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历史与意义---客家围龙屋的发展历程和人文地脉

作者：周建新


客家传统民居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式各样、姿态各异的客家民居建筑不仅仅显示了客家人在建筑艺术上的光辉创造和伟大成就，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客家族群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模式。无论是赣南的围屋，还是粤东北的围龙屋，闽西的土楼，均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指标和物化象征。

本文以粤东梅州地区的客家围龙屋为考察对象，在对客家传统民居的类型、渊源及其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作为建筑形态的物质载体，客家传统民居所经历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客家人记忆中的文化表述。

一、客家传统民居的类型和渊源

客家民居种类多种，而且在不同客家地区的分布不一。当前较流行的看法是，根据地区和建筑形制将客家代表性民居分为闽西土楼、粤东围龙屋和赣南土围这三大类。

目前学术界普通认为，客家民居脱胎于中原文化，是中原建筑传承的结果。有人从粤东围龙屋的形制、布局特点分析，认为围龙屋与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的6000年前的原始村落有类似之处。这些原始村落布局，与客家民居皆围护着围屋中心的祖宗祠堂，一个个房门朝向祖堂，均甚为相似。

不少学者从客家中原南迁的逻辑出发，认为客家民居与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坞堡有渊源关系。韩振飞认为，赣南围屋源自汉晋时，中原非常盛行的地方豪强的庄园建筑——坞壁（即坞堡），并据此客家人由北而南的迁徙历史，遂认为闽粤土楼和围龙屋是由此发展而来。黎虎也持类似观点。而当时南方土著的房屋形式又是怎样的？先秦至秦汉时期，江南百越民族的住宅以干栏式建筑为主[1]。而唐宋以后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地区的畲族，均系“编荻架茅为居”，“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与客家人的大屋亦相去甚远。可见，客家人屋宇形制，实直接渊原于中原地区，适应迁入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而发展形成的[2]。

一些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从客家人南迁的历史和坞堡与客家围屋的差别等方面进行了批驳。万幼楠先生认为客家围屋的源本只能就近就地去寻找，由于围屋产生的人文和自然条件与盛行坞堡的时代大体相似，推测围屋是粤闽赣地区的人们发明创造的结果。后来他又提出“围龙屋可能是从围屋或土楼演化而来，而三者的直接源头，可以说都是根植于客家三堂式民居，其原型则都是取自城堡和山寨”的观点，并认为赣南、粤东北的围屋出现的主要背景是在明中期以后，这与当时当地动荡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3]。由于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推理和猜测的基础之上，且没有得到进一步证据的证明，因此其说结论还有待检验。

还有学者谨慎地批评，将围龙屋源于古代中原地区贵族屋村的形式的说法，认为此说缺少早期材料的证据。并根据《厓山集》的扉页插图（明代弘治刻本，涵芬楼秘笈第四集）认为，现存的围龙屋实例都是清代以后的，最早的图像资料则可推至明代中期。

有的学者认为客家区域的民居建筑是运用中原的传统民居建筑艺术，与当地土著民族（百越）建筑（圆形屋）相融合的产物。至于如何融合，作者并未作进一步考察。

张应斌、谢癸卯从防御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客家民居建筑中，客家古寨是第一代，客家古围楼是第二代，古寨的扩大，楼呈圆形或方形，围龙屋属于客家民居的第三代，已变成大院式民居，其建筑多为一层低矮的平房，呈半封闭式结构。围龙屋也具有一定的防护功能，但已从早期的防匪防寇变为后期的防贼防盗[4]。

黄汉民认为客家人从北方迁来，从四合院到五凤楼，再从五凤楼发展到防卫性更强的方楼，再将方楼四角抹圆，进而选择有更大优越性的圆楼。他这里所指的五凤楼，按平面布局形式分类，可以分为福建永定的五凤楼，粤北的围垅屋，粤东北的客家围屋三种类型[5]。依此逻辑，也就是说黄氏认为围龙屋是客家早期建筑，是圆形土楼的前身。

二、客家传统民居的学术史回顾

我国的民居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刘敦桢先生的《中国住宅概说》一书是为中国

民居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对于客家民居的研究，如果从罗香林先生算起，其起始时间亦大体相当。在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中，罗香林先生认为：“客人屋式，有围龙、棋盘、二家、四角楼、围楼、五栋、枕头杠、茶壶耳等名目，每式以正栋及横屋为主体。正栋或称正厅，制如宫殿，横屋制如宫殿的庑。客人屋宇，多由创业的人一手经营，而分给众多的子孙，但无论分遗至如何繁细，其正厅仍属公有” [6]。曾昭璇先生是客家围龙屋研究的第一人,他率先将区位理论应用于客家围龙屋的研究中，撰写了长达6万字的《客家屋式之研究》一文，刊于1947年的《地学集刊》上[7]。刘敦桢的《中国住宅概说》也对客家民居有较详细的介绍。按照余英先生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民居研究的第三阶段（1960-1980年），客家的围楼等民居开始被有系统地进行测绘调查研究。但客家民居作为一个完整的、专门的文化要素被纳入学术研究，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土楼以其独特的造型、精巧的技艺、完备的功能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以日本学者茂木计一郎为代表的国外学者，集中考察研究闽西南的土楼，回国后出版了考察报告[8]。国内学者如同济大学的路秉杰教授等人，将研究地域从闽西南扩大到粤东梅州，他多次带领学生前往客家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测绘考察，先后出版有《福建南靖圆寨楼实测图集》（1987）、《广东梅州传统民居测图集》（1996）。福建学者对土楼有情有独钟，如黄汉民的《福建土楼》（1994）、《客家土楼民居》（1996），林嘉书、林浩《客家土楼与客家文化》（1992），林嘉书《土楼与中国传统文化》（1995）。杨豪《岭南秦汉遗民居住房屋述略》（2003），文衍源《梅县地区客家民居建筑的特色》（1989）。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强势冲击下，客家传统民居的“地方性”、“乡土性”被重视和发掘，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研究时间早、成果多，是客家传统民居研究的第一个特点。

综观以往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前期从事客家传统民居研究的学者多为地理学、建筑学、考古学专业背景，地理学者强调的建筑空间及其所在的聚落，特别关注人-地关系，其研究方法多从西方借鉴引进，如德国地理学家卡尔的“文化景观”，法国学者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化区”、“文化丛”等概念。建筑学者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以测绘为主，侧重于建筑形制、梁架、装饰，注重客家民居的类型特点与功能。考古学者则从出土文物与客家民居形制相比较，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客家民居的起源。人类学对于客家民居建筑的研究相对缺乏，实际上人类学对于民居建筑研究有其优势，日本就发展出专门的“居住人类学”，近年来我国亦有人涉足建筑人类学领域，强调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建筑学领域。华南理工大学的陆元鼎和余英等人在此方面做了不少卓有成效和工作，尽管他们并没能打出建筑人类学的旗号，出版了《客家聚居建筑研究》（1994）、《客家建筑文化研究》（1994）、《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类型研究》（2001），新近又推出厚实的《中国民居建筑》三册（2003），对客家民居有较大篇幅介绍[9]。此外，一些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也加入到客家民居研究队伍中，他们采用图文并茂的画册形式，以散文、游记等体裁，生动形象地将客家传统民居的风情与特色勾画出来。如深圳博物馆杨耀林、黄冀岳主编《南粤客家围》（2002），谢重光的《闽西客家》（2002），陈彤《广东行知书》（2004）。另一个可喜现象是，一些硕士博士将客家民居作为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如潘安（1994）、余英（1994，2001）、熊建梅（1995）、周密（1999）、卜奇文（2000）、王晨（2003）等，他们分别从建筑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角度进行研究。多学科的加入与整合，是为客家传统民居研究的又一特点。

其三，不同类型的客家典型民居研究规模和水平不一。目前闽西土楼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出版了包括上述福建学者在内的丰富成果，此不赘述。江西赣州地区的文博工作者开启了对赣南土围的研究，如韩振飞、万幼楠、张嗣介等，形成一个引人注目同时又是仅有的研究小团体，呈现后继乏人的态势。围龙屋的研究则更是出现令人深思的状况，以深圳博物馆和深圳大学建筑学院的学者为代表，使深圳龙岗围龙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对于数量最多分布最为集中最有代表性的梅州地区围龙屋研究，反而显得很是冷清，除房学嘉等个别学者外，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团队。

其四，客家传统民居研究还存在着重文献研究、轻田野调查，重宏观、轻个案的现象。在研究队伍和组织上尚未正式化、规范化。
仅从民居的居住形态来考量，可以说传统民居走过的几乎是同样的历史进程，都经历

了一个起源—发展—兴盛—衰退的过程。然而具体到客家民居而言，在大同之中又有着小异，特别是以围龙屋、土楼和土围为代表的粤闽赣客家民居在现当代的发展，与本地区其它一般民居如堂字屋、锁头屋等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根据文献资料、考古证据以及实地调查，笔者将围龙屋的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始期（明清以前）。有关围龙屋的起源，尚未见到确切年代的文献记载。一般的说法是，围龙屋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据报道，客家围龙屋在梅县松源、宝坑、隆文等地发现建于唐代的遗存遗址，但更多的是建于宋元，兴盛于明清，与客家人南迁历史相符合。现存最老的围龙屋是南宋末年的梅县松源蔡蒙吉故居以及元代的兴宁东升围[10]。

第二阶段，兴盛期（明清-建国初）在客家地区，每一个围龙屋、土楼或围屋就是一个宗族姓氏，同时也是一个小社会。许多围龙屋并非一次建成，后随着子孙人口的逐渐增多而日渐扩大，以正堂为中心，一围一围地向外延伸。围龙屋居民之间的关系是由许多崇拜共同祖先的小家庭所组成。人口增至一定程度，同姓族人便围绕祖屋另建新围，围龙屋与围龙屋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进入20世纪，虽然中西合璧式华侨屋和砖瓦屋的出现，但传统的围龙屋仍然是客家人最为重要的生活和精神空间。现在所看到的围龙屋多为此期所建。

第三阶段，破坏期（1956-改革开放前）。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围龙屋里的那些所谓封建迷信色彩的彩绘、雕刻、图案等或砍或涂或毁，特别是神圣空间遭受最彻底最严重的破坏，神牌、神像、神龛被砸碎，祖先崇拜活动被强力中断。围龙屋的厅堂则多被用作大队、生产队的会场、仓库、文化室、学校等，横屋和围龙间则分给贫下中农居住。围龙屋经历了最为激烈的变故，至今围龙屋内外还留下不少那个时代的印记，见证并记录着一段特殊历史。

第四阶段，衰落期（改革开放-1990）。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条件的改善，加上人口的增长，围龙屋有了新的遭遇、反应及后果。长期蜗居于围龙屋的客家人开始突“围”而出，追求新的生计方式，另建新居，除一部分人还继续居住在围龙屋以外，大多或是堆放杂物，圈养禽畜，或毁弃于风雨，任其自生生灭。客家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围龙屋，开始被视为贫困、落后的象征，就连批评某人封闭、保守的思想，也多称其某人具有“围龙屋心态”。围龙屋的地位与形象可谓是一落千丈，围龙屋经历了其发展史上或许是最为凄凉的时光。生存逼着客家人走进围龙屋，同样是生存又逼使客家人走出围龙屋。

罗香林曾经对客家文化与客家屋宇之间的关系作过精彩阐述。他说：“客家是一个最讲‘木本水源’的民系……他们最重视祖宗的手泽，最重视‘光前裕后’的工作，每每建筑宗庙兼住宅式的大屋，以为崇祀祖先，繁衍子孙的基地。他们认为‘积德行仁’，则可使子孙发达，发愤立功，则可使祖宗荣耀。他们最富气骨观念，虽其或穷促至不可收拾，然若有人无端藐视他的人格，说他‘殿衰祖宗’，他们必发愤自立，往往因是而转弱为强，转衰为盛。或有人诬蔑他们上代历史，那他们更是要群起抵抗。这是由以他们上代原是中原贵胄，虽辗转南下，而仍爱护祖宗盛名气缘故。”[11]

杨羽仪在他的散文《围龙》这样写道：

“如今，我看到的围龙屋大多破旧了，衰败了。走进去，静得令人吃惊，残垣上的芳草目中无人，禾坪上的麻雀放肆地蹦跳，龙厅里的蛛网闪闪的宣读着自己的‘王法’……都暗示着一种不可挽回的颓唐。”

一位游客是这样表达他看到围龙屋的感受。

“这座围龙屋已几乎废弃了，荒芜的青砖地面缝中生长出了杂草，到处一片寂静，我们远远走来时看见的一位老婆婆也神秘地消失了，只偶见有一两只番鸭游荡其间，仿佛要带领我们走到久远的从前，再现百年前的辉煌。”

第五阶段，回归（复苏）期（1990-至今）。随着经济的改善，特别是得益于华侨回乡省亲、寻祖问根和经济捐助，一些闲置的围龙屋开始被修复，每逢年节人们前往祭祖聚会，三十多年的文化断裂开始回复。

“将近50年来，有关政策有如钟摆从一端走向另一端……目前则是另一番景象，宗族组织复苏，不仅成立了宗族委员会，修复祖公神位牌后并举行隆重的升座典礼。”[12]

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地方文化日益得到重视，在市场经济脉络下，被誉为中国五大传统民居之一、客家社会文化的活化石的围龙屋，因其独特的形态和象征意义而被再度“发现”与“利用”。在国家和民间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传统客家围龙屋在复振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动向：一些具有开发价值的围龙屋由一般意义上的祭祀和居住场所上升到客家文化的代表，由原来单纯的维修、保护向经营、再利用转变，在缅怀先祖、激励后进，弘扬文化的社会功能之外被增赋了经济功能。我将这种围龙屋的复振，是新时期下闲置空间的再利用和文化的经营的现象，称之为“回归围龙屋”。客家人的“围龙屋情结”再次显现，围龙屋就像是客家人心里的一个结，总也打不开，总也走不出。

“我从某座围龙屋里出来，我身上奔腾的热血，顺着父亲、祖父、曾祖……的血管追溯，终回到某座围龙屋里。”（邓柳胜《遥远的围龙屋》）

“回归围龙屋”的文化实践行为，其背后隐含着什么文化逻辑/文化语法和深层结构？围龙屋对客家人而言，是“文化”还是“生产方式”？限于篇幅，笔者将在另文进行论述。



（作者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

辑于《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