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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第一枚导弹试验成功——孙继先在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创建时期的活动
刘庆贵
0序
1998年10月20日，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40周年纪念日。像一个正充满活力的姑娘一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有过她的幼年时期。她随着中国导弹研制而诞生，随着中国卫星上天而长大。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卫星发射场，今后她将会变得更加美丽，更加令人瞩目。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40华诞之际，笔者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前身——中国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创建阶段（1958——1960年）的艰难历程，尤其是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将军在创建中的业迹，用拙笔叙述出来，以作纪念。
1 彭总点将
1957年11月的一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办公室。
彭德怀在一份文件上久久凝视着。他几次提起笔，又一次一次地放下了。 这位从不皱眉头的“彭大将军”，这次却颇费思索。
彭德怀站起来，又习惯地走到了挂着世界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的墙壁，看着。
“要聂荣臻元帅。”他拿起了电话。
“彭部长，您好！部长有何指示？”
“还是‘两弹’啊！自从去年开始研制，你亲自挂帅，很有成效。特别是上个月你和陈赓到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生产新式武器备的协定，解决了大问题。”
“这都是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按周总理和您的要求去办的。这次苏联答应提供制造导弹、原子弹的图纸，还答应派专家来中国。”
“导弹制造由国防部五院搞，导弹定型后装备给炮兵使用，但导弹试验这个环节还没着落。对此，你有何看法？”
“您今年9月份命令组建导弹靶场筹备处非常及时，任命张贻祥当处长也合适。但我也担心张贻祥担子太重。”
“原来我说过，试验这一环节向战斗使用靠，现在看来还得重新酌斟。是往研制那边靠？还是往使用这边靠？或者是单独拿出来呢？”
“我看我可以单独拿出来，要加强试验这一环节。”
“好。靶场的事今后你也要多加过问。”
彭德怀重新翻了翻文件，拿起笔，在上面刷刷地写下了几行字，然后叫秘书请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来一趟。
自从彭德怀把筹建导弹试验靶场的任务交给陈锡联以后，炮兵常委十分重视，并于1957年9月初牵头成立了导弹靶场筹建委员会。委员会共有12句成员，主任委员由炮兵政委邱创成中将担任。具体工作由靶场筹备处张贻祥少将、吕琳大校负责。张贻祥长期从事军械工作，调来前是军委第一军械试验靶场场长。吕琳是炮兵某师政委，曾在苏联兵学院学习过。筹备处根据国防部五院《关于建设导弹靶场的规划（草案）》的要求，对可能选作导弹试验靶场的首区、航区、落区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和图上作业。
陈锡联这几天经常到靶场筹备处去。他知道，导弹试验靶场的份量很重，其中有几个重大问题，他正想当面向彭德怀汇报。所以，接电话后，他立刻赶到。
随着一声宏亮的“报告”，一个标准的敬礼后，陈锡联走到彭德怀跟前。
“彭总，”陈锡联正想说下去，彭德怀眼睛一瞪。陈锡联立即意识到，彭德怀为了使全军走向正规格化，要求全军上下按条令条例办事，其中称谓问题他已在不同场合说过多次，要称姓名加同志，或姓名加职务，或姓名加军衔，不能称什么“彭总”、“小张”、“老李”。
“彭部长，”陈锡联连忙改口道：“您找我有什么指示？”
“苏联专家下个月就要来帮助勘选导弹试验靶场了，张贻祥他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陈锡联将前段工作向彭德怀作了汇报，然后说：
“我们感到有两件事要请示：一是导弹试验靶场的勘选建议，涉及的部门很多，工作量很大，需要协调的问题不少。二是导弹试验靶场建成后，要担负地地、地空、空空、舰岸、岸舰等各种型号导弹的试验，任务非同一般，得有不少机构和人员。”陈锡联说到此，不再往下说了。
“说下去。”彭德怀非常认真地等待着下文。
“就这些了。”
“你这个陈锡联啊，还跟我打哑谜，有话就直说嘛。”
“彭部长，我和邱创成同志考虑再三，感到光靠我们炮兵，难于担负导弹试验靶场的勘选、建设和今后导弹试验等三大重任。”
彭德怀沉思了一会，语重心长地说：
“是啊！小时候只知道有山药蛋、鸡蛋、鸭蛋，打仗后知道有手榴弹、子弹、炮弹，那里知道什么原子弹、导弹。现在，要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把它们造出来，还要试验定型，装备部队，担子是够重的。”
彭德怀喝了口水，继续说：
“你们前段的工作有成效。你说的三件事，我和军委其他同志也商议过。靶场勘察选址由你挂帅。靶场建设正在物色人，可能还得由陈士榘出马。靶场的管理和今后的导弹试验，需要专门组建一个单位，叫试验基地，兵团架子。”
“彭部长，我们想到的您早已想到了，我们没想到的您也想到了。试验基地的人，从勘察定点开始，就应介入。部长，谁来担此重任？”
“孙继先。”
最新回复
1957年12月份的一天，正在朝鲜驻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的驻地里，代理司令员职务的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中将正和参谋长欧阳嘉祥、政治部副主任罗立斌等人研究工作。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响了。
“副司令员，您的电话。”
“孙继先吗？我是杨勇。”电话里传来了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的声音。
“司令员有什么指示？”
“你立即回国。”
“什么任务？”
“我也说不清楚。你回去后到总政，肖华副主任直接向你交待。”
“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
孙继先第二天带上吕诚华、戴泽民、郭一萍匆匆登上归国的列车。从此，他就踏上了中国的导弹试验之路。
孙继先，1911年出生于山东曹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31年宁都起义后参加了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长、营长、师参谋长、旅长、师长、纵队副司令员、纵队代司令员、军长。
土地战争时期，孙继先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长征中，他是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亲自挑选和带领17勇士强渡大渡河，从此名扬红军。（值得提出的是，当年曾经强渡大渡河的红军连队“大渡河连”，1997年7月1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一个连队，同其他部队一起进入香港，正式担负起香港的防卫任务。）
抗日战争中，孙继先受刘伯承、邓小平派遣，挺进冀鲁边区，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解放战争中，孙继先率军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洛阳、开封、淮海战役。随后又率部参加了渡江作战和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
坐在列车上，孙继先望着窗外的冰雪大地，又想起了昨天杨勇司令员的话。
“副司令员，这次回国接受什么任务呢？”戴泽民打断了他的沉思。
“你们说呢？”孙继先反问了一句。
“会不会是到台湾海峡同蒋介石再干一仗？”郭一萍说。
“不会，要是打仗的话，国内有的是部队。我看，说不定有特殊任务。司令员，您说呢？”吕诚华又是另一种说法。
“那什么特殊任务？”戴泽民问。
“那就不好猜了。”吕诚华说。
孙继先听了他们的争论，也未置可否，只是笑了笑。其实他昨晚就想过有这些可能性。从内心说，他倾向于前者，但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到了北京，孙继先住在总参第三招待所，也没顾得上休息，便赶到总政向肖华副主任报到。寒喧了几句后，孙继先就迫不急待地问：
“什么任务？”
“新任务。”肖华简要地对孙继先说：“中国要搞自己的导弹，要组建一个导弹试验靶场，进行地地、地空、空空、舰岸等导弹的试验。中央军委决定让你回国筹建靶场。”
“什么时候开始？”
“眼下在炮兵大院内有一个靶场筹备处，由张贻祥牵头。今年12月底，苏联专家要来我国帮助勘选靶场，你得参加。你先到炮兵部向陈锡联司令员报到，具体情况让张贻祥给你汇报。”
最后，肖华站起来，走到孙继先面前说：
“你可是彭老总点的将。相信你能完成好这一重要而神圣的任务。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
临行时，肖华又说了一句令孙继先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
“你筹建导弹靶场的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跟任何无关的人讲，包括自已的亲人。”
1957年12月30日，以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靶场勘选专家组来到北京，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基地的勘点选址工作。
元旦刚过，中苏双方的将军和专家们就在一起，多次研究了靶场建设的要求和选址条件，初步确定在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勘选陆上导弹试验靶场，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渤海湾一带勘选海上导弹试验分场。张贻祥、吕琳和盖杜柯夫等人夜以继日地进行勘察前的各种准备，制定了详细的勘察计划、勘察地区调查提纲。
1958年1月上中旬，首先对东北的海拉尔以南地区、白城子至索伦以西地区，华北的赤峰地区、二连浩特以南地区进行了空中勘察。
陈锡联、孙继先、张贻祥、盖杜柯夫等对东北、华北的空中勘察结果进行了分析研究。盖杜柯夫说：
“这几个地方都不适合作为导弹试验的发射首区。因为导弹试验的射程从几百公里到一千多公里的都有。”
孙继先忍不住说道：
“从内蒙古东面发射，打到内蒙古的西部，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今后还可以延伸到新疆，路程够远的了。”
“将军同志，有一条可能你还不懂。在贵国内蒙古东部打到新疆，可是要飞经蒙古人民共和国上空。这就构成了超出你我军人所能处理的外交问题了。”
“我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搞这么一个大型试验靶场，应该选在交通相对比较便利、后勒保障容易解决的地方。要知道，在东北、华北就不能选到合适的地方？”
孙继先对着地图正想说下去，盖杜柯夫不容分说地打断了他的话：
“不行，在东北、华北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建设靶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懂得很多很多东西。苏联的导弹试验靶场，从领导到一般干部，大多是大学生。靶场领导起码是中将，各部部长最低是少将，处长、团长要大校、中校，光技术人员就要几千人，而且都得要大学本科毕业生。”
陈锡联感到事情远非原来设想的那样简单。会后他驱车到了彭德怀处，向彭德怀作了汇报。
彭德怀听完汇报后，沉思片刻，说：
“导弹试验靶场选址就这样不容易，看来以后修建它、管理它、使用它，就更不容易了。”
彭德怀走到中国地图前，巡视着东北、华北一带，然后将目光依次转向了宁夏、内蒙古西部、甘肃、青海、新疆，在祖国的雄鸡版图上足足驻目了10分钟。
“到西北去找。这次勘察你亲自出马，王尚荣作你的助手。多花点时间，飞到天上看，走到地面看。我不信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一定完成任务。”
过了两天，彭德怀又把陈锡联和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叫到他的家里，就到西北勘察一事再一次作了交待，并让总参通知兰州军区积极配合。最后，彭德怀叮咛说：
“陈锡联同志，时间不等人，你务必于今年三月份前把靶场地点选出来，开春后就得动工。靶场建成以后，可能在炮兵建制，也可能不在炮兵建制。但勘察靶场的重任必须由你承担。勘察工作中，既要虚心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也要充分发挥孙继先的作用。”
1月18日，陈锡联率勘察组50余人乘伊尔—14飞机，从北京直飞兰州。到兰州后，兵分三路，一路到银川以西，一路到民勤以北，一路到酒泉以北，分别进行空中和地面勘察。
陈锡联亲率勘察小组，和王尚荣、孙继先、张贻祥、盖杜柯夫等人，飞到了酒泉。他们用了两天时间在酒泉周围的祁连山、马鬃山、青山头、居延海等地进行了空中勘察。晚上，陈锡联召集大家一起讨论，认为额济纳旗青山头一带最有勘察价值。
第二天，勘察组人员从酒泉改乘直升飞机，直奔青山头。当时额济纳旗的旗政府就设在青山头下名叫“绿园”的地方。说是旗政府的所在地，其实只有三间砖瓦房和十几间土房。旗政府将能腾出来的房子都腾了出来，铺上厚厚的芨芨草，用索索柴烧上一堆火，热情迎接从北京来的将军和苏联专家。
勘察组刚安顿好，孙继先对陈锡联说：
“陈司令，上青山头去看看。”
“大家劳累了一天，休息后再去吧。”
“用不了很多时间，看了也好决定下步的行动。”
“陈司令，孙司令的建议我看可以采纳。”王尚荣也帮着说话。
“那就走。”
说完，陈锡联、王尚荣、孙继先、盖杜柯夫和几个参谋、翻译，向青山头走去。
从绿园到青山头，看起来不远，但他们却走了半个小时才到山脚下。
青山头，在额济纳旗的中部，海拔1129米，但与周围平地的高差却不过几十米。
孙继先第一个到山脚下，第一个跑上青山头。他取出望远镜，遥望四面八方，连连赞叹：
“好地方！打仗的好地方！”
紧跟其后的将军们也异口同声地说：
“真是打仗的好地方！”
看见几位中国将军大喊大笑，盖杜柯夫连忙问翻译：
“他们说些什么？”
“孙将军说，这是打仗的好地方！”
“好在那？”
孙继先听完翻译后，兴致勃勃地对盖杜柯夫说：
“青山头有连绵不断的山脉，北面一马平川。小小山头，可挡千军万马，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此地实属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
盖杜柯夫听完翻译后，耸了耸肩膀，然后说了好大一段话。孙继先等待着翻译，但翻译只是笑。
孙继先好生纳闷。晚饭后，他找到翻译，翻译还是不肯说。孙继先生气了，翻译才告诉他：
“盖杜柯夫说，你说的观点已经陈旧了。现代化战争打起来，一颗原子弹可以将青山头化为灰烬，从蒙古发射导弹就可以将驻扎在绿园的成千上万人消灭。”
其实，盖杜柯夫还说了这种观点为“幼稚”、“无知”等一些盛气凌人的话，但那些难听的语言翻译没有全说给他听。
晚上，孙继先穿着军大衣，躺在芨芨草铺就的地铺上，碾转难眠。一方面是天气太冷，另一方面是心里憋气。想到盖杜柯夫那刺人的话，作为身经百战的一名将军，受此奚落，实在憋气得很。但他再想，也觉得专家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看来是得有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才行啊。”
他自言自语地说完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几个小时，孙继先醒了。他一看表，才5点30分。这是朝鲜驻军时的起床时间，虽然回国多日，时差还是没有调整过来。他轻轻推开门，走到屋外，只见外面仍然一片漆黑。他绕着几栋房子转了三圈，又朝东面的胡杨林走去。
东方泛白，天蒙蒙地亮了。孙继先从胡杨林走了回来，看见陈锡联、王尚宋等人也起来了，连忙打招呼：
“司令，部长早！晚上睡得好吧。”
“这地方可真够冷的，冻得我们谁也没睡着。我们早就起来，闲聊了半天，喝了两壶水。”
他们边说边笑，走到了张贻祥住的土房前。
“张贻祥怎么还不起来，快去叫醒他。”
孙继先等人到张贻祥住的房子跟前，大声叫他“起床”，但屋里没人吭声。几个人将门推开，叫他，晃他，他仍毫无反应。孙继先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孔，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呼吸。
“煤气中毒了。”
孙继先等人将张贻祥抬到另一间通风良好的房间，一名随队军医忙着给他作人口呼吸。大约过了20分钟，张贻祥才有微弱的呼吸。
“用直升机送到酒泉抢救。”
陈锡联作了果断的安排，并派两人护送。孙继先等迅速将张贻祥抬上飞机。出发前，陈锡联再次交待：
“要全力以赴抢救。如果需要，派飞机送兰州军区总医院。”
陈锡联、孙继先等人坐着直升飞机俯视青山头一带，寻找能作为导弹发射场的位置，然后又骑着骆驼，对重点地区进行了地面踏勘。经过几天的勘察，初步确定了地地导弹、空空导弹、地空导弹的发射区和技术区，规划了燃料库、电厂和生活区。
首区的位置选定之后，勘察组又兵分两路。一路由陈锡联、盖杜柯夫等带队，飞往乌鲁木齐，到新疆勘察选导弹试验弹着区。另一路由孙继先带队，负责勘察海上导弹试验分场。孙继先等人和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在北京会合后，于1月28日出发，勘察了葫芦岛、秦皇岛、长兴岛、旅顺、威海卫等地方。
各路人马勘察完毕后，陈锡联、孙继先等中国将军和盖杜柯夫等苏联专家在一起，研究了勘察报告，讨论了靶场选址方案。
首先由孙继先汇报了海上靶场的勘察情况，并提出了在葫芦岛建设海上导弹试验分场的选址方案。对此，大家无多少疑议。但在讨论陆上导弹试验靶场的选址时，中国的将军和苏联的专家多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从‘三北’来看，选在西北较为合适。从西北看，银川以西、民勤以北、青头山地区各有利弊。应当说，都还符合专家所提出的技术要求。”孙继先说。
盖杜柯夫听翻译说到这里时，立即打断了孙继先的话：
“不，不。民勤以北不符合技术要求。”
孙继先拿出了苏联专家起草的靶场选址技术条件，翻到了第三页，笑着说：
“将军同志，上面所说的这几条，民勤以北都有符合的。”
“无论如何不能在那里。”
“各位可以畅所欲言。”陈锡联看到俩人争论起来，有意缓和一下气氛。
“当然，我也认为民勤以北不是最佳方案，可以放弃。”
“选在额济纳旗青山头附近是唯一的方案。”
孙继先听到翻译说到“唯一方案”时，忍不住说：
“只能说是其中之一。我看银川以西也值得考虑。”
“银川以西从技术上讲，可以选。但我们选的是导弹试验靶场，它是国家最核心的机密。在那里难于保密。”
“只要做好工作，保密问题不难解决。选在额济纳旗，远离交通线，工程造价高，今后使用中还会带来更多困难。银川以西的环境相对要好得多，距离包兰铁路近，紧靠黄河，有良好的社会依托。”
“不。根据苏联的经验，应远离人群，越远越好。”
“根据中国的经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军队是离不开人民的。”
“孙将军，请不要扯到政治上去。但我得声明，不选在青山头，我们决不签字。”
“先议到此。”陈锡联看盖杜柯夫态度横蛮，孙继先也不让人，就说：“大家回去消化勘察材料，分头议一议，明天再定。”
后来，中国将军们感到过去没搞过导弹试验，为慎重起见，还是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形成了在青山头一带作为导弹试验靶场的选址方案。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国的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选择在额济纳旗青山头一带，算是比较适宜的方案。但经过四十年的使用，再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能按孙继先的意见，把靶场选在银川以西，发展可能会更好些。
1958年2月14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听取了勘察组的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聂荣臻、黄克诚、肖劲光、刘亚楼、万毅、乌兰夫等30多位领导。会上，由盖杜柯夫作重点汇报，陈锡联、孙继光等人做了补充发言。彭德怀最后表态同意勘察组的选址意见，并让他们对勘察报告作些文字修改后，正式上报给中央军委。
2月25日，中央军委将导弹靶场勘察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于2月26日阅后批示：“请书记处处理。”
中央书记处对勘察报告非常满意。总书记邓小平于3月3日签署了“书记处已同意”的批示。勘察报告后来也呈送周恩来、陈云、陈毅、乌兰夫，他们审阅后都表示同意。
至此，中共中央就正式批准在额济纳旗的青山头一带建设我国的第一个陆上导弹综合试验靶场。
孙继先回国后，一方面积极参加靶场的勘察工作，另一方面着手考虑如何尽快组建试验基地的机关和试验部队。
1958年1月上旬的一天，在炮兵大院内临时腾出的一间办公室里，孙继先翻看着苏联专家提出的导弹试验基地编制方案。编制表上共列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训练部、基本建设部、甲组（地地导弹）试验部、乙组（空空导弹）试验部、丙组（地空导弹）试验部、航区与弹着区试验管理部、飞行勤务部和海上分场。孙继先再细看了几个试验部的编制，上面提出每个试验部都要编6—10个技术处，编5—8个发射和技术勤务分队。孙继先再翻到基本建设部的编制表，上面列有特种建筑处、一般建筑处、电力供应及通信设备处、卫生工程处、铁路公路管理处、一般建筑处、电力供应及通信设备处、卫生工程处、铁路公路管理处、机场管理处。
孙继先合上编制表，闭上眼睛，仰靠在椅子上，足足想了5分钟。然后，他翻开了记事本，用红铅笔写下了5行字：
“20兵团赶紧回国；
“迅速组建基地机关，司政后快搭架子；
“物色甲、乙、丙组试验部部长——要十分得力；
“要政委，要副手——找肖华副主任；
“勘察定点——要有长远打算。”
孙继先将吕诚华、戴泽民等叫来，对几件事作了安排。他首先给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提出要20兵团赶紧回国。
两天后，孙继先电告20兵团：要做好从朝鲜撤离回国的准备。
1月中旬，孙继先再次电告20兵团：兵团回国后，将执行一个神圣的使命。要按照政治条件好、身体条件好、有文化这三条要求，快速审查兵团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干部。政治上一定要“三清”：家庭成份清，本人历史清，社会关系清。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在回国前调离。
1月20日，中央军委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了第20兵团撤离朝鲜回国的命令。
2月初，孙继先勘选靶场回京后，未顾得上休息，就去总政求见肖华。见面后，肖华把孙继先上下打量了一番。
“孙司令，想不到一个月不见，瘦了这许多。有什么事要我办吗？”
“无事不登三宝殿。”孙继先三言五语地向肖华汇报了勘察的情况，然后说：“你交给的任务，我还真有点招架不住了。”
“我听彭老总说，你干得相当出色嘛！”
“后面的事多得呢。你得尽快给我配个政委，再配一两个副手。司政后三个部的领导也得快点配上。”
“总政干部部正在物色人选。你有什么要求吗？”
“文化水平要高一些，年纪要小一些。”
2月下旬的一天，孙继先早早就在总参第三招待所门口，等候空军第三军政治委员栗在山少将的来到。俩人见面后，久久握住双手。
“昨天肖华副主任跟我谈了，今天就来向你报到。”栗在山说。
“到底把你盼来了。”孙继先高兴地说。
孙继先和栗在山虽然过去没有在一起打过仗，但他们早就认识，双方都很了解。所以，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似的。
“你来就好了，有事也就好商量了。”孙继先领着栗在山走进屋内，边走边说。
“肖副主任说了，你工作干得很出色。我是来帮你摇旗呐喊的。不过得声明一下，我可不懂什么导弹，但决不‘捣蛋’。”栗在山开了个玩笑。
“哈哈，我的政委！我可是个大老粗，今后还得靠你把方向。”孙继先边说边笑。
坐下后，孙继先将回国接受任务、勘察定点、20兵团回国、近期任务以及一些设想，向栗在山一一作了介绍，然后说：
“眼前最要紧的是将机关组建起来。”
“这段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干部选配上，明天我就去总政催一催。”
“让吕琳、孙明远陪你去。”
“另外，要尽快把党委成立起来。”
3月4日，20兵团电告孙继先：兵团机关和直属分队已经做好了从朝鲜撤离回国的准备。
3月5日，孙继先向总参谋部报告：“20兵团已做好准备，可以撇离回国。”
3月6日，总参谋长黄克诚批准20兵团撤离。
3月11日，20兵团机关和直属分队从朝鲜平安南道价川车站起程回国。13日，专列到达北京，分别进驻于复兴路25号炮兵大院和通县保安胡同1号。
回国组建导弹试验基地的兵团机关干部共128名，包括炮兵主任崔子高（后任基地副参谋长）、防化主任吕诚华（后任华北导弹试验部部长）、通信处长胡嘉（后任空空导弹部部长）、情报处长王燕（后任卫星测量控制部副部长）、机要处长任瑞成（后任华北导弹试验部政委）、干部部长孙明远（后任基地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长田园（后任基地副政委）、保卫部长阎五福（后任基地副政委）等，以后他们都成了建设中国导弹试验基地的骨干。
3月中旬，孙继先向总参请示：“拟直接使用20兵团的机关进行导弹试验基地的筹建。”
3月27日，黄克诚批示：将试验基地的筹备单位正式称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对外代号为0029部队。同时正式将靶场筹备处并入兵团。后来，靶场筹备处的张贻祥、吕琳（后任地地导弹试验部首任部长）、申建基（后任反导试验部部长）、夏铭智（后任卫星观测站站长）等人都成为基地的领导和骨干。
在总政治部肖华的亲自督办下，3月底，调来了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第二参谋长林毅、志愿军后勤部第3分部部长杨学礼等人。并从空军、海军、炮兵、志愿军等单位选调了一批干部，充实到了20兵团。
1958年4月，经总政治部批准，由孙继先、栗在山、张贻祥、林毅、吕琳等9人组成了第20兵团党委，孙继先任书记，栗在山任副书记。
党委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党委会，对兵团前段工作作了小结，对今后的任务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会上，张贻祥报告了靶场筹备处成立以来的工作和靶场的勘察情况；吕琳介绍了靶场今后的任务，并对将要组建试验基地的组成模式、编成等作了说明。栗在山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孙继先根据讨论的情况，最后说：
“上个月，我和陈士榘到青山头，对发射场各个工位和点号进行了勘测定点。地地、空空、地空导弹的发射点位已经打了桩，工程建设在开春后就要开工。我们组建基地的工作，已经启动，也要打桩，打好组织桩、思想桩、技术桩。为了打好这‘三桩’，我们党委成员一定要认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明确目标，提高思想认识，加快基地的组建，抓紧技术训练，做好各种准备，保证1959年6月1日进入场区执行任务。”
1958年夏秋期间，总政治部又陆续从空军、海军、炮兵、铁道兵、志愿军、各大军区及军事院校中，给20兵团选调了部分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以原20兵团司令部、政治机关为基础，初步组建起了基地的司令部、政治部；以志愿军后勤部第3分部28名干部为基础，也初步搭起了基地后勤部的架子。机关刚组建时，临时在炮兵大院内的原总参军械部大楼办公，9月份经周总理的批准，搬到左家庄12号院内原全国合作总社的办公楼内。6个试验部虽然一时还不能成立起来，但有的部也初步指定了负责人。
1958年10月20日，国防部批准将导弹试验靶场管理机构称为中国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停止使用第20兵团的名称。从此，试验基地正式成立，负责管理和使用中国的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1970年以后，该试验基地又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58年10月前后，总政又从全军各单位调来了一批领导干部，其中有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李福泽、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副参谋长徐明、炮兵政治部主任张雷平等。到1959年春，基地和各试验部正式任命的领导有：孙继先为基地司令员，栗在山为基地政治委员，李福泽、张贻祥为基地副司令员，林毅为基地副司令员兼空空导弹试验部部长，徐明为司令部参谋长，张雷平为政治部副主任，张乃川为后勤部部长，曾凡有为后勤部政治委员，吕琳为地地导弹试验部部长，江萍为地空导弹试验部部长。
1958年4月29日晚上11点多钟，孙继先在临睡前又习惯地坐在椅子上，想了想一天的工作和今明几天该做的事。今天，总政召开了关于20兵团组建工作的会议，研究并明确了干部抽调的办法，要求在1958年10月1日前把主要干部配齐。他对这次会议所定的几件事十分满意，深深感到中央军委和总部首长对组建靶场的关心，也感谢炮兵、空军、海军等单位的支持。但他隐隐约约感到，几个炮弹试验部组建的难度可能比预料的大。他想，要借总政这次会议的东风，快点把导弹试验部组建起来。想到这里，他走到栗在山房间，看见灯光还亮着，就敲门进去，和栗在山商量起来。
“要在今年10月1日前把基地的主要干部配齐，你看怎么样？”孙继先首先征询栗在山的意见。
“前段组建机关比较顺利，那是因为有兵团机关干部作骨干。现在要从其他单位抽人，条件 又那样高，尤其是技术干部，全军都很紧缺。所以，我看难度相当大。”栗在山显得有些忧虑。
“我也有同感。看来，得有一些过硬的办法才行。”
“你有什么好办法？”
“给总政肖副主任建议：每个试验部的干部由一个大单位为主负责配备。”
“好办法。地地导弹试验部的干部由炮兵配备；地空和空空导弹试验部、飞行勤务部的干部由空军配备；海上分场的干部由海军配备；通信干部由通信兵配备。我再去找肖副主任。”
孙继先、栗在山利用接触彭德怀、黄克诚、肖华的机会，经常将所需干部的情况向军委领导汇报。军委同意他们的意见。6月27日，以国防部名义，正式给炮兵、空军、海军下达了任务。后来，国防部又于9月19日再次发布组训令，责成总参抽调建制部队组成警卫团、工兵团；总后筹建汽车营、修配厂、特种燃烧库；志愿军筹建文工团、电影工作站、印刷所；铁道兵筹建铁路管理处。
到了1958年10月初，原定主要干部配齐的计划，远远没有达到。因为当时要在全军中，按总政的标准制抽那么多干部，尤其是技术干部，确实困难。
有一次，孙继先和炮兵的陈锡联司令谈到了组建试验部队的难处时说：
“现在各个试验部的筹备中，干部的抽调是个大问题。炮兵对我们的支援最大，给地地导弹试验部配备的干部质量要高，速度也最快，吕琳部长很满意。真得感谢您陈司令。”
“按照总部的要求，要给地地导弹试验部配备高素质的干部，我们有的人也感到困难。我和邱政委硬着头皮，让吕琳随便挑。吕琳把名单列出来后，我们派人到抽人的单位去督办。说实在的，也把我的心抽疼了。”陈锡联说。
“陈司令，再多给点行吗？”
“地地导弹试验部的干部我们炮兵包了，一定完成总政分配的任务。但是，孙司令，你对我的家底也很清楚。我们炮兵除承担普通火炮的作战任务外，今后还要承担地地导弹的作战任务。我已经没几个技术干部了。为了适应今后的需要，我准备在炮校开设导弹专业，立即着手培养导弹使用技术人才，以后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毕业生。但现在只能到此为止。”
听了陈锡联的一席话，孙继先很受启发。他从陈锡联处回来后，和栗在山商量了加速干部调集的问题。他说：
“看来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以加快组建几个导弹试验部。一个是成立几个工作组，专门到抽调干部的单位去督办；一个是到学校去要毕业生。政委，你看如何？”
“完全同意。开个党委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由政治部领导和几个部长出马，到各个军区去坐阵。调集干部一定要抓紧，10月份就开始办，争取明年初见成效。”
1958年10月上旬，基地党委专门召开了一次研究调集干部的工作会议，分管这项工作的栗在山政委作了布署。他说：
“对于组建基地来说，干部问题是个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为了加快调集干部的速度，党委决定由张雷平等人带队组成6个工作组：张雷平到志愿军，林毅到齐齐哈尔空军场站，阎五福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瑞成到南京军区，郑广骞到成都军区，孙明远到北京军区。工作缓组采用分片包干的办法，到被调单位坐阵催促。”
大家都认为这个方法好，并研究了一些具体细节。最后孙继先说：
“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干部，基地的组建工作无从谈起，因此，调集干部目前是基地党委的主要工作，党委分工栗在山副书记主要负责。我们要按照‘统一领导，大家动手，分工负责，加速组建’的精神，加快调集干部的步伐。各个工作组一定要完成任务，务必于今冬明春把几个试验部组建起来。”
停了一会，他又特别补充了几句：“据可靠的情报来源，美国、台湾蒋介石对中国搞导弹、原子弹，非常害怕，他们正千方百计刺探这方面的情报。我们20兵团回国这件事，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搞到情报，他们的头头大骂其部下无能，并责令迅速弄到20兵团去向的情报。你们出去调干部，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能说出我们基地的性质、任务、驻地等内容。对接收的干部，一来报到，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保密教育。这点请保卫部抓好落实。谁要是在保密上出了问题，就拿他是问。”
说完后，他环视了一圈，对各个工作组的成员都看了个遍。大家用坚定的目光表示了完成任务的决心。他感到十分满意，然后说：
“基地几个试验部的编制中有400多名工程师，但我看从全军现职工程师中抽调，是非常难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怎么办？只能用大学毕业生来补充。所以，我们还要组织人到军校和地方院校去要一大批毕业生。”
后来证实了孙继先的估计十分正确。到1959年3月，调来的工程师中只有空军和水电部的3名。
为拉接收军队和地方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孙继先曾亲自去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为此，周总理给高教部领导专门有过交待。因此，当基地派人到总政和高教部商要大学毕业生时，都尽了予以帮助。当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第一军医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学院、成都工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湖北医学院等高校中，挑选了一批优秀大学生入伍。
新来的大学生到北京左家庄12号大院报到后，孙继先、栗在山等基地领导都要去看望，并指示机关要搞好接待。大学生到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对他们进行保密教育。
1958年10月23日，基地组织文娱晚会，欢迎第一批到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刚刚到任的基地参谋长徐明。孙继先早早就到了会场，和新来的大学生亲切聊天。
孙继先见到彭凤绍、沈椿年、莫仓圻、胡文全、习光兴等几名哈军工第一期毕业生后，鼓励他们扎根戈壁滩，为国防科技事业大干一番。
孙继先又走到了陈文汉、王学陵等人跟前。
“你们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唐山铁道学院。”他俩回答。
“太好了。基地有一条专用铁路线，目前正在紧张施工，明年就可正式交付。这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条由军人维护使用的专用铁路线。你们到那里以后，就是铁路的主人了。”
“我们原来还担心专业不对口，这下放心了。”
孙继先高兴地点了点头，笑着问：
“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啊？”
陈文汉和王学陵的脸刷地红起来，不好意思地说：
“还不是。”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个学校毕业，一个部门工作，就在那里成家立业，共同战斗。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
经过一个冬春的努力，到1959年3月，从全军调来干部2112名。到1959年底，干部有3000多人，基地总实力也达到了9932人。仅经过一年半时间，就将地地导弹试验部、空空导弹试验部、地空导弹试验部、海上导弹试验分场、航区测量试验部、飞行勤务部和工程部等主要技术部队组建了起来。同时还陆续组建了警卫团、汽车团、工兵团、文工团、铁路管理处、发电厂、修配厂、农场、军邮局、印刷所、服务处、小学校等单位。
1958年4月29日晚上11点多钟，孙继先在临睡前又习惯地坐在椅子上，想了想一天的工作和今明几天该做的事。今天，总政召开了关于20兵团组建工作的会议，研究并明确了干部抽调的办法，要求在1958年10月1日前把主要干部配齐。他对这次会议所定的几件事十分满意，深深感到中央军委和总部首长对组建靶场的关心，也感谢炮兵、空军、海军等单位的支持。但他隐隐约约感到，几个炮弹试验部组建的难度可能比预料的大。他想，要借总政这次会议的东风，快点把导弹试验部组建起来。想到这里，他走到栗在山房间，看见灯光还亮着，就敲门进去，和栗在山商量起来。
“要在今年10月1日前把基地的主要干部配齐，你看怎么样？”孙继先首先征询栗在山的意见。
“前段组建机关比较顺利，那是因为有兵团机关干部作骨干。现在要从其他单位抽人，条件 又那样高，尤其是技术干部，全军都很紧缺。所以，我看难度相当大。”栗在山显得有些忧虑。
“我也有同感。看来，得有一些过硬的办法才行。”
“你有什么好办法？”
“给总政肖副主任建议：每个试验部的干部由一个大单位为主负责配备。”
“好办法。地地导弹试验部的干部由炮兵配备；地空和空空导弹试验部、飞行勤务部的干部由空军配备；海上分场的干部由海军配备；通信干部由通信兵配备。我再去找肖副主任。”
孙继先、栗在山利用接触彭德怀、黄克诚、肖华的机会，经常将所需干部的情况向军委领导汇报。军委同意他们的意见。6月27日，以国防部名义，正式给炮兵、空军、海军下达了任务。后来，国防部又于9月19日再次发布组训令，责成总参抽调建制部队组成警卫团、工兵团；总后筹建汽车营、修配厂、特种燃烧库；志愿军筹建文工团、电影工作站、印刷所；铁道兵筹建铁路管理处。
到了1958年10月初，原定主要干部配齐的计划，远远没有达到。因为当时要在全军中，按总政的标准制抽那么多干部，尤其是技术干部，确实困难。
有一次，孙继先和炮兵的陈锡联司令谈到了组建试验部队的难处时说：
“现在各个试验部的筹备中，干部的抽调是个大问题。炮兵对我们的支援最大，给地地导弹试验部配备的干部质量要高，速度也最快，吕琳部长很满意。真得感谢您陈司令。”
“按照总部的要求，要给地地导弹试验部配备高素质的干部，我们有的人也感到困难。我和邱政委硬着头皮，让吕琳随便挑。吕琳把名单列出来后，我们派人到抽人的单位去督办。说实在的，也把我的心抽疼了。”陈锡联说。
“陈司令，再多给点行吗？”
“地地导弹试验部的干部我们炮兵包了，一定完成总政分配的任务。但是，孙司令，你对我的家底也很清楚。我们炮兵除承担普通火炮的作战任务外，今后还要承担地地导弹的作战任务。我已经没几个技术干部了。为了适应今后的需要，我准备在炮校开设导弹专业，立即着手培养导弹使用技术人才，以后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毕业生。但现在只能到此为止。”
听了陈锡联的一席话，孙继先很受启发。他从陈锡联处回来后，和栗在山商量了加速干部调集的问题。他说：
“看来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以加快组建几个导弹试验部。一个是成立几个工作组，专门到抽调干部的单位去督办；一个是到学校去要毕业生。政委，你看如何？”
“完全同意。开个党委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由政治部领导和几个部长出马，到各个军区去坐阵。调集干部一定要抓紧，10月份就开始办，争取明年初见成效。”
1958年10月上旬，基地党委专门召开了一次研究调集干部的工作会议，分管这项工作的栗在山政委作了布署。他说：
“对于组建基地来说，干部问题是个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为了加快调集干部的速度，党委决定由张雷平等人带队组成6个工作组：张雷平到志愿军，林毅到齐齐哈尔空军场站，阎五福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瑞成到南京军区，郑广骞到成都军区，孙明远到北京军区。工作缓组采用分片包干的办法，到被调单位坐阵催促。”
大家都认为这个方法好，并研究了一些具体细节。最后孙继先说：
“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干部，基地的组建工作无从谈起，因此，调集干部目前是基地党委的主要工作，党委分工栗在山副书记主要负责。我们要按照‘统一领导，大家动手，分工负责，加速组建’的精神，加快调集干部的步伐。各个工作组一定要完成任务，务必于今冬明春把几个试验部组建起来。”
停了一会，他又特别补充了几句：“据可靠的情报来源，美国、台湾蒋介石对中国搞导弹、原子弹，非常害怕，他们正千方百计刺探这方面的情报。我们20兵团回国这件事，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搞到情报，他们的头头大骂其部下无能，并责令迅速弄到20兵团去向的情报。你们出去调干部，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能说出我们基地的性质、任务、驻地等内容。对接收的干部，一来报到，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保密教育。这点请保卫部抓好落实。谁要是在保密上出了问题，就拿他是问。”
说完后，他环视了一圈，对各个工作组的成员都看了个遍。大家用坚定的目光表示了完成任务的决心。他感到十分满意，然后说：
“基地几个试验部的编制中有400多名工程师，但我看从全军现职工程师中抽调，是非常难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怎么办？只能用大学毕业生来补充。所以，我们还要组织人到军校和地方院校去要一大批毕业生。”
后来证实了孙继先的估计十分正确。到1959年3月，调来的工程师中只有空军和水电部的3名。
为拉接收军队和地方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孙继先曾亲自去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为此，周总理给高教部领导专门有过交待。因此，当基地派人到总政和高教部商要大学毕业生时，都尽了予以帮助。当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第一军医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学院、成都工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湖北医学院等高校中，挑选了一批优秀大学生入伍。
新来的大学生到北京左家庄12号大院报到后，孙继先、栗在山等基地领导都要去看望，并指示机关要搞好接待。大学生到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对他们进行保密教育。
1958年10月23日，基地组织文娱晚会，欢迎第一批到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刚刚到任的基地参谋长徐明。孙继先早早就到了会场，和新来的大学生亲切聊天。
孙继先见到彭凤绍、沈椿年、莫仓圻、胡文全、习光兴等几名哈军工第一期毕业生后，鼓励他们扎根戈壁滩，为国防科技事业大干一番。
孙继先又走到了陈文汉、王学陵等人跟前。
“你们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唐山铁道学院。”他俩回答。
“太好了。基地有一条专用铁路线，目前正在紧张施工，明年就可正式交付。这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条由军人维护使用的专用铁路线。你们到那里以后，就是铁路的主人了。”
“我们原来还担心专业不对口，这下放心了。”
孙继先高兴地点了点头，笑着问：
“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啊？”
陈文汉和王学陵的脸刷地红起来，不好意思地说：
“还不是。”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个学校毕业，一个部门工作，就在那里成家立业，共同战斗。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
经过一个冬春的努力，到1959年3月，从全军调来干部2112名。到1959年底，干部有3000多人，基地总实力也达到了9932人。仅经过一年半时间，就将地地导弹试验部、空空导弹试验部、地空导弹试验部、海上导弹试验分场、航区测量试验部、飞行勤务部和工程部等主要技术部队组建了起来。同时还陆续组建了警卫团、汽车团、工兵团、文工团、铁路管理处、发电厂、修配厂、农场、军邮局、印刷所、服务处、小学校等单位。
1958年10月15日，孙继先主持召开了党委第8次会议，专门研究了基地的训练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基地技术训练领导小组，由李福泽副司令任组长，吕琳、林毅任副组长，负责研究和指导基地的训练。李福泽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他说：
“从1958年11月起，要大力开展技术训练。边组建，边训练，干部随到随学。训练内容以苏制地地、空空、地空导弹及其地面试验设备为主。训练方法可以灵活，一是在职学习理论；二是到五院见学、实习；三是进行实装操作训练；四是参加设备安装调试；五是对口跟苏联专家学习。”
孙继先最后特别强调了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说：
“基地组建后要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导弹试验任务。但什么是导弹，导弹怎么试验，试验后说明什么问题，导弹合格不合格，等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还一窍不通。怎么办？只能靠训练。现在起，要在全基地内迅速掀起一个技术训练热潮。从司令员、政委到每一个干部，包括机关所有的干部，都要学文化、学技术。目标是：学通导弹原理，掌握试验方法，熟练操作技术。上岗前，要组织考试，不及格的不能参加任务。”
根据这次党委会的决定，基地于1958年冬开始，迅速掀起了技术训练热潮。驻北京的机关干部和各试验部的干部统一编成了3个训练大队，聘请苏联专家讲授《导弹概论》、《导弹靶场概述》，介绍了靶场的性质、任务、试验方法、各种导弹的试验程序、试验的组织指挥、跟踪测量设备及实施方法等。
1958年冬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孙继先带着基地火线文工团到中南海与党和国家领导人跳舞联欢。周恩来总理找到孙继先，把他带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毛主席让他在身边坐下，用浓重的湘音问道：
“继先同志，这段时期的工作怎么样啊？”
“组建工作进展顺利，目前我们正在大抓训练，学习技术。”
“你学一点东西没有？”
“学了一点。”
“学了哪一点？”
孙继先简单地作了汇报。
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
“你是打仗出身，过去打仗那一套比较熟悉。现在搞建设，搞尖端武器，这也是打仗。要取得这一仗的胜利，就得学习，把外国的技术学到手。科学技术发展了，我们国家就强大了。”
“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你身上的担子很重，一定要多学习。”
孙继先听了后，心里特别激动。离开毛主席后，他坐在舞厅的一角，静静地想着，连别人邀请他跳舞都没有反应。
当晚回到左家庄后，他立即找来分管训练和技术工作的李福泽，讲了毛主席的指示，两人商量了加大训练力度的想法。孙继先说：
“最近我到长辛店教导大队去，看见崔子高、吕诚华、石荣屺、施存壁、左乃元等几十人在那里，他们训练很刻苦，学习导弹理论也很有成效。我在那听了几小时课，讲的是导弹制导系统，只可惜听不太懂。我真想在那学上完整的一期。”
“司令，你的事情太多，而且这段组建工作正处在关键时期，你那能蹲得住。我倒是早就想坐下来，好好学点东西，否则今后尽说外行话，怎么能组织试验任务。”李福泽主动提出去教导大队学习的要求。
“也好，领导要带头学技术。你去既是学习，也是抓训练。”
“当然。最近中央军委号召领导干部要下连当兵，我就以下连当兵的形式去吧。”
第三天，李福泽脱掉了将官服，穿上了士兵服，戴上列兵领章，到了长辛店教导大队的一区队。他到那以后，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操练、同劳动。因为他是大学生，虽然过去紧张的军旅生活中对科学技术的书籍看得也不多，但学起来还是比其他人快得多。因此，他很快就成了小教员，大家有什么疑难问题，都愿意找他请教。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孙继先又来到了教导大队。他一进大门，就看见三三两两的学员捧着笔记本，在房前屋后、在林荫大道、在操场，非常认真地学习着。他走近一名戴着中尉军衔牌子的学员身边，那名干部非常专心致志，连司令员的到来都未感觉出来。只听得他正在念着一个公式，然后说了一句让孙继先十分好笑的话：
“Sin、Cos。嘿！我看是‘杀了’、‘该杀了’。”
孙继先哈哈大笑：
“什么东西‘该杀了’？”
那位学员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司令员，连忙立正敬礼报告：
“司令员同志，0038部队4大队1区学员章兹正在学习导弹技术，请指示。”
“学习中碰到困难了吧？”
“没有。”章兹机械地回答说。
“困难肯定会有的。毛主席说，我们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那能没有困难呢？”
“不瞒首长，确实不太好学。”
“不好学更应该下苦功夫去学。可不能‘杀了’。”说完，孙继先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
章兹也不好意思“嘿嘿”地笑着。
孙继先向前走了十几步，又和另一位学员石荣屺谈了起来。
“这段期间讲了什么内容？”
“导弹发动机系统。”
“大家学得怎么样？”
“都很努力，也很吃力。”
“有什么问题吗？”
“一是没有讲义，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抄笔记；二是讲得太快，复习时间少，有点消化不了；三是接触导弹实物和操作实际少，有点‘空对空‘。”
“走，休息一下。你带我到李副司令那里。”
孙继先、李福泽根据学员的反映，指示教导大队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教导大队及时对训练安排做了调整，教员经常对着导弹讲理论，又讲试验中需要操作的动作。还组织学员开展互帮互学，把翻译组织起来，提前将专家的讲稿翻译出来发给大家。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训练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长辛店教导大队学习的最后阶段，在大队东工字楼前的广场内进行了一次模拟发射的初级“点火”合练。为了保密，周围用木杆芦苇席子扎起了20多米高的围墙。合练用的导弹是苏联提供的P—2导弹，项目包括导弹的起竖、对接、测试、加注、点火。三总部对这次点火合练非常重视，总参谋部杨成武副总长、总政治部肖华和甘泗淇两位副主任、总后勤部洪学智部长和李聚奎政委，还有国防部五院和试验基地的领导，都参观了这次初级点火。
1959年2月28日，基地在教导大队训练的课程全部结束了。经过严格的考核，所有学员均获通过。
3月20日，以该期结业的学员为骨干，又从全基地新来的学员中抽了近200人充实进来，组成了教导大队新三营。该营下辖3个中队，一中队、二中队为发射中队，三中队为技术保障中队。两个多月后，新三营改为地地导弹试验部的第一试验大队。后来，一中队后来参加了我国第一枚地地导弹、国产第一枚地地导弹、我国第一枚中程导弹、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发射。二中队参加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导弹、我国导弹核武器、第一枚远程导弹、第一次洲际导弹全程试验等重大的发射试验任务，还参加了我国第一颗、第二颗以及其他卫星的发射。
3个导弹测试发射中队组建后，立即开展了专业技术训练，以培养熟练的导弹试验操作人员。1959年11月15日，这三个中队从长辛店出发，开赴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的驻地。
11月20日黄昏，地地导弹试验部3个中队到达了距离青山4公里的7号火车站。因为当时场区的营房还没有盖好，基地命令他们连夜开到距离7号20多公里的新西庙暂住。
新西庙原来是当地的一个喇嘛庙，因为在导弹试验禁区内，不久前已将喇嘛们迁移出去。这个喇嘛庙有十多间土房，由于年久失修，残桓断壁，四面透风。戈壁滩的11月下旬，已是严冬天气，晚上气温降到了—15。C。初来乍到的官兵，蜷缩在薄薄的棉被子里，冻得难于入眠。有的人就干脆起来，找了一些干柴，燃起火堆，烤火取暖。二中队左乃元、许景儒、王文道等几位领导也围着火堆，边烤火边议论着进驻场区后碰到的问题和今后的任务。
大约到了凌晨2点钟，两辆吉普车驶到新西庙，从车上走下了基地孙继先司令员和几个军官。左乃元等人闻讯后立即出来，把孙继先迎进了屋里。
“同志们情绪怎么样？”孙继先问。
“作为中国第一支年轻的导弹试验发射部队的成员，大家情绪都很高涨，一路上歌声嘹绕。”左乃元将行军路上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
“有什么问题吗？”
“进入河西走廊后，歌声、笑声少了。到了场区，一看全是荒漠戈壁，一部分人的脸上出现的愁容。”
“你们怎么看？”
“我们在行军路上召开了支委会，对这些情况做了分析。刚才我们还就如何打好‘三桩’进行了研究。司令员，请放心，我们一定能带好中队，扎根戈壁。”
听说司令员半夜来看望中队，发射大队的领导和其他两个中队的领导都聚集来到了一起。
孙继先又向大队领导施存璧、王世成、侯福等问了一些情况，然后说：
“今年10月10日，李副司令带领第一批机关人员开始进场。到目前为止，基地机关、几个试验部都进场院了。大家进来了，连住的营房都没有，吃饭也是个问题。我今天转了几个地方，你们是这样，其他单位也是这样。看到大家住在这破土庙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基地党委正努力想办法，一定要让所有部队安全过冬。但我也坦率地告诉大家，这个冬天是个挨冻、受饿的冬天，是个困难的冬天。今年，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歉收，粮食不足，副食品供应紧张。我们基地党委号召，要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战胜困难，扎根戈壁。要有‘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气概，把基地建设好。”
“请首长放心，困难再大我们也能克服。”一大队和各中队的领导异口同声地说。
孙继先回去后，和分管后勤、基建工作的张贻祥副司令等人逐个检查了进场单位的安置情况，决定在营房未交付之前，暂时先住进能挡风御寒的车库或装备库内。
1960年元旦前，根据基地的指示，地地导弹试验部一大队的官兵搬到了7号的库房。搬家的那天下午，孙继先到7号检查工作，正碰上了左乃元和一个干部往墙上写大标语。
孙继先问他们准备写什么，左乃元说：
“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这句话很有气魄。我们党委每个成员都表了这个态。我死后，一定要埋在青山头。但是否要把它写在墙上，你这个当指导员的，可以再细细斟酌。我提个建议，不写为好。”
“那就写‘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以场为家，以苦为荣’。”
孙继先笑着点了点头。
1960年春节后，一大队的两个发射中队为了准备我国第一次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任务，又从7号搬到了1号。当时1号没有住房，只好在戈壁滩上搭起帐篷。那时仍是严冬季节，晚上气温在—20。C以下。虽然每个帐篷时里生了个小火炉，但很难抵御住严寒。大家睡觉时都穿上大头鞋，戴上大皮帽。
晚上寒冷难眠，白天饥饿难当。时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减少，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官兵吃的主食是黑面粉、青稞面、高粱、豆面、副食是海带、黄花、萝卜干、白菜干等。
一天下午，孙继先到了一大队驻地，正好碰到他们开晚饭。他到中队和大家一起用餐。官兵们有秩序地排着队打饭，每人一人黑面馒头、一勺海带炖萝卜干、一碗玉米糊糊。打完饭后，几个人蹲着围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中队长、指导员让通信员搬来几把小凳子，让司令员坐着吃饭。孙继先边吃边和大家聊了起来。他问中队官兵的思想情况，问导弹发射持技术练得怎么样，问晚上睡得暖不暖，问吃得饱不饱。
吃完饭后，孙继先将大队和中队领导叫到一起，就基地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及如何克服困难作了指示：
“我国去年粮食歉收，已经影响到了基地。现在供应给你们的粮食品种就很少，数量也很紧张。这种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下去。不光基地困难，位于基地南面的酒泉、金塔一带，也是一个重灾区，已经出现人员外流和饿死人的现象。前天，基地召开了党委书记会议，专门讨论了克服困难，搞好生活的问题，提出‘政治到食堂，书记下伙房’。基地号召全体官兵勒紧裤腰带，准备掉它几斤肉。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党委决定，基地所有人员每人每天还要节约1两粮食支援场区附近的群众。”
他巡视了在座的干部，没有看到谁露出为难的表情，心里很是满意。他继续说：
“为了克服困难，基地后勤部正在想到不少办法，比如，推广主食增量法，组织人员出去打黄羊；采集骆驼刺、甘草叶，磨碎掺到玉米面、青稞面里制成代食品。有的单位还组织人员打沙枣。你们知道吧，沙枣是个好东西，营养丰富。昨天我到后勤部食堂，尝了尝沙枣和玉米面一起煮的糊糊，那味道还不错。你们也不妨多想些办法。”
第二天，一中队、二中队立即组织人打沙枣。他们两三人一组，沿着弱水河岸，一人拿着长树杆，将沙枣树上去年结的果打下来，其他人在地上捡。有的树比较高，杆子够不首，人就爬到树上去打。一天下来，一个组多的能采到二三十斤，少的也能采上十多斤。
基地各单位都能打沙枣，把禁区内的打光了，不少人就到额济纳旗境内去打，还把一些树木毁坏了。要知道，沙枣树可是这块荒漠地上的优良树种，栽种不容易，生长成材更不容易。当地牧民对这种树极为爱护，小的时候为了不让牲畜啃它，专门围护起来，长大以后，也不让小孩上树摘果实。当牧民看到基地官兵打沙枣毁坏了一些树木时，很心疼。额济纳旗将这件事报告了乌兰夫副总理。乌兰夫又将报告批送给了中央军委。为此事，中央军委向基地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基地迅速制止打沙枣毁坏树木的行为。
孙继先、栗在山接到了中央军委电报后，于当晚召开了各单位主官参加的会议，传达电报精神，决定不再沙枣，并以此进行一次军民关系和民族政治的教育。会后，基地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写了检讨。几天以后，孙继先、栗在山、张贻祥还专程到乌兰夫处，作了自我批评，汇报了基地采取的措施。
从1957年12月开始，苏联先后派遣3批共163名专家来基地工作，帮助进行靶场勘察、定点、设计、设备安装和技术指导，帮助拟制靶场规章制度，参加指导了初期的空空、地空导弹试验。苏联专家在靶场工作期间，大多数不辞劳苦，忘我劳动，高度负责，工作严谨。对此，孙继先在《神圣的使命》回忆录中写道：“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发展导弹技术，苏联给予了很大帮助，最起码帮我们作了打基础的工作。”
基地对苏联专家在华期间的工作和生活非常重视，成立了专家接待小组。作为基地司令员，孙继先对每批专家的到来和安排，都亲自过问，一一检查落实。为了把伙食搞好，基地从齐齐哈尔、哈尔滨、天津等地请来西餐厨师，从北京买副食品用飞机空运到场区。还建立了专家阅览室、俱乐部，定期组织舞会，每周六派专机将他们送到北京和家属团聚。
从1959年开始，由于中苏两党分岐加深，两国关系恶化，在场工作的苏联专家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专家借故进行技术封锁，甚至故意刁难。基地专家组给总政主任写信告状，说专区生活差，娱乐不好。最为可气的是，我们花钱从苏联买来的设备，好些却是旧设备，他们刷上了新漆，换上了新标牌，就当新设备运来。孙继先、李福泽有好几次忍不住质问了苏联专家，他们支支吾吾不予回答。
一天，孙继先向驻地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罗金请教有关靶场试验中的一些问题。据说罗金在苏联曾任过一个导弹试验靶场的副总指挥，来中国前是苏联火箭学校的校长，他对靶场的试验技术和组织指挥都十分内行。他工作认真负责，对中国十分友好。当回答了孙继先的问题后，他悄悄地说：
“我们为你们提供的试验资料有两种：一种是刚开始进行试验时拟制的，后来改动很大，现在根本就不能用；另一种是试验成功后修改过的。只有地空导弹试验的资料是成功阶段用的，其他的都不能用。孙司令员，你们最好是听我讲课，资料只能参考。”
孙继先听说后，非常吃惊，也从心里感谢罗金。他回来后，找来李福泽司令，给他交代：
“立即给各试验部布置，把那些思路聪敏、虚心好学的技术尖子组织起来，跟班向苏联专家学习，专家走到那跟到那，几个人跟一个。苏联专家给大家讲课时，一定要做好记录，然后将笔记整理出来。特别要注意跟班参加设备的安装、调试，学习实际操作技能和靶场的试验方法、试验思路。”最后，他对李福泽说：“你要专门跟着罗金，他到哪你也到哪。只要你把他的东西学到手，我们就好办了。”
李福泽迅速落实孙继先的意图，让各试验部调整技术力量，把那些技术过硬、俄语较好的人跟班向苏联学习。同时，李福泽一天到晚跟着罗金，罗金到场区点号他就跟到点号，罗金回北京他也跟到北京，罗金参加会议他就跟去开会，罗金深入试验现场他也跟到现场。
就在1959年至1960年中苏联关系日趋紧张的这段时间里，孙继先经常奔波于场区和北京之间。有一天晚上，孙继先带着火线文工团到中南海紫光阁跳舞时，周总理的秘书对他说：
“孙司令，总理要见你。”
孙继先随即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让他坐定后，问他：
“靶场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具备执行导弹试验的能力。”
“地地弹性安排在什么时候进行？”
“拟安排在1960年5、6月份。”
“你们对试验那套技术都掌握了吗？”
“基本的东西还可以，但深层次的技术还是不行。”
“苏联专家在你们那里工作得怎么样？”
“有好有赖。”接着，孙继先把苏联专家的工作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着重讲到了有的专家对我们搞技术封锁的事。
“你看，我们靠‘拐棍’走路有多难。老大哥也靠不住，苏联专家说不定很快就会走了，还得靠自己。要趁现在有的专家对我们还友好的机会，抓紧多学点东西。你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我一定抓紧办。”
1960年春的一天，又从苏联来了个专家组长，因为他长和黑，大家叫他“黑泥巴”。他来之后，基地像对所有才来的专家一样对他热情欢迎，孙继先专门宴请他，基地副司令李福泽和原来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罗金等作陪。吃饭时，他酒喝了不少，却很少说话。第二天，“黑泥巴”宣布，将罗金立即调回国，弄得基地领导和罗金都感到十分突然。
就在宣布罗金回国的那天晚上吃完饭后不久，罗金找到孙继先，说：
“我上次跟你说过，我们提供的资料很多都不能用。孙司令，你要注意。我这时里有个笔记本，对你们可能会有用。现在给你看看，天亮之前再还给我。”
说完后，罗金又到李福泽处告别。李福泽说：
“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有很多事没谈呢，怎么就走了。”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摊开两只手，耸了耸肩膀，无可奈何地说：“我原想在这里建成一个最好的导弹试验靶场，但现在不行了。我真不愿意离开中国。李将军，你学得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完成贵国赋予你的任务。”
罗金走后，孙继先立即叫来几个照相人员，让他们连夜将那个笔记本一页一页地全部拍照下来。后来，孙继先又让将笔记本的资料翻译出来，以后果然对基地的建设和试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国原定用国产推进剂于1960年5—6月发射苏制P—2地地导弹。吉林化工厂研制生产出来的第一批火箭推进剂于1960年3月准时运到场区，经化验完全合格。但地地导弹试验部的专家组组长契尔柯夫故意刁难，说中国生产的液氧不能用于导弹发射。他提出，要发射只能使用苏联的燃料，并说“苏联可以为中国提供”，还答应两个月内运到。
1960年3月31日，中国向苏联提出订购燃料的要求，苏联驻华总顾问巴托夫于4月21日答复“同意”，并要中方明确交贷时间和地点。4月25日，中国回复苏方，要求第一批液氧于5月25日、第二批于6月5日运到试验基地。5月18日，他们声称第一批液氧可以在5月28日运抵国境。后来又推说要延到7月28日才能从苏联发运。为了接运第一批液氧，基地派出特种燃料库10人去绥芬河车站等候，但始终未能接上。
其实，苏联早在7月份时，就下决心不予履行合同。他们电告中国国防部，谎称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了不可抗拒的事故。
基地电告接运人员，马上启程前去吉林化工厂装运国产液氧。吉林化工厂经过5个昼夜的紧张生产，共生产出了32吨液氧。又经过5天的运输，将液氧安全地运到了基地。但因为从苏联购进的液氧铁路槽罐车属于旧品，蒸发量大，每天损耗不少，到达基地后只剩下28吨，但仍足够一发导弹发射的加注用量。
液氧到达基地后，特燃库化验室在苏联专家斯切潘诺夫的指导下，立即进行了全样分析化验。化验结果表明，国产液氧质量完全符合导弹加注使用技术文件的要求。看到化验结果，大家心里都非常高兴，特燃处副处长拿起电话，将结果报告了李福泽副司令。
李福泽赶到化验室，看了化验结果后，拿着化验单匆匆去找契尔柯夫。契尔柯夫连看都不看，就说中国的液氧“不合格”，“有杂质”，“不能用”。就这样，又拖过了几天。
眼看每天蒸发掉0.5吨液氧，如不赶快下决心使用，再过一些时间候，液氧就所剩无几了。
孙继先带着李福泽、吕琳约见了苏联驻基地专家组组长和地地导弹试验部专家组组长，直辖协调用国产液氧加注发射的事宜。
孙继先指着化验单对苏联专家说：
“根据苏联专家和我们化验人员的共同化验结果，中国生产的这批液氧完全符合技术指标。因此，我们拟将这批液氧转注发射。不知专家意见如何？”
“我们不同意转注。”契尔柯夫说。
“为什么？”孙继先反问。
“我们苏联的液氧是由专门生产火箭推进剂的工厂生产的，你们是化肥厂生产的。”
“这是什么逻辑？管它什么厂生产的，质量合格就可以用。”
“要用你们自己用。用这种液氧加注发射，我们不参加，不负责，也不签字。”
“你们这是无理取闹，故意卡我们。”孙继先十分气愤，大声斥责了苏联专家的无理和刁蛮。契尔柯夫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李福泽接着说：
“你们到这里就要履行职责，这是中苏双方协定规定了的。我们为此也付出了代价。“
“那你们去找我们政府好了。”契尔柯夫小声地狡辩。
“你在这里，就要代表你们政府履行好协定。”
那个时候，导弹发射不发射的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顾问团手中，必须有苏联专家的签字才能实施发射试验。这点孙继先十分清楚。所以，和苏联专家吵了一顿以后，孙继先、李福泽憋着一肚子气，但对于苏联专家组决定的不能用中国生产的液氧加注发射这点也毫无办法。
眼看着液氧自然蒸发，数量一天天减少，已经不够发射试验任务的需要了。地地导弹试验部提出利用这批液氧进行导弹点火合练。契尔柯夫等连这点要求也不同意。
最后孙继先指示特燃处：
“开动脑筋，列出课题，抓紧时间，充分利用这些液氧进行试验研究和技术训练。”
待燃处立即组织了8名技术人员，分成3个小组，加班加点，对液氧的含油量、乙炔爆炸特性、机械杂质过滤等项目进行了试验。
试验完毕后，特燃处官兵含着眼泪将这批液氧排泄在戈壁滩上。面对此情此景，孙继先、李福泽心情十分悲痛，也非常气愤。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宣布撤退专家。8月24日，在场区工作的专家全部撤离完毕。
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第一次执行的地地导弹试验任务是发射苏制P—2导弹。导弹长17.68米，直径1.652米，最大射程600公里。试验任务代号为101任务，首区为3号发射阵地，弹着区为安西落区，射程为554公里。
为了执行好这次任务，基地从1959年就开始了准备工作。1960年2月19日，国防科委正式下达命令，决定1960年5—6月发射。
接到国防科委的命令后，基地召开了一次专门研究试验任务的党委扩大会。吕琳向党委汇报了地地导弹试验部前段的准备情况和任务中的计划安排。李福泽就各单位的任务分工、试验中的组织指挥和操作等问题，做了专题发言。栗在山在会上分析了完成试验任务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对试验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要求。会上，党委委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表示一定要将我国的第一次地地导弹试验完成好。会议决定：孙继先、李福泽以主要精力抓试验。为了加强组织指挥，基地成立试验任务指挥部，地地导弹试验部副部长崔子高任指挥长，航区测量部副部长高维新、基地作战试验处副处长张敏任副指挥长。技术阵地由地地导弹试验部二处副处长石荣屺任阵地主任，发射阵地由地地导弹试验部二处处长吕诚华任阵地主任。
会议最后由孙继先作总结讲话，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说：
“导弹发射，从基地首区打到西安落区，一打就是500多公里。我们过去谁见过？基地有不少人原来是干过炮兵的，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也只能打几十公里，最多一百公里。所以，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从常规武器的使用转变为导弹武器的发射试验。别看是发射一枚导弹，其实是组织一次大型的军事行动，试验任务涉及到的单位有首区，有落区，有测试发射部队，有跟踪测理部队，还有庞大的后勤保障部队，可以说，基地所有单位都参加了。这可是我国第一次发射地地导弹啊！这件事非常光荣，非常伟大，我们能参加，也就非常幸福。我们每一个党委委员，都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履行好职责，并使基地党委的决定和意图落实到你所分管的单位中去。从2月份开始，基地的中心工作为试验任务，其他工作都要服从于试验任务，有矛盾时要给试验任务让路。”
1960年4月2日，孙继先、栗在山向全基地的参试官兵发布了101任务第一号命令。
正当基地按计划厉兵秣马迎接试验任务的时候，苏联专家以“中国液氧不合格”为由，不让我国用自己的液氧发射导弹。因此原定于1960年5—6月份发射的P—2导弹，不得不推迟到苏联专家撤走后进行。
对于用国产液氧发射我国第一枚地地导弹，党中央非常重视。周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有彭德怀、聂荣臻以及国防科委、化工部负责人参加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以决定能否用国产液氧发射第一枚地地导弹。会上，党政军负责人一致同意用国产液氧发射第一枚地地导弹。最后，周总理说：
“苏联想用卡燃料的办法，把我们的导弹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里，那是办不到的。他们走了，走得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放手干了。我们要用自己的燃料，用自己的技术力量，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将第一枚地地导弹送上天。当然，因为是第一次，肯定会有困难。为了做到稳妥可靠，我提议张爱萍同志到基地去，在现场组织指挥这次任务。”
“不负众托，坚决完成任务。”张爱萍当即表了态。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专门将孙继先留下，再一次了解任务的一些情况，然后问孙继先：
“你坦率地回答我：第一次发射地地导弹，你有多大把握？”
“百分之八十。”孙继先停了一会，接着说：“我们的测试发射部队从去年就开始训练，现在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测试发射技术；导弹质量应该说是有把握的，而且我们还要进行认真的测试；国产液氧又是完全合格的。同时，基地上上下下早就憋足了劲，士气高昂，准备充分。再加上戈壁滩的秋天，天高气爽，气候最适宜进行导弹发射。所以，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基地党委认为，完全有把握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我国第一次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任务。”
“那百分之二十呢？”
“因为是第一次，缺乏经验。”
“不错，万事开头难。这件事我们过去没有干过，要认真细致，稳妥可靠，争取胜利。但万一失败了也没关系。你就大胆放手干吧。”
会后，张爱萍乘飞机来到了基地。他走下飞机时，一阵西风刮来，把他的帽子给刮跑了。张爱萍风趣地对基地领导说：
“这个西风真厉害呀！现在全世界都在刮西风，就看我们能不能站住脚了。”
“这里的风多，风大，但我们不怕。张副总长，你放心，我们会站住脚的。”孙继先、栗在山等人作了坚定的回答。
张爱萍到基地后，深入各参试单位，详细地了解了任务的各项准备情况。随后，他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建议于9月9—15日之间，择机发射。
9月3日，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批准了P—2地地导弹的发射计划。基地立即开始在技术阵地进行导弹水平测试。
9月6日，在技术阵地主任石荣屺的具体组织指挥下，三中队完成了4发导弹的水平测试工作。测试后的导弹性能正常，技术指标全部合格。
9月8日，进行了接近发射状态的导弹点火合练。合练完全按照程序进行，指挥正确，操作无误。
9月9日入夜后，导弹转往3号发射阵地进行起竖、测试和加注等各项工作。
孙继先、李福泽、吕琳等亲自到发射阵地坐阵指挥。
担负这次发射任务的是地地导弹试验部的一大队一中队。他们在中队长忠勇、政治指导员马让的带领下，经过9个小时的连续战斗，顺利地完成了发射阵地的所有工作。
9月10日清晨，孙继先迎着晨曦，站在发射阵地的一端，从上到下细细地把耸立在发射阵地中央的P—2导弹看个够。这时，他想起了1957年底从朝鲜回国，在肖华副主任处受领任务的情景；他还想起了1958年随陈锡联勘察定点时，盖杜柯夫在青山头对他的挖苦和讽刺。那时，他对什么是导弹根本不知道。现在，眼看着就要在基地将中国的第一枚导弹发射出去，作为基地司令员，他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
他叫来石荣屺，询问了导弹的测试情况。石荣屺一一作了汇报。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事情吗？”
石荣屺回答说：
“该想的都想了，该做的都做了。万一点火后导弹不起飞，就实施紧急关机，并准备了消防队实施消防。要是导弹起飞后在发射场附近坠毁，人员都在坚固的地下室或掩体里，也不会对人员造成伤亡。这些都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
“智者千虑，还有一失。我们还是要想得多些，想得难些，想得复杂些。最坏的情况是什么？这一定要想到。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是。”
孙继先到了消防指挥车旁，担任消防指挥的二中队指导员左乃元向他报告：
“司令员同志，消防队已经准备完毕，请检查并指示。消防指挥左乃元。”
“消防队有多少人？”孙继先问。
“15人，全部由干部组成。”左乃元答。
“什么情况下要实施喷水消防？”
“下述情况都要实施喷水消防：一是导弹正常点火起飞后，要对发射台锥体分流装置进行消防冷却；二是导弹点火不正常，实施紧急关机后，要对导弹尾部进行喷水消防；三是导弹飞行不正常，坠毁于发射场附近，要对导弹残骸进行消防。”
孙继先很满意，对他们进行了一番鼓励。
阵地下达了30分钟准备，孙继先离开了发射阵地，到教包山指挥所就位。
9月10日7时42分，广西陆川籍的发射操纵员赖纪丛按下了“点火”按钮。只见导弹尾部蓦然喷射出强烈的火光，继而发出震憾大地的轰鸣声，随后导弹徐徐升起，按预定程序飞行。7分钟后，安西弹着区发现了目标。
试验成功后，参加发射任务的人员纷纷涌向发射场。吕琳将参度人员集合后，孙继先首先讲话。他用宏亮的声音说：
“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17天，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我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用国产推进剂，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的第一枚地地战略导弹。这说有我们基地有能力完成新型武器发射试验任务。参加这次任务的所有单位和人员，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代表基地党委和领导向全体参试单位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衷心感谢。”
接着，张爱萍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最后鼓励大家：
“这次任务基地完成得非常出色，紧接着还要执行国产1059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任务。因此，大家要继续努力。不继提高技术水平，更好地完成后续新的发射试验任务。”
第一枚地地导弹发射成功后，孙继先、栗在山又组织基地投入了国产地地导弹的发射试验准备工作，并于1960年11月5日、12月5日、12月15日连续三次成功地发射了我国仿制的1059地地导弹。
发射国产第一枚地地导弹时，聂荣臻元帅亲临基地指挥。发射试验成功后，聂荣臻紧紧地握住孙继先的手，激动地说：
“我们成功了！感谢你，感谢基地，感谢全体参试人员。你们为祖国增了光，争了气。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地地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自己的导弹了！”
1962年3月9日，孙继先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副院长，继续组织领导了我国的导弹研制和试验工作。后来，他又调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顾问等职。
孙继先离开东风场区以后，时常惦念着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他好几次想回基地看望，都因为临行前有紧急军务，未能成行。离休后，时间倒是有了，但身体欠佳，所以一直没有回来过。
1989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基地一位老同志受基地领导的委托，专程到济南慰问了孙继先老司令。孙继先非常高兴，在病床上挣扎着坐了起来，对基地的情况一一询问。
这位同志详细地向老司令汇报了30年来基地取得的辉煌成就，并特别汇报了基地为中国航天创造的“八个第一”：
“1960年9月10日中国第一次进行了地地导弹试验，同年11月5日成功地发射了中国国产第一枚地地导弹，1966年10月27日在中国的本土上进行了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1970年4月24日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26日发射了中国返回式卫星，1980年5月18日进行了中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试验，1981年9月20日中国第一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3颗卫星，1987年8月5日第一次在中国卫星上为外国提供搭载服务。”
孙继先听了后，连连称赞：
“基地创造的中国航天‘八个第一’辉煌业绩，为中国人民争了光，为中华民族争了气。这是壮国威壮军威之举。你们干得好，干得好。”
接着，孙继先又问起了当年一起开进场区，共同战斗过的一些战友情况。这位同志一一作了回答。当听说到徐明、张超义、石荣屺、李杰民等同志已经去世时，他脸上显得十分悲伤。他问：
“这些同志埋在那里了？”
“埋在九号半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内。”说完，这位同志拿出了烈士陵园的一组照片，递给了孙继先。
“陵园建在什么地方？”
“10号和9号之间，我们叫它9号半。它北枕青山头，南望中心机关，东绕弱水河，西通创业路，环境十分幽静。”
“刚进场施工时，有的同志不幸去世，在戈壁滩上挖了个坑，钉个简单棺材，就地掩埋。现在有了陵园，死者也有了归宿。”
孙继先指着照片上基地第四任司令员徐明的陵墓，回忆起了二十多年前一起战斗的情景。他说：
“徐明的老家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十几岁就离开家乡闹革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非常聪明，在延安时毛主席十分喜欢他。建场之初，地空、空空导弹试验主要由他负责，搞得很好。听说‘文化大革命’时把他定为‘叛徒’，受到了残酷的批斗。”
“是的。但徐司令出来工作后，从不计较被批斗的事。而是迅速把基地的工作扭向正轨。”
孙继先又指着基地副司令员石荣屺的陵墓说：
“石荣屺在地地导弹试验部工作时，是有名的‘拼命三郎’。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学技术很刻苦，在领导干部中，他的试验技术最好。”
“后来，基地的地地导弹的试验和卫星的发射，几乎都由他主持。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汇报卫星发射任务时，周总理称石荣屺同志为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土专家。”
“他是我的山东老乡，我们私人关系很好。他的夫人虹光医生和几个孩子都好吧！替我问候他们。”
当孙继先看到基地副司令员张超仪陵墓的照片时，他深思了很久才说：
“张超仪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领导。但有件事我没处理好，让他背过一段时间包袱。不过，他很快就振作起来。”
最后，他把夫人、孩子也叫到跟前，郑重其事地说：
“刚进场时，我们就立下誓言：‘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待我死后，将骨灰带回东风场区，埋在9号半。我也要和其他同志一起，看着中国导弹试验和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
他对基地派去慰问的同志说：
“请将我这一心愿转告给基地领导。”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因病逝世，享年79岁。根据生前遗愿，将他的骨灰运回场区，安葬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他，又回到了他领导创建的导弹试验基地，和他一起共同战斗过的领导、战友、部属安息在了一起。
1992年5月14日，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奠基人聂荣臻元帅不幸逝世。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部份骨灰送来场区安葬。聂帅的陵墓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的正中央，墓碑正面刻着江泽民总书记“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题词。
1996年12月24日，基地第二任司令员李福泽去世，根据他的遗愿，也将他的骨灰运回东风，安葬在烈士陵园。
到目前为止，陵园已经埋着560多名先烈，组成了从元帅到士兵的另一个地下“兵团”。
1996年8月，已经81岁高龄的基地第一任政治委员栗在山，情有独钟地回到了基地。他坐着轮椅，前往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凭吊老战友、老部下，为孙继先、徐明、石荣屺、张超义、李杰民等人扫墓。
他走到孙继先墓前，用颤抖的双手，取下了帽子，久久地凝视着陵墓。最后他伸出拐杖，轻轻地敲了几下墓碑，用有点嘶哑的声音说：
“继先，老伙计，我来看你了！基地现在建设得很好，实现了你我当年的夙愿。”
他让人扶起来，深深地鞠了个躬，说：
“继先，安息吧！战友们，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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