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民俗

”文革”中，有位外地人到我们家乡来，礼貌性地问农民：“吃饭没有？”农民自嘲地作答：“连粥也吃不上，谈何吃饭！”其实，农民应该说“吃了”或“没吃”，因为人家问的是吃早餐（或午晚餐）没有。岂不是农民回答错了？也不。农民是用方言词来思维的，家乡话叫干饭为饭，叫稀饭为粥。他的确没有吃“饭”嘛！

这就是有趣的家乡方言现象，它的产生与社会政治经济有关，也和社会风情民俗有关。我们家乡是以大米为主食，有粥和饭之分。而北方以面为主食，把稀的干的甚至三顿泛指统称为“饭”。可见，“饭”的概念，不同的地域，就有不同的含义。并且，家乡人还运用了修辞方法，把早、中、晚三餐的名称，分别借代为“早朝”、“日中”、“夜晚”。在他们看来，“早朝”或“夜晚”吃的东西，可能是粥饭，也可能是杂粮，若问吃“饭”没有，则以偏概全，使人产生误会，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

《礼记》说：“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风俗、民俗对人民生活有较大的影响，这必然影响到语言，我们家乡的语言就是受到民俗的影响的。

家乡话有个叫“敲脚骨”的词，是勒索钱财的意思。旧社会，交通不便，商贩行人以步代车，而强盗设卡剪径，硬要买路钱，否则打断脚骨，叫你动弹不得。可见，“敲脚骨”是匪盗为患社会环境的反映。妇女产小孩，叫“煲饭”。因为解放前穷人长年累月喝稀粥，唯独此时才摊点米出来煮给产妇吃，所以“煲饭”就成了“坐月子”的代名词。这反映了贫苦人民的穷困生活。又如女子出嫁，叫“卖女”，这是视女人为猪牛羊那种男尊女卑旧俗的写实。

禁忌风俗，也是语俗。家乡的“语讳”，往往为迷信所制约，或与人们某些良好心愿相联系。如“舌”与“蚀”同音，蚀就是亏本、倒霉的意思，因此称“舌头”为“利钱”，“猪舌”为“猪利”；“伞”与“散”同音，分散、离散不妥，称“雨伞”为“雨遮”；“员”与“完”谐音，人怕完蛋，称“飞行员”为“飞机生”；春节或喜庆日子，打破东西，认为是坏兆头，讳言“开花”或“发了”，以自慰。

吉利语，也反映了民间的习俗，体现人们的某种愿望。青年男女成婚请喜糖，必定有枣（子）、榄子（橄榄），取“早生贵子”、早些“揽（抱）子”之意。

由此可见，我们家乡的客家方言与民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很有趣味的。

餐桌上，无论大人小孩，无意中筷子掉地下，这时家人有时会异口同声地说：“好！筷落！”（快乐的谐音）这一声把一个小小的不愉快化解了。试想如不是这样，而是板起面孔训斥对方，那么，纵然餐桌上满是鸡鸭鱼肉，也会令人食不知味。

和餐桌上打碎碗一样，众人呼一声：“碎碎（岁岁）平安”，一家人就会转怒为喜，心理上恢复平衡。细细品味，其实这是一种无奈时的聪明的解嘲。

我从小离开家乡，外出读书十多年了，偶而返乡遇上亲朋婚嫁，母亲就叮咛我要给对方送一块做裤子的布料，叫做送大裤。

原来家乡的方言“裤”和“富”同音，而家乡的人习惯把裤子叫做大裤。于是送大裤就成了很吉利的送“大富”了。

我虽不迷信，但为讨好母亲的喜欢和成全他人的美意，也就入乡随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