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客家民居与风水文化之关系

作者：邓文钦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世称“赣南”。境内山高林密，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古代国内多次重大战火没燃及赣州，这便成了客家先民心目中的“乐土”。致使每次南迁的中原汉民首先在此落脚，而且争先恐后地钻入深山老林。故被学术界称赣州境内“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此即赣州民居之一大特点。

据老辈人代代相传，说我们客家人的祖先初来乍到时，大多数人是蹲茅寮，歇庙角。“蹲”，在赣州客家人的口语中，这里读dūn，音敦，含居住之意，至今还在沿用。如：蹲班房，即“坐牢”；问：“你在东村蹲了几久”？答：“我在那里住了五年”。“歇”，在这里也含居住之意。“寮”，《辞海》释为“小屋。如：茶寮”。可在赣州客家人心目中，认为寮是最简陋且无定规的民居。虽然发展到土木结构的土寮，也还无人称之为屋。其建筑材料与结构：有专用茅草或芦苇编织而成的；有用竹木枝条做墙筋，内外糊泥，茅草或杉皮盖顶；有的土木结构，陶瓦盖顶。境内6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看过许多手工业作坊，如：榨油的“油寮”，磨麦的“面寮”，制蔗糖的“绞寮”，舂米的“碓寮”等。寮的主人，往往是一家数口住于寮，食于寮，劳作于寮。旧社会还有乞丐住的“叫化寮”，麻疯病人住的“麻疯寮”。现在还有许多带“寮（棚）”字词的村名，查《宁都县地名志》，发现有33个村名带“寮（棚）”。如田埠乡的田背寮、杨家寮，蔡江乡的棚下，竹笮乡的棚下塘，固村镇的王沙寮、山寮背，固厚乡的外山寮、里山寮，长胜镇的上山寮、下山寮，小布乡的山寮里等。并在许多带寮（棚）的村名下记述：“因早先曾在此搭寮（棚）居住而得名”。由此可见寮（棚）是赣州客家早期民居，称得上第二大特点。

在赣州客家人中流传着“草鞋脚上，灵牌背上”的谚语。此话含意有二：一是指客家人穷，除祖宗的灵牌外，其他一无所有；二是说客家人最不忘祖，逃出家门时，万物能舍，惟祖宗之灵牌不能丢。立足后，即搭茅寮以木妻      身。惊魂稍定，觉得有个问题难以处理，即祖宗的灵牌无处安放。于是，有的人搭个茅寮专门安放祖宗的灵牌，是为权宜之计；有的人把祖宗灵牌挂在自己居住的茅寮内，觉得人神共居，于心不安。勤劳朴素，孝义心重的客家先民，经过一番艰苦奋斗之后，开始建造土木结构，陶瓦盖顶的房屋。土墙屋，最初是用粘质黄土夯筑成墙，建筑学上谓之“生土建筑”。条件好的，用黄土掺砂与石灰混合夯筑，俗称“三合土墙”，很坚硬。生土筑墙，源远流长，是从客家人的老家——中原地区传来的。《资料卡片》载有：“早在氏族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晚期，在孕育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一带，我们的祖先就凭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简单原始的生土建筑。在夏、商之间，已经出现了板模夯筑生土的工艺技术”[ii]。以后，用模格制成土坯建房，俗称：“土砖屋”。用土砖砌墙，也属土木结构。用火砖砌墙，称砖木结构，俗称“风火屋”。有些风火屋飞檐翘角，斗拱藻井，雕梁画栋，甚是豪华美观。那是寺观祠庙以及少数官家富户才有。用钢筋混凝结构以及钢混与砖木联合建造的民居，这是当代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式民居。从主流看，千百年来，土木结构，质朴无华的住宅，则是赣州客家民居特点之三。

建房，赣南客家人称“做屋”。做屋必须做厅。因为客家人最尚“慎终追远”，且眼前急须安放好随身带来的祖宗灵牌。本来客家人非常讲究，灵牌应当安放在祠堂的神龛内。但建祠规模大，耗资多，单家独户无能为力。权宜之计是先建厅，设神龛，祀家神，首先安放好祖宗的灵牌。要建厅，则要请堪舆师（俗称“地理先生”、“风水先生”）择屋址，定方位，定门、柱、梁部位，并择定破土动工、上梁立柱的吉日良辰。因此，与堪舆师结下不解之缘，并开创了风水文化的新篇章。

唐末，王仙芝、黄巢等农民起义，中原地区犹如“雪上加霜连夜雨”，连年又遭受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真是民不聊生，饿殍遍地。大量中原汉民含悲忍泪，背井离乡，逃到赣州这片“乐土”来避难。正如当代客研学者邱常松先生在他的《客家综述》[iii]文中描述：“当唐代迁徙时，为数众多的中原汉民，包括此前南迁的汉民，主要迁入赣闽粤三省边区三角地带，虽经五代十国动乱，但这些地区一向是‘三不管’的边远地域，‘五代’管不着，‘十国’分疆割据。兵荒马乱之际，天高皇帝远，对地广人稀，大山长谷的三省边区鞭长莫及。这片林茂地肥，资源丰富的未开发山区，是南迁汉民较理想的避乱和生息蕃衍的天然‘乐土’”。由此看来，唐末至五代迁来虔州（今赣州）的客家先民人数很多。建房、筑坟者也多。一时堪舆师应接不暇，难以分身。客家先民正在犯愁时，举世闻名的堪舆大师杨筠松似是从天而降，突然来到虔州虔化县（今赣州市宁都县），立即为群众排忧解难。

杨筠松，解放前宁都县许多堪舆师尊之为一脉相承的第十六代祖师爷，说他是山东窦州府人。据民国二十年五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戴：“窦州……故治在今广东信宜县南二里教场左。”据《宁都直隶州志·方伎志》[iv]载：“杨益，字筠松，窦州人，官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益窃秘书中禁术，与仆都监自长安奔虔化怀德乡（今宁都黄陂）。爱其山水，遂居焉。以其术授曾文辿、刘广东（一说刘江东），世称救贫仙人。卒葬雩都（今于都）寒信峡药口坝，今呼为杨公坝。著有《青囊经》、《疑龙》、《撼龙》、《穴法》、《倒杖》诸书传世（见《辛酉志》、《赣郡志》、《通志》）”。又据《早期客家摇篮——宁都》[v]：“杨筠松，生于唐大和八年（834年），自幼聪颖，喜观天象，才华过人，中大中庚辰（860年）进士。殁于天复三年（903年）……”杨筠松到宁都后，立即深入民间，为群众建房、筑坟寻找“风水宝地”，忙个不停。他平易近人，每到一处，渴了有茶水，饥了有饭饱。据《宁都直隶州志·杂志》第981页载，杨筠松客游瑞金县南冈村，因饿，向主人要饭。适屋内坐客满席，主妇端椅请杨坐在屋外吃饭，饱后离去。迨主夫得知，急忙追去。追到，恳请为择屋址。杨说：“无庸！汝归视吾坐椅未动，即于其地造门，当生子为郎官。”遵照他的话办，果然应验。到清道光四年（1824年）修志时，郎官第房屋早已倒塌，独有大门还在。此事虽夸耀杨预见性强，带神秘色彩，却也说明杨所到之处都能受到群众接待。像这样的事例很多。他素质聪敏，好学强记。治业施术，注重形势。如初到宁都，即为弃官归隐的鄂州（今武昌）刺史廖銮选择隐居地，一到中坝（今黄陂），拍手称好。黄陂河自西向东流去，到了中坝顶上，分出一条小溪与主干平行，流经约1.5公里处汇合。双溪夹住中坝，杨称之为“船形”。确实很像一条乘风破浪的航船。杨与仆都监都在此隐居。黄陂早已发达，成为宁都县一大巨镇。他遇事深究，观察细致。小物体如见河中一石，高过水面一丈多，上大下小，中间弯曲，名之为璜。其徒廖三传说：“溪中有璜，此即璜溪”。自此，宁都黄陂村名，由中坝改璜溪，沿用千年，解放后才改名黄陂。大物体如黄陂村后西北处有一山，杨考问廖三传：“此山像什么？”三传答道：“像牛”。杨问：“公牛还是母牛？”三传道：“像公牛。”杨故意说：“我看突而伏，像是母牛。”三传争辩地说：“常聆师父教诲，昂藏臃肿者阳象也。观此正如师言，故敢确认为雄牛”。杨说：“好！速回家取镐来”。取来镐，杨指定位置，命三传挖土，果然在山麓挖出二颗椭园形的白石，状如双肾（睾丸），俗称“牛卵袋”。杨哈哈大笑，夸三传已能观形察龙。此后，更耐心细致地授三传察物原理。今二白石仍在，明代已被列为“中坝八景”之一，名为“白石仙踪”。“仙踪”，含意为救贫仙人发现的胜迹（见《赣南客家》2003年总第七期第44页邓文钦撰《杨救贫三考廖三传》）。由于杨筠松治业注重形势，故被后人称其业为“形势派、峦体派”。他为客家人相宅址，特别注意选择山环水绕，背山面水、阳光充足、生机勃勃的“风水宝地”。并以此谆谆教诲其徒遵照施行。他还处处为贫民百姓造福，除择吉地造宅外，还有如传说中的“移山霸水口”、“移山烧石灰”、“掘热水净身洗物”等。因此，客家人尊称他为“救贫仙人”。

杨在另一方面，不辞辛劳，积极收徒传艺。他与仆都监共同接收的开门弟子是当地辞官归隐的鄂州（今武昌）剌史廖銮的公子廖三传。廖三传（861—921），很有才华，投师时年仅19岁，因通春秋三传（《左传》、《公羊》、《谷梁》）而得名。他没深入民间，故名不显。他将艺传子通。廖通（887—955），精杨、仆之术，官至南唐都监。因官，故其艺鲜为人知。他将艺传次子瑀。廖瑀（943—1016年），派名克纯，号平庸居士。据《宁都直隶州志·方伎志》：“廖瑀，字伯禹，年十五，通五经，乡人称廖五经。宋初，以茂异荐，不第，精究父通堪舆术。卜居金精山，自称金精山人（世称“廖金精”）。著有《怀玉经》。尝为饶州许氏卜宅，曰：后子孙当有为吾州守者。建炎四年（1130年），许氏子中知虔州，忆瑀遗言，遣使致祭，为立碑记（见《辛酉志》、《赣郡志》、《通志》。按：伯禹，《通志》误作伯玉）”。笔者按：宁都志书误载瑀为三传之子，以讹传讹，有关书籍均误载瑀为三传之子。今以家谱订正，瑀为通之子，三传之孙。廖瑀才大艺高，遐迩闻名，杨派嫡传为建房、筑坟所安之“杨公符”，画杨筠松居中，两边画廖金精与曾文辿之名。廖瑀授徒很多，今核实著名的有其女婿谢世南，子千五郎、千八郎（均迁福建），侄儿廖邦（迁兴国三僚），江西德兴人傅伯通、邹宽，以及王应元（里籍不明）。杨筠松在宁都授徒很多，著名的除廖三传外，还有曾文辿（宁都会同人）、刘广东（一说刘江东，于都人）、万伯绍（宁都人）、刘淼、邹庭监等。杨最得意的高徒曾文辿，是个才华洋溢，技艺精湛的堪舆师。拜杨为师后，与师形影不离，直至杨去世才分手。据《宁都直隶州志·方伎志》载：“曾文辿，居会同里同口（今会同乡同口村）。师事杨筠松，熟究天文、纖纬、黄庭、内经诸书，尤精地理。梁贞明间（915—921年），游袁州万载，爱其县北西山之胜，谓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如其言。后其徒于豫章见之，骇而归启其墓，则空棺也。著有《寻龙记》上下篇行世（见《辛酉志》、《赣郡志》、《通志》。按：《辛酉志》（清乾隆六年的《宁都县志》）曾文辿里居确凿。《通志》作雩都人，误）”。笔者按：曾文辿还有一大功绩鲜为人知。即杨筠松的《青囊经》是由他收集编纂成书的（见《地理正宗》所载刘基撰《杨筠松青囊奥旨序》）。还有一个著名堪舆师赖文俊，世称赖布衣。当代许多书籍记载不一，令人无所适从。有的书上把他列为杨筠松的第四代传人。此人在杨死后305年才出生，不知怎么排为第四代？据《宁都直隶州志·方伎志》[vi]载：“赖文俊，字太素，宋时人。精地理，人呼赖布衣。著《催官篇》，以天星阐龙穴砂水之秘，至今传诵（见《辛酉志》）”。又据《客家第一姓宁都赖氏》载：“赖文俊（约1208—1279年），字太素，号布衣，宁都肖田乡桴源村人。为该村始祖忠诚公第25世孙。中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甲午科举人，登嘉熙二年（1238年）戊戌科周垣榜进士。著《催官篇》。……据广东河源《赖氏族谱》载，文进（就是文俊）公，字太素，号布衣，宋朝进士。精地理术，当朝国师。著《四元天星》、《旅万集》、《催官篇》。广东白云山，土名白石岗，立有赖布衣墓，而其真骸葬福建上杭县胜运里丰念圩背，文星赶月形。广东吴川县水口，乡人托其庇荫，造有赖公庙一座祀之。今龙南县杨村中学学者赖观扬先生所撰《赖布衣事略》述及：‘太素贬官广东后，号布衣。江南西道赣州府宁都县人。……精善地理的传说很多，特别是他被奸臣所害，贬官广东后，以其精湛的地理术为粤民布泽，更是有口皆碑’”。以杨筠松授徒之多，声望之高来分析，可知杨到宁都不久，便开始发迹。数年后，最迟在文德元年（888年）已形成独树一帜的“杨派风水业”。清代已有人认定杨氏之术为“赣州形势派”。据《易经·风水·建筑》第56页载：“其中江西派又称为形势派、峦体派。清赵翼《陔余丛考》云：‘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重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明代，杨派传人廖邦和曾文辿的后裔在兴国三僚发迹，其中 廖均卿与曾从政于明永乐五年（1372年）共同相定皇陵（今称“明十三陵”）有功，同授钦天监灵台博士[vii]，名噪一时。总之，古代赣南风水文化出现三个闪光点，即三次鼎盛时期。第一次，唐文德元年（888年）前后，杨筠松授徒很多，誉满赣南、闽西、粤东北之时。第二次，北宋雍熙初年（984年）前后，廖瑀中年时期，授徒很多，声望大震之时。第三次，明永乐五年（1372年），廖均卿与曾从政相定皇陵，封官进爵之时。赣南风水文化分流情况如何？（一）流向赣东北：廖瑀的高徒傅伯通与邹宽都是德兴人，技亦传去。（二）流向广东：杨筠松的徒裔赖文俊（赖布衣）贬官后，从宁都迁往广东，技亦传去。赖的后裔散居广东河源市、紫全县兰塘寺背、连平县忠信上驳、隆街等地。（三）流向福建：廖瑀的儿子千五郎、千八郎均迁福建，怀疑迁建宁热水附近，技亦传去。从以上各渠道再流向江南，流向港、澳、台。

不管杨的传人走到天涯海角都能分辨出来，就是看他在操作献技时，能否画“杨公符”。若能按规定的字样与格式画杨公符的即是杨派传人。其格式见“杨公符符底字样与布局”。做屋的杨公符要用四面刨平的约1.5米长、7厘米宽的四方形杉木去画。筑坟的杨公符较简单，只用一面刨平约70厘米长、7厘米宽的杉木去画。

通过堪舆师精心设计的赣州客家民居的格局如何？常见的也是最普通的一种是两泼水一排过的三间或五间的二层楼房，俗称“大三间”或“大五间”的屋。厅居中，两旁称“正间”。这是最简单的基本模式。进而为八泼水的前三后三（或前五后五）一栋盖两廊的大屋。上下两厅居中，上厅也称“后厅”，下厅也称“前厅”；上厅两旁的称“上正间”或“后正间”，下厅两旁的称“下正间”或“前正间”；前栋与后栋之间中开天井，两边连接两栋之间的走道称“走廊”，也称“廊下”。一般厅不设楼，偶见有楼，上层很矮。因为厅不住人，只用于供奉“家神”，操办喜事，商议大事，过年同向祖宗拜年，共同“出行”，共饮发始酒（犹如今之团拜）。凡是楼均不住人，俗说：“寒热莫上楼，上楼冇风流”。如有人丁发达，需要扩建，则建在厅之两旁，俗称“横屋”。如受地址限制，傍正屋中间开天井，走道称“巷”；如不受地址所限，距离加宽，中间的院子称“砂墀”，更宽的称“禾坪”；砂墀或禾坪边上居室门口的走道称“檐阶”。这种方块体，对称式，厅室组合式的民居，是赣州客家民居格局的主体，称之为特点之四。

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围屋民居多，分布广。围屋，是一种特殊的民居，是客家民系独有的。这标志着客家人民兴旺发达，团结坚强，聚族而居。既表现其凝聚力强，又说明其具有抵御外侮之力。笔者年轻时因工作之便，常随县剧团出外巡回演出，走遍了赣南各县（市）的城乡，各地风情，耳闻目睹，记忆犹新。宁都、石城、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县（市）的围屋多方形，有个别园形。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寻乌等县的围屋多方形，少数园形、半园形。宁都在清代出现22所围屋，其中称“土围”、“大土楼”、“土楼里”的12所；称“九栋十八厅”的4所；称“四厅相会”的2所；称“百间大屋”的4所，可惜有的毁于战火，有的因年久失修，面目全非。幸存的仅田埠乡东龙村委会塅上村“东里一望”比较完整。始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竣工于乾隆二年（1737年），迄今已有260余年。砖木结构。李仁方首创。后裔将正厅改家庙（祠堂），称“仁方公祠”。整座建筑群占地4300平方米，号称“百间大屋”，实有106间，20世纪80年代住20余户。赣南客家围屋规模之大，最具特色，保存完整，首推龙南县的“关西新围”、杨村的“燕翼围”、“乌石围”等。

现在来看看我们赣州客家人，住在经过高明的堪舆师精心卜择的“风水宝地”上的情况如何？一句话，好得很，非常兴旺发达。就人口而论，据载：“唐睿宗延和年间（712年），官府进行一次人口调查表明，当时赣南有37,647户，人口为375,410人”。时隔1200多年，到“1985年全区总人口为6553,290人”[ii]。2004年5月已达831万（见本文第二段）。其增长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不言而喻。就人才而论，赣南历史上出过5位文科状元，他们是：北宋宁都县的郑獬、南宋赣县的池梦鲤、南康县的刘必达、宁都县的谢元龙，清代大余县的戴衢亨[iii]；出过不少三公、六部、九卿的人物，如：位居宰相的有唐代兴国人钟绍京、宋代宁都人崔与之、清代大余人戴衢亨；位居尚书仆射（犹副宰相）的有唐代宁都人刘越驭、胡承憼；位居都御史（从一品）的有明代宁都人陈勉、于都人李涞；位居尚书的有五代南唐礼部尚书宁都人衷愉、唐代检校户部尚书谢肇、北宋吏部尚书石城人陈恕、南宋兵部尚书寻乌人潘任、明代工部尚书太子少保宁都人董越。董越，殿试探花及第，为赣南历史上第一位居外大使，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奉旨出使朝鲜。还有唐末虔州农民起义首领宁都人卢光稠，起义成功后，治虔26年，政绩卓著，生前被后梁太祖封为“舟汝王”，死后封为“忠惠广利王”，世称“卢王”（这些人物资料散见于各该县志）。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学者和高级武官，不一一例举。当代出了很多将军，值得一提。查《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一书载，在国民党军中，赣南共有将军65名，其中上将3名，即石城县的空军一级上将赖名汤、崇义县的陆军一级上将陈大庆、龙南县的陆军二级上将王昇；中将20名；少将42名。

褚良才先生著《易经·风水·建筑》[v]第5页载：“试问，一个居住在‘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田，花竹秀而野’（宋，苏轼诗）和‘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清，姚延銮诗）的‘风水宝地’上的人，他的生理、心理难道会不健康、不愉快吗？再试问，一个居住在‘污水横流’、‘臭气薰天’、‘烂草遍野’、‘阴暗潮湿’、‘冬寒夏暑’的‘风水凶地’中的人，他的生理、心理难道会健康、愉快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千百年来，高明的堪舆师为赣州客家人选择住宅基地，正如褚先生的高论，避开了那些阴暗污秽、死气沉沉的“风水凶地”，选择了尽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风水宝地”，使我们得以兴旺发达（上段作了论证）。至于说“风水”是迷信，有他一定的道理。据1989年出版的《辞海·风水》[vi]载：“风水：亦称‘堪舆’。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这样的释义未免有些片面。若说阴宅，神秘色彩浓，无中生有者多，称之为“迷信”，情有可言。要知赣南客家人把“风水”一词当作坟墓的代称。如说“某家做到好坟墓”，则说“某家做到好风水”。建房，适得其反，最忌讳对建房说是“做到好风水”。只能说“做到好屋场”。或说“做到好所在”。在封建社会里，要说在风水文化中不染上神秘迷茫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阳宅部分，也带有不少忌讳语，属神秘色彩，应受到批判。其他如对择基、定向、布局等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褚良才先生对《辞海·风水》的释义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显然这样的释义是片面的、缺乏历史发展观和不求甚解及欠公允的。我们不是把‘风水’和‘人居’完全等同起来，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风水学’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人居’环境的选择与改造，这就是历史、科学、公正的学术研究态度”[vii]。历史上有不少人反对“风水术”，如东汉的王充，宋代的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著或轶事。褚良才先生举了一些古人批评风水学中的迷信事例，非常生动。他说：“对于风水学中的迷信成分，古代各朝皆已有人进行批评。如某些风水认为围墙内不宜种树木，因‘囗中有木，困字不祥’。东汉有位士人讽刺说：围墙内有人，岂不成‘囚’，人还能在院中活动么？据《闻见后录》一书记载：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朝中要修理宫中东华门，太史进言：太岁在东不可犯。宋仁宗批奏：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命令照常施工。可见连皇帝也不一定都吃风水中离奇迷信的那一套”[viii]。到底什么叫迷信？王玉德先生在他所撰《神秘的风水》[ix]第9页载：“迷信是迷茫的、愚昧的信仰”。接着，他又说：“很久以来，风水一直被当作迷信受到制止和批判。这是因为风水确有很严重的迷信特征。特别是它的阴宅部分，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从这个意义上讲，风水是完全应当作为迷信严加批判的。但是，风水的阳宅理论与实践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它与迷信的东西纠缠在一起”。我们该如何对待风水问题？褚良才先生说得好：“对人类的文明，始终应当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的科学研究宗旨，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易经》理论的核心所在”。

当代研究风水学的专家学者，观点已趋向一致，都认为风水学属于建筑学范畴。如王玉德先生在他的宏论中指出：“风水是研究环境和建筑艺术的学问”[xi]。褚良才先生在他的宏论中指出：“说到底，风水就是人类居住、生存、繁行、发展的生态环境”[xii]。褚先生还引用古今名人名言而加以论证。他说：“关于风水的人为主体——建筑（宅），东汉大学者刘熙在他的名著《释名》中是这样说的：‘宅，择也。宅择吉处而营之也。《黄帝内经》也说：夫宅地，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凡人所居，无不在宅……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则家族衰微’。现代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也说：‘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寄托于建筑之上’”[xiii]。《赣南客家画报》载《风水古建与赣南》一文载：“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风水探源》一书，著者何晓昕的导师潘谷西教授在该书的序中说：‘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1989年第一期《自然科学史研究》）。从这些古今名人名言中，足以证实风水是属建筑范畴。所以说堪舆师必须走与建筑设计师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明智的选择，前景广阔，大有作为。否则，到了全民实现火葬，统一在由政府指定的坟山安葬骨灰时，就是堪舆师失业之时。

最后议一议关于风水文化的处置问题。笔者认为：第一，从历史看，风水学说，世界上仅中国独有，故风水文化应归属于民族文化。既属民族文化，不但不能止步，还应发扬光大。第二，从现实看，建房因择址不当，造成家破人亡的事故，常有所闻。如20世纪90年代，宁都县发生两件这样的事故。其一，梅江镇有户居民在装有变电器的高压电线杆侧边建房，竣工后，主人清理屋顶平台，欲收起一根约4米长的钢筋，刚一举起，就被电磁场吸引，霎时触电身亡。其二，县东边山区，有一户居民在泥石流现象严重的地段，建房在倾斜的山坡下。不久，连日暴雨，一天深夜，山体滑坡，一家三口，连同一头肥猪都埋葬在泥石中。像这两起事故，如经风水先生选择的地址，则风水先生要负一定的责任。经调查，均未请风水先生择址。话又说回头，如果请了风水先生，一定能避开这样的“风水凶地”。如此看来，还需请风水师择址建房，风水文化也还要继续写下去。第三，从使命看，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都肩负着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使命。我们这代人已经做了许多“当惊世界殊”的伟业。如大河改道，大江截流。这是有目共睹的。前不久，在电视里看到桂林在堆山开河造风景。其实这些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犹如开渠挖塘造风水。风水师认为地理上之不足，需要通过人工进行改造和补救，这是风水师常用的手法。人们为了生活得更好，不但要更新住宅，还要改造周围的环境。将来城市、乡村都会走园林化的道路。游历过苏州古典园林的人，都知道园内的山水，全是人工塑造的，每走一步都别具匠心。其实这都与风水学理论有关。去年听人说，中国将建山水城市，心甚欣喜。今读褚良才先生所著《易经·风水·建筑》一书，果然在第110页载：“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的山水诗、山水画和古典园林都特别注重山水的‘形’与‘意’的结果”。这将是一项强劲与细致结合的工程。若用风水学说之理论与建筑工艺之实践相互结合，将会相得益彰。如此看来，风水师还大有作为，风水文化还要继续写下去。但如何使风水师与建筑设计师相结合？着又值得考虑。风水师一方面要彻底屏弃那些不符合科学原理的糟粕，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另一方面要主动请求政府安置使用。第四，对古今堪舆师之名人名作，只要有研究或观赏价值的，不论阳宅或阴宅都要作文物保护，公布于众。第五，古今有关风水方面的文学著作，都应由国家各级图书馆收藏，并妥善保管；看来已失传的重要著作，如有被堪舆师收藏的，以及祖传的重要秘作都请作奉献，或由政府按质论价予以收购。

有感于杨派风水业发祥于赣南，并感激杨氏及其历代嫡传高足为我们赣南客家人选择到许多“风水宝地”作民居，使我们“居若安，即家代昌吉”。千百年来，赣南属较稳定之地区，我们确实安居乐业，兴旺发达。特赋数语以赞：头戴箬笠，脚穿草鞋，爬山涉水，寻龙察脉；专为穷人，谋福消灾，美称‘救贫’万民缅怀。如今风水大师杨筠松已离开人世1100年，可他开创的杨派风水文化以及客家人所尊称的“救贫仙人”之名会永留人间。因为许多志书与典籍有载。



（作者系宁都县客家联谊会理事、宁都县客家文化研究室副主任）


辑于《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