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勇
赣南是目前国内最大客家聚居地，这里的１８个县市，除章贡区和信丰嘉定镇以及其它几个居民点的世居居民外，其余均属客家方言区，全区客家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亦即７００万人以上。这里既有唐宗以来世居的“老客家”，也有明末清初从粤东和闽西回迁的“新客家”。
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多种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赣南客家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有的在论及客家源流时，竟置赣南于度外，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因此，提出并探讨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一
和任何事物一样，客家民系也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到形成再到发展状大的动态历史过程。而这一历史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显示出地域性的特点。
我在１９９２年发表的拙文《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分析》中，曾提出“客家民系形成于赣南为主的赣闽边区”的观点。尽管现在看来文中的材料和观点不尽完善，但我坚持认为，赣南和闽西都是客家民系的重要发源地，孤立地谈赣南是客家民系的摇篮或闽西是客家民系的摇篮都是片面的。赣闽边区是客家民系的发源地，这是由两地不可分割的历史地理条件和客家先民南迁的历史事实决定的。
赣南地处赣江上游，江本南部，“地大山深，疆隅绣错，据闽楚之枢纽，扼百粤之咽喉，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历史地理环境非常复杂，然地理位置又十分重要。这里除布满丘陵外，更处于大山环抱之中，北有雩山，东有武夷山，西有罗霄山，南有大庚岭和九连山。源于东西两侧山中的贡水和章水，交合于虔州古城下，汇成千里赣江奔腾北去。秦代，经过赣南越梅岭而进入广东南雄，曾经是秦开辟的由中原通达岭南地区的四条“新道”之一。隋开凿大运河及唐凿通梅岭驿道后，从中源沿大运河南下，经杨州，溯长江而入鄱阳湖，再逆赣江、章贡而上至大余，越梅关而进入南雄，然后顺浈水到达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和南来北往的主要通道。所以，这里虽被视为荒服，却开发较早。秦汉时，赣南地已设治。唐时发展为赣县、虔化、南康、雩都、信丰、大庾、安远等７县。玄宗开元年间，有户３７６００户。
闽西与赣南毗邻，亦为山区地带。这里河流众多，经江西南丰和抚州入鄱阳湖的抚河，以及经闽中明溪、三明而入闽江的沙溪，其源头都在宁化县境。赣江东源贡水和经闽西长汀、上杭、永定而入广东大埔成为韩江的汀江，其源头则在长汀县境。虽有武夷山之隔，但自古赣南、闽西两地交通十分便利。仅陆路而言，从赣南东端的石城县至闽西，就有三条大路：一条自南门二十五里至大畲桥宁化县交界，为东陆大路；一条自南门九十五里至迳口长汀县黄竹岭交界，为南陆大路；一条自东门五十五里至宁化堑头交界。另有从瑞金越隘岭入长汀和从会昌筠门岭入武平两条要道。这几条交通要道，把赣南闽西紧密联系在一起，虽有地界之分，但在文化地理上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闽西设治迟于赣南，西晋时始设县治。至唐代，正式置汀州。玄宗开元年间，汀州领长汀、宁化二县，有户４６８０户。
赣南与闽西山水相连，形成广阔的山区地域。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合农耕，且已有 定的开发，又远离中原战火。这样的地理环境，正是接纳大量离乡背井的北来汉民的理想“乐园”。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从秦代起，就有北方汉民涉足赣南。如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２１４年），秦始皇命尉屠睢率５０万大军分五路征岭南百越，其中一路就经赣南而进驻今梅岭“守南林之界”。这批戍卒有无留居赣南并传是后裔，已无从稽考。西汉初，赣南已设南林（野）、赣县、雩都三县，三国时又新增揭阳、阳都、平阳、南安四县，共计七县。按理，“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当时赣南地已设七县，表明有相当人口数量，其中除了当地土著（古越族）外，自然亦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人口。但是，今天赣南已经找不到三国以前入居的老姓氏。目前发现赣南闽西的最老的姓氏是人晋代入居的。如邓氏，于西晋永嘉末年避乱自山西迁居宁化石避。（梅县《邓氏族谱》）。宁都赖氏，硕公于东晋安帝时避难从浙江松阳县徙福建转迁宁都肖田桴源。南朝元嘉初，因遭水患，仲方、仲坚兄弟漂流至雪竹坪（今梅江镇）定居。（宁都《松阳赖氏重修族谱》）石城郑氏，“晋怀帝五年，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迁奔吴，（郑氏）避居豫章西山龙园梅井坪。”至“晋义熙八年壬子（４１２年），兄弟迁徙南康郡揭阳县石喜皮逯速（今石城小松镇石示脑）……后移居南桥岭。”（石城《井溪村郑氏六修族谱》）但是，纵观西晋末年以降至唐前朝，迁入客家地区的汉族姓氏总的来说是零散的，且“人数无多”。
从唐中叶安史之乱开始，特别是唐朝末年黄巢农民大起义，全国云扰，民无宁居，而赣闽边区相对安宁，于是，大批客家先民从中原、江淮浙江和江西中部北部等地进入赣南和闽西。这种迁徙过程直至五代之季。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列举了１９个姓氏族谱资料，来说明这一时期客家先民的南迁之众。包括孙中山的远祖孙讠利，也是这一时期迁入赣南的。此外，考察赣南闽西现存的谱籍和史志资料，也发现不少姓氏是这一时期迁入的。如据宁都的统计，这一时期迁入宁都的客家姓氏有曾、宋、朱、谢、黎、管、谭、古、崔、孙、李、刘、罗、胡、戴、严、许、何、彭、王、徐等２１姓。而据石城的统计，五代前邑内居民姓氏计有郑、吴、袁、杨、廖、何、白、黄、温、陈、刘、赖、李、王、张、许、邓、罗、谢、曾、周、朱、连、钱、方、赵、蔡、黎、官、巫、康、卢、冯、彭、邹、宋、江、余、程、范、崔、傅、徐、胡、高、熊、毕、钟等４８姓。在闽西方面，仅宁化一县，据刘善群先生的统计，这一时期迁入的姓氏就达２９个。足见这一时期客家先民迁入之众。
从地理形势和客家姓氏源流资料两方面进行考察，可知当时北来客家先民大体从三路进入赣南闽西：一路出鄱阳湖逆赣江而上，进入赣南各县；一路出鄱阳湖，逆抚河、盱江，进入赣南的宁都、石城等县或闽西的宁化、长汀等县；一路从浙江方向越仙霞岭，沿武夷山东麓南下，进入闽西地区。他们到达赣南闽西后，有些又通过宁都、石城――宁化、条汀这一交通带，发生双向移动，最后定居下来。如：罗氏：“迨下唐僖宗之末，黄巢作乱，我祖仪贞公，致仕隐吉，因家吉丰。长子景新，徙赣州府宁都，历数十年，又迁闽省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成家立业。”（《江西罗氏大成谱》）钟氏：“向公为江阴太守，时因军乱大变，自颖川逃难，在江西于都县竹子坝阱秋乡住。后流在福建宁化县白虎村，安家乐业。”（《松口钟氏族谱》）石城高氏：五代后周显德年间（９５４－９５９），从福建宁化迁石城横江烂泥坑。（《石城高氏族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不可分割的历史地理条件，使赣南和闽西两地在唐末――五代北民南移的大潮中，同为接受客家先民的第一站，因而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二
北方汉民的大量入迁，促进了赣闽边区的进一步开发。于是，北宋时期，赣南闽西出现了第一个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两地不仅设治增加，而且户口大盛。赣南，唐元和中（８０６－８２０）有户２６２６０户。北宋太宗淳化元年（９９０年），从虔州析出南安军，两州军共领１３县。至元丰年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在籍户口（主、客），南安军３５７６９户，虔州９８１３０户，共计１３３８９９户，是唐元和中的５倍多。闽西，唐元和中有户２６１８户。北宋淳化五年（９９４），增设上杭、武平二县，共领４县。至元丰年间，共有主客户８１４５４户。是唐元和中的３０多倍。赣南闽西两地元丰间户数共计２１５３５３户。这么多的户口，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处于这么一片山区地域，四周又早已形成为不同的汉方言区，应该是具备酝酿成系的条件的。
此时，入迁汉族已与当地土著――山都、木客发生了初步融合，以至宋代以后，山都、木客就在客家地区逐渐消失了。
此时，一些重要的客家文化事象也初步形成。
如崇文重教的传统。史载，宋代的赣南“虽荒服郡县，必有学。”如南安府学，创建于宋太宗淳化年间（９９０－９９４）；赣州府学，创建于宋代前期。９所县学，其中８所创建于北宋前期的太宗――仁宗时期，１所创建于北宋后期的哲学时期。除府县学外，建于北宋的书院赣南有３处，它们分别是石城的琴江书院，大余的道源书院和赣州的濂溪书院。仁宗时，理学始祖周敦颐曾在赣南做地方官，先后讲学于南安的道源书院和虔州的玉虚观，当时的兴国县令程王向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去做学生，这就是程颢和程颐，他们后为都成了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据此，封建时代就有人认为“理学实肇始于此。”苏东坡曾称誉“南安之学甲江西”。而据《汀州府志》的记载，闽西地区在北宋时期也就有了官学，如汀州学创建于真宗咸平二年（９９９年）；宁化县学则创始于仁宗天圣年间（１０２３－１０３２）。
如风水术和风水观念。风水术是唐朝末年随着客家先民的南迁而传入赣南的。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我们知道，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清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十六“方伎志”载：“杨益，字筠松，窦州人，官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益窃秘书中禁术，与仆都监自长安奔虔化怀德乡，爱其山水，遂居焉。以其术授曾文山、刘广东（应以刘江东――笔者）诸徒，世称救贫仙人。卒葬雩都寒信峡药口坝，今呼为杨公坝。著有《青囊》、《疑龙撼龙》、《穴法》、《倒杖》诸书传世。”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他的主要弟子曾文山、刘江东二人均为今于都县人。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两宋时期，赣地风水术大盛，名流辈出，如廖王禹、谢世南、赖文俊、刘潜、傅伯通、邹宽等人便是。这些风水术士不仅在本地看风水，而且声名远播，甚至闻达于朝廷，奉诏为朝廷看风水。
再如客家山歌。她也是随着客家先民的迁入赣闽山区而产生的。她萌芽于唐末五代，至宋代，因深受唐宗诗词的影响而趋于成熟，并广为流传。她既保留了古朴的中原音韵，又颇具浓郁的客家情趣。随着客家民系向赣西南、闽西南及粤东粤北的发展，客家山歌也流传到更为广大的地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经过北宋一百余年的和平发展，入迁赣闽边区的客家先民繁衍数代，人口壮大，且与当地土著发生初步融合，并生长出若干客家文化事象。这表明：一支新的独特的民系――客家民系正酝酿和发育成长起来。因此，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摇篮的地位，而不应视作是客家先民的“中转站”或“途径小驻之地。”
三
成长中的事物要塑性很是强的，其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客家民系在形成的过程中必然要吸收许多新鲜血液，纳入许多新的因素，以不断壮大自己。
正当宋代客家民系在赣闽边区酝酿形成之际，北方由于辽、夏、金政权的侵扰，仍是不得安宁，于是又有不少姓氏相继入迁赣南边区。如赣南宁都，北宋入迁的姓氏计有肖、杨、郭、邓、陈、姜、池、周、毛、艾、袁等十一姓；南宋入迁的姓氏计有包、康、符、鄢、叶、万、张、赵等八姓。石城两宋入迁的姓氏共计七十五姓，其中半数以上外迁，至今邑境还留下后裔的有温、黄、陈、刘、赖、宋、郭、杨、朱、邓、熊、邱、吴、童、王、蓝、蔡、龚、魏、何、郑、胡、许、廖、徐、罗、高、毕、巫、潘、张等三十一姓。从人口史的资料中，也要看出这一时期赣闽边区入迁人口之众。吴松弟先生在《中国移民史》“卷四”一书中作过一项统计，其结果指出：“高宗绍兴年间赣州户近１２．１万，孝宗淳熙上间为２９．３万，年平均增长率达２５．６％，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几十倍”；“汀州在孝宗隆兴二年（１１６４年）户数为１７４５１７，较元丰年间增加９．３万户，年平均增长率达９．１％。这些地区人口的增长，一定程序上要归之于外来人口的迁入”。这么多人口的新迁入，自然要对正在孕育形成的客家民系发生重大影响，也加速着客家民系 成长进程。
影响客家民系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北宋末至南宋时期，赣闽粤三角区少数民族的活动十分活跃。他们不断掀起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且有些斗争是跟汉族的下层平民百姓结合在一起的。如：绍兴五年（１１４５），虔州、梅州以及汀漳等地蛮僚相继起义。宁宗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值江西峒寇李元励窃发”，“众数万，连被吉、彬诸县”，后又向广东南雄挺进，并进逼赣州、南安军，兵威闽粤赣地区。最后宋王朝“诏以重赏，募人讨之”，起义坚持四年之久而失败。理宗景定二年（１２６２）漳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畲民起义，“群盗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危矣”。后朝廷采取剿抚并举的方针，才把这次起义平息下去。通过这场起义，“畲民”这一名称才首次在刘克庄《漳州渝畲》一文中出现。畲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和斗争，加速了汉畲人民的交往和融合。特别是宋末元初陈吊眼和畲民妇许夫人率领的“畲军”配合张世杰参加抗元斗争，更是汉畲交融史上的佳话。当然，这种汉畲融合的过程直到明清时期才完成。
随着赣闽粤三角区的进一步开发和人口的壮大，以及汉族与畲瑶等少数民族融合的加深，至南宋后期，客家民系已在赣闽粤这片广袤的山区地域成熟起来，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客家方言的形成。据此，本人认为，赣南、闽西和粤东在客家民系的成熟期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我们不应该把客家民系的形成孤立地囿于一地。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唐宗以来世居的大量的赣南“老客家”；当着客家民系已经形成的时候，他们的南宋祖先为什么还不是客家？
有人认为，赣南的一些县份，特别是河西片，唐宋以来世居的“老客家”姓氏较少，说明赣南不是客家民系的形成地。持这一观点者是因为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即宋末元初，文天祥在赣州开府抗元，赣南成为抗元的重要战场。其中很多人在抗元中牺牲或被杀戮。如李梓发等人在上犹组织抗元，“元兵围犹，犹人不降，城陷屠焉，死者万有余人”。还有很多人则往广东、福建等地逃亡。如：广东《五华魏氏族谱》载：魏氏原居江西石城县，“时值宋末，天下大乱，有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人扶宋。元主起兵二余万，杀戮人民。我祖兄弟只得移别处逃生。兄弟行径宁化，不得已号泣分袂，移居三郡。元公至惠州长乐，亨公迁福建汀州上杭，后迁惠州龙川县。”继宋元之际的战乱后，赣南在元明时期，又叠遭瘟疫，使人口大减。明洪武时期南安府的人口由元时的３０．４万大幅度降至７．４万，人口损失近７６％。自然，“老客家”的数量就少了。
有人提出，福建的宁化石壁和广东南雄珠玑巷分别代表着客家民系和广府民系的发源地，而上述两地的古代居民都是从赣南迁过去的，说明赣南对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广府民系的形成都产生过影响，但既不是广府民系的发源地，也不是客家民系的发源地。这一观点看似有理，但却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只要我们仔细考察客家姓氏和广府姓氏的迁徙史，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即历史上从赣南迁往宁化石壁的客家姓氏都是在赣南这块土地上居住了数十年或一、二百年，繁衍了数代；有的仅仅是赣南“老客家”宗姓的一支。而珠玑巷的古代居民则基本上是中原、江淮、赣中赣北等地直接迁徙过去的。赣南只是他们的途径之地而已。因此，赣南之与客家民系和赣地之与广府民系，两者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四
明末清初，赣南由于受满族铁蹄的蹂躏，又继之以凶疫，人口锐减。而此时闽西和粤东由于人口膨胀，加之清初对付郑成功反清起义，颁布“迁海令”，封锁了沿海地区，通令沿海居民向内地挤压，造成“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地窄人稠”的局面，人口与土地的再分配形成尖锐的矛盾。于是，一部分客民只好携家出走，另谋生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回迁到赣南，与世居赣南的“老客家”交错杂居在一起，从而最终奠定了赣南居民的现代格局。从赣南各县市姓氏源流资料来看，河东片唐宋以来世居姓氏（“老客家”）较多，尤以宁都、石城为著。如宁都，“全县大约有４５００多个村庄，其中由‘老客’始建和扩建的村庄就有３７００多个，占全县总村数的８５％。石城，“老客”姓氏后代也分布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而河西片明末清初回迁姓氏居多，有的县份竟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而且，闽粤客家回迁入赣后，又不仅局限于赣南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赣南后，再循着北上进至赣中之吉安、赣西之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湘之醴陵、浏阳、平江；或再北至赣之铜鼓、修水等县，大大扩展了客家人的分布区域。因而，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期中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五
以上我们分别对赣南在客家先民的入迁、客家民系的酝酿发育、客家民系的成熟以及发展壮大各个阶段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探讨。现在，把所得到的认识归纳如下：赣南闽西边区是唐末五代接受北来客家先民的第一站；客家民系于北宋时期酝酿、发育成长于赣闽边区，而于南宋时期成熟于赣闽粤三角区。随着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赣南又成为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地。因此，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中，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认识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把客家研究建立在科学、全面的基础上；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客家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地域特色，从而更好地利用这一文化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
来源：客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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