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欢成（1938.11.23－），土木结构专家。广东省梅县人。1957年毕业于广东省立梅州中学。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长期从事建筑工程设计，在大屯煤矿、航天部新民厂总装车间、上海卫星地面部、赞比亚党部大楼、信息业产部1421所、高层住宅结构优化设计以及上海东方明珠塔（上海标志性建筑）等重大工程中，创造性地做了大量工作。第一次成功地将30m天线卫星地面站设计在钦土地基上，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是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420m高，88屋）的设计顾问组和SOM的设计代表组的负责人。由他总负责设计的东方明珠塔（463m），在造型、结构及功能等方面，得到国内外普遍好评；总负责设计的558m高目前世界最高塔雅加达塔（印尼雅加达标志性建筑），在和世界第一流建筑师的竞争中一举中标，为我国建筑设计开拓国际市场作出了贡献。他俨然成了誉满海内外的标志笥建筑“专业明星。”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自述
在人的事业中往往有几个关键点。对我来说，最大的关键点，竟然发生在不知不觉的刹地间，那就是1957年高考填志愿。没有任何人给我咨询，填什么好？在那短短的几十分钟时间里，杜甫的诗句，强烈地影响着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于是，我填了“清华土木”这几个字，注定我一辈子为之奋斗。
选择志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看怎样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是更长期、更艰苦的过程，其他几个关键点都发生在事业的进程中。
毕业分配是基中又一大关键。当时有个口号“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深受此感染。我填的志愿是包头、兰州、洛阳。没想到，却把我分配到上海。“班头”跟我说，华东建筑设计院是很有影响的院，这个阵地，清华要有一席之地。我似有所领悟，我是优良毕业生，大概这是分我到上海的原因。不管是否真的如此，它激励我努力把工作做得好些，不敢懈怠。好些年里，几乎每天都工作和学习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宿舍。直到如今，虽精力不如从前，也总要在下班后多干一二小时，已成了习惯。总觉得脑袋里空白太多，工作也做不完，偶尔空闲下来就手足无措，多少有点属牛的脾气。
1965年，响应国家号召在遵义搞了三年“三线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对“落伍”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把我放到了“促生产”的一边，倒是坏事变好事。这段时间，我搞了许多包括大屯煤矿80米深的沉井，上海卫星地面站、导弹总装车间等有影响的工程。工作中，我体会到与天斗、与地斗的巨大乐趣。
在我事业中的又一关键点是到英国进修。1980年，英国ＣＢＩ第一次向中国提供奖学金。我作为三名候选人之一，参与考试，自我惦量英语不如人，1975年在赞比亚搞工程时，才从广播教材第一册学起（初步学会了拼音）。大使馆的考官要我Confirm是否清华优良毕业生，我递上了红本子，又一次沾了这个光，在英国一家著名的设计公司进修了两年多。结业时，奖学金负责人问我为啥不提出留在英国工作，我说：“我是国家派出的。”和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有个共同的体会，外国再高也是人家的，待遇再好也是寄人篱下，到了外国就更加体会到“祖国”的含义。
在英国最大的收获，一是语言，二是国际经验。这两点，在我以后的事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1983年，我再度到赞比亚工作，使我吃惊的是和上次去赞比亚相比，自己判若两人，耳聪了，目明了，自如了，和外国人打交道也有信心了。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你知道的，我也知道，而中国人的勤奋工作，却比外国人更胜一筹。
大概也因为这个关系，我仍在赞比亚时，就从结构组长提升为副总工程师，回到上海，已成为总工程师了。上任后，院长问我有何打算，我说了一句：“总工程师要把好关，可更重要的还是带领闯关。”我的第一大举措是高层住宅的优化。80年代初，上海开始造高层住宅，我院设计的仙霞工程，多次为大家套用。该设计是初期作品，难免保守，几乎所有隔间都是混凝土墙。我运用手中权力，拦截了几位新分配来的同志，把它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许多墙省掉了，使用空间灵活了，重量轻了，桩少了。第一次在沪太新村使用，节约了大量资金。该设计成了我院的通用图，随后又有不少工程套用。我在《结构工程师》杂志发表了文章，对高层住宅的优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要说还有什么关键点的话，那就是东方明珠的建设。它使我出了名，被选举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的资深会员，特别是获得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一最高荣誉，这倒是我所没想到和不敢想的事。
我比一般同志早半年知道这个工程，即着手收集资料，了解到世界上混凝土塔差不多都是单筒体，为使东方明珠电视塔成为上海的标志建筑，必须与众不同，在我写的方案设计要求上对此特点作了强调。我提出了多个可能的结构方案，尤其推崇多筒结构。通过几十个方案的归纳、优化，凌本立副总建筑师最后完成了塔的造型设计。
由于结构在高塔中的重要性，我被决定为设计总负责人，带领30位同志现场设计，连续三年半，没日没夜地连续作战。独特的造型，给结构设计带来很大的复杂性，从而使本方案在评议过程中几乎被否定。我们带着问题，向施工专家报告我们的想法，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认可。事实证明，我们提出的做法是对的，在实施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0万吨高塔，底板仅有1.5米厚，三根大斜柱在预制拼装的钢骨架上捣混凝土，其质量之好，为国内外同行赞叹。百米桅杆，在10天内提升完毕（设计原建议顶升，概念相同）。50米的大球，托在一个预应力碗上。45米大球，吊在一把大伞下，而每根伞骨，仅用一个鞘子固定，施工十分方便。
东方明珠成功后，许多记者要我谈体会，我总离不开像是套话；一是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和施展才华的大好舞台；二是它反映华东院的整体实力，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坚持要我谈自己，我谈了两点体会，就是怎样做人，怎样做工作。我以“我是客家人”开始道起身世。1938年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贫苦家庭。那时山里人孤陋寡闻，小孩看见汽车新鲜，对着它唱儿歌，火车轮船更没见过。条件很艰苦，我13岁才穿上鞋，读书的煤油灯还捡最小的。客家人在艰苦的环境下求生存，造就了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也影响着我的一生。要做一点，一定要吃得起苦。我欣赏孟子一席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我愿以此警言，和年轻同志共勉。而做工作，则一定要有一股敬业精神。我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作为座右铭，对自己提出要求：每个设计，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得更好些，否则何来进步。我常和年轻人讲，你的每项工作都在不断地给自己做鉴定，不要怕别人不知道。除搞好本专业外，我认为还要有全局观念，工程是一个整体，各专业的协调，相辅相成十分重要。我乐于和建筑师讨论，乐于往工地跑，35年的融会贯通，使我在房屋结构设计中，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建筑师、工程师感到和我配合搞设计比较容易。因为我往往把他们的事情考虑在前面。
东方明珠电视塔完成后，迎接我的是更大的机遇和挑战。1995年3月，我率领我院代表团，前往印尼投标雅加达塔，和世界一流的设计师较量并一举夺标，为我国建筑设计行业进入国际市场迈开了第一步。我作为设计总负责人，目前正在紧张地设计中（桩即将打完）。该工程系目前世界最高塔，558米高，建筑面积达32万平方米，地下停车3700辆，规模之大为世界建筑所罕见。第一次走出国门，就啃这样大块硬骨头，在兴奋之余，深感它的艰难。我国的设计管理水平，还相当落后，在人才方面更难于和国际接轨，会讲点英语的太年轻，有经验，英语开不了口。工作起来十分吃力。我衷心希望年轻的同志们，为建设伟大祖国加强磨练，快些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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