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原载《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清代赣南烟草生产因其影响之大，长期以来倍受学界关注。在论者中，有陈述其在全国烟草生产中地位之显要者，有探析其发展兴盛之原由者，有援引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佐证者。然而，关于烟草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学界却鲜有论及。在仅见的研究成果中，对烟草生产的经济作用则多持否定立场。认为烟草种植妨害了粮食生产，破坏了生态环境，打断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若将清代赣南烟草生产置于特定的时空作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它在区域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下面拟就烟草生产在清代赣南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试作探讨。
一、清代赣南烟草生产的蓬勃发展
赣南烟草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由福建传人。乾隆《石城县志》记："烟草，明末自海外流传闽漳，故漳烟名最远播。石于闽接壤，故其品亦佳。"乾隆《赣县志》亦有相似的记载："蔫，烟草也，种出日本，明末始入中国。《本草》、《广雅》诸书不载，今闽人以其叶制烟，有石马、余塘、金丝之名，实皆闽地也。赣与闽接壤，故种者亦多增。"其实，这里的"赣"，不单指赣县，亦可理解为整个赣州府。乾隆《赣州府志》概而言之，"蔫。即烟草，一曰食烟，一曰淡巴菰，种传自福建。"可见，赣南的烟草由福建传入，盖因其地与闽省毗连。那么，烟草又于何时传人赣南的呢?康熙十三年《石城县志》记："三十年来始得其种并制作法"。以此推算，传入时间当在崇祯末年。道光十年《于都县志》则认为，烟草于"启、祯间自闽入"，传入时间与石城相仿。看来，赣南烟草传人时间当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
明末清初，赣南烟草尚处引种阶段，迅猛发展则在康熙、乾隆之后。笔者根据修于清代顺治、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的赣南各县方志进行了统计，在赣南两府一州16个县中，道光、同治年间，有烟草记载的县域已由康熙初期的2个(瑞金、石城)增至11个(仅长宁、崇义、信丰、定南、上犹5县未记)。由此可见期间赣南烟草种植之广泛，亦见"赣属邑遍植之"，"各县皆种"的文献记载并非虚言。清中后期，赣南烟草种植不仅广布各县，种植面积亦相当可观，产量颇丰。如兴国，"种烟甚广"，并称"邑除油、烟外，蓝利颇饶"，兴国素以盛产茶油而名，"所产甲于他邑，商贾收贩，终岁不绝。若茶不结实，则为歉岁。"烟草与茶油媲美，足见其种植之广，出产之丰。又如石城，"石邑种者甚多"，而且"其品不让闽漳也"。安远县志也记"今则无地不种"。瑞金和大庾则是赣南种烟最盛的县域。在大庾，"种谷之田，半为种烟之地"。瑞金更不让大庾，"膏腴之亩，半为烟土，半为稻场"，"缘乡比户，往往以种烟为务"，烟草种植漫及良田甚广。
有必要指出的是，瑞金烟草生产发展到如是繁荣，历时却很短。邑人谢重拔在《禁烟议》中称："壬午、癸未间，太守谢公特立厉禁，各乡无有犯者"。壬午、癸未即康熙四十一、四十二年，登载《禁烟议》的《续修瑞金县志》修于康熙四十八年。即在短短六七年内，瑞金的烟草种植已由从业者甚少发展到缘乡比户无人不种的程度。发展速度之惊人，可见一斑。
烟草种植业的繁荣带动了烟草加工业的发展，瑞金是清代赣南的烟草加工中心。每年"迨至烟熟，四方收烟之商及锉烟者，动盈万人聚食于弹丸之邑。"其中，绝大多数烟草加工人员来自福建、广东。据说当时"城郭乡村，开锉烟厂不下数百处"，这或许有夸大的成份，但从事烟草加工的人员之众、开设的烟厂之多是可以推论的。
赣南烟草少部供区域内需，大部行销外域。赣中北、江浙、湖广、闽粤均是赣南烟草的销售市场。实际上，这一销售网络，直至民国时期仍无大变。活跃在赣南大地上的来自闽粤两省和赣中吉安地区的烟草商贩，成为联结赣南烟草与域外市场的纽带。每岁秋后，"吉郡商贩踵至"，"闽贾争挟赀觅取"，大量烟草"为商贾兜贩吴楚"，其结果是"销售既广，种者益多"，烟草的畅销反过来又促进了赣南烟草生产。
烟草生产的蓬勃发展，侵占了大量良田，引来了众多从事烟草贸易与加工的外来人口。在当时的士夫们看来，这不仅直接减少了粮食生产，而且徒增口食，实乃赣南民食维艰之渊薮。于是力主"地方官所当禁者，孰大于是"，禁烟呼声一时响彻整个赣南。晚近对烟草生产持否定立场的论者，往往亦基于上述同样的认识。毋庸置疑。烟草生产确曾有压制粮食生产乃至破坏生态环境等现象，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因此否认它对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加强区域内外经济联系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烟草生产促进了赣南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
首先，烟草生产改变了清代赣南单一的稻作经济结构，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注了新血液。清代赣南经济作物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已成为蔗糖、花生、夏布、蓝靛等经济作物的盛产地。赣州府的蔗糖，"各邑皆产"，其中又以"赣、宁、于、信最多"。南康县的蔗糖与花生一道，"二物行远而利溥"，成为大宗外销的重要商品。夏布是赣南的传统特产，长期以来，所产"为他处仰给"，"外贸吴、越、燕、毫间"。秋间每值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如云"，夏布贸易十分活跃。蓝靛种植也较普遍，"耕山者种蓝，颇获其利"。但是，这些经济作物，对赣南单一的稻作生产方式，并未产生太大的冲击。无论糖蔗、花生、蓝靛，还是制作夏布的原料苎麻，其种植几乎均未波及粮田。如糖蔗、花生，"二物所种，总在高阜。水不常得或沙土不受水之地，非五谷所宜乃种之"，无需用粮田种植。而苎麻也是"多植山谷园圃间"。烟草则不然，自明末传入种植后，很快便由山地扩展到了良田。乾隆《赣州府志》说："近多闽广侨户，栽烟牟利，颇夺南亩之膏。"烟草对粮田的侵占，又尤以瑞金和大庾两县最为突出，时人都说烟田占去了良田的一半。当然，这未免有失夸张，但烟草种植大量使用粮田当无疑义。这点是其它任何经济作物均无法望其项背的。那么，老百姓何以舍粮食而种烟草呢?下引乾隆《安远县志》的记载对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或许有所帮助。
田一百把，除牛税谷及所赚之外。纳租十二桶。种烟，每百把，可栽一千本，摘晒可三百斤。价钱每百斤四千文，价贵六千文不等。新稻出，每桶三四百文不等。将(烟)一百斤以还租，仍获二百斤之利。"
在安远县，田一百把大约相当于三亩。桶则是量器单位，每两桶约合一石。是每田三亩，纳租十二桶或六担，约合钱四至五千文。当时当地每亩田平均产谷约三石，三亩即百把，产谷九至十石即二十桶，约合钱七千文左右。这样，租田三亩，如种稻。除了交租，连同成本在内，剩余三至四千文；如种烟，收成有三百斤，用一百斤或四至六千文交租，连同成本，尚余二百斤或八千至一万二千文。也就是说，种烟的收入为种稻的三倍，种烟的利润远远高出种稻。
但是，谢重拔在长达千文的《禁烟议》中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说："以贱烟易贵谷"、"未见烟之利能浮于谷，此种烟之人不能收种烟之利"。认为种烟较之种谷并不划算。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谢氏力主禁烟，为达此目的，不顾实际地夸大了烟草生产的弊端。尽管谢氏振振有辞，毕竟言不符实，文中多处败露马脚。又说："特人贪目前锱铢之利"。承认了种烟的有利可图，前后抵牾，自相矛盾。殊不知，像其他经济作物一样，栽种烟草无论是对劳力还是资本的投入，较之水稻都大。即如谢氏所指出的，"盖种烟者胼手胝足，其劳固倍于稼穑，而工食资用，其费亦倍于稼穑"。倘若种烟真是无利可图，如此苦作，农民怎会顶着禁令而趋之若鹜?故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可见，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谢氏自相矛盾的表述，恰恰从反面透露出种烟利润普遍高于种稻的事实。这也是广大民众大量种烟，烟草生产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正是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在安远。即便是"万山线田，腴田无多"，种烟者仍然"沿乡比陌"。其实，这也是赣南的一般情形。 由此可见，烟草生产因其高额的利润回报，冲破了清代赣南单一的稻作经济结构，极大地改变了土地利用方式，提高了单位面积产值，成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烟草种植较多的瑞金，"村间娶妇有以烟若干担充聘币"的奇特现象，烟草竟被视为财富的象征。这既表明烟草在县域经济中地位之举足轻重，更提示我们，在生产方式相对单一，经济来源极为有限的赣南山区，种植烟草实际上成为广大老百姓维系生计、脱贫致富的较好选择。恰如时人所记，"每岁青黄不接，民用空乏，人见烟草在田，有无可以相通，最为生活计也。"面对烟草给民众带米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士大夫们也开始有了观念的转变，道光《兴国县志》的作者就理性地指出。"烟草，……利视稼穑反厚，或谓妨五谷，宜禁。小民生计所系，不必禁，前人之论详矣。"
其次，烟草生产带动了生姜等经济作物与薯、芋等高产杂粮的种植。道光《瑞金县志》记："邑人嗜姜，每食必具。向来惟山人于坑谷中栽种，担卖于市。近来因种烟者多，咸于烟树行间栽之。烟叶收后则姜苗盛长，两不相妨，于是附郭田地皆植生姜矣。"道光《宁都直隶州志》也记："姜，……州治及石城种者不如瑞金之多，嗜姜者亦惟瑞金为最。"可见，烟草生产的发展直接带动了生姜的种植，进而又影响到当地民众的饮食习惯。
薯、芋等高产杂粮，因其可套种于烟地，伴随着烟草生产的发展，其种植规模也得以扩大。道光《瑞金县志》记："薯，亦于烟行内同芋、姜齐种，每株大者七八斤。又一中番薯，以种出交趾得名。向时此种尚少，近年比户皆种，用代杂粮。可充腹，鲜食尤脆爽。"又记："芋，……与烟同种。烟六月收，芋必八九月乃收，亦先后不相妨。且烟田肥。故芋生繁衍，而味尤佳，松脆香滑，较他邑尤胜。东坡所谓糁羹，此颇近之。"
实际上，在清代乃至民国时期，赣南农民多以薯、芋等杂粮裹腹充饥，甚者常年将之作为主食。如赣州府，"朝夕果腹多包粟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宁都州，"十月中收之(薯)窑藏，农人以助冬粮。"从这层意义上讲。薯、芋等高产杂粮的广泛种植，又极大地缓解了清代赣南紧张的民食供给和艰难生计。这又为进一步发展烟草等高产值经济作物，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的多元化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再次，烟草成为清代赣南晚稻种植杀虫肥田的必备之物。赣南的晚稻种植。始于明代末年，盖因处地亚热带，日照充沛。气候温湿，环境适宜。入清后，赣南晚稻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种植已经遍及各府州县。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赣南晚稻生产的发展与烟草有着密切的关联。晚稻于收割早稻后下种，十月始收。期间天气炎热，禾苗易生害虫。另外，田地经过早稻种植，肥力大为下降。因此，在没有现代农药与化肥的情况下，这成为制约晚稻生产的严重障碍。烟草的广泛种植，却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人们发现，去掉烟叶后的烟骨(又称"烟梗")。具有驱杀害虫、滋肥土壤、辛热水土的特殊功效。于是，烟草被广泛采用，竟成为清代赣南晚稻生产不可或缺之物。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充斥赣南各县方志。道光《瑞金县志》记："晚稻，……每亩所收不及秋熟之半，且善生虫，必以烟梗舂灰粪之乃茂。"同治《会昌县志》记："早禾收后，旋栽晚禾，……其粪田大略与早禾相似，惟烟骨于晚禾独宜。"道光《安远县志》也说："当倏雨倏晴之候，易以生虫，尝和烟梗培之。"可见，烟梗之于晚稻的杀虫肥田的特殊功效，已为赣南各县农民所熟知和运用。同治《于都县志》则对用烟梗灭杀害虫的最佳时间作了详细的记载："农人于立秋前后，登其前禾，而以此下莳。十日点以烟梗，又十日壅以稻灰，至十月而获。"认为应在晚稻种植之后的第十天。光绪《龙南县志》则记：
龙邑滋培田壤，其法有二：一曰烟骨。栽烟之户，取叶中柔者为烟，独留筋与其老干谓之烟骨，……培田之法，于栽晚禾时以烟骨剪作二三寸许，排比竖插之，深入土中。土人云山田水寒，取烟性辛热，且利杀虫，如法滋培收成俱饶。一曰石灰，取灰杂以牛豕各粪。俟其腐化，先壅置田内，后以生灰洒之，乃插烟骨焉。有余之家预筹粪田灰，皆以隔年，否亦于本年猝办之。二法亦土化之遗意。
龙南农民滋培田壤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在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方法完全是用"烟骨"，第二种方法主要用石灰，且杂以牲畜粪便。但是，将之壅置田内后，仍需"插烟骨焉"，盖因烟骨具有元可替代的驱杀害虫的特效。正如《安远县志》记："每秋间番稻插田，值秋阳蒸郁多，多生蟊贼，食禾根节，以烟梗撮于根旁，虫杀而槁者立苏。"为此，持禁烟立场的士夫也不得不承认"烟足以妨谷，又足以扶禾"，每值晚稻种植。"农人需此甚迫"。甚者，烟骨竟成为商品，为"贾人□收捆载，转售乡里"。由此足见在清代赣南烟草之于晚稻生产的重大意义。
三、烟草生产加强了赣南区域内外的经济联系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烟草生产拉动了赣南各县之间的粮食流通，活跃了商品经济。由于烟草对粮田的侵占，赣南出现了缺粮县，瑞金就是其中的典型。自明代至清初，瑞金县一直有粮食外销。天启《赣州府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明代)谢仕兰，早孤，事母孝。养一牛寄于武阳山东田居，偶载谷往府粜。舟至于都，忽闻母病，即弃舟弛归。及武阳山东，日已晡矣，一虎咆哮而来，惊走仓卒中，一牛奔至，与虎力斗而死，仕兰得免。旦视之，则前寄养之牛也。盖牛闻名声亟奔求之云。嗟乎，牛诚义矣，仕兰之孝。此亦有征哉。
这是一则牲牛救主，孝子虎口脱险的传奇故事。作者意在教化民众应从孝道。离奇的情节未必属实。但"载谷往府粜"的信息则告诉我们。明代瑞金有粮食外销。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康熙初年。正如谢重拔在《禁烟议》中所言，"瑞金二三十年前下流米从无运至上流者，瑞斗米不过四五分，且可应汀之籴贩，未为空乏。"但是，自康熙中后期，瑞金竟成了严重的缺粮县，已出现"赣、于、兴米一不至，即惶惶不能终日。"其实，瑞金不仅仰给于赣县、于都、兴国的粮食，也吸引了大量会昌的粮食。会昌有民谚说，"好个承乡，不养会昌"。承乡是会昌的重要产粮之地，但是，因"其地与瑞金犬牙相错"，于是"即有出息，亦徒饱邻人之腹。"从其地理位置来看，"邻人"当指瑞金。
很显然，缺粮的原因主要是烟草对粮田的侵占所导致的粮产缩减。另外，"四方收烟之商及锉烟者，动盈万人，聚食于弹丸之邑，坐耗粟米"，又增加了粮食消耗。可见，正是烟草生产造成了瑞金县与周边县域间粮食的大量流动。瑞金只不过是赣南的一个典型例子，大庾县的情况也应当与瑞金类似。粮食的流通，又直接带动了其它农副产品的流通，区域商品经济因而较前活跃。
第二，烟草生产是闽粤移民立足赣南的重要物质依托。明末清初是闽粤对赣南移民的高峰期，闽粤移民作为客民入驻赣南，他们主要靠租赁土著人的土地或开发山地进行生产以维系生计，他们承受着残酷的剥削。为了更好的生存与发展，闽粤移民一方面与土著居民进行着长期的激烈斗争，表现为明末清初赣南抗租风潮的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则是充分利用土地，设法优化种植结构，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值。其中，具有高产值特点及良田山地皆宜的烟草，便成为他们首选种植的作物。通过种植烟草，他们不仅解决了基本生计。甚者发家致富，如瑞金的闽粤移民，"以莳烟为生，往往徒手起家，骤拥雄赀。土著之人贪目前之近利，忘久远之大害，于是或赁田以与人，或效尤而又甚。"因此，如果说，赣南烟草的传人和推广是闽粤移民的结果的话。那么。烟草生产则成为闽粤移民在赣南站稳脚根的重要物质依托。
第三，烟草生产促进了赣闺粤边的区际劳动力对流。这首先表现在，赣南烟草加-r引发了闽粤劳动力向赣南的季节性输入。上文已指出，在赣南从事烟草加工与贸易的人员，大都来自福建和广东。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到瑞金从事烟草加工的福建、广东人。并没有在此定居下来，而是在后来的岁月里返回了原籍。因此，在瑞金从事烟草加工和从事烟草种植的那两批福建、广东人，他们来赣南的性质具有本质的差别。后者入籍赣南。是移民；前者户籍未变，是不同区域间劳动力的季节性流动。如果说明清之际闽粤向赣南的移民。主要是由不同区域人口密度的差别以及特定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那么，清中前期闽粤对赣南劳动力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则是由烟草产销等经济行为所引发。
另外，烟草的运销造就了一支往来于赣闽粤间的"挑脚"队伍，这大大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赣南烟草的外销。无论是走哪一条商路。都少不了人力的肩挑背扛。在赣南，尤其是与闽粤相交的边界地区。明清时期乃至民国期间，"挑脚"(挑担)一直是农民传统兼业甚至是藉以为生的主要方式。在大庾岭，"南安人有驴背辇载络绎"。在瑞金、宁都、石城、兴国等县，现今年岁稍长的人均听过"走汀州"一说。而在会昌、长宁、安远、大庾等县，"走广东"亦同样为人们所熟知。所谓"走汀州"，"走广东"就是在秋后农闲季节，贫民百姓受雇为人挑货物去福建的汀州或广东的梅县、南雄等地，赚脚力钱，然后带回食盐等货。明清时期的赣南。"走汀州"、"走广东"的"挑脚"现象相当普遍。甚至在交通条件大为改善的清末民国，仍然非常活跃，"平均几乎每个农家都有一个劳力兼营挑脚"。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在民国期间的瑞金、宁都、石城、兴国等县，在"走汀州"中。挑往汀州的货物主要是烟叶，而回头货则以食盐为主。由此，我们亦可反观清代赣南烟草兴盛时的情形。
当然，赣南烟草远销赣中北及吴楚地区，更是赣南与这些地区经济联系加强的表现，上面已有论及，兹不赘述。其实，在大量赣南烟草外销的同时，福建、广东的烟草也输入赣南。在瑞金县，"市所鬻有生、熟二种，皆出福建，生丝出建宁浦城，熟丝出漳州平和，俗所称小溪烟是也。"也卖福建的烟草。广东《大埔县志》说。"大埔县的白侯、同仁一带，竞尚种烟，商贾运往江西发售。"可见，赣南亦有广东烟草的市场份额。另外，赣南烟草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其它商品的流通。如瑞金"兰花烟"的制作，除了大量需要茶油外，还需要一种叫"树兰"的兰花。瑞金自产不足。"盖多从闽地载至"。
综上所述，烟草生产改变了赣南单一的稻作经济结构，并成为支柱产业，为百姓生计所系。在鲜事商贾又缺乏棉花、桑蚕之利的赣南，种植烟草更是民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烟草产销对更多更强劳力投入的需求以及对薯、芋等高产杂粮生产的带动，扩大了就业机会，缓解了紧张的民食供给，加强了区域内外劳动力与商品的流通。当然。山烟的种植也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但相比烟草在赣南区域经济中的积极意义，那只是次要的。客观来讲。只要是依托土地获取资源的生产方式，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烟草生产打断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相反，笔者认为，烟草生产缓解了清代赣南尖锐的人地矛盾和艰难生计，活跃了商品经济。对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