出，交织着红土情怀，柔中见刚，冲破十八滩，蜿蜒740余公里，纵贯江西全省，北注鄱阳湖，汇入长江。她是江西的母亲河，也是客家的母亲河。她孕育了客家民系！
说到赣江，我们还必须说说“赣巨人”。因为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人认为赣水（赣江）这一名称得因于《山海经》中提到的“赣巨人”。那么，“赣巨人”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山海经》中的描述。该书卷十八“海内经”曰：“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袁珂注：《海内南经》作长唇，是也；长臂当是长唇之讹)，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袁珂注：当依古本作“见人则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袁珂注：《藏经》本“即”作“可”，于义为长）。”将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南方有赣巨人，长着人的脸，长嘴唇，黑黝黝的身子，浑身是毛，足后跟反转生，见人就笑，一笑嘴唇就上翘遮蔽了眼睛，人们因此才能趁机会逃走。”同书卷十“海内南经”亦有相似的描述：“枭阳国（江西在西汉初即设枭阳县，县治在今都昌县鄱阳湖区，公元421年废——作者）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左手操管。”《山海经》自古号称奇书，其内容多是根据传说，加以夸张想象而成，故常被斥为恢怪不经，连司马迁也叹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以下多将它列入地理书，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先生认为是“古之巫书”。然而，现代学者经过大量研究认为，《山海经》包含着关于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化、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保存着丰富的资料，是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所以，上述关于赣巨人的描述，看似不人不鬼，但拨开神话传说的迷雾，却透露出赣南地域远古时期人类活动的信息。关于这一点，晋代学者郭璞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山海经注》里说：“《海内经》谓之‘赣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长丈许，脚跟反向，健走，被发，好笑；雌者能作汁，洒中人即病；土俗呼为山都。”山都，即是赣南地域远古居民的后裔，秦汉时称“赣巨人”，魏晋南北朝时称“山都”。（详见下文）郭璞并认为：“南康今有赣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现代学者蒋柄钊、万幼楠等经过详细考证，也认为，“赣巨人”是居住在赣南地域的我国古代的一种少数民族。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赣”字上来。赣巨人——赣水——赣县——赣州，这些各具人文内涵的名字，把赣南串成了一幅从古至今的历史画卷。在这幅历史画卷里，演绎着客家民系孕育、形成、发展、壮大的幕幕场景；交织着客家文化丰韵秀美、神奇迷人的绰绰身影；展现出客家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熠熠光辉。下面，就让我们来一一展示这幅历史画卷的帧帧组图吧！
客家民系是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北方汉民渐次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区，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融合混化而形成的一个汉族支系。那么，在大量汉民进入赣南客家基本住地之前，这里的原住民或土著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一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江西南部，。这里，“地大山深，疆隅绣错”。（清同治《赣州府志》）东以武夷山脉为阻，西以罗霄山系为障，南凭巍峨的大庾岭和九连山，北临低矮的雩山，形成一个周高中低、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故在中国古代，不易为外界风气所影响。旧志说，“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说明这个地方的开发落后于中原及其它地区。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汉唐以前，这个地方就荒无人烟。事实上，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都证明，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地域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如，前文已提到的《山海经》中的“赣巨人”便是。此外，建国以来在这一地域也陆续出土了不少古文化的遗址或文物。如，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有，1983年定南县下历乡恩荣村大教场出土了石环、石镯、石镞、陶鼎腿等制品共10件，经省市文物部门鉴定，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商周文化遗址，仅定南县就发现了30多处；另外，在寻乌县文峰乡小布、于都县禾丰乡上湖塘、章贡区沙石镇新路村竹园下、赣县白鹭乡官村以及龙南、安远、兴国、大余、上犹等县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锛、石镞、石戈、石矛、石球、陶罐、陶片、陶纺轮、骨制品以及青铜礼器和剑、戈、矛、钺、削等青铜小兵器等，说明这一时期赣南的人类也开始跨入了文明的门槛。
那么，先秦时期赣南居民的族属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期赣南的疆域沿革。
根据历史古籍的记载，夏、商、周三代，整个中国东南部，包括今赣南地区，均属“扬州”。如《尚书·禹贡》曰：“淮、海惟扬州”；《周礼·职方》曰：“东南曰扬州；”《尔雅·释地》曰：“江南曰扬州”。这些古籍把全国分为九州，扬州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州。“扬州”一名的来源，据《晋书·地理志》的解释是：“州界多水，水波扬也”。这反映了我国东南部地区多水的特点，取名比较确切。但这不是行政区划，而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
春秋战国时期，赣南先后属楚、吴、越，后又属楚。清同治《赣州府志·舆地志》云：“赣在春秋为百越之地。楚使吴起南平百粤，赣地属焉”。说明先秦时期，赣南的土著居民是百越族。
百越，又称百粤，是我国东南和南方地区古代民族的泛称，分布于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及苏南、皖南广大地区。百越族文化有显著特征：其一，断发纹身；其二，刺臂而盟；其三，多食水产；其四，架木而居；其五，擅长舟楫水战；其六，语言不同于华夏族，也不同于楚人。[1]战国时已有“百越”之称，《吕氏春秋·恃君篇》：“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称“百越”，言其族类繁多，如，有“瓯越”、“骆越“、“扬越”、“于越”、“南越”、“闽越”等等。春秋战国时期，江西境内的主要居民便是百越族。从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看，北到九江瑞昌，西到萍乡，东至贵溪，南到赣南，都发现了属于古越民族文化特征的遗址和遗物。[2]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印纹陶文化”就是百越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之一。“印纹陶文化”的发生、发展历史与百越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是大致相符的。1975年，在赣南于都县禾丰上湖塘遗址出土的陶片中有多组印纹陶纹饰。同年，赣县白鹭乡官村发现的商周遗址，印纹陶以细方格、云雷、曲折纹为多，组合纹样较少。而1993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赣州地、市博物馆在对京九铁路沿线的赣州市沙石镇新路村竹园下商周遗址进行发掘中，发现了颇具特色的印纹陶鱼篓罐，以方格纹、曲折纹为主体纹样的装饰风格与江西吴城文化第三期和广东石峡遗址中层文化接近。这些印纹陶文化的发现，也印证了赣南先秦时期的土著居民就是百越族。
但是，和江南其它地方一样，赣南在先秦时期也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一直是一支影响和控制江西地区的重要力量。大约在春秋中后期，楚人的势力就曾达到了江西的西北部和北部，而到战国时期，楚国国力渐强，并往南发展，逐渐控制了江西的许多地方。楚灭越时，曾逼使一部分于越人南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与此同时， 有相当一部分楚人随着征伐军队来到江西这一地区，建立他们的统治据点，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竞争和融合。楚人是一个在文化上较越族先进的民族，他们的入赣，必然给赣南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以重大影响。如，楚人信巫，巫文化特别发达。《论语·子路》记孔子云：“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乎！”南人即楚人。可见，孔子这位儒宗也关注和赞赏楚巫。巫跟后起的宗教有所不同，尽管两者都是有神论，但宗教力图使神左右人，而巫术力图使人左右神。宗教的前提是人与天相分，巫术的前提是人与天相合。南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均十分适合巫文化的生长。所以，赣南受巫文化的影响也是久远的和广泛的。直至明清时期，这种影响的遗风还比比皆在。如，清同治《赣州府志》卷二十“舆地志·风俗”云“赣俗信巫。婚则用以押嫁，葬则用以押丧，有巫师角术之患。”而清同治《南安府志》卷之二“疆域·土俗”讲到当时大余的情况则是：“乃犹波靡楚俗，崇信巫鬼，至明张东海守郡教之学医，革其锢习，迷惘于是乎始觉”。……
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加剧，中原华夏文化圈的势力也迅速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广大地区扩张。公元前221年，秦剪灭六国，完成统一。世世代代生活在长、珠、闽地区的古越族，其统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并逐渐走向消亡。
秦汉时期，统治者对待百越各族，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政策。其一是，强迫将越人从原住地向汉区迁徙。如，秦始皇统一于越后，“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口障，而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汉武帝对东越和闽越也采取了同样措施，“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其二是，采取移民实边政策，即强行把中原人迁徙到百越地区去，与越人杂处。如，秦始皇进兵岭南时，除派出五十万军队外，又于“三十三年（—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3]又派尉赵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4]此外，秦汉王朝还在岭南越人区设置郡县，派出官吏进行管理。汉族统治者入主越人区，汉人便大量迁入。至王莽时，又徙“中国罪人”杂处其间。随着汉人的不断迁入，汉文化在越人区得到传播。汉文化不仅代表当时统治者的思想意识，而且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它对越人的汉化过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之，由于秦汉的全国统一，在封建集权制的统治下，百越族有的被汉族强迫同化，成为当地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有的则发展成为其他少数民族。因此，百越民族名称自汉以后在史书上便逐渐消失了。然而，作为“百越”的后裔仍有一部分继续繁衍下来。由于历史的发展变化，他们则演变为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了。
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在一些历史文献中，常常提到赣南山区有“山都”、“木客”。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晋郭璞在《三海经注》中，就说到当时赣南一带，把秦汉时的“赣巨人”，叫作“山都”。
又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引南北朝时雩都人邓德明《南康记》的记载说，雩都盘古山北五十里有石山，上有玉台，方广数十丈，又有自然石室如屋形。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鼓吹之声，山都木客为其舞唱之节。
宋李昉《太平御览》引《舆地志》的记载说，赣县上洛山（今属兴国）多木客，样子象人，说话的声音也象人，远远可以看见他，走近时他就躲起来了。能砍杉枋，聚居于高山峻岭之上。会与汉人交市，用木头换汉人的刀斧。交易的时候，你把东西放在枋下，然后躲开来。一会儿，木客就会来取东西，把枋卸下来给交易人，随便东西多少，特别信直而不欺诈。有人死了，他们也会哭泣殡葬，曾经有走山路的汉人碰到了他们的葬日，他们就拿出酒食来招待这个过路人。
又引南北朝时著名科学家祖冲之《述异记》说，南康和赣县均有山都，在深山树中作巢居住，隐身，难得看见他们。并记载了一个故事：赣县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树，约二十围，树老中空，有山都巢。宋元嘉元年，县治民哀道训、道虚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巢还家。被山都看见了，对二人说，我处在荒野，碍你们什么事？大木材有的是，难道还不够用？树上有我的窝，而你们却故意把它砍倒了。今天我要报复，把你们的房子烧掉！果然，至深夜二更中，内外屋一时火起，整个房子被焚烧荡尽。
此外，有关资料还记载说，唐末时，木客尝就民间饮酒为诗：“酒尽君莫沽，壶顷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对此，宋大诗人苏东坡《八境图》诗之八亦云：“回峰乱嶂郁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谁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可见，直到唐宋时期，赣南地域仍有山都木客活动的踪迹。
不仅赣南有山都木客，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山都木客还广泛分布于福建、江西、广东、安徽、浙江、湖南、广西和四川等省，尤以闽粤赣交界地区最为活跃。其生活特点是：居深山密林间，有树居也有室居的，少与他人接触，即所谓隐形。其身体特征，有的记载身材高大，有的说个子矮小，肤色黝黑。能劳动，会制木器；有语言和婚丧习俗。使用乐器，善歌舞以及喜吃虾蟹等。可见，山都木客明显是人，而不是神鬼怪物！
学者们根据历史文献往往山都木客并称，且所记山都、木客的居住特点、身体特征、经济生活均相同等信息，认为山都木客是同一个民族概念。虽然有的书上只言山都，有的只称木客，有的山都木客并称，但从未见过有倒称“木客山都”的。所以，山都木客是全称，其它为简称，并不是指两个不同的民族。
那么，山都木客为何族属呢？
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山都木客的来源同古代越族有关。因为，其一，早在汉代的文献中，就明确记载了木客是越国的伐木工人，长期被调往外地伐木，终不得归，而被称为木客。其二，从山都木客的分布地域看，主要在南方诸省，这些地区正是古代百越分布的范围。其三，从文化特征看，山都木客与古越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所以，山都木客是古越族的后裔，是一个现已消亡了的古代民族。从其活动的历史看，唐宋时代记载较多，明代只有广西有木客记载，其它地区已不见了，这可能已被同化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中去了。
（一）秦汉时期汉民的踪迹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开始，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为止的400余年中，经历了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东汉（公元25—220年）三个朝代和一个短命的王莽政权（公元8—24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时代，也是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与之融合的重要时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从秦代起，就有北方汉民涉足赣南。如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尉屠睢率50万大军分五路征岭南百越，其中一路就经赣南而进驻今梅岭“守南埜之界。”(《淮南子·人间训》)这批戍卒有无留居赣南并传下后裔，已无从稽考。西汉初，赣南已设南埜、赣县、雩都三县，三国时又新增揭阳、阳都、平阳、南安四县，共计七县。按理，“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当时赣南地已设七县，表明有相当的人口数量，其中除了当地土著(古越族)外，自然亦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人口。但是，今天赣南已经找不到三国以前入居的老姓氏。我们只能从考古资料和地方志的传说资料中寻觅秦汉时期汉民的踪迹。
如，考古资料方面：1982年赣州地区文博部门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大余池江长江村寨上发现许多汉代南埜古城遗物。1996年，又在城址旁边发现了一只变形的汉代青釉釜，首次发现赣南汉代窑址弃物。赣南的西汉墓没有完整的出土资料，仅1982年南康县蓉江镇杉树岭西汉土坑墓出土了一批硬陶青釉四方壶等。东汉墓葬则在赣南发现较多。比较重要的有：1980年在赣州市蟠龙镇武陵狮子山清理发掘的东汉初墓葬，其墓画像砖上印有：二骑二从的官吏武士出行图及一官吏盘腿端坐，侍女跪地执扇，旁立武士，一人匍匐朝拜的二幅图案，反映了墓主人的生前地位。据考，墓主人当是食三百石的赣县县官。1995年赣州地区博物馆在定南蕉坑清理发掘一座东汉墓，墓曾被盗，仅得一枚陶纺轮，但墓画像砖上印的虬须人面图案，却十分精彩。1996年在南康三益荒塘清理发掘的东汉晚期墓葬，出土了一批珍贵的青铜器，其精美程度当为赣南之冠；据考，墓主人为当地贵族。
传说资料方面，如，明宋濂《江东庙记》记载了赣地一个名叫石固的人，生于秦代，死了以后，能发祥为神。于是百姓立庙祭祀他。庙叫圣济庙（现赣州城区江东庙），初兴于赣地，后流布于四方，所在郡多有之。清光緖《赣州府志》“人物志·仙释”记载了一个名叫刘瑶英的人，生于秦朝末年。跟随父亲刘华避乱至石城琉璃山，因吞食异果，容貌顿改。于是独自一人栖居于县城西二十里的山上，常跨一白鹤往来，后竟成仙而去。因此，名其山为‘仙姑岭’。清光緖《宁都直隶州志》“山川志”则记载了一个关于宁都金精山的故事。故事说，汉时里人张芒有个女儿叫丽英，十五岁入山得道，长沙王吴芮听说后要娶她为妻。丽英不同意，于是升到高处骗吴芮说：山中有石室，中间有洞能通天，如果你能把它凿开，我们就能相见。于是，吴芮大举发兵攻凿。终于把洞凿通了，只见一女子乘紫云在半空中说：“我是金星之精，下到凡间治理此山。”说完飘然而去。山因此而名金精山。
以上几则虽系传说故事，却也传递出秦汉时期赣南地域汉人居住的有关信息，弥足珍视。
（二）“永嘉之乱”与赣南最古老的汉族姓氏
继秦汉四百多年的大统一局面后，历史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战乱频繁、分裂割据的动荡的时代。为避战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人民南迁的高潮。这次中原移民南迁持续的时间长，人数多，影响也十分深远。
西晋后期，统治集团己极度腐朽，贪污、奢侈、荒淫、抢夺、残杀等，一时司空见惯。司马氏集团横行险诈，贾后专权，政治十分黑暗。晋武帝死后，宫廷内大乱，后又扩大为诸王之间的混战，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以后，匈奴贵族刘氏趁虚侵入中原，公元311年，攻占洛阳，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又攻破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此后，北方陷入十六国大乱，南方则是东晋王朝偏安江左，再后来是南北朝对峙，使中国北方陷入300年的战乱和分裂，给黄河流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战乱中，出现“人相食，死者大半”的惨状。卖人为奴婢、奔逃流徙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为了逃避战祸，中原人民纷纷携家往南迁徙。这些“流人”，除了平民百姓外，还有不少世家望族：“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闽越遐阻，僻在一隅，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这些“衣冠望族”，来自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是魏晋以来形成的上层贵族阶层的士族地主，其中有一些是两晋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在战祸中，不仅无法维持名门世家的地位，而且随时有杀身之祸，因而不得已举家南迁，落籍江南乃至岭南。
据对客家姓氏谱籍资料的调查，发现目前赣南最古老的姓氏就是从晋代开始入居的。如：
宁都赖氏，据桴源忠诚公墓碑及《松阳赖氏重修族谱》载：西晋“永嘉之乱”，赖功行之子赖忠诚从浙江处州迁高山丛林的肖田桴源，是宁都有文字可查的最早南迁中原汉民。其玄孙光公由桴源官任浙江松阳，遇公为江东太守，赖姓始改松阳郡。硕公字仲方，官任太常少卿，于东晋末又避乱辞官归隐桴源。南朝元嘉初因遭水患，仲方漂流至雪竹坪（今梅江镇）定居。这是宁都县城最早的开基姓氏。
石城郑氏，据石城《井溪村郑氏六修族谱》载：“晋怀帝五年，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迁奔吴，(郑氏)避居豫章西山龙园梅井坪”，至“晋义熙八年壬子(412年)，兄弟迁南康郡揭阳县石逯速(今石城小松镇脑)……后移居南桥岭。”这是石城现存最古老的姓氏。
又据赖际熙《崇正同人系谱》卷2《氏族》“钟氏”条载：“东晋末，有钟简者，世居颍州，生三子：长曰善，次曰圣，三曰贤。元熙二年（公元420年），避寇南迁，……贤则徙居江西赣州。”钟氏在赣州居住了一个时期，后移居宁化石壁，成为钟氏入闽始祖。
（三）唐以前入迁汉民综述
整个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初，由于政治动荡，不断有北方汉民流入赣南。如：钟氏，其先人本为中原世家大族，因避“五胡之乱”而南迁，侨居金陵（今南京）。南朝时，因“候景之乱”，钟氏再度南迁，其中一支转辗来到虔州（赣州）孝义坊（今孝义巷），后又迁居兴国篮田里。
又如：南康蓉江镇东门村秋千坪袁氏、岭背奚氏都是隋末从河南迁入的。（新编《南康县志》）宁都管氏，始祖石码公于唐前期从浙江龙泉县徙肖田带源开基；卢氏，宗泰公于唐开元癸丑年（公元713年）从湖南桃源县徙居怀德乡清音里韶坊（即洛口麻田）；蒙氏，富一公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从东蒙山（在山东）徙虔化县，其云公于唐大和年间（823－835）移居赖村蒙坊；宁氏，显凝公于唐开元年间（713—741）从建宁县宁家源徙小布梨树排。廖氏，唐贞观年间由山西迁浙江，再迁今宁都县城西门鹅鸭塘；丘氏，唐开元年间由河南洛阳迁今宁都洛口乡灵村定居。石城温氏，唐开元年间温誗为虔化令，有惠政，百姓戴之，遂家于万田；居六世，少四郎于唐开成元年（839年）徙石城丰义。朱氏，世居河南亳州，三十九世牧于唐开元十七年（729年）迁虔州郁孤台下，后因寇乱避于石城之耸冈。此外，因为石城位于赣闽两省交界的武夷山脉中段西麓，与福建长汀、宁化两县隔山而居，自古以来是进入闽西北直至粤东的主要通道，素有“闽粤通衢”之称，所以，不少姓氏曾在石城驻足或繁衍数代，再外迁的。如：黄、刘、张、李、邓、许、吴、曾、王、何、谢、周、杨、朱、白、邹、傅、巫、范、程、钟、余、连、黎、彭、宋、蔡等姓氏都曾于唐代迁入石城，后外迁，复于宋明时期迁入石城的。
在文物考古方面，这一时期的墓葬发掘也逐渐增多。如，1980年在兴国永丰马良发现一座东晋墓，出土的花纹砖上印有“平固令”、“寿六十岁功臣平固令”、“府君”等铭文。根据《兴国县志》“晋武帝太康元年置平固县”的记载，考知该墓主人即为东晋平固县的县令。南朝墓葬，在赣州市河东片的章贡区、赣县、于都、兴国、宁都、会昌，以及河西片的大余、上犹、信丰等县均有发现，且以纪年墓较多。如：赣县白鹭官村的齐建武四年（497年）方氏墓、储潭乡罗溪村宋景平年（423—424年）胡氏墓、上高村宋元嘉七年（430年）胡氏墓；于都石上乡池布村大同七年（541年）梁朝墓；兴国大明六年（462年）南朝宋墓、永明二年（484年）南朝齐墓、天监十六年（517年）南朝梁墓等等。
这一时期，官方文献也开始有了关于赣南方面人口资料的单列记载，其中最早的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统计。当时赣南已设立南康郡，治所在雩都。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太康三年，南康郡在籍户口1，400户，人口失考。时南康郡下辖赣、雩都、平固、南康、揭阳五县，每县平均户数为280户。而当时全国每县平均户数为2，037.68户，南康郡所在的扬州每县平均户数1，794.22户，相邻的庐陵郡每县平均户数则为1，220户，均大大超过南康郡的每县平均户数，可见当时赣南人口尚少！到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南康郡有户数4，493户，口数34，684口。时南康郡下辖7县，每县平均户数为641.86户，比全国每县平均户数743.42户尚差一百来户。而到隋大业五年（609年），南康郡户数已上升为11，168户，较两晋和南朝时期有了较大的增长。
这一时期，赣南开始有了被载于史籍的文化名人。如，邓德明，南朝刘宋时期南康郡（今赣州）人。他自幼刻苦求学，曾于宋文帝元嘉末（约445年）不远千里，投师于当时的著名学者、豫章（今南昌）人雷次宗名下，从此学业大进，以广闻博识、贯通古今见称。他以毕生精力写成《南康记》一书，以《尚书·禹贡》为据，参考后世有关山经水志方面的著作，兼用考据、叙述、描写、议论等方法，综合介绍了家乡南康（今赣州）的山川胜迹、自然景物、社会风俗，以至奇闻佚事。这是一部赣南最早的山水人文志。明代天启年间郡人谢诏主编的《赣州府志》盛赞此书为“此邦文献之冠”，称邓德明为赣州全境第一个学者，把他列于《赣州府志·文苑》之首。
然而，综合以上诸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就整体来说，两晋南朝直至唐以前，迁入赣南的北方汉民是零散的，且“人数无多”对于“地大山深”的赣南来说，唐以前的人口是稀少的，其开发是很不够的。无怪乎清顺治年间为《赣州府志》（谢志）作序的分守岭北道道台大人汤斌在着意描绘了赣南的形胜“赣之为郡，处江右上游，地大山深，疆隅绣错，握闽楚之枢纽，扼百粤之咽喉”以后，不无伤感，叹曰：“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其言其叹未免偏颇，却也道出了唐以前赣南的荒凉程度。
（一）大庾岭古道的凿拓与唐代前期赣南的开发
赣南得到较大开发是从唐代开始的，而这与大庾岭古道的凿拓是紧密相关的。
大庾岭又名台岭、东峤、连溪山、塞岭、梅岭、凉热山，位于大余县西南25里，赣粤分界岭，素有“江广襟喉”之称。岭巅的梅关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的第一座关隘，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民国八年版《大余县志》序文论此地形险要时云：“庾岭蜿蜒，形胜天堑。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伊古兵学家，谓之赣南之门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军进攻南越，其中一路军队“守南埜之界”，在此开辟一条通道，驻扎军队，将此山作为军事要塞，秦人称之为塞岭。从此，大庾岭路得以开通。由秦汉至南朝，大庾山路不断地开拓行走，成了沟通岭南岭北的交通要道。
隋朝统一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征发大量民力物力，开凿大运河，沟通了黄河与长江水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长江是横贯东西中部的交通干线，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我国运销国外的商品由原来从古都长安运往西域诸国之商道改从中原沿大运河南下，经扬州溯长江入鄱阳湖，逆赣江过庾岭顺浈水入广州。这条水道北起通州，南达广州，是长安与岭南联系的主道。
唐代，我国封建社会经济进入高度繁荣发展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商贸交往更加频繁，“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广州港逐渐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大都会和重要港口。从中原经过江西境内运往广州的商品必须经过大庾岭通道。然而，当时大庾岭山路崎岖难行的状况并没有大的改变，“人苦峻极……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商旅过往十分不便，已不能适应南北交往的需要。于是，唐朝政府决定凿拓大庾岭驿路。受命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客家先贤、韶州曲江人张九龄（676—740年）。张九龄于武则天时进士及第，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在唐玄宗时历任要职，曾做过宰相。因家住大庾岭南面，赴京城科考和做官都要经过大庾岭古道，因此，张九龄熟悉大庾岭地形，并对这条古道阻塞的困境有切肤之痛。出于为国家发展建功立业和为家乡人民做点实事的双重使命感，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时任左拾遗、内供奉官的张九龄上书皇帝，建议新辟大庾岭驿路。玄宗皇帝准其奏，并任其为开路主管。张九龄受命后，即“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进行实地勘测。又乘冬季农闲期间，征调农民服役，抓紧施工，终于开出了一条新道（大梅关）。这条新道全长30多里，路宽5丈，并在路旁植树，使公私贩运大为改观，于是乎“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大大方便行走与运输了。由于岭路的拓宽，使赣江与大庾岭的水陆联运更加顺畅，因之赣江航运与北江航运的联系也就更趋紧密了。
赣江航道上还有赣石险滩，即赣县至万安之间的十八滩，是舟船航行的一大障碍。凡来往船只均需雇请赣石水工，才能比较有把握地通过。德宗贞元初（785年），虔州刺史路应，“凿赣石梗险，以通舟道”，使“赣石三百里，沿洄千障间”的滩石航道，更为安全些了。
赣江航道畅通了，北接长江航运，南联大庾岭驿路，从广州经洪州至扬州，转运河西至洛阳，入关至长安，这条交通主干道便全线贯通，于是南北联系更加密切，中原经济文化对江南乃至岭南的影响愈加明显。作为这条交通要道必经地区的虔州，开始有了较大的开发。
唐初，虔州辖赣、虔化、南康、雩都4县，太宗贞观年间只有户口8，994户（据639年统计）。而到天宝年间（742—755年），则增至37，647户，较前增加了四倍多。以旧有的4县统领显然显得太松散，于是就有了新县之设。高宗永淳元年（682年），析南康更置南安县，“以其地接岭南，人安物阜，谓之南安”。玄宗天宝元年（742年）统一全国县名，因泉州（今福建）有南安县，改名信丰，取“人信物丰”之义。经济发展，人口增殖是南安（信丰）设县的重要原因。到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以南安地域过广，遂割南安县地置大庾（今大余），以其“当五岭之一也”，意在加强对梅岭边上过往商人的管理。安远析自雩都，原因是“雩都是以地辟人稀，每有赋徭，动逾星岁”，贞元四年（788年），刺史路应奏请析雩都三乡并信丰一里再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唐前期，赣南“始有士”，在科考上有了起色，出现了影响全国的文化名人和政治人物。如：
綦毋潜，字孝通，南康县人，开元十四年（726年）进士。授宜寿（今陕西周至）尉，迁左拾遗，终官著作郎。他不仅是江西全省第一个进士及第的著名诗人，而且也是唐代的名诗人，《全唐诗》收录他的诗计1卷，共26首；《河岳英灵集》则录6首，在唐代诗坛获得了殊荣。
钟绍京，字可大，唐代赣县人（后籍兴国），系三国时著名书法家、魏国太傅钟繇的十五世孙，工书法，人比钟繇，号称“小钟”。其远祖本为中原世家大族，因避“五胡之乱”而南迁，侨居金陵（今南京）。南朝时，因“候景之乱”，钟氏再度南迁，其中一支转辗来到虔州（赣州）孝义坊，后又迁居今兴国篮田里。钟绍京于武则天时入朝做官，初为司农录事，因书法出众，旋被擅长书法的礼部尚书裴行俭荐入凤阁（武则天当政时的中书省）当差，专为朝廷题写宫殿门榜匾额。中宗景龙年间，又被提升为宫苑总监（从五品），虽官位不高，但既入内廷，便为他了解朝政，日后参与机要创造了条件。当时，中宗懦弱，韦皇后与武三思相与勾结，操纵朝政，毒死中宗，企图效仿武则天，由韦后当女皇。钟绍京身处宫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藏在心里。时临淄王李隆基英武有大志，见绍京机智可用，遂阴与之谋，抢先行动，攻入太极殿，诛灭韦后及其党与，恢复了唐睿宗李旦的帝位。当晚，钟绍京因功晋封为中书侍郎，参与机要事务的决策。次日，又进拜中书令，封越国公，成为唐代江南第一位宰相。钟绍京死后归葬乡里，现兴国仍存钟绍京墓和越国公祠。
闽西与赣南毗邻，亦为山区地带。这里河流众多，经江西南丰和抚州入鄱阳湖的抚河，以及经闽中明溪、三明而入闽江的沙溪，其源头都在宁化县境。赣江东源的贡水和经闽西长汀、上杭、永定而入广东大埔成为韩江的汀江，其源头则在古长汀县境。虽有武夷山之隔，但自古赣南、闽西两地交通便利。仅陆路而言，从赣南东端的石城县城至闽西，就有三条大路：一条自南门二十五里至大畲桥宁化县交界，为东陆大路；一条自南门九十五里至迳口长汀县黄竹岭交界，为南陆大路；还有一条自东门五十五里至宁化堑头交界。而瑞金地近闽、广，“有黄沙隘路通汀州，平坦可据以守；其车断、陈輋、日东、黄竹、湖陂、平地六隘，路通长汀等县；桐木、新中、新迳、蹋迳、桃杨五隘，路通武平等县。”这些通道，把赣南闽西紧紧联系在一起，虽有地界之分，但在文化地理上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闽西设治迟于赣南，西晋时始设县治。至唐代，正式置汀州。玄宗开元年间，汀州领长汀、宁化二县，有户4680户，亦有了一定的开发。
（二）唐中后期至五代的变乱与客家先民的南迁
唐中后期至五代，先后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末农民大起义和五代纷争等重大变乱，由此造成西晋丧乱以来的第二次移民高潮，也为客家先民的大批进入客家地区带来了契机。
1、安史之乱与北民的南迁
唐玄宗后期，由于陶醉于“开元盛世”的巨大成功，已经丧失了前期励精图治的作风，开始滋长了骄傲情绪和享乐思想。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宝”，进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并虚构了天赐灵符的奇迹，以表示自已深受神佑，能文能武，能圣能神。这些作法，反映了他在思想上已丧失了政治警惕，认为可以无忧无虑地把自己的统治继续下去。晚年的唐玄宗不再愿意过问政事，听任李林甫擅权，自己只想安逸享乐。天宝三年（744年），玄宗纳杨太真为贵妃，更加沉溺于声色之中，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腐化生活。
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和两个堂兄都被赐第京师。不学无术的杨国忠官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朝政。由于杨国忠与李林甫不和，相互拆台，勾心斗角，搞得朝政乌烟瘴气。
唐玄宗晚年最大的社会问题是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唐朝从高宗以来，边疆一直有重兵屯戍。到玄宗统治前期，为了加强边疆的防御，又在边境的若干重要地区增设军镇。军镇管辖几个州，主将叫做节度使。节度使起初只管军事，后来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他们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宰相往往出任节度使，节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作宰相，这就是所谓的“出将入相”。天宝初年，边境的十个节度使共拥兵四十九万，而唐中央禁军不过十二万。
那时候，一身兼任平卢（治所在营州，今辽宁朝阳）、范阳（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市）、河东（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拥兵18万，势力雄厚。安禄山的父亲是西域人，母亲是突厥族人。他曾几次入长安朝见唐玄宗，并被杨贵妃收为养子。安禄山看到唐朝中央政治腐败，内地兵力空虚，玄宗整日在宫中饮酒作乐，认为有机可乘，阴谋叛乱，夺取唐朝的天下。他一面常常向玄宗进贡财物，并总是说“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骗取玄宗的信任；另一面却暗中招兵买马，准备反叛。安禄山在范阳修筑了一座雄武城，用来收藏兵器和粮食，还大量扩充军队，收编北方少数民族的降兵，又从中挑选骁勇善战的青年八千人做亲兵，畜养高大健壮的战马几万匹。他用胡将代替汉将，也收用一些汉族地主，为他策划叛乱。
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安禄山举兵范阳，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率15万叛军南下。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承平日久的局面被猝然打破，无论对统治者还是对广大人民来说，事变都来得很突然，引起了心理上的极大恐慌。唐玄宗得到了军报，还以为是假的，不相信安禄山真会反叛。叛军长驱直下，淡漠了战备意识的河北各地陷于混乱。叛军很快就渡过了黄河，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安禄山占领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公开建立起了割据政权。
安史之乱前后经历了8年之久，战乱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对北方造成极大的危害，“大兵之后，民无畜积，饿殍相枕”，“人多逃窜他邑以避祸”，“编户转徙，庐井半空”。黄淮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成了荒原。大诗人李白当时正辗转江南一带，亲眼目睹了这一情景，他在诗中描绘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不管是官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纷纷南迁避难。
叛军曾有过南下江淮的打算。但是，其东线被挡在了睢阳。当时，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张巡与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许远合兵死守睢阳，使“贼锋挫衄，不至江淮”。其西线亦受阻于襄阳，使“南夏得以保全”。对阻挡叛军南下起了重要作用。于是，避难的北方移民便在淮汉以南各地驻足下来。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交界的南岸，北接湖北和安徽，它作为这股南来的人流落脚重要地区之一，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有学者指出，经过安史之乱，江南地区的人口普遍上升，其中江西境内增长1∕4。
江西成为“安史之乱”后移民聚集区之一，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户口数有了增加。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记下了有关唐后期分州户口的珍贵资料。就江西而言，洪、吉、饶3州及新置的信州户口在开元（713～741年）、元和（806～820年）之际的变化具有典型意义，反映出北人迁赣之所趋：
洪州，开元年间55405户，元和年间91129户。吉州，开元年间34481户，元和年间41025户。饶州，开元年间14062户，元和年间46116户。信州，开元年间尚未设州，元和年间28711户。
洪州元和比开元之际增35000余户，净增数达64%；到贞元十六年洪州刺史李巽鉴于户口激增的情况，奏请分武宁县西界置分宁（今修水）县，这与北方人口南来促使这一地区人口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
饶州位于赣东北鄱江和信江流域，自安史之乱第四年，即乾元元年（758年）至永泰元年（765年），这里接连分置了上饶、永丰、贵溪3县，这3县合以饶州的弋阳县与衢州（今浙江衢县）的玉山县建立一个新州—－信州。天宝间饶州有户4万挂零，到元和时期，饶、信2州合计有户近75000户，以开元间饶州的地域范围计，元和时户数净增83%之多。
洪州和饶州增设的新县都位于山区，即集中在信江和修水的上游，这一方面说明山区是避乱的理想之所，同时也表明，洪、饶2州所在的鄱阳湖周围平原地区开发程度已较高，人口也较密集，所以新来移民遂聚居于条件稍差的山区。这一流动趋向在五代及宋朝仍在延续。洪、饶、吉3州面积占赣中赣北的2/3，又地处江西条件最好的农业区域，元和间这3州户口的大量增加，表明安史之乱期间有大批北方移民到此定居。他们成为“客家先民”的直接源头之一。
而同一时期，江西南部的虔州户口反而减少，从天宝年间的37647户减少到元和年间的26260户，减少了1万1千多户。对照同一时期全国户数由天宝十四年（755年）的8914709户，减少至元和十五年（820年）的2375499户，元和户数只及天宝时的26%，而虔州元和户数为天宝户数的69%，下降幅度远较全国平均水平低。这一方面说明，这一时期赣南户口的减少与唐朝经济由盛转衰的大背景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时赣南受战乱影响较小，不正常死亡和逃离的较少，且还接受了一部分来自战祸最惨烈的中原和江淮的逃户。如：宁都曾氏，唐天宝年间由山东迁江西乐安再迁宁都东韶；宋氏，唐天宝年间由河南开封迁宁都湛田；朱氏，唐乾元年间（758～760年）由河南迁抚州再迁宁都洛口；管氏，唐中期由山东迁浙江再迁宁都肖田带源；谭氏，唐元和年间（806～820年）由山东迁抚州再迁宁都石上斫柴岗；黎氏，唐宝历年间（825～827年）由陕西迁宁都东韶；古氏，唐文宗年间（827～840年）由山西迁洪州再迁宁都县城；崔氏，唐会昌年间（841～846年）由河北迁石城再迁宁都黄石营底，等等。他们都成为了“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2、唐末农民战争与客家先民的大批入赣
如果说，安史之乱引起的北民南徙的迁入地主要在江淮和赣中赣北，进入客家地区的尚属少数的话，那么，唐朝末年农民战争带来的移民则是大量进入到客家地区了。下面，就让我们来对这一过程作些具体的阐述。
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唐朝从此由盛转衰，朝政亦日趋腐败。唐朝后期，宦官在中央掌权，藩镇在地方割据，社会更加黑暗。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土地私有制不断发展，均田制已遭破坏。到唐末，大量土地集中于贵族、官僚之手，而全国半数以上农民失去土地，大批农民沦为逃户。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潼关以东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遭大旱，小麦只有一半收成，秋粮几乎颗粒无收。入冬，农民只得吃草根、槐叶，很多人饿死。灾情这样重，官府却照样催逼赋税，加紧剥削，致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当时，山东一带就流传着一首歌谣说：“金色蛤蟆争努（怒）眼，翻却曹州（今山东曹县北）天下反”。这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起义风暴就要来临。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春，濮州（今山东濮县东）私盐贩王仙芝首先在长垣（今属河南）起义，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役的沉重。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起兵响应，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在王仙芝、黄巢领导下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王仙芝不幸战死，黄巢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农民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进军虔（赣州）、吉（吉安）、饶（波阳县）、信(上饶)等州。又转抵浙东，开仙霞岭700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整后挥师北上，向长安进军。到荆门（今属湖北）时受阻，又转战到江西。调整部署后，由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渡长江北上。攻下东都洛阳，又西破潼关，直入长安。起义军的纪律好，民众夹路观看，一点也不惊慌。黄巢的将领向民众宣告说：黄王起兵，是为拯救百姓，不象李家不爱惜你们，大家应当照常安居乐业。黄巢在长安即了帝位，国号大齐。
因为起义军流动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不能巩固战果。起义军打了很多胜仗，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唐朝的主力部队。在黄巢称帝的同时，唐朝已调集各路兵马，包围长安，使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
僖宗广明二年（881年），黄巢派兵进攻凤翔，想要打开被包围的困境，但被唐军打败。这时，起义军的组织已经涣散，手中有实力的各部首领开始各自为战，不听黄巢的指挥。原属起义军的朱温，率领部下叛投唐朝。唐朝又招来李克用的沙陀兵，配合作战。李克用于883年从山西省北部渡过黄河，攻下一些州县后，逼近长安。黄巢率领起义军残部往东退到河南，战斗了一段时间，又退到山东。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黄巢被围困于泰山狼虎谷，自刎而死，起义失败。
这次起义前后经历十年，转战半个中国，对社会的震荡是空前的。起义失败后，紧接着是藩镇之间的相互攻战和并吞，搞得国无宁日，这一情况在唐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北方显得更为激烈。不堪忍受战争之祸的广大人民，只有避难逃亡。因此，由安史之乱造成的人口流动趋势一直在延续着。
黄巢农民军虽然两次进入江西，但均系流动性的，停留的时间很短，且波及面不大。第一次进军路线是：由北渡江至江州（九江），至洪州（南昌），再沿着赣江边至吉州、虔州；然后原路北返至洪州，又东折饶州、信州，再往浙江东而去。第二次由浙江进至饶州、信州，很快便北往安徽方向流走了。对于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几乎没有造成大的危害。所以，相对于中原和江淮来说，江西仍是较为平安的区域，吸引了不少北方流人来此避难。如，赣境腹地的泰和县，当唐末战乱之际，“四方大姓避地者辐辏而至，曾自长沙，张自洛阳，陈、严、王、萧、刘、倪等族，皆自金陵而占籍焉，而生齿之繁，遂倍蓰于旧。”
处于“地大山深”中的赣闽粤三角区，受战争影响更小。因为农民军在由浙江往福建、广东的流动过程中，越仙霞岭而直插建州，攻克福州；尔后循着漳州、潮州向广州方向流动。攻克广州后，因不服水土，又回军北上，经湖南、湖北而入中原。其进军路线均在赣闽粤三角区外围，这一区域可说是相安无事，堪称乐土。于是，大批移民从中原、江淮、荆襄乃至赣北赣中进入这一地区，成为了“客家先民”。而赣南处于赣闽粤三角区的北部，得接纳北来汉民之先，又成了“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正如罗香林先生所言“其地址踞闽赣要冲，客家先民，大抵本自中原南下徙赣，再由赣徙闽，复由闽徙粤，其与宁化石壁发生寄居关系”。如：
罗氏：“迨下唐僖宗之末，黄巢作乱，我祖仪贞公，致仕隐吉，因家吉丰。长子景新，徙赣州府宁都州（即今赣州市宁都县，此处名称错用——引者），历数十年，又迁闽省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成家立业。”（《江西罗氏大成谱》）
钟氏：“向公为江阴太守，时因军乱大变，自颖川逃难，在江西于都县竹子坝阱？乡住。后流在福建宁化县白虎村，安家乐业。”（《松口钟氏族谱》）
吴氏：蓉江迎恩坊吴姓因避黄巢之乱，由安徽凤阳迁虔州，宋隆兴中（1163～1164年）复迁蓉江。（南康吴氏族谱）
孙中山的远祖孙 ，也是唐末因黄巢之乱迁居于宁都的，历五代至宋，子孙寝多，散布于赣闽粤各地。现宁都县城边仍保存着孙？墓。
又，宁都刘氏，唐末由陕西迁安福马迹；戴氏，唐末由金陵迁肖田坪湖岭；许氏，唐末由金陵迁石城乌都陀；严氏，唐末由浙江迁洛口厚田；李氏，唐末由抚州迁东韶琳池；胡氏，唐末由永丰迁小布、黄陂。
兴国王氏，唐末从吉安富田迁高兴小春；刘氏，唐末从福建迁社富东韶。
南康吴氏，唐末从遂川和年迁横市田心；卢氏，唐末从福建堪下迁唐江卢屋村。大坪南良邓姓，唐末从河南新野迁入；凤岗下雨塘陈姓，唐末从泰河柳溪迁入。
…………
这一时期进入闽西的客家先民亦不少。一方面是因为闽西紧贴赣南，自古两地交通便利。如：素有“闽粤通衢”之称的石城县，其县城距宁化县城仅一百里之遥；“客家祖地”石壁村就在两县城的中间，距石城县城仅五十里，可谓“鸡犬相闻”了。瑞金有黄沙隘等七大古隘口路通汀州。会昌则有著名的筠门岭古道直达武平。所以，一部分客家先民在抵达赣南后，继续前行而进入闽西。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还增加了一条从浙江方向进入闽西的道路，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黄巢农民军开出的仙霞岭山道。公元878年，黄巢农民军在由浙江向福建进军时，在浙、闽交界处，绵延二百多里、海拔一千五百米的仙霞岭山区，挡住了大军去路。黄巢于是下令劈山开路，在一个月之内，修通了从衢州（今浙江衢县）到建州（今福建建瓯）的七百里山路。这条山路以后成为浙闽山区的重要通道。一部分客家先民正是顺着这条山路，沿武夷山东麓南行，进入闽西地区。如：
嘉应《刘氏族谱》首册《刘氏世系行实传》云：“一百二十一世祖讳祥公，妣张氏。唐末僖宗乾符间，黄巢作乱，携子及孙，避居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洞。……”
崇正同人系谱》卷二《氏族》“李氏”条云：“……而南来之祖，则溯始于唐之末年，有宗室李孟，因避黄巢之乱，由长安迁于汴梁，继迁福建宁化石壁乡。……”
同书温氏条云：“至九郎公（原住江西南昌）因避黄巢之乱，转徙闽汀之上杭”。
大埔《范氏族谱》载：“六十一世坤，……唐僖宗元年（874年），因乱，家口十八人居浙江杭州钱塘，后移南剑州沙县，再迁宁化黄竹径开基。”
…………
客家地区流传着一则“黄巢与葛藤坑”的历史传说，很能反映这场农民战争与客家先民的关系。故事说：
黄巢造反的时候，到处杀人。当时有一位妇女，带着两个男孩，出外逃难，路上遇到了黄巢。黄巢看到她把更大的孩子背在身上，反而牵着更小的孩子走，感到很奇怪，就问她这是为什么。这位妇女不知道是黄巢，就回答说：听说黄巢造反，到处杀人，早晚就要到这里了。这大点的孩子是我的侄子，父母都死了，我怕他落到贼人的手里，断了哥哥一脉的香火，所以把他背在身上；这个更小的是我自己的儿子，不敢放下侄儿子来背他，只好牵着走了。黄巢听了很感动，夸奖这位妇女深明大义，并安慰她说：不要怕！黄巢等邪乱，怕葛藤。你赶快回家，把葛藤挂在门上，黄巢的部队看到了，就不会屠杀了。妇女回到村子，赶忙在山坑路口，挂满葛藤。黄巢的部队从村旁经过，因为黄巢曾下令不要屠杀挂葛藤的村子的人，所以都不敢进村骚扰，一坑男女，因此得以存活下来，后人于是把这个地方叫做葛藤坑。后来各地客家，其先祖，都是葛藤坑居民。
这是一则非常有意思的传说，从民俗学的角度讲，也是一则十分有价值的口碑资料。它生动地反映了客家先民因黄巢农民战争而避难迁入赣闽粤客家地区的历史背景。现在，赣闽粤客家地区仍保留着不少“葛藤坑”、“葛藤坳”、“葛坳”之类的地名，这说明，黄巢农民战争引起的客家先民南迁进入客家地区，不仅数量是大批的，而且其对于客家民系的影响也是重大的、深远的。
3、五代纷争与客家先民的南迁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朝在风雨飘摇中又延存了20多年。在这期间，原来的藩镇问题和宦官专权问题继续存在，并且交织在一起愈演愈烈，最终葬送了唐王朝。
藩镇将帅中有在农民起义中拥兵自保，趁机扩大了自己实力的旧镇，也有在战乱中新起家的，史称唐末时“藩镇废置，不自朝廷”，割据的倾向更为明显了。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背叛黄巢、投降朝廷后发展起来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以及在镇压黄巢农民军中发展起来的沙陀贵族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公元907年4月，朱温废除唐哀帝，自立为帝，建立后梁，宣告了唐朝的灭亡，“五代十国”的历史由此开始。“五代”是指相继统治着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五个封建王朝；“十国”是指与此同时在南方和河东地区先后存在过十个割据政权。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北方伴随着五代政权的更递，新老军阀不断兼并混战，广大人民备受兵燹之苦。战争使西起关中，东至山东，南及荆楚，北亘山西的广大北方地区人烟稀少，洛阳城里“城邑残破，户不满百”。契丹贵族侵袭过的河北诸地，更是“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断绝”。人民被迫离开家园，逃亡外地，使唐末以来的北民南迁运动，象波浪一样地持续着。
五代数十年中，江西先后为杨吴与南唐所据有，政治局面相对安宁，加上优越的自然环境，成为人口流动的重点区域之一。而地处赣江源头的赣南，更是避难者的理想乐园，招徕了一批又一批的流寓之人。如：
宁都廖氏，原居浙江松阳，五代后唐同光二年立籍肖田黄泥排；谢氏，五代后晋开运年间从吉州河口徙赖村女冠。彭氏，五代后唐从永丰迁蔡江山梨；王氏，五代后唐由豫章迁大沽牛角湾；徐氏，五代后唐由豫章迁石城。
石城毕氏，五代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避兵乱从抚州乐安迁石邑毕家屋；龚氏，五代南唐初从浙江迁石城屏山龚坊建村。
…………
这一时期，迁入与赣南相邻的闽西的姓氏也不少。如：
吴氏，后晋天福间（936～944年）从四川阆州迁江西临川县之石井，再迁汀洲宁化、永定等地。何氏，五代后梁时由庐江迁武平县。张氏，后晋天福年间从江苏姑苏迁宁化县。曾氏，南唐保大年间（943～958年）由江西永丰迁石城，再迁福建宁化。沈氏，唐末五代初由吴兴郡（浙江）随王潮入闽居汀洲。
唐末五代时期，迁达粤东部东北部的也有，如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中所列举的19姓中就有两姓，即古姓和罗姓。然而跟赣南闽西相比，仍属少数。
总之，由安史之乱特别是唐末黄巢农民战争造成的客家先民的南迁，其过程一直延续至五代之季。先民们成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区，成为客家民系的直接源头，对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赣闽粤边区的畲族与汉畲民族交融
唐、宋、元、明时期，赣闽粤边区活跃着被称为畲族的少数民族，他们在与汉族的长期接触和交往中，互相学习，互相适应，最后融为一体，成为客家民系的一分子。
畲族的名称，最早见于南宋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漳州谕畲》，其文曰：“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一《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剽劫，累政。”可见当时“畲民”与“輋民”两词并用，潮州所称“輋民”，与漳州的“畲民”，均同样指今日之畲族。
畲族”名称虽然最早见于南宋，但并不等于畲族也是在这个时期才产生的。“其来久矣”，说明它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根据文献记载，赣闽粤边区在“畲民”名称之前还出现过“峒蛮”、“蛮僚”等少数民族名称。如：《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五云：“（唐昭宗乾宁元年）是岁，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黄连洞在汀洲宁化县南），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永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清嘉庆《云霄厅志》曰：“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不论是“峒蛮”还是“蛮僚”，都是说的同一个民族，即指“畲民”的先民。
关于畲族的族源，说法较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说，一是“百越”后裔说，二是“长沙武陵蛮”后裔说。笔者赞同后说，即主张畲族不是赣闽粤边区的土著，而是外地迁入的少数民族。畲与瑶、苗同源共祖，最早，可溯源于远古的“荆蛮”，他们生息于古荆州地区。楚国时，居于楚境内的部分蛮族被迫向南、向西迁徙，从而加速了蛮族重心南移的过程。汉代，畲与瑶、苗的先人，被称作“盘瓠蛮”。盘瓠蛮的得名，因盘瓠传说而来。盘瓠传说，最早可溯源于《山海经》。《山海经·海内北经》卷一二说：“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郭璞注：“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此即盘瓠传说之雏型。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东晋郭璞的《玄中记》、干宝的《搜神记》、《晋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有类似的记载。南朝宋人范晔将这一神话传说载入正史《后汉书·南蛮列传》，足见汉至南北朝其流传已相当广泛，颇具影响。
上古时期，高辛皇后患耳疾三年，宫廷太医从她耳中挑出一条似蚕金虫，皇后耳疾顿消。于是将金虫育于盘中，天天盼着它长大。不久，金虫变成了一条长一丈二的龙犬。龙犬遍体斑纹，毫光显现，高辛帝见之大喜，赐名龙麒，号曰盘瓠。当时番王数侵边境，高辛帝遣将征讨，均不能擒胜。于是下诏求贤，告示天下：有能平番者，赐金千斤，封邑万户，并妻以第三公主。龙犬得知，即揭榜奔赴敌国，忍辱负重，服侍番王三年，使番王丧失警惕。一日，龙犬乘番王酒醉之际，咬断其头，渡海衔归，献于高辛皇帝。帝大喜，但因龙犬貌丑，欲食前言，不愿将公主下嫁。正在为难之际，龙犬忽作人语：“将我放在金钟内，七日七夜便可变成人。”入钟六日，公主怕龙犬饿死，就打开金钟，结果龙犬身子已变成人形，头却未来得及变。于是盘瓠与公主结婚。婚后，入居深山，开山种地为业。先后生下三男一女。长子出生后，用盘子装着去见高辛帝，帝即赐姓“盘”，名“自能”；次子出生后，用蓝子装着去见高辛帝，帝即赐姓“蓝”，名“光辉”；三子出生抱去见高辛帝时，正逢天上打雷，遂赐姓“雷”，名“巨祐”；女儿长大后招钟智深为驸马，其后裔遂姓“钟”。从此，盘、蓝、雷、钟畲族子孙繁衍。
汉、晋时期，盘瓠蛮主要活动于洞庭湖西南的武陵（湖南常德）一带，因地名族，故名“武陵蛮”。由于受到汉族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他们开始向外迁移，并在迁移过程中，逐渐发生分离。其中较早往西迁徙，进入黔北黔西、川南、滇东、桂西的一支，后来演化成了苗族。于隋唐时期进入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的一支，后来形成为畲族。而唐宋时期由湘南越南岭，分道进入广东、广西的则成为瑶族。
隋唐开始进入赣闽粤交界区的武陵蛮，其迁徙的路线是：从洞庭湖边出发，沿着衡州、郴州等区域南行至南岭北麓，不逾岭而东折湘赣边，入赣中赣南，再至闽西南而粤东，广泛散布于赣闽粤三角区，逐渐形成畲族族群。
畲族在赣闽粤三角区流徙的过程中，曾结集于潮州（隋、唐时期的潮州辖境包括今梅州的大部分县市）的凤凰山一带，并作了较长时期的住留。所以，畲族中流传着关于祖居地凤凰山的传说。如著名史诗《高皇歌》咏道：“龙麒起身去广东，文武朝官都来送；凤凰山上去落业，山场地土由其种。……蓝雷钟姓出广东，广东原来住祖宗；……广东路上去安葬，广东路上是祖坟；走落潮州凤凰山，住在广东已多年……”。原来，畲族因居住山林，刀耕火种，是不需交粮纳税的。正如《高皇歌》所咏：“当初掌（畲语称“住”为“掌”）在凤凰山，做得何（畲语称“有”为“何”）食是清闲；离天三丈无粮纳，离木三丈便种山”。所以，唐宋时期，畲族人口发展很快，几乎占领整个粤东地区。清光绪《嘉应州志》云“梅地古为畲、瑶所居”。可见畲族对粤东地区的影响是很深的。
宋元时期，由于畲族人口急剧增加，加上其它政治、经济等原因，畲族复又由粤东向赣南、闽西等地迁移。流传在闽东、浙南畲族中的《畲族祖先传说》这样说：
“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凤凰山的名气越来越大。官府知道了，要他们按地纳粮，照人抽税。他们交不起粮税，官府派兵围剿。在交战中阿郎和爱莲（畲族的男女祖先—引者）不幸牺牲。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官府霸占，迫使其子孙逃离凤凰山。”
子孙后裔虽然迁走了，但结集地烙下的信息却是深刻的。因此，凤凰山之与畲族，就象宁化石壁之与客家人、南雄珠矶巷之与广府人、洪洞大槐树之与华北人一样，都是移民史上象征意义极强的“祖居地”。
畲族与历史时期迁入的汉族一样，对于赣闽粤这片广袤的山区地域来说，也是移民。因此，他们与不同时期迁入的汉族构成了杂居错处的格局。如：
赣南，据清光绪《江西通志》卷四八“南安府条”载：“当五岭最东为交广襟喉，地多瘴，与輋人杂居。”又，“崇义俗杂五方，虽风气与三邑略同，而輋人附居，多射猎为食”。《衢志》卷八“风俗志”载：“龙南山中有畲客，其妇恒终岁赤足与南子杂居作度日，不与汉族通婚，……盘瓠死后，由闽粤播迁处之深山丛中，渐渐阑入衢境。”
闽西，据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载：“唐时初置汀洲，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畲客。”
粤东，据宋人编撰的《太平寰宇记》载：梅地宋代的民族，“主为畲瑶，客为汉族”。
…………
杂居错处必然打破民族界限，促进汉畲人民的接触和交往，而这种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便是汉畲民族融合的开始。民族融合的规律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反抗统治的斗争往往成为民族融合的催速剂。宋元时期，畲民反抗统治或起义之事屡见于史，且有些斗争是跟汉族的下层平民百姓结合在一起的。如：绍兴五年(1145)，虔州、梅州以及汀漳等地蛮僚相继起义。宁宗嘉定元年(1208)，“值江西峒寇李元励窃发”，“众数万，连被吉、彬诸县”，后又向广东南雄梃进，并进逼赣州、南安军，兵威闽粤赣地区。最后宋王朝“诏以重赏，募人讨之”，起义坚持四年之久而失败。理宗景定二年(1262)漳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畲民起义，“群盗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危矣。”后朝廷采取剿抚并举的方针，才把这次起义平息下去。通过这场起义，“畲民”这一名称才首次在刘克荘《漳州谕畲》一文中出现。
畲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和斗争，加速了汉畲人民的交往和融合。特别是宋末元初，面对蒙古铁蹄的侵扰，汉畲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抗元斗争，演出了悲壮的一幕。
如，宋恭宗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兵攻破鄂州，挥师渡江，南宋震惊，诏诸路勤王。时任赣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诏涕泣”，起兵勤王，“使陈继周（宁都人）发郡中豪杰，并结溪洞蛮；使方兴招吉州兵，诸豪杰响应，有众万人。”
文天祥的妹婿彭震龙也组织畲民参加抗元队伍，“……乃结峒獠起兵。天祥兵出岭，震龙接应，复永新县。”
当时另一位抗元大臣张世杰的队伍中也有一支由畲族首领陈吊眼和畲民妇许夫人率领的“畲军”配合作战。他们“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扼险自固”，斗争持续六年之久。陈吊眼在广东畲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至今仍广泛流传着陈吊王抗元斗争的英雄事迹。传说他后来退守在凤凰山的一座山头上壮烈牺牲，今凤凰山区（广东潮安县）仍保存着历史遗迹“陈吊王寨”。许夫人也是一位畲民中的巾帼英雄，战死在抗元疆场。民国38年版《潮州志》有载：“许夫人，潮州畲妇也。景炎元年，宋帝趋潮州，张世杰招义军，夫人倡率诸峒畲妇应命。二年六月，世杰自将淮兵讨蒲寿庚，夫人率所部往会，兵势稍振。后帝泊浅湾，夫人复率兵海上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死焉，土人义而祀之。”
继陈吊眼之后，又有黄华和钟明亮领导的畲民起义，他们打出“复宋”旗帜，予元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这种“抗元”、“复宋”的斗争，一方面反映了汉畲民族融合的成果，另一方面它又将大大促进汉畲之间的更加团结和走向融合。
有明一代，各地畲民起义时有发生，如洪武十八年（1385）和成化十四年（1478），钟子仁、钟三领导的闽西上杭畲民起义；嘉靖四十二年（1563）蓝松三领导的粤东大埔、程乡畲民起义等等。这一时期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畲汉人民联合斗争，其中以正德年间爆发于赣南横水、左溪、桶岗等地（今崇义县）以谢志珊、蓝天凤为首的畲汉民起义规模最大。谢志珊、蓝天凤“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统宝印画像。”他们“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栖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以内，分群聚堂，动以万计。”正德十一年（1516），谢志珊、蓝天凤以横水、左溪、桶岗为中心，发动起义，旋在下新地、稳下、义安等地设营寨80余处，并与广东高快马、湖南龚福全等起义相互声援，转战于湖南的桂阳、酃县、宜章和江西的遂川、万安、泰和、永新等地，纵横千里，声震朝廷。于是，明朝廷任命王守仁为南赣巡抚，节制赣、粤、闽、湘四省八府的兵力，采取剿抚并举的方针，才把这次起义给镇压下去。这次起义，表明汉畲民族融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为防范汉畲人民再度造反，王守仁上奏朝廷设立崇义县治，县衙就在横水镇。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畲民进行压迫和限制。从此，畲民不敢聚居于一起，一些畲民隐瞒族性或依附汉姓；客家地区畲族的族性迅速走向消失，以致有清一代直至民国时期，地方文献资料里面已很难找到关于畲民起事的记载，在广大的客家地区，也罕有完整的畲族村落。这表明，汉畲民族融合最后完成，客家文化形态已完全成熟。
（四）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和发展
1、孕育期
客家民系经历了一个从孕育到形成再到发展壮大的动态历史过程。而这一历史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显示出地域性的特点。从地理上和移民史实上看，赣南是客家大本营地区接受北来汉族移民的第一站；许多客家姓氏源流资料也昭示，他们的祖先在赣南繁衍生息了若干代，后来才进一步往闽西、粤东迁移的。
从秦汉开始，已经有北方汉民涉足赣南。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伴随着中原战乱和移民运动，亦不断有中原汉民迁入赣南；但就整体来说，这种迁入是零散的、人数不多的。唐中后期至五代的变乱，带来了客家先民的大批南迁，他们在赣南驻足乃至生息繁衍。闽西毗邻赣南，自古两地交通便利，加上唐末又开出了仙霞岭山道，因此，也吸引了一批批客家先民避难于此。于是，广袤的赣闽边区，成为唐末五代客家先民的主要结集地。
北方汉民的大量入迁，促进了赣闽边区的进一步开发。于是，北宋时期，出现了第一个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两地不仅设治增加，而且户口大盛。赣南，唐元和中(816—820)有户26，260户(《元和郡县志》)。北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从虔州析出南安军，两州军共领13县。至元丰年间(1018—1085)，在籍户口(主、客)，南安军35，799户，虔州98，130户，两州军共计133，929户(《元丰九域志》卷六)，是唐元和中的5倍多。闽西，唐元和中有户2，618户(《元和郡县志》)。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增设上杭、武平二县，共领4县。至元丰年间，共有主客户81，454户(《元丰九域志》卷六)，是唐元和中的30多倍。赣南闽西两地元丰间户数共计215，383户。北宋末年，赣南人口继续增长。据崇宁元年（1102年）的统计，虔州有户272，432户，南安军有户37，721户，两州军共记310，159户（此时不见汀州的户口统计）。如果按每户5口计算，则此时赣南人口已经达到155万。如果加上接壤地汀州的人口，其数字当突破200万。这么多的户口，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处于这么一片山区地域，四周又早已形成为不同的汉方言区，因此而独立成为一系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此时，入迁汉族已与当地土著——古越族及其后裔山都木客发生了初步融合，以至宋代以后，山都木客就在客家地区逐渐消失了。
此时，一些重要的客家文化事象也初步形成。
如崇文重教的传统。这一客家人的风尚，早在北宋时期的赣南闽西就已经遍地开花结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客家先民来自中原，深受儒家文化之浸染，向存读书为贵之观念；另一方面因为赣南闽西山多田少，耕作困难，随着人口的繁衍发展，已不足生计，不能不从事仕宦和经商等行业以谋求更好的出路，而这两者都是离不开文化知识的。因此，重教兴学便在赣南闽西这偏僻的山区里渐成风气。并且，随着客家民系的向纵深发展，这种风气很快又波及于梅州地区。于是，耕读并举的经济生活模式成为宋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客家人的基本生活模式。
这种崇文重教的文化事象，表现在当时赣南闽西两地学校的兴盛、科举名额的增多和著名人物的涌现等各个方面。
由于崇文重教，使赣南、闽西两地科举名额大量增加。仅以进士为例，宋代以前赣南中进士者仅3人，汀州仅1人。而两宋时期赣南共有进士234人（其中北宋92人，南宋142人）；汀州共有进士168人，两地共计402人，比此前的4人增加了近100倍。梅州经济、文教则起步较晚，两宋仅有进士10名，说明客家势力还没有大面积地占领这一地区。
除科举名额大增以外，北宋时期客家地区还涌现出一批影响全国的著名人物，其中尤以赣南为多。如政治人物有石城的陈恕、陈执中父子；他们先后于太宗朝和真宗朝出任参知政事和枢密使，班列执宰，政绩斐然。学者有北宋赣南名门“四曾”的开创人物赣县人曾准（著名爱国诗人曾几之父），宋代理学的创始者周敦颐十分赏识他，把他视为知己，并亲自为他作传序，云：“虔州曾子忠，实开儒术之先，厥后，曾氏一门皆文学之选”；有为官清正，治学严谨，“不为空言”，为著名理学家程颐赏识的兴国人李潜。文学家有为苏东坡推崇，两人成为至交挚友的上犹人阳孝本；有曾任国子祭酒（中央教育机构总管），被《宋史》誉为“天下高其名”的兴国人李朴。还有文学家兼政治家的赣南第一个状元，宁都人郑獬，他曾知开封府，后入集贤院，主持修撰皇帝起居注，起草诏诰，对朝政多有进谏；且善诗文，《宋史》称其“词章豪伟峭整，流辈莫敢望。”
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氛围，使得本来没有多少人问津的赣闽山区，在北宋时成为“文人栖身，学者盘桓，谪官流寓，名人荟萃”的热闹地方。如“合肥包拯，字希仁。过虔，师事邑人陈晦之于崆峒山中。”“眉山苏洵，字明允。尝南游至虔，与赣人钟棐友善。……其后洵子轼、辙过虔，必造访棐；又与棐子志仁、志行、志远游，敦通家之好。”其中苏轼两次过虔，寓居虔州水南，一次留月余，一次留4０余日，与州人阳孝本、孙志举游，又与季倅赓等和郁孤台诗，可谓留连忘返。稍后，宋代名宦、学者刘安世、张九成、刘黻、江公望等贬官后，都曾经在赣南谪居，并留下了大量的著述。
如风水术和风水观念。风水术是唐朝末年随着客家先民的南迁而传入赣南的。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我们知道，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他的主要弟子曾文辿、刘江东二人均为于都县人。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两宋时期，赣南风水术大盛，名流辈出，如廖瑀、谢世南、赖文俊、刘潜、傅伯通、邹宽等人便是。这些风水术士不仅在本地看风水，而且声名远播，甚至闻达于朝廷，奉诏为朝廷看风水。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形势派风水术向福建传播，并从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流派——理法派。随后，风水术进一步往粤东粤北等地传播。至明清时期，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并随着客家人的飘洋过海而根植于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风水观念则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浸透于客家人心灵之中。
再如客家山歌。她也是随着客家先民的迁入赣闽山区而产生的。她萌芽于唐末五代，至宋代，因深受唐宋诗词的影响而趋于成熟，并广为流传。她既保留了古朴的中原音韵，又颇具浓郁的客家情趣。随着客家民系向赣西南、闽西南及粤东粤北的发展，客家山歌也流传到更为广大的地区。
此时，古虔州城作为客家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初步确立起来。有宋一代，是赣州城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航运发达，商贸繁荣，其税收量是当时江西十三个州军里面最多的一个。在手工业方面，东郊的七里镇瓷窑，生产规模宏大，产量极高，其产品还远销到了日本和南朝鲜等地。宋代赣州的造船业在全国也独占鳌头，最高年产量达650艘之多，日均几乎达到2艘。在城市建设方面，宋代的赣州城修建了高大的砖城(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全长6900米，现存3600多米)，开辟了六条大街，章贡两江架设了三座浮桥(现仍存一座)，城内八境台、郁孤台、拜将台等名胜古迹交相辉映，寺院内佛塔耸立，通天岩摩崖佛像栩栩如生。宋代的赣州，史称为中国三十大州之一。
时至今日，赣州城依旧保持着宋代城市格局的历史风貌，它是我国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宋城。由于赣州城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宋代文物古迹，其中还不乏有全国宋代文物中的精品与孤品，因而被专家学者称誉为“宋城博物馆”。一九九四年一月，国务院将赣州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宋代赣州城的繁荣，离不开客家先民的辛勤劳动与艰苦奋斗；也是客家民系孕育成长和客家经济文化初步兴盛的标志。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尤其是唐中后期至五代)入迁赣闽边区的客家先民，经过北宋一百余年的和平发展，繁衍数代，人口壮大，且与当地土著发生初步融合，并生长出若干客家文化事象；同时，初步形成了客家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这表明：一支新的独特的民系——客家民系正在酝酿和发育成长起来。因此，说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摇篮的地位，而不应仅视作客家先民的“中转站”或“途经小驻之地”，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形成期
成长中的事物可塑性是很强的，其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客家民系在形成的过程中必然要吸收许多新鲜血液，纳入许多新的因素，以不断壮大自己。
正当宋代客家民系在赣闽边区酝酿形成之际，北方由于受辽、夏、金政权的侵扰，仍是不得安宁，于是又有不少姓氏相继入迁赣闽边区。如赣南宁都，北宋入迁的姓氏计有肖、杨、郭、邓、陈、姜、池、周、毛、艾、袁等十一姓；南宋入迁的姓氏计有包、康、符、鄢、叶、万、张、赵等八姓。石城两宋入迁的姓氏共计七十五姓，其中半数以上外迁，至今邑境还留下后裔的有温、黄、陈、刘、赖、宋、郭、杨、朱、邓、熊、邱、吴、童、王、蓝、蔡、龚、魏、何、郑、胡、许、廖、徐、罗、高、毕、巫、潘、张等三十一姓。从人口史的资料中，也可看出这一时期赣闽边区入迁人口之众。吴松弟先生在《中国移民史·卷四》一书中作过一项统计，其结果指出：“高宗绍兴年间赣州户近12.1万，孝宗淳熙年间为29.3万，年平均增长率达25.6‰，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几十倍”；“汀州在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户数为174，517户，较元丰年间增加9.3万户，年平均增长率达9.1‰。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一定程度上要归之于外来人口的迁入”。这么多人口的新迁入，自然要对还在孕育形成的客家民系发生重大影响，这也加速着客家民系的成长进程。
影响客家民系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北宋末至南宋时期，畲族已广泛分布于赣闽粤三角区，且与汉族形成杂居错处的格局。畲汉人民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互相认同，并共同参加反抗封建统治和压迫的斗争，从而大大加速了汉畲人民的融合。特别是宋末元初文天祥率领汉畲人民联合进行抗元斗争，以及广东畲民首领陈吊眼和畲民妇许夫人率领的“畲军”配合张世杰参加抗元斗争，更是汉畲交融史上的佳话。当然，这种汉畲融合的过程一直到明清时期才最后完成。
随着赣闽粤三角区的进一步开发和人口的壮大，以及汉族与畲瑶等少数民族融合的加深，至南宋后期，客家民系已在赣闽粤这片广袤的山区地域成长起来，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客家方言的形成。目前，多数语言学者主张客家方言形成于南宋的观点。诚如谢重光先生在《从客家方言的形成看客家民系的形成》一文中所言：“语言学者中关于客家方言形成于南宋的观点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客家方言之独立，即标志着客家民系业已形成(引张卫东语)。”因此，南宋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期；赣南、闽西和粤东在客家民系的形成期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一点也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3、发展壮大期
南宋末年，蒙古人南侵，迫使客家人更大规模地往粤东和粤东北迁徙，由此引起客家文化中心的南移。至明代，梅州已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超过赣南闽西。而赣南、闽西却相对地走了下坡路。明末清初，闽粤客家人由于内部人口膨胀需要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及受满州人南下之影响，又以梅州和闽西南为策源地，四出向外播迁。此时，因为广东和福建的大部分均已为广府系和闽南系汉人所占据，他们无法插足，只好避居沿海地区甚至渡海至台湾、南洋，还有一部分被挤向西南地区。而当闽粤客家在四面受阻，陷入困境之时，赣南，这块曾经是客家人第一故乡的地方，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此时正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于是，具有强烈寻根意识的客家人又扶老携幼，大批回迁入赣，并在赣南这块故土上迅速地繁衍发展，从而最终奠定了赣南居民的现代格局。而且，闽粤客家回迁入赣后，又不仅仅局限于赣南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赣南后，再循着北上进至赣中之吉安、赣西之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湘之醴陵、浏阳、平江，再北至赣之铜鼓、修水等县，大大扩展了客家人的分布区域。因而，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期中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明嘉靖以后至清代前期，赣南各地不断有闽粤无业之民相继来居，石城、瑞金一带称之为“客纲”，上犹、崇义一带称之为“棚民”。因他们来自闽西、粤东客家居地，均操闽粤两系客家语，因此后来又被赣南“本地人”称为“客籍人”。现举有关谱牒和方志资料说明之。
宁都县固厚乡中心坑村《衙背黄氏九修族谱》载：黄氏于明嘉靖间从福建邵武禾坪村迁此。同乡楂源村《董氏重修族谱》载：董氏于明天启间从福建邵武迁此建村。对坊乡丘田村《清流长校李氏重修族谱》载：李氏于清顺治间从福建长校迁此建村。员布乡和平村《九都麦由余氏房草谱》载：余氏于清康熙年间从福建迁入。
上犹县安和乡陶朱村《刘氏族谱》载：刘氏于明嘉靖间从广东兴宁迁此建村。紫阳乡珠坑村《江氏族谱》载：江瑜英于明崇祯年从广东长乐迁此。金盆乡横岭村《郑氏族谱》载：郑氏于清顺治间从广东兴宁迁此；同乡金盆村《朱氏族谱》载：朱氏于康熙二十一年从广东兴宁迁此。双溪乡右溪村《戴氏族谱》载：清雍正五年戴氏从广东龙川迁此。又《上犹县地名志》载：双溪乡高洞庙前，黎氏于清乾隆间从福建长汀迁此。
定南县《莲塘廖氏三修族谱》载：廖姓先祖避五胡之扰而迁江南，先后于福建宁化、广东兴宁、长乐居住，明隆庆三年（1569年）迁定南。
南康县“全县共数百姓，聚族而居，多赣县信丰遂川兴宁河源客籍。”潭口“清初兴宁人徙来占籍者众，人坚毅刚武，任气尚勇，……”。
有关从明嘉靖年间至清乾隆年间闽粤客家倒迁赣南的谱牒资料和方志资料还很多，恕不一一列举。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也有一些闽粤客民入赣，但他们的迁入是零散的，居住也是分散的，不像这一时期那样成群成批，自成村落。
这一时期闽粤客家入赣的主要途径，与先期客家宋末元初由赣南徙闽粤的途径大致相同，只不过是逆方向而已。即闽西的宁化、清流、长汀、连城等县客家越武夷山而西进至石城、宁都、兴国、瑞金、会昌、于都、赣县等县；闽西的武平、上杭等县及粤东的平远、蕉岭、梅县、大埔等县客家越筠门岭而北进至寻乌、定南、全南、龙南、安远、会昌、信丰等县；粤东的五华、兴宁、龙川、长乐等县客家则越大庾岭进入大余、崇义、南康、上犹等县。当然，三路客民在进入赣南后，还有过内部的交叉迁移，但其入赣的主要途径大体如此。
是什么原因造成闽粤客家的大批倒迁入赣呢？这应该从闽粤客家和赣南情况两方面来分析。从闽粤客家方面来看：
首先，客家本身人口的发展壮大是造成客民外迁的直接动因。如前所述，两宋时期，客家民系已在赣闽粤边区孕育形成。此后，宋末元初，由于受金人南下和元人入主中原之影响，客家人于是大规模由赣南东北部、中部向西南部转移；由闽西的西北部、西部向闽西纵深和东南南部转移。这两股势力并推进到了粤东和粤北。经过朱明一代的发展，粤东、粤北和闽西客家“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则类属山多田少，不足供用，于是，乃思为向外扩张。”要言之，壮大起来的客家为生计所迫，必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他们除向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迁徙外，还有一部分人回迁到地广人稀的赣南。
其次，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闹倭患，一些海盗集团与倭寇相勾结，组成海上武装劫夺集团，其中“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他们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猖狂劫夺财物，屠杀居民，掳掠人口，进行骚扰破坏。饱受战乱之苦的闽粤客家，为远避骚扰，一部分回迁于赣南安全地区。
第三，明末清初，由于满族人的入主中原，引起民族矛盾的激化，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动荡与战乱，也促使闽粤客家大批入赣。
先是，清军入关，在平定中原后，挥师南下，南明几个政权相继覆灭。清军的进攻矛头旋即指向浙、赣、闽、粤地区，铁蹄蹂躏之处，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反抗。当清军进至粤东、闽西时，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举义反清。迨至义师失败，遂多被迫散居各地，一部分退居“逼居东南，远在天末”的赣南，与赣南人民及先期转迁赣南的闽粤客民汇合一起，继续展开抗清斗争，直至失败而留居赣南。
接着，顺治十八年（1661年），当郑成功领导的反清义师退出江南入海后，清廷欲绝郑成功物资，颁布“迁海令”，封锁了沿海地区，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向内地挤压，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地窄人稠”的局面，人口与土地的再分配形成尖锐的矛盾，不仅爆发了民族之间的争斗，各居民集团之间的械斗也屡屡发生，于是一部分客民只好携家出走，另谋生路。
随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甲寅之乱，东南一带又罹战乱。闽粤一带客民又离乡背井，或继续往南，或往广西、贵州、四川、云南，或北回入赣，四出奔逃。
总括这一阶段，闽粤一隅动荡战乱凡40余年，客家之民均为避难而入赣。如《上犹张氏族谱·汝珍公自述》云：“予原居粤东惠州府嘉应州小都村，本巨家大富也。自明季迭遭兵火，湮殁磨灭，仅存者十之一二。予父自康熙元年癸卯岁与伯父诸人挈家奔豫章，到时居住南安府上犹县枫树坝杨仙坑，又遇甲寅变乱，康熙十六年又来营前石溪隘桥头坝居住。”又《上犹张氏族谱·汇修家乘叙》云：“清初三藩叛变，蹂躏西南各省，而闽粤之民多流离于邻疆。及今考之，赣水东西之客民，十九皆间粤籍人也。我张氏派衍于曲江，繁殖于闽南，迨夫康熙初叶，迹避地而北迁。”
以上说的是闽粤客家方面的情况，即造成外迁的原因。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倒迁入赣呢？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赣南方面的情况和原因。
第一，如前所述，赣南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客家民系的摇篮地，许多迁往闽西、粤东的客民与赣南存在着远祖关系，如孙中山先生的远祖即在赣南宁都。“人穷返本”，这是人类的通性。闽粤客家在遭战乱或生活上走投无路时，自然会想起自己的“故乡”，想起自己的“远房亲人”。这样，赣南这块土地对他们来说也就特别亲切，特别具有吸引力。如崇义县鳞潭吴氏，据《吴氏族谱旧序》记载：唐末之乱，吴氏先祖于昭宗天复元年（901年）徙江西抚州，再迁江西南丰县，然后入赣南而至粤东。其十八世孙居广东嘉应州。清顺治间吴氏回迁赣南崇义县。又如上犹油石罗氏，据同治十三年豫章堂《罗氏重修族谱》载：其远祖珠公开郡豫章，唐时二十四祖崧公徙吉州。……了孙蕃衍，散居九邑。崧之后有由吉州而徙武宁赣瑞诸郡者，又有进而迁闽迁粤迁楚者，不一其地。油石罗氏始祖罗瑛原住址广东嘉应州万安县三图畲坑堡铺约宋坑甲井头柯树下。传至十五世奇凤，于清初康熙间由广东迁居上犹淡平隘。
第二，赣南原就地广人稀，宋末元初文天祥在赣州组织勤王之师，客家子弟纷纷参加抗元军队，如，宁都的连、谢、吴、唐、明、戴六大姓，就有几千人参加，赣闽粤成为抗元的主要战场。在抗元斗争中，赣南客家人死伤惨重。如，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元丞相塔出及吕师夔率兵万余，进攻上犹县城，时任南安巡检的李梓发与县令李申巽及县城义士唐仁、刘渊子等率领军民守城拒敌，用弓弩铳炮等给来范之敌以沉重打击。元军重重包围县城达72天，攻城数十次，终未下。最后城中粮尽弹绝，李梓发告别祖宗家庙，率子侄47人自焚而死。许多义士及义民亦争相自焚、自刎、自尽。县令李申巽与元兵搏斗致死。城破后，全城“死者1316家，年80以上及襁褓无遗者”，因藏匿及时而幸存者仅68人（《上犹县志》）。除死于战乱外，更有大批人避难转迁至闽西和粤东。所以，赣南的人口由宋崇宁年间（1102～1106）的有户约310，159户，口约827，709口，下降至元时（1279～1368）的有户约121，898户，口约588，814口。明初，赣南的人口有所回升。但从明中叶始，赣南“盗”乱频繁，人口又呈下降之势。明正德年间王阳明镇压了以谢志珊、蓝天凤为首的畲汉人民起义后，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现象愈加严重。如海瑞在《兴国八议》中说：“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姑置弗议。期间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而近日荒废，里里有之。……访之南、赣二府，大概类兴国。”
迨至清初，1645年7月，由于南明将领降清引兵进入江西，江西人民的抗清斗争蜂涌而起。赣南人民在宁都首揭义旗以后，抗清起义迅速遍及瑞金、石城、兴国、龙南、上犹等县，大小不下数十处。经过几十年的战乱，赣南愈显田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据清同治本《南安府志》卷二十九载：“顺治三年四月初十日，大兵临南安城，其间民多有死难不屈者。师旅之后，继以凶疫，郡户口自是渐凋耗云。”又据乾隆本《上犹县志·杂记》载：“自康熙十三年至今，（上犹）人绝烟断，空余四壁，孤城一片荒山。……卑县蕞尔荒陬，迭因寇变，土著百姓徙亡过半，田土悉多荒芜，招佃垦辟。”
由于田园荒芜，地广人稀，“土著”（先期客家）很需要借助客籍劳力来恢复当地生产。而且，清政府在稳定政治局面后，为发展生产，也大力募民垦殖。如戴盘在《招粤民垦荒利弊说》中谈到：“东南各省肃清后，土旷人稀，所以，前年有招徕开垦之议也。”康熙八年，清朝统治者在镇压郑成功反清义师后，即将郑成功旧部安插在赣县、兴国屯田。据上犹、崇义一些偏僻乡村棚民后裔介绍，相传他们的祖先始迁来时，当地土广人稀，尚待开发，“土籍”常将荒地山场送予“棚民”耕作，双方关系融洽，甚而有互通婚姻者。这说明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是适应了赣南发展生产的需要的，因而是受到“土著”欢迎的。总之，无论是从地理上看，还是从经济上看，赣南对外迁的闽粤客民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就是促使他们一批批倒迁入赣的赣南方面的原因。
闽粤客家的大批倒迁入赣，使赣南的居民结构发生了一次大变化。此前，赣南的居民除一部分畲族（当时又称輋人）外，主要是“五胡乱华”至宋末时期几次人口大迁徙中中原南来的客家先民的后裔，他们较多地保留着唐宋以前中原汉族的习俗和语言的基本特点。其分布以宁都、石城最为集中。如宁都，南北朝至宋末迁入的姓氏共有40多个，后来发展分布到全县80%的村庄，成为宁都县的基本居民。又如石城，这一时期迁入的姓氏近60个，其后代也散布到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而其他地方则较为稀疏。如赣县，仅83个村是这一时期建立的，约占全县总村数的2%。南康这一时期建立的村庄仅23个，不到全县总村数的千分之六，“县城眭奚商蔡李五姓与唐江卢姓住最久，但皆唐宋时迁来，亦非土著也。”虽然元至明初赣中的吉安、泰和等地又有一部分客系或非客系的汉民迁入，但其比重不是太大。所以总其明前期以往，赣南外来居民的迁入是零散的，其居住也是分散的。就整个区域而言，可说是“地广人稀”，其居民结构也相对的单纯。明嘉靖以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闽粤客民成群成批地倒迁入赣，他们自成村落，散布于整个赣南地区，并迅速改变着赣南居民的原来结构。如龙南县“当国初时，户仅二百六十，口一千二百有奇。……嘉靖壬子岁（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户至八百六十，口四千七百。”定南县因为“广东无籍穷民来此垦种，异籍环处，日渐繁剧，今非昔比”，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由县改厅。南康县潭口一带，“清初兴宁人徙来占籍者众”；其他地方亦是“自雍正九年，新户入籍，招徕垦辟、至今土著之民渐居其少，外来之民日居其多。”崇义县则是“土著者十不二三，余皆五方杂聚之众，垦山种树，不常厥居。”以上资料说明，明末清初以后，赣南居民的结构中，重心由先期的“本地人“逐渐向闽粤倒迁的“客籍人”转移。
闽粤客家在初入赣南时，由于城镇或平旷肥沃之地已为“本地人”所占有，而他们“本无祖业田产”，所以只好据山垦荒，或为人佃耕，过着较为艰苦的生活。但由于他们处逆境中求生存，比“本地人”更能吃苦耐劳，且耕植有方，多将泛海所得之苗种如玉米、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引来播种，故往往又能较快地摆脱贫困境况。随着“客籍人”人口的繁衍和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逐渐出现了“主弱客强”的局势。如瑞金县“界连闽粤，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六七，主弱佃强。”宁都州三下乡（今县城以南）的闽客，始则“赤贫赁耕，往往驯致富饶”，后来竟“役财自雄，比比皆是”，致使“城居者家日贫，而产渐为佃有矣”。“客籍”实力的壮大，甚至迫使一些“土著”不得不迁走。如宁都县赖村乡赖村，原为赖氏所创建居住，故名赖村。明中叶，有宋氏一户数人自闽省徙赖村，后置产发家，竟挤走了赖氏，今赖村徒有虚名而实是宋氏棚客后裔。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客籍”人口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大，而“本地人”人口却相对少了，地盘亦相对小了。有的地方甚至有“无柳不成村，无广（广东移民）不成墟”的说法。可见这一时期移民数量之多，分布面之广。
就整体情况来看，闽粤入迁客民主要分布于周围的山区，其中尤以寻邬、全南、定南、龙南以及上犹、崇义两县西北部最为密集，约占居民总量的50－70%；兴国、瑞金、会昌、安远等县次之，约占40－50%；赣县、南康、大余、于都、信丰等县以及上犹、崇义两县东南部则人数较少，约占30－40%；宁都、石城两县最少，约占20－30%。
由于受客家方言的强烈影响，赣州全区除章贡区和信丰县的嘉定镇约30万人使用西南官话以及兴国的社富乡，赣县的江口、吉埠、茅店三乡的部分村民（郑成功旧部后裔）在家族内部说闽南话外，其他地方全说客家话。而河东片因闽西倒迁客籍后裔居多，故语言与闽西客家话较为接近；河西片因粤东倒迁客籍后裔居多，故语言与粤东客家话较为接近。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居民的结构、人口的数量及其地域分布，还是从语言的特点等各方面看，闽粤客家倒迁入赣对赣南的影响都是重大的、显而易见的。它给赣南客家注入了强劲的新鲜血液，使这里唐宋以来世居的“老客家”与明末清初闽粤倒迁入赣的“新客家”融为一体，最终铸造成了“赣州客家人”。因此可以说，目前赣南居民的格局是在明末清初时期闽粤客家大批倒迁入赣之后形成的。
今天，历史已经跨越了几百年，“本地人”和“客籍人”的概念早已成为过去。新一代的“赣州客家人”正以崭新的姿态，建设着美丽的、开放的新赣州。
什么叫客家文化？概括地说，客家文化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古越族和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
客家文化是在唐末至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毫无疑问，孕育这一产儿的母体就是赣闽粤客家大本营地区。在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条件下，诸多因素对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完善起了作用，择其大端，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唐中后期至五代的移民运动是客家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大量的汉民从中原、江淮、荆湖、两浙和赣中赣北迁入赣闽粤三角区，由此打破了这一区域长期处于原始封闭的状态以及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居民格局，给这一区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勃勃生机。一方面，汉民们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入这一地区，使这一地区得到较快的开发，迅速改变着往昔那种“人烟稀少，林菁深密，野兽横行，瘴疠肆疟”的面貌。另一方面，汉民们与古越族后裔和畲瑶等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在一起，势必以自己优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他们发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以致最后同化他们。杨澜《临汀汇考》描述了长汀、宁化等地原来“刀耕火耘”的畲瑶等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后的情况：“于是负耒者，皆望九龙山而来。至贞元（785～804）后，风土之见于诗者有曰：山乡只有输蕉户，水镇应多养鸭栏，隐然东南一乐土矣。”上述两个方面便促使赣闽粤三角区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以致到了宋代，这里人文蔚起，一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核心同时又蕴含着其它因子的新的文化形态——客家文化便初步形成了。
其次，赣闽粤三角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客家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客家先民从北方迁到南方，从平原地带入居山区丘陵，他们虽然远离了动乱与战火，却面临新的生存劣境。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原来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作某些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由此久之而形成新的风俗习惯，如温仲和在《嘉应州志》中写道：“州俗土瘠民贫，山多地少，男子谋生多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櫵、织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絜之于古，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这是与中原地区传统的“男耕女织”很不相同的新的男女分工格局，由此也就铸就了客家妇女吃苦耐劳、精明强干的优良品格和不缠足、不束胸的健劲气习。又如，赣闽粤山区不宜于种麦子磨面粉，客家人就在豆腐里面塞上肉馅做成“酿豆腐”，形似饺子，这便是北方人吃饺子习俗的一种承传和变异。另一方面，客家大本营地区四面环山，交通不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为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创造了条件。如客家方言中保留着较多唐宋时期的中原古音和古汉语词汇，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第三，赣闽粤三角地区土著居民的文化给客家文化的形成予重大影响。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通则来看，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影响和融合是双向式的。如前所述，南来汉民在进入客家大本营地区后，以自己优势的文化去融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