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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记
作者：刘庆贵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1970年4月24日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日子吗？如果你是壮年老年，那天你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东方红1号”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了吗？如果你是青年少年，你想知道那天发射卫星的情景吗？如果你曾经参加当时发射卫星的行动，你还能记得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射第一颗卫星时，我在火箭发射中心控制分队任分队长。作为有幸亲身参加卫星发射的一员，虽然往事已经过去了29年，但时情时景，仍历历在目。为了让后人了解当时发射场的内幕，我用第三人称的身份将卫星发射的情景叙述出来，以飨读者。仿照卫星倒计时的习惯，文章也来个“倒计序”，从“10”开始，到“0”结束。
10．“我们中队要参加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任务”
1969年8月26日。在祖国西部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敖包山脚下火箭发射部队的驻地里，火箭发射中队正在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14—1任务事宜。会议由党支部书记、中队指导员李世忠主持，中队长员郭祚良以及三个分队长等支委都参加了。
张积华首先发言：“9月份，我们中队要发射我国第一枚中远程地地导弹，任务代号叫14—1任务。”接着说明了14—1任务的目的、意义、中队任务、人员定位、计划安排等事项。最后，他特别说：“14—1任务后，明年初还要执行14—2任务。14—2任务是干什么的？就是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就是由中远程导弹改装而成，因而，这次任务非同小可，直接关系到明年的发射卫星。所以，请大家就怎么样搞好这次任务发表意见。”
“我们分队还有几个骨干正在休假，得立即发电报催他们归队。另外，副他队长刘庆贵还在团生产基地劳动。”控制分队分队长周明第一个提出问题。
“叫刘庆贵今天就回来。”张积华说：“会后我马上跟团里报告。”
“操作规程还没有打印出来，得让团里加快速度。”发动机分队分队长陈长安说。
“中队有些人对任务的意义认识还不够。比如有人说，我们中队什么任务都执行过了，这次任务是小菜一碟。也有一些新手上阵不多，担心干不好。我认为需要认真搞好任务动员和教育。”郭祚良说。
“动员中能不能把发射卫星任务的底交给大家？”瞄准分队分队长来小红提了个问题。
“这还是十分机密的事，要是泄露了，那可不得了。”
“过去我们执行过那么多绝密的任务，也没发生过失泄密事件。只要跟大家说清楚利害关系，提出明确要求，保密不会成问题。”
经过讨论，全体支委一致同意：“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中队要参加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任务’，并以此激励大家，动员全体官兵积极投入到任务中去。”
9月2日，火箭发射中队召开14—1任务动员大会，由李世忠作动员。他说：“1957年10月2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此揭开了人类征服宇宙的新纪元。1958年1月31日，美国也把它的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太空。接着法国在1965年11月26日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发射卫星的国家。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真要搞出卫星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直到了1964年6月29日，我国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才具备研制运载火箭的条件。同志们还记得吧，1964年那次任务中发射导弹的单位是谁？那就是我们火箭发射中队。”
李世忠停顿了片刻，眼睛扫了扫全场，继续说：“我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真正启动是在1965年。在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提议下，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正式批准将卫星研制工作列入了国家计划。1967年，确定了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并命名为‘东方红1号’。据通报，今年10月就可以提供正式卫星产品。发射卫星所用的运载火箭叫长征1号，它的一级、二级由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远程导弹改制而成。所以，我们得首先进行中远程导弹试验，这就是马上要执行的14—1任务。这发导弹试验成功了，把三级火箭加上去，就可以发射卫星了。
“同志们，我们中队组建于1959年3月20日，是中国第一批组建的两个火箭发射中队之一。组建后出色地完成了几次大型试验任务：1960年9月10日，中队部分人员参加了发射中国第一枚导弹的任务：同年12月16日，独立地发射了国产1059导弹；1962年3月21号发射了中国自行研究生产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1966年10月27日又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的发射试验。中队曾荣立集体一等功，是有着光荣历史的中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中队，是能打硬仗的中队。我现在骄傲地告诉大家，14—1任务之后，我们还要参加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任务。大家说，光荣不光荣？”
“光荣！”全中队齐声高呼。
“伟大不伟大？”
“伟大！”
李世忠最后说：“是的。非常光荣，非常伟大，但也非常艰巨。我们一定要圆满完成14—1任务，为明年卫星发射任务献上一份厚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再立新功。”
接着，张积华对任务作了安排，他特别强调：“我们即将试验的中远程导弹，可以打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因而它是一种新型的地地导弹武器，同时它又是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主体部分。这些都是国家的高度机密，大家一定要守口如瓶，不能对任何人泄露，包括其他单位的人员和自己的亲人。我有言在先，谁要是失泄密，将严惩不贷。”
9．“中远程导弹第二次试验一定要成功，这样才能确保明年顺利发射卫星”
1969年9月3日，两发中远程导弹运抵发射基地，并开始了技术阵地单元测试。
9月15日，技术协调小组听取了01号导弹单元测试汇报。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第一试验部部长吕诚华和副部长石荣屺、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一院副院长任新民等也参加了会议。综合试验站副站长汇报说：“测试中共发现故障28个，其中两个陀螺的问题最为严重。当充气压力加大以后，陀螺仪出现振动，并伴有异常的嗡嗡响声，漂移量的测试结果超差。”
“有什么影响？”李福泽问。
“陀螺仪是提供导弹飞行基准的仪器，如果它出问题，飞行参数就不准了。而火箭的关机时间是靠飞行参数来计算的，因此，陀螺仪出问题对火箭飞行的影响非常大。”综合试验站一室主任许惠琪说。
“测试细则中，对陀螺仪的声音没有作要求，所测出的漂移量虽然超差，但不大。我们认为可以继续使用。”试验队的一位技术人员说。
试验队和基地的几位技术人员又作了补充发言，两者的看法显然不一致。
钱学森眯着眼睛，仔细地听着大家的争论，等到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才说：“这个问题现在还说不太清楚。但从陀螺仪的地位和作用来说，它确实太重要了，应该慎重对待，不要轻易放过这一故障。至于怎么样处置，还可以多听点意见。我看有必要将这一问题反馈给北京惯性仪表研究所，让所里的人也参加分析并做些实验，以求彻底解决。”
“同意钱副部长意见，这样较为稳妥。两个陀螺仪中，水平陀螺仪的问题最为严重，我看先把它拆下来，再将它送回北京做实验，把备用陀螺仪装上，继续进行下面的综合测试项目。”任新民说。
“我也同意钱副部长和任副院长的意见。”李福泽说，“更换水平陀螺仪，送回北京做实验，务必将故障找出来。同时，为了不影响进度，技术阵地工作继续往下进行。各位领导同意不同意？”
“同意。”
根据领导小组的决定，更换了水平陀螺仪，接着进行了01号导弹的其他测试。9月20日，技术阵地测试完毕，并决定第二天将01号导弹转往发射阵地。
9月21日，发射场风和日丽，场坪大门上插的十面彩旗，在和风吹拂下“哗哗”作响。两名身高1米80厘米的警卫，手持步枪，笔挺挺地站在发射场的入口边，十分威严。
李福泽、钱学森、任新民、吕诚华、石荣屺以及基地政委栗在山、副参某长江萍等人早早就到了发射场坪，等候着导弹的到来。
9时30分，两辆“狗熊”牵引车拉着导弹一级、二级，徐徐开进了发射场坪。10时整准时开始吊装一级，11时10分吊装二级，12时吊装弹头。
李泽福看了发射团吊装中队操作的导弹起竖对接全过程，心里十分满意。他对石荣屺说：“发射团的第一仗打得不错，吊装、起竖、对接都挺顺利，应该表扬他们。”
“是。司令，这都是得益于前三个月的反复训练。”石荣屺说。
“对。过去打仗要练兵，现在搞导弹试验也得练兵。你给我总结一下前一段合练的经验，基地要推广。近些年，尽鸡巴突出空头政治，把训练时间都挤没了。这样下去，非***把部队搞垮了不可。”
他们正说到兴头上，基地作战试验处的杨参谋送给李泽福一份电报。他边看边念：“送回北京的陀螺仪，经过3天的日夜加班测试和分析，现已得出了结论：陀螺仪在低气温、低气压的条件下，轴承发生激烈振动，输出漂移量显著增大，不能正常工作。为此，需要对陀螺仪进一步做工作。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待研究后再报。研究所建议，在未解决此问题之前，暂不要发射。“
“立即叫钱副部长和其他领导小组成员到指挥所开会。”李福泽急忙吩咐。
试验任务领导小组在发射场作出决定，将01号导弹拉回技术阵地待命。
惯性仪表研究所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最后采取了提高陀螺仪充气压、修改排气管出口设计等4条措施。
10月15日，改进后的陀螺仪运到了基地。技术阵地立即对它进行单元测试和装弹后的全弹补充测试。
10月24日，01号导弹第二次转往发射阵地，进行起竖对接、分系统测试、系统匹配和综合测试。
11月2日，控制分队进行电爆管测试。分队长周明在地下控制室指挥，技师胡世祥操纵发控台，技师吴广照操纵自动化测试台。副分队长刘庆贵等4人在塔上仪器舱、一级尾端等处操作。
发控台加电后，自动化测试台对导弹的电爆管进行自动测试。当走到390步时，突然听到二级尾段部位有“噼啪”响声，然后发出了“咚”的一声巨响。正在仪器舱旁边的刘庆贵和操作手张本堂往下一看，见一个圆柱形东西从火箭串出，打到了勤务塔的一根立柱上张本堂慌慌张张地抓起调度电话：“40号报告，二级发动机蹦出来了。”
“再重复一遍。”
刘庆贵从张本堂手中接过调度电话说：“上述报告有误。遥测系统的磁记录硬回收装置弹射出来，打在勤务塔上。”
周明立即下达了“断开电源”的口令。胡世祥手疾眼快，迅速将发控台的总电源开头断开。
一级尾段操作行陈宪军在听到“断开电源”口令的同时，也听到了火箭舱内有“噼噼啪啪”的声响。他立即报告说：“一级尾段舱内有几声响声，可能是发动机电爆管爆炸了。”
张积华、周明、刘庆贵、胡世祥、刘增学等二中队人员急急忙忙赶到了火箭一级尾段，试验队的陈东明、张芷荣等人也赶到了。他们用万用表进了测试，证实了一级发动机的4个电爆管确实爆炸了。他们又到了二级尾段，看到了遥测磁记录弹射装置弹射后，把勤务塔上的一根30厘米的工字钢柱打弯了。
李福泽、钱学森、任新民、吕诚华、石荣屺和发射团副团长杨恒等领导闻迅后，也赶来察看现场。李福泽对石荣屺和杨恒说：“赶快查清原因，提出处理方案。”
钱学森看得很仔细，他看到被打弯了的钢柱，摇了摇头说：“好危险啊！要是有人在这里，肯定被砸成了肉饼。”他又回过头来看看躺在工作平台上的弹射装置，对李福泽说：“没关系，这次不用它就是了。舱盖砸歪了，敲打敲打，只要能盖上就行。一级发动机电爆管的事就麻烦点，得换发动机部件才行。”
李福泽对基地人员下达了命令：“停止测试，部队撤出，发射团加强警戒。下午召开试验任务领导小组会。”
试验任务领导小组会议的气氛显得很沉闷。基地、七机部试验队和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领导进入会场后，平日里那种相互问候寒喧的场面全没有了。钱学森笑眯眯的脸面上也收起了笑容。李福泽本来就黝黑的脸上，今天更显得毫无表情。
李福泽主持会议，他首先说：“今天测试中出了大事故，把遥测磁记录装置弹射出去了，把一级发动机电爆管炸了。什么原因？吸取什么教训？下步怎么办？请各位畅所欲言。”
七机部试验队一位技术人员对事故原因进行了分析：“今天的事故是由于我们编写的测试细则有误而造成的。细则规定，遥测系统和控制系统的连接插头在总检查后就连接上去。从现在分析看，这两个系统的连接插头应该在电爆管测试以后才能插上去。弹射装置的电缆插头插到了系统，在给一级发动机电爆管测试时，就相当于给遥测磁记录一个启动信号，弹射筒开始工作，必然会将弹射筒弹射出来。控制室在断开发控台总电源时，为什么会引爆一级发动机电爆管呢？我们初步分析是测试控制线路设计有不合理之处，继电器断电先后次序中有问题。”
“事故原因我们试验队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尤其是一级发动机电爆管的引爆问题。从线路上看，继电器断开时间不一致时，只要有十几二十毫秒的差异，就会造成给电爆管加上电的机会。但这件事与基地同志无关，完全是我们七机部一院没做好工作。本人作为一院试验队现场负责人，愿承担责任。”任新民诚恳地作了检讨。
“现在不说责任，要说责任，是我李福泽的责任，我是现场指挥、试验领导小组组长。今天不谈什么责任，主要讨论下步怎么办。”
“将导弹拉回技术阵地。”江萍说了意见，并且问了试验队：“更换一级发动机在基地行不行？”
“可以在基地进行。”
“为避免事故再次发生，建议取消电爆管自动化测试，改用205电桥人工测试。”石荣屺说。
“为了争取时间，在更换01号导弹发动机部件的同时，最好能对02号导弹展开测试。”钱学森说。
“好，就按几位领导说的办。”李福泽简要地归纳了大家意见后，提出了下步工作的要求：“这一炸不要紧，导弹飞行试验就得推迟，连带而来的，也会影响到明年的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参考消息》最近登了，小日本正在加紧研制它的第一颗卫星，争取今年底或明年初发射。我们也在抓紧时间研制我国的第一颗卫星，也想在明年初发射。这次事故的出现，无疑会对我国发射第一颗卫星带来不利的影响。但事故出了，后悔顶个屁用！现在的关键是做好后面的工作。明天就把01号弹拉回技术阵地，尽快对02号弹展开测试，七机部试验队安排人员对01号导弹发动机相关部件进行更换。试验队和基地的测试人员要对所有测试细则和操作规程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检查，看看还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发现后要改过来，不能再出类似的问题了。”
“需要修改的必须由设计师签字批准。”钱学森补允说。
“对，一定要经过设计师批准，不能行政领导说了算。会后机关立即写个电报报国防科委。”李福泽说完后宣布散会。
按照指挥部的安排,七机部试验队在技术阵地对01号弹的发动机电爆管部件进行更换,于11月中旬改装完毕。同时，基地对02号导弹进行测试。11月8日，技术阵地测试完毕，排除故障17个。11月10日，导弹转往发射阵地。11月14日测试完毕，排除故障5个。
1969年11月16日17时45分，02号导弹点火发射，起飞正常。
当时，李福泽、钱学森、石荣屺等人都在地下室。当听到首区光测、遥测、雷测报告“跟踪良好”、“飞行正常”时，大家高兴得鼓掌欢呼起来，人们纷纷涌出地下室，观看导弹飞行的壮观景象。
“……80秒，90秒，100秒，110秒……”发射团技术股参谋杨贵安给大家报着飞行时间。
看着从发射场飞出去的一条火龙，划破长空，朝西远去。火龙越来越小，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点，最后连这个点也没有了。
技术股参胡志康说：“一级关机了。”
“不对头啊，一级关机和二级点火几乎是同时，怎么看不见火光了呢？”刘庆贵说。
“赶紧到地下室听调度。”杨贵安说。
在地下室里，作试处杨参谋正在电话里大声询问落区：“发现目标没有？……啊？大声点。……什么？……没有发现。”
杨参谋放下电话，失望地对李福泽说：“落区没有发现目标。”
“询问雷达测量站的跟踪结果。”李福泽说。
杨参谋接通了雷达测量站的电话，问明情况后报告李泽福：“司令，根据他们跟踪测量数据判断，导弹自毁了。”
后来查明：导弹飞行到96秒时，由于一级程序配电器停转，一级发动机未能正常关机，二级发动机没有点火，导弹于401秒自毁。
针对02号导弹发射失利的情况，李福泽在试验任务领导小组会上提出：“要彻底把故障查清楚，采取有力的改进措施。中远程导弹第二次试验一定要成功，这样才能确保明年顺利发射卫星。”
经过几天查找，找到了故障部位在于程序配电器方形插头接触不良，造成信号中断。经研究批准，决定对01号导弹采取提高可靠性的保护措施：一级、二级各增加1个备份程序配电器，将弹上大部分仪器的方型插头改为圆型插头。
导弹的改装和测试工作抓得很紧，经过一个月的工作，技术阵地的测试也搞完了。01号导弹于1970年1月23日转往发射阵地。
发射阵地各系统的指挥操作人员，除刘庆贵接替周明担任了火箭控制分队长以外，其余都是发射02号导弹发射时的人员，因此，从起竖对接到测试加注，指挥操作都很熟练。
1970年1月30日，我国中远程导弹第二次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导弹飞行正常，弹头准确地落入弹着区内，实现了预定目标。这次飞行的成功，为发射东方红卫星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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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基地司令员李福泽、政治委员栗在山发布了《14—2任务命令》，要求基地全体参试人员要全力以赴，紧密协同，切实做到“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发射团根据基地的指示，在执行了14—1任务后，立即转入了14—2任务的准备工作。为了把任务准备工作做扎实，杨恒副团长将各个系统的指挥员、主要技术骨干召集一起，开了个任务准备分析会。全团的技术骨干刘德普、朱秀莲、李宝铭、胡志康、蒋萍南、杨贵安、徐炳寿、胡世祥、陈长安、刘庆贵等人都参加了。大家一起分析研究了各系统的技术准备薄弱环节，讨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杨桓对准备工作提出了要求：
“14—2任务的准备工作很多，我看主要是做好四件事：一是思想准备，进一步提高对发射卫星重要性的认识；二是组织准备，把人员定位搞好，特别是那些重要岗位和关键岗位，要定上精兵强将；三是技术准备，训练还要加强，特别要把规程训练抓得扎扎实实；四是装备准备，要把发射阵地的每一台设备都弄好，不能带着问题上阵。我特别强调三点：第一，这次任务和上一次相比，最大的差别是运载火箭多了个三级，而且我们还没有摸过三级，第一次到发射场，规程是新的，人员是新的，配合是新的。这点请刘庆贵、胡世祥你们要想周全。第二，火工品问题要十分小心，可再也不能出问题了，请刘德普你们技术股拿出切实可行的预想方案。第三，装备准备要过细。发射阵地的加注设备，经过几年的使用，已经老化，特别是硝酸那一套设备，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很担心。请李宝铭和张家桂你们拿个主意。”
加注中队副中队长张家桂回家后，立即找鲍厚国、吴全和、高春宁等几个骨干研究。几个人立即议论开了：
“在前一段检查硝酸加注是时，发现过滤器堵塞。这说明硝酸贮罐或管路中有杂质。”
“需要彻底清洗过滤器和硝酸贮罐。”
“这样一来，工作量相当大呀。”
“时间也相当紧张，就怕来不及。”
“进到贮罐去清洗，非常危险，搞不好会死人，而且我们过去没干过。”
“困难确定不少。但若是脏东西不清除，进到运载火箭管路里，那就是大事故。作为英雄王来所在的中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把工作做到让祖国人民放心，还是要彻底清洗贮罐。”
“干就干，干了就放心。”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
经批准，加注中队在技术股股长刘德普、参谋李宝铭的指导下，拟制了详细的清洗方案，预想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了每天的工作计划，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后分两班开始清洗。这时离上级下达的准备完毕时间只差7天，全中队干部、战士分为两班，昼夜不停地工作。
拆卸清洗过滤器由吴全和指挥。三个过滤器都安装在管路的底部，拆卸时只能躺在地上干。吴全和亲自拆卸第一个，他和另两个人足足干了四小时。卸开的瞬间，管路存留的硝酸蒸气“呼呼”往外喷出，泵间、库房弥漫着滚滚黄烟。吴全和等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干了5天。
清洗硝酸贮罐的工作最为危险。杨恒、刘德普、李宝铭、张家桂等人都到了现场。清洗工作开始前，张家桂再一次强调：“因为贮罐内充满了硝酸蒸气和四氧化二氮，虽然你们穿上了防护衣，戴上了防毒面具，但由于密封性能不是绝对的，难免会吸进去一些，时间长了也会引起中毒，因此，中队严格规定，每个人进去不能超过30分钟。当然，也用不着害怕，只要按规程做，没什么危险。今天我第一个进去。”
“不！支委会已经决定了，我第一个进去。”副分队长高春宁说。
“还是我进去。”张家桂说。
“让高副分队长进去吧，你在上面指挥。”杨恒劝说道。
张家桂仔细地检查了高春宁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然后让人打开了贮罐孔盖，送他下去。
高春宁从罐内的一端开始，一点一点地用刷子清刷。干了不大一会，他感到头发胀，呼吸困难。按预先的规定，只要下面的人感到不适，拉一拉绳子，就上来换人了，但他仍坚持着。
“30分钟，该换人了，你上来吧！”张家桂喊罐内的吴全和出来。
“45分钟。”吴全和还坚持着。
“60分钟了，你一定得上来。”张家桂下了命令，吴全和才上来。
经过7天8夜的连续苦战，终于把2个35立方米的贮罐、300米的加注管路和3个过滤器清洗干净，并安装了新的压力表。
7.“每个人的规程都要背得滚瓜烂熟”
1970年4月8日，火箭发射中队控制分队全体队员进行规程训练，他们习惯上叫做“对规程”。石容屺、杨恒等也到检查。
刘贵庆首先提出了要求：“今天，我们分队全体上阵操作人员在一起对规程。第一遍按正常情况对；第二遍要加上异常情况，由我提问，操作人员回答如何处置。这次对规程，石副部长、杨副团长等首长都来了，来检查我们的训练成效。对规程时，不能看本本。我们原来要求过了，每个人的规程都要背得滚瓜烂熟，我曾经形象地说过，即使老虎追来了，也能将规程背下来。但操纵员胡世祥除外，因为他的规程有24页，足足8千字。”
“内外观察看。”刘庆贵开始下口令。
阎长宋首先指挥仪器舱专业组的陈高春等4名操作手，让他们各自讲述察看仪器舱的情况，然后大声说：
“40号报告：仪器舱内外部察看完毕，一切正常。”
“明白。”
接着，刘雨均、周立成、梁保合、罗孝先等技术师分别指挥箭上一级、二级箱间段、三级、电源间等专业组的段守顺、陈宪军、吕云鹏、冯腊元、王双生、徐祥国、柴瑞堂、王其昌、牛志江等23名操作手，依次把各自察看到的仪器、电缆、插头叙述了一遍。
“60号报告。”胡世祥挺起了胸，目视前方，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一字不拉地背着规程：“检查发控台面板：钥匙开关放在‘空档’位置；24个乒乓开关全部断开，即朝下的位置：6个按钮……”
胡世祥足足背了五分钟，将发控台面板的开关、按钮、指示灯、仪表，发控台后面的电缆、插头、开关，以及发控台和其他测试台的连接状态，熟练地背了下来。最后他说：“对发控台内外部察看完毕，一切正常。”大家听完后，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接着，吴广照、吴志雄也准确无误地背了他们各自操作的自动化测试台、调平瞄准仪、安全自毁测试仪的原始状态。
杨恒看到控制分队操作规程训练得如此熟练，非常高兴。当对到了临射阶段的规程时，他说：“今天我和你们张队长也来参加你们的对规程，五分钟以后的几个口令，按照实际时间下达，该我下的由我下达，该由张队长下的，由他下达。”
大家一听，情绪更加高涨起来。从两遍规程训练看，全分队人员对规程的掌握可以说达到了熟练的程度，对可能出现的故障也预想得相当周全。
规程训练结束时，石荣屺发表了讲话：“参加了你们的规程训练，很受启发。你们在卫星发射任务中，是我部的尖刀。同志们，从现在起到卫星转场到发射阵地，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4月1日，2颗东方红卫星和1枚长征1号运载火箭运到了基地。经过技术阵地的4天测试，卫星技术指标合格。同时也对长征1号运载火箭进行了单元测试、分系统测试、系统匹配。测试中，发现脉冲信号源参数不合格，经过260次检查测试，已经排除了故障。今天，技术阵地正在进行总检查。如果没有重大故障，再过5天时间，技术阵地的测试就结束了。”
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们能参加这次任务，是终生的光荣。人的一生中，能干上几件大事？发射我国第一颗卫星，这可是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大事啊！这件事，毛主席极为关注，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挥。4月2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听取了卫星和运载火箭的出厂汇报。周总理对卫星运行中经过国外一些大城市的时间预报很重视。他一边听汇报，一边写上也门、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国首都的名称。周总理说：‘要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经各国上空的时间进行预报，一定要把这件工作做好，鼓舞第三世界人民。’大家看，周总理想得多么细致，多么周全。”
6．“中央批准卫星和运载火箭转往发射阵地”
4月8日，技术阵地完成了运载火箭第一次总检查，并进行了卫星和火箭的对接。4月10日完成了第二次、第三次总检查和测试收尾工作。
技术阵地测试完毕后，李福泽主持召开了试验任务领导小组会议。会上，综合试验汇报了火箭、卫星的测试情况，基地、七机部和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领导和专家发表的意见，认为可以安排转往发射阵地。
会议结束后，李福泽签发了给国防科委的请示电报。国防科委当即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指示：“事关重大，中央专委要专门听取汇报。”
4月14日，李福泽、钱学森、杨国宇、任新民、杨南生、戚发韧等人乘专机到北京。当晚7时，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他们关于卫星、火箭在技术阵地测试情况的汇报。
首先由钱学森汇报了这次任务的总体情况，接着李福泽汇报了发射场的准备情况，任新民和杨南生汇报火箭一、二、三级的测试情况，戚发韧汇报卫星测试情况。
周总理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汇报，并不时地插话，提出一些问题让专家回答。在汇报过程中，还作很多非常重要的指示。
当汇报到火箭中发现有松香、钳子等多余物时，周总理批评说：“这些东西不应当有嘛，这好比医生动手术时病人的伤口不能留有脏东西一样，产品中也不应当有这些东西。你们的产品是死的，可以搬来搬去，总比开刀容易，总可以擦干净，无非晚两天出厂。不能把松香、钳子丢在里头，这个不能原谅。”
当汇报到安全控制问题时，周总理及其他领导都极为重视，围在一起仔细察看着画有火箭飞行航迹的地图，并询问万一火箭发生事故时，火箭会掉在什么地方。基地的技术人员作了详细地回答，并说明两种自毁手段，不会对地面造成危害。这了解除大家的疑虑，周总理说：“安全控制问题很重要，但也不要过分紧张。搞科学试验嘛，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如果这次成功了，还要继续前进；这次试验万一失败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继续努力就是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结束时周总理说：“今天的汇报很好，大家很辛苦。不过，我还要向政治局报告，才能批准转场，但你们回去后可以做准备。我最后还要嘱咐几句，你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注意搞好协作，千万不要以为你们担负的是特殊任务，以大老爷自居，以势压人。祝大家返回发射场一路平安！预祝这次发射一举成功！”
4月16日晚22时许，周总理给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打电话说：“中央批准卫星和运载火箭转往发射阵地。到发射阵地后，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地进行测试检查。每天的测试情况要及时向我报告。”
1970年4月17日下午，长征1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1号卫星运到了发射阵地。
负责起竖、对接的吊装中队，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用了三个小时，实现了塔架对准发射台一次成功，吊车对准发射台一次成功，一级运载火箭对准发射台一次成功，二级和一级运载火箭对接一次成功。
晚饭前，中队长徐炳寿及时作了简短的总结和动员：“今天吊装旗开得胜，火箭一级、二级的起竖对接一次成功。大家吃个饱饭，稍事休息，晚上争取吊装三级火箭和卫星时再来个一次成功，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
“有！”大家齐声回答。
“好。晚上的任务至关重要，也是一个比较难的项目。人要钻到仪器舱内将十几个爆炸螺栓连接好，不能踩到仪器舱里的任何东西，连接爆炸栓要一次成功，否则就得报废，或者影响到上天后的正常分离。因此说，这个项目太关键了。这个任务是由张召完成的。我们预祝他一次成功。张召华，有没有决心？”徐炳寿对张召华说。
张召华站了起来，脱下帽子，大家“哇”的一声喊了起来。原来，他怕进舱掉进头发，今天特意剃了个光头，并洗得干干净净，整个脑袋锃光闪亮。他待大家静下来后，激动地说：“我深知中队交给我这项任务非同一般，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完全有信心，有决心，保证准确无误地完成爆炸螺栓的连接工作，请看我的行动吧。”
当晚，待三级火箭和卫星吊装后，张召华专门换上新胶鞋，穿上紧身工作服，小心翼翼地钻到仪器舱内，准确地连接上爆炸螺栓，出色地完成了卫星与火箭的安装对接任务。
4月19日，李福泽吃完早饭后，一人径自走到了发射场坪。他站在发射场坪北侧的水泥地上，看着火箭发射中队，在张积华的带领下，呼喊着“一、二、三、四”的口号，跑步进入了发射场。
他曾经两次到火箭发射中队当兵和蹲点，非常熟悉这个中队，对中队的领导和主要干部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自从基地接受了我国第一颗卫星发射任务之日起，李福泽就开始思考着让那个中队发射问题，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将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交给了能让他放心的英雄中队。
刘庆贵将分队工作布置完毕后，试验队的一个技术人员把他拉到一边，轻声说：“昨天我们用万用表进行三级火箭控制系统电路绝缘检查时，误将卫星转电继电器提前接通了。”
刘庆贵听后一愣：“有什么后果没有？”
“继电器工作后，把卫星上的电池接通了。”
“对卫星有影响吗？”
“没有大的影响，虽然继电器接通了，但其他线路没接通。但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试验队领导专门找我了，要我举一反三，再仔细地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昨天晚上加一夜的班，几个人反复讨论，现在还没发现其它地方有问题。”
“我让梁保合他们也认真做些分析。”
“不过，你不要对他说造成卫星转电这件事。试验队领导一再说，这与基地操作无关，不能给基地人员造成负担。”
“好，知道了。但我们也应该抠得细一些呀。”
4．“卫星超短波信标机出现故障”，“三级火箭断电”
4月19日下午，卫星、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的测试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李福泽到了地下控制室，坐阵卫星测试。
前几项测试比较顺利，当进行到综合测试时，发现卫星超短波信标机的输出功率下降。
“这个故障有什么影响？”李福泽问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孙家栋副院长。
“超短波信标机是卫星跟踪定轨的主要仪器，它的功率下降，会影响卫星地面站的跟踪。”孙家栋回答说。
“有排除故障的预案吗？”
“有。首先要判断清楚是不是信标机的问题。如果是它的问题，就更换一部信标机。如果不是信标机的问题，要找出原因。”
“一定要排除故障。”李福泽对基地和试验队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说。
首先单独对信标机进行单元测试，故障没出现。接入系统后再进行测试，故障又出现了。
“不要焦急。有出现的时候，就有抓住它的时。要注意监视状态的变化。”李福泽对大家说。
“李司令说得很对。下一步，将所有的测试仪器都接上，开机加电进行监视。然后注意不同状态下的变化。”孙家栋说了排除故障的思路。
“各号注意，下面继续进行故障排除。各个号手要特别注意观察现象，有变化时及时报告。”卫星测试指挥员简短地作了布置。
“信标机加电。”卫星指挥员下达口令。
“输出正常。”
“断电。换上备份信标机测试。”
“信标机换好。”
“加电测试。”
“输出正常。”
“改变输入信号大小，观察输出变化。”
“输出变化规律正常。”
这个故障真是神出鬼没，要它复现它却不复现，不叫它出现它又偏偏出现。地下室里，卫星测试指挥、技术抓总、信标机设计机等商量了一阵子，决定通过人为“制造”干扰抓住故障现象。
商量已定，指挥员在调度上说：“各号注意，这个故障可能是由于干扰引起的。但干扰源在那里？现在还没有找到。下面要人为地制造一些干扰，看输出有无变化。为此要特别强调几点：一是干扰不能乱制造，要听统一指挥，叫动什么就动什么。二是注意观察现象，塔上的，电源间的，地下室的，都要坚守岗位，有情况及时报告。三是注意安全，这种状态属于非正常状态，加电后要特别注意电流表、电压表的变化。各号是否明白？”
“401明白。”
“411明白。”
“421明白。”
“塔上八层人员围着卫星转动一下。注意观察信标机输出。”
“输出没有变化。”
“塔上七层人员围着火箭转动一下。”
“有点变化。”才说完不一会，又听报告：“没有变化。”过了一会又说：“有变化了。”
孙家栋听到这个情况后，对石荣屺说：“看来干扰在三级火箭上。可以让三级火箭周围的人做一些动作，比如轻轻碰一碰火箭，或者摇一摇仪器的插头。”
石荣屺让卫星测试指挥员按孙家栋的意见做实验，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终于找到了干扰的原因。当第三级火箭仪器舱的防热屏内表面镀铝层翻卷朝外时，就干扰超短波信号传输，造成测试异常。将防热屏按正常状态盖上时，干扰就消失，信标机测试就正常。
4月20日，李福泽又像往常一样，到了发射场坪。他先上到勤务塔的最上层，询问了卫星的测试结果，然后下到草坪，找了个偏僻的地方，习惯地脱下布鞋，放在水泥地上，他悠然自得地坐在鞋子上面，闭着眼睛，想着这几天的测试。
这时正在进行第二次总检查，火箭和卫星的各个系统均参加，快要进行到模拟点火时，调度电话中传来了梁保合的报告：“70号报告：三级火箭断电了。”
“注意观察现象。”刘庆贵问：“什么原因？”
“勤务塔上没有电了。”
刘庆贵当机立断，下达了“断开电源”的口令。
听说勤务塔上没有电了，徐炳寿立即赶到现场，组织查找原因。原来是刚才基地洗印室在发射现场拍卫星测试的电影镜头后，他们对吊装中队的一名战士说：“我们不用电了，你们关掉吧。”吊装中队的那名战士顺手将勤务塔上的电源拉开了。
“把洗印室主任给我叫来。”李福泽弄清情况后，对杨参谋说。
洗印室主任跑步过来。李福泽盯着他问：“你知道现在在干什么吗？”
“正在测试。”洗印室主任回答。
“测试什么？”
“不知道。”
李福泽严肃地说：“不说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火箭卫星测试，项目多着呢！但每一个项目都是非同小可的，都是要求很严的，都是要用电的。这个总该知道吧？”说到这里，李福泽站了起来，连鞋也未穿上，走到洗印室主任身边，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地骂了起来：
“你的脑袋长到那里去了？在发射场呆了那么长时间，你连这点都不知道？拍电影要用电，测试就不该用电吗？”李福泽气呼呼地说：“你们叫吊装中队断电，造成测试搞不下去。现在还不知道造成什么危害，要是对火箭或卫星造成损失，我拿你是问。”
李福泽又对身边的发射团团长郭青说：“你们也有责任。不是自己的指挥员下达的命令，不能执行嘛！什么鸡巴人的话都听，还放什么卫星？治军不晋严乃将之过。立即下一道命令，没有指挥员的口令不能操作。”停了一会，又说：“还有，指挥员口令下错了也不能操作，不是自己分管的设备更不能操作。”
李福泽回过头来对杨参谋说：“让江副参谋长迅速弄清这次事故的后果，然后拿出几条得力管用的措施，通报有关单位，吸取教训，做好后面的工作。”
“是。”杨参谋将鞋递给了李福泽后，立即跑步向江萍做了汇报。
后来查明，这次人为断电事故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但耽误了时间。重新做了一次总检查，火箭、卫星各系统工作均正常。
基地将卫星和运载火箭的测试情况电告了周总理。周总理看后，给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专门打了一个电话，并让他转告各参试单位：“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试验，应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4月23日，发射阵地卫星、运载火箭的测试工作全部结束，测试结果符合技术要求，可以转入加注。
3．“24日晚上有三个小时的晴天，以后几天的天气都不好”
4月23日下午，基地气象室主任彭凤绍和几个预报员在发射场一间简陋的土房里，正在忙碌着。
彭凤绍又一次看着《14—2任务气象保障方案》中的一段文字：“最低气象条件：发射场区的云量小于3成，风小于10米/秒；南宁、海南站上空不能有雷雨天气。为了便于人们肉眼观看卫星的运行，北京、上海和天津等主要城市的上空最好是晴天。”
就职这段文字，使得她这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轻易不动声色的坚强女性，这时也犯了难。因为从前天开始，场区上空就上了几千米厚的云层，现在仍然满天乌云。从收到的天气实况报来看，北京现在也已经上云。她想起中午时见到她的丈夫杨恒时的一段对话：
“天气怎么样？”杨恒问。
“现在场区正处在一个天气的转折过程。”彭凤绍说。
“很难。但并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卫星和运载火箭的测试现在已经快完了。可不要我们的工作做好了，你们的天气又出现问题噢。”
“天又不是我的天，我那能把它管住！”其实，彭凤绍真恨不能把天空撕开个口子。
“你们就得管住它，在这次预报中争口气。”
“知道了，放心吧！”
彭凤绍叫丈夫放心，其实她自己就非常不放心。为了跟踪4月下旬的天气，她和气象室的同志已经好些天没有睡上一个安稳觉了。今天一吃过午饭，她又一头扎到了近日的气象资料中。根据她的分析判断，明天晚上将会有一个天气晴朗的暂短过程。
气象处处长王好元进来，急切地问：“拿出预报结果没有？李司令等开着领导小组会议呢。”
“好。大家过来，进行天气会商。”彭凤绍招呼几上预报员围到一起后，说：“大家都做准备了，谁先说？”
也可能是关系太大了，过去天气会商时那种争先恐后地发言的场面，竟变成了鸦雀无声。王好元看了看郑喜莲，说：“郑喜莲，你先说。”
“处长点将，我就抛砖引玉。”一位眉目清秀的军官用银铃般的清脆声音说开了：“根据目前的资料，我感到明天的好天的可能性很小。但现在天山北面有一个过程，如果发展较快，也有可能在明天下午或晚上影响我们场区，到时会出现几个小时的晴天。”
“不可能。我们场区距离太远，而且该过程很不明显。”一个胖墩似的男军官抢着说。
“晚天晚上天气好转的可能性相当大。”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女军官说：“我从昨天就注意到了这个过程，今天我一直跟踪着它的发展。我敢断言，明天下午18时以后，到后天凌晨4时左右，有8个小时的好天。”
“你可真敢说大话。”一个两颊红朴朴的小姑娘说：“按照教科书上说的，这种天气过程生成快，消亡也很快。”
……
“好了。还是听听我们预报组长的吧。”王好元说。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吴传竹慢条斯理地说：“天气发展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大家提到了天山北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天气过程，我也注意到了。这可是我们未来天气预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它还在继续发展，而且要影响到我们场区，一定会给这块地方带来几个小时的晴天。但这个晴天究竟有多久？我一下子说不准，但不会有8个小时。”
吴传竹说完，又是一阵议论声。
“我来归纳一下大家意见。”彭凤绍看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就归纳了主要的两种看法，然后不紧不慢地说：“这两种意见中，我同意吴传竹、郑喜莲等人的看法。从理论上说，这种天气的发展有多种结果，但其中最要紧的是看其锋面下游的情况。从昨天和今天的天气要素看，有利于明天天气变好。我的意见是：4月24日21时到24时，云量小于3成，云高在7000米以上，风速小于4—5米/秒。南方各测量站和喀什么测量站也是晴天。也就是说，明天晚上有3个小时的晴天，以后的几天的天气都不好。”
“大家对彭主任的结论还有什么意见吗？”王好元征求了大家的意见，他看没有人说话了，就说：“大家没有其他意见，就按彭主任的预报结论上报试验任务领导小组。当然，天有难测风云，预报虽然拿出去了，但你们还是要密切注意未来24小时到48小时的天气变化。”
王好元匆匆到了指挥所，找到李福泽司令，将气象预报给了他。
“通知召开试验任务领导小组会议。”李福泽对杨参谋说。
试验任务领导小组会议在发射阵地一间面积只有40平方米的半地下室内紧张地进行。
负责卫星测试的综合试验站指挥员简要地汇报了卫星的测试情况：“自从排除了卫星应答机的故障后，所有的测试项目均顺利通过。目前就等着和火箭进行最后的匹配检查了。”
发射团副团长杨恒汇报前一段运载火箭的测试情况：“火箭测试中共发现和排除了7个故障。从测试结果看，目前运载火箭处于良好状态，可以转入下一阶段的总检查。”
“对上述结纶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李福泽转向七机部参加会议的专家，他们说：“没有新的意见。”
彭凤绍汇报了未来三天的天气趋势及48小时天气预报，最后特别说到：“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未来5天的天气情况都很不理想，只有24日21点到24点是好天，其余几天都不符合发射条件的要求。”
“下一个符合发射条件的时段什么时候出现？”
“至少要到4月28日以后。”
“中间选不出几个小时好天了？”
“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现在看不出来。”彭凤绍不紧不慢地回答着。
基地作试处处长汇报下一步工作安排：“从现在到发射，有22小时的工作内容，包括火箭卫星都参加的总检查，加注推进剂，临射前检查。按24日21点发射计算，从现在起只有27小时。所以，今天晚上安排加班。”
“请指挥部各位成员发表意见。”李福泽说。
江萍、吕诚华、石荣屺、任新民、孙家栋、栗在山等人先后发言，表示同意这一计划安排。
李福泽请钱学森讲话。钱学森说：“我也同意。前一阶段的工作虽然出了一些故障，但应该说，我们完成得相当于不错。据我所知，苏联、美国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出的问题都不少。美国刚开始用先锋号运载火箭发射卫星，接二连三地失败，最后不得不改用修改过的丘辟特导弹作为运载工具。我们的运载火箭第一、二级也是用导弹改进而成的。加了个三级固体火箭。但这一加，就和原来试验成功的导弹大不一样了，整个系统就变成了非线性系统，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掌握得不够。因此，飞行中会出现什么问题，还是未知数。”
说到这，他停了一下，看着七机部的专家的技术人员，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各个系统的设计师、各位专家、每一位技术人员，都要再过细地想一想：还有什么问题？出现问题后怎么办？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讲得好。”李福泽听完了钱学森的讲话后说：“钱副部长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提出的要求非常好，我们所有参试单位、参试人员都要按钱老的指示办。从天气预报看，这个天也和我们作对，只有明天晚上有几个小时好天，以后接连四五天都不好。因此，现在已经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了，按明天晚上发射做安排，今天晚上必须加班。否则，一推就得推好几天。要知道，把火箭和卫星竖在发射阵地待命，戈壁滩的天气反复无常，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我特别给基地的同志提点要求，从现在起，谁也不能当鸡巴软蛋，不能在最后时刻拉稀。干好了，我给你们记功：干不好，出事故，那可是要给处分的。“
最后，基地政委栗在山也讲了话：“试验任务领导小组已经作了决定，我们基地的参试人员要坚决执行。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一定要把最后二十多个小时的三项工作干好。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冲锋陷阵的时候了，所有参试人员，指挥操作要准确无误，杜绝事故，消灭差错。”
散会后，李福泽签署了特急电报，请示中央专委批准进行加注，瞄准4月24日21时发射。
李福泽这时感到烟瘾来了，他离开指挥所后，急忙回到当时作为临时住所的火车厢内，掏出香烟点上，使劲地抽了起来。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品着香烟，一边在想：卫星测试有综合试验站莫仓圻等人，火箭加注发射有发射团杨恒等人，气象预报有王好元、彭凤绍等人，问题他们会处理好的。想着想着，他眼前浮现出一大批得力的指挥员和技术骨干的身影，也对自己1962年以来下大力抓人才培养、抓技术建设所见到的成效，感到由衷的欣慰。
“差点忘了。”李福泽自言自语地说着，顺手将半截烟蒂使劲揉灭，叫来测控处的沈科长，让他接通雷达测量站副站长李肇基。他想到了新上的单脉冲雷达的问题。这部雷达的故障特别多，从3月7日起，李肇基组织150多人攻关，但到4月19日，故障仍未彻底解决。4月20日，李福泽命令他们昼夜连续干，这时不知问题解决得如何了。
“李司令，我是李肇基。这4天，我们分成三班连续干，又排除了54个故障。现在，系统自检正常。但输出数据和计算机的匹配有点问题，正在处理。”
“告诉你，李肇基。刚才指挥部开会决定明天晚上发射，你那里还有问题，能交得了差吗？”李福泽强压住火地说。
“司令，问题已经找到了，是一条程序不对。我们正在修改，修改后马上进行几遍联试，保证明天早上准时参加校飞。”
“那好。”李福泽本来想表扬几句，但愿一想还不是时候。
他又让参谋接通了六部部长王盛元电话，询问了湘西、南宁、海南、喀什等卫星测控站的情况，当听了各测量站均处于良好状态时，李福泽才放心地点上了另一根烟，脱掉了布鞋，盘腿坐在沙发上，悠悠地抽了起来。
杨参谋走了进来，送上一份电报，说：“中央专委已经批准了试验任务领导小组的请示，同意24日发射。”
突然，外面“呼呼”地刮起了大风。杨参谋给气象室打电话，问明了情况后对李福泽说：“现在平均风速14米/秒，瞬时风速达到18米/秒。据气象预报员说，到明天早上三四点钟时可能达到最大。司令，我真有点担心明天的天气。”
李福泽何尝不担心呢。过去，他曾经骂过气象处长，说他们是“瞎预报”，还说过，“你们报好天，我偏不发射；你们说天不好，我偏要发射。”但这几年，气象人员下了大功夫，苦练基本功，摸索戈壁滩天气规律，预报准确率越来越高。虽然这次预报听起来有点玄，但他还是很相信他们的。想到这，他瞪了杨参谋一眼，也不说话，穿上布鞋，戴上帽子，走出了火车厢。
一阵风吹来，差点把他的帽子吹掉。他站住拉了拉帽子，抬头看了看天空，“哼”了一声，又慢慢地向发射场坪走去。到了离发射台50米处，他借着明亮的灯光，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了23日23点45分。
他问了问现在的进行的测试项目，一直在现场的朱参谋报告说：“正准备进行每二遍总检查。在做第一遍时，发现姿态输出比前天测试时要大，刚才分析是因为风大，火箭有晃动，属于正常情况。但也有人提出，假如陀螺仪有问题，也会造成输出增大。因此，为了慎重起见，再做一次总检查进行比较。”
“钱副部长知道吧？”
“钱副部长一直在场，他现在在地下控制室。”
李福泽转身走向了地下控制室。进去后，他悄悄地在刘庆贵身后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时，“模拟飞行”总检查正在紧张地继续进行。
刘庆贵正在下口令：“接通舵机。”
胡世祥搬动“接通舵机”开关。
在脐带塔上观察仪器工作情况的罗孝先、刘雨均相继报告：
“一级舵机启动。”
“二级舵机启动。”
“转电。”刘庆贵又下了一个口令。
胡世祥搬下了“转电”开关。
“点火。”
“点火正常。”
“起飞。”
“起飞压板拔下。”
接着，阎长荣、梁保合以及周立成等都报告了各自的设备、仪器工作情况。
模拟飞行结束了，胡世祥、吴广照、吴志雄仔细地看着测试数据，然后报告说：“飞行参数符合技术要求。”
刘庆贵说：“这只是测试台的数据。火箭的主要参数还要等地面遥测站判读后才能说明问题。第一遍也是从遥测判读中发现问题的。”
“判读得多长时间？”李福泽问。
“得一个半小时。”石荣屺回答。
“现在是凌晨1点10分。”李福泽看了看表，站起来说：“叫大家别焦急，看仔细点，不要放过一个疑点。”
“你回去休息吧，有结果我立即报告。”石荣屺对李福泽说。
“我就在这里等。”李福泽说完又坐了下来。他习惯地掏了掏口袋，掏出来一块硬糖。他笑了笑，因为发射场不准抽烟，这还是他的老伴梁山专门为他准备的。他将糖果送进嘴，“嘎嘣嘎嘣”地嚼开了。
判读结果出来了，和上次的规律一样，说明火箭本身没有问题。
李福泽和石宋屺一起从地下室走出来，外面的风刮得更大了。俩人迎着风，边走边讨论着后面的工作。
“你看你还有什么问题？”李福泽问。
“我现在担心的是加注这一关。”石宋屺答。
“为什么？”
“现在用的这两种推进剂硝酸和偏二甲肼都是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加注时的压力又比常压高得多。我就怕它们泄漏。”
“漏了怎么办？”
“要是一种推进剂漏得不大，我们就用器皿接住，加中和液处理。漏大了，麻烦大一些，基本上还是一样处理，但注意不要伤着人。怕就怕两种都漏，而且最怕是两种漏液滴到了一起。这样就可能自燃起火，甚至会爆炸。”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很小，或者说几乎不可能。万一出现，我们也有预案。”
“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加注时，你到现场盯住。”
“是。我已经做了安排，胡志康、李宝铭、张家桂、徐行、陈长安等几个高手都上，保证万无一失。”石荣屺满怀信心地说。
这时候，火箭发射中队加注分队已经在发射塔上就位，陈长安、古笃荣、熊祝军、陈宪华等人正在连接加注管路和连接器。加注中队张家桂、鲍厚国等人已经在两个加注库房就位。
加注工作从4月24日凌晨5点45分开始，先加注偏二甲肼，后加注硝酸，10点35分顺利结束。
这时，李福泽、栗在山、钱学森郑重地签署了《发射任务书》。
1．“卫星应答机出现故障”，“推迟发射”
4月24日白天，发射场上空仍然乌云密布，风虽然比23日晚上小了一些，但人站在发射塔上仍难于站稳。
火箭发射中队加注分队完成推进剂加注任务后，进行了管路清洗和烘干。紧接着瞄准分队顺利地进行了方位瞄准。
刘庆贵带着控制分队于17时进入发射阵地。张积华交给他一张纸，叫向大家传达。刘庆贵一看，是周总理的指：
“4月24日15时15分，周总理打电话给罗舜初副主任，指示说：‘发射卫星的事已于23日向毛主席报告了，主席批准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刘庆贵向全体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并下达了临射前的检查项目。然后，他随着罗孝先等人上塔安装爆炸器，检查安全电流。
临射前检查的各个项目进行得都很顺利。但是，直到入夜，发射场上空仍然有乌云，还是看不见星星。这时，气象室的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天气会商。
“请报告上游站的天气实况。”彭凤绍说。
“敦煌多云，风力4级；安西多云，风力4级；野马街少云，风力2级；梧桐沟少云，风力2级；酒泉少云，风力3级；大树里少云，风力2级。”
“发射场呢？”
“云量4成，云高6500米，风力2级，能见度大于20公里。”
“李司令问，21时的天气如何？”朱参谋进来问。
“符合发射条件。”彭凤绍回答。
“外面还是看不见星星呀！”朱参谋不放心地说。
“朱高参放心，到时就会看见的。”郑喜莲笑着说。
“到时要是天气不好，看我撕你的嘴。”
“有本事到天上去撕开个口子啊！”
20时整，指挥员下达了“1小时准备”的口令。
李福泽一整天都在发射场的场坪上，一会脱掉布鞋坐在场坪上，一会儿又到塔上和地下控制室去。他看着即将发射起飞的火箭和卫星，想到了1960年发射第一枚导弹的情景。李福泽叫来石荣屺，对他说：“老石，你还记得发射第一枚地球导弹的情景吗？”
“记得。那天你和孙继先司令都在现场指挥。孙司令到快要发射时，专门问我，还有什么地方不放心。”
“是啊，我现在也问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吗？”
“发射卫星比那时发射第一枚导弹复杂多了。要说放心，还真有点不太放心。要说不放心，也说不准哪些地方不放心。”
“走，我们一起去请教钱学森教授。”
李福泽、石荣屺向站在发射台旁边的钱学森走去。
“钱副部长，你这个大专家，这次卫星发射入轨的把握有多大？”钱学森眯着眼睛，笑着回答：“但第一次发射，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司令，我直截了当地说，得有失败的准备。”
“会是哪种失败？是在发射台爆炸，还是飞出后出问题，抑或是火箭不能将卫星推到轨道？”石荣屺问。
“在发射台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我怕就怕第三级火箭出问题。”
“对于发射不成功，我们已经有了预案。不过，我对卫星发射成功倒是满有把握的。信不信，大教授？咱们打个赌。”李福泽今天情绪少有的好，和钱学森开起玩笑来。
“赌就赌。石副部长，你来作证。赌什么？”钱学森也兴致勃勃地开怀大笑道。
“两瓶茅台。”
“一言为定。”
正在这时，杨参谋从地下控制室那边跑步过来，向李福泽报告：“卫星应答机出现故障。”
李福泽、钱学森、石荣屺等匆匆到了地下控制室。钱学森对孙家栋说：“这人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将会影响卫星跟踪测量的精度和预报的准确性。”
“指挥部立即向中央专委报告，推迟发射，查明故障原因。”李福泽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接电话后，立即报告了周总理。
周总理同意推迟发射，并强调：“必须把问答机的问题解决好。”
卫星测试人员沉着冷静地分析，很快找到了故障点。故障原因是地面信号源性能下降，功率太低，因而造成触发不良。更换了地面触发信号源后，测试信号正常。
“卫星应答机故障排除。”
李福泽看了看表，时间为20时53分。他很满意，对江萍说：“立即报告周总理：故障排除，按21时30分发射安排后面的程序。”
21时，准时下达了“30分钟准备”的口令。
已经撤离到参观场的气象室人员，不时地抬头观看天空。这是奇迹出现了，只见发射场区上空像被一个巨人拿着帚把扫过一样，云层全部消失，露出了满天星星。
21时16分，周总理获悉应答机问题材已经解决时，对发射工作又一次作了指示：“关键是工作要准确，不要慌张，要沉着，要谨慎。”
李福泽让指挥员通过调度电话，立即把周总理的指示传达到各参试单位和参试人员。
0．“点火”，“起飞”，“飞行正常”，“卫星入轨”
21时34分，发射场指挥员下达了“1分钟准备”的口令。
“转电。”
“牵动。”
“开拍。”
“点火。”
21时35分，胡世祥按下了发控台上的“点火”按钮。
运载火箭发动机自动点火。刹时间，巨大的火光从火箭尾部喷出，碰到导流槽后，迅速反射开去，形成了大片火光，把整个发射场照耀得如同白昼。
“起飞。”
21时35分44.7秒，运载火箭在熊熊烟火的烘托下，伴随着“轰隆轰隆”的咆哮声，离开了发射台，向太空冲了出去。这振撼着大地的咆哮声，仿佛向人们欢呼，向世界宣告：由我托起的中华人和民共和国第一颗卫星，要离开发射台，要奔向太空了！
运载火箭离开发射台的时间，由时间统一系统送到了各台光学经纬仪、雷达、遥测设备，送到了各个卫星跟踪测量站。同时，通过调度电话将“起飞”口令，传给了所有参试单位和参试人员，也送到了北京国防科委指挥员那里，送到了周总理办公室。
“程序拐弯。”
地下控制室的人员涌出了地下室，跑到了发射场坪上，看着运载火箭如同银色巨龙，拖着长长的白烟，伴随“隆隆”的响声，朝东南方向飞去。
“飞行正常。”
发射场各光测、遥测、雷测设备将跟踪的信号送到了东风指控中心，计算机立即算出了火箭飞行轨道，并显示出来。
“一级关机。”
“二级点火。”
“一二级分离。”
“二级关机。”
“三级点火。”
“三级关机。”
“卫星分离。”
“卫星入轨。”
卫星分离后，湘西观测站率先发现了目标，接着南宁站、昆明站、海南站也相继发现了目标。
“湘西站跟上了卫星，遥测信号正常，收到《东方红》乐曲。”
“南宁站跟踪信号正常。”
“昆明站跟踪信号正常。”
“海南站遥测信号正常，《东方红》乐曲非常动听。”
起飞后14分16秒，东风计控中心计算出了卫星的初轨。同时，湘西、海南两站录制了《东方红》乐曲，并立即派人专机送往北京。
发射场坪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高音喇叭播送着高吭的乐曲。一条大红横幅跨挂在勤务塔上，上面写着“热烈祝贺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
几百人兴高采烈地汇集一起，参加了在发射场坪召开的卫星发射成功庆祝大会。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坐着李福泽、栗在山、钱学森、孙家栋、任新民、江萍、高震亚、吕诚华、石荣屺等领导。
李福泽首先向参加卫星测试发射、跟踪测量、勤务保障的科学家、技术人员、解放军官兵和广大民兵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礼。他到了卫星研制的曲折，谈到了参加卫星研制、生产、试验、发射人员所作的贡献，最后说：“今天，在我们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实现了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能力，宣告了中国已经成为能够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之一，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宇宙空间探测的时代。这件事将会极大地鼓舞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会极大地增强我国的国力和军力。4月24日这一天，同志们参加的这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将会永远载入历史史册。”
钱学森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简要地回顾了卫星从启动到发射的历程，讲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对卫星研制的关心。他说：“我作为亲身参加研制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一员，深感今天卫星发射成功来之不易。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设备，将卫星发射上天的。要知道，这中间克服了多少困难。苏联和美国发射的第一颗卫星，实际上都是依靠了从纳粹德国中俘虏的技术、设备和人员，他们发射的第一颗卫星也只有一点点重。苏联的第一颗卫星重83.6公斤，美国的第一颗卫星才8.22公斤，而我国发射的东方红1号卫星重达173公斤。同志们，别看差这么100多公斤，那需要的推力可就大多了。所以说，这次卫星的发射成功，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
他停顿了一会，继续用低沉的语气说：“大家可能知道了，日本在2月11日发射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重9.4公斤。虽然日本放的卫星就那么一点重，时间比我国就早那么70多天，但毕竟走在我们前面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遗憾啊，非常遗憾！如果我们抓得紧一些，如果我们去年不出事故的话，本来我们是可以成为第四名的，现在只能得个第五名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吧！我们毕竟把卫星发射上天了，在此我由衷地感谢参加卫星工程的各位设计师、工程师、工人和解放军官兵。今后的卫星发射任务还很繁重，宇宙空间还需要我们继续探测，让我们以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作为开始，在今后的航天事业中再贡献我们的聪明和才智，再立新功。”
刘庆贵，男，广西博白县人。现任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少将，高级工程师，中国宇航学会理事，国防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出版有《载人飞船基础》等科技专著，发表有数十篇科技论文和十多篇文学作品。
编辑：伟人 排版整理：水晶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