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台湾客家文学这一命题，首先涉及其文学性质与范畴的界定。笔者从客家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语言认同的角度出发，以相对严格的意义而论，认为那种由客籍作家创作的、在客家族群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反映了客家生存经验和客家意识的、并适度运用了客家语言的作品可称之客家文学。在上述框架下讨论当代台湾的客家文学，本文中所有例证均引自客家籍作家的作品，讨论范围更集中于战后的台湾小说创作。
号称世界性族群（或称民系）的客家人，根在中原，足迹遍天下，是以他们在人生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客而家焉”的生存原则，以及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族群力量而著称于世的。这其中的族群凝聚力，正来自于客家文化精神的维系；而这种族群文化所倚重的，则是中华民族巨大的文化母源。台湾的客家族群不仅经历了披荆斩棘、开山拓土、建设台湾的艰苦创业，更遭遇了多重历史风雨和社会忧患，同时还要力争与原住民、福佬族、外省族群在台湾这块岛屿上共存共荣，所以他们有着更为坎坷艰难的族群历史和生存经验。台湾的客家小说的蕴含的这种族群文化背景，构成它独特的文学面貌。具体而言，它至少通过以下三种文学模式呈现其文化内涵。
其一，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乡土想象与家园憧憬
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中原文化传统，随着来自黄河流域中原衣冠后裔的粤闽客家人的族群迁徙，便成为台湾客家族群文化传统的土壤。立足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客家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垦荒、种植这一生产过程来进行的;客家人大多数居住于山区或瘠地，养成勤俭持家、辛勤劳作的强烈本性。在这种生存历史中形成的客家文化，自然也打了农耕文化的烙印，其本质则是劳动的文化。
几部带有经典意义的客家小说所呈现的文化背景与生存环境，都离不开农耕文化的色彩。一方面，它们几乎都以充满农耕经济色彩的客家村庄为故事发生背景，展示了偏僻山乡的客家人生。谢霜天《梅村心曲》中的梅村，是在苗栗县铜锣乡的后龙溪畔;钟肇政《沉沦》中的九座寮，是台湾北部典型的客家庄;李乔《寒夜三部曲》中的故事，多发生在台湾的大湖庄、大湖郡、苗栗郡、新竹街、中坜郡、凤山、二林等地，这里历来是客家人聚集之地;钟理和的《笠山农场》是在六堆;吴锦发的《秋菊》则在美浓。客家庄多在偏僻山区构建，可谓“逢山有客客有山”。客家庄重视祖先崇拜和神明崇拜，崇尚客家风俗。“义民爷”是客家人普遍敬奉的神明，同姓者集中祭拜时不一定要有真正直系的血缘关系，只认同大陆的“唐山祖”。庄稼收获时要先到田头拜伯公，做“喜功”。客家人以农为本，多从事烟草、茶叶、水稻、番薯等农作物的种植，表现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其独立的族群性质和抵御外敌侵入的需要，使得客家庄不仅成为农耕经济的生产组织，成为客家宗亲家族关系的扭结，也成为客家族群的生命共同体。
另一方面，从客家小说描述的生活内容来看，它们多表现客家族群开发台湾的创业历史和农耕活动，并对本地乡土投入深厚的感情。桃园的钟肇政、苗栗的李乔、谢霜天，高雄的钟理和、钟铁民、吴锦发，以及新竹的林柏燕，都有大量对土地眷恋的小说作品。在他们看来，“人，是土做的，所以人离不开泥土，爱泥土，依赖泥土，没有泥土就不能过活，人总是为了泥土拼命，将来人还不是都要回到泥土里去”。①同时，客家历史的曲折、坎坷和漫长，还使客家小说多以“大河小说”的文体，容纳浩浩荡荡的族群生活内容。《寒夜三部曲》的创作，正如李乔所言，是“论述台湾岛开发及历史事件的小说”。打开作品，客家人开发荒野的血泪生涯和悲壮情怀扑面而来，让人体味到客家人用生命铸造的顽强不屈的族群性格。小说描写了来自原乡佃农的彭阿强，率领全家七男五女，历尽千辛万险闯进苗栗县的小山村蕃仔林，舍生舍命地伐草砍树，垦荒拓田，向荒山老林夺取寄以生命的土地。透过《台湾人三部曲》，钟肇政是以深沉的历史情怀，描述台湾客家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陆家来台始祖荣邦公23岁踏上台湾土地，靠打长工的积蓄买下九座寮这片荒地。经历了一百年的开垦种植，传到第三代信海公手中，它已变成美丽富饶的田园茶庄。及至《梅村心曲》，谢霜天写到的梅村，是原乡在广东嘉应州的吴氏祖先于乾隆年间来台后所开拓的。这里依山临水，民性淳朴，村民多半以务农为生。吴家后代开疆辟土、重建家园的人生打拼，见证的即是一部客家族群的乡土生存历史。
事实上，在客家地区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下，客家人要生存，必须勤于耕稼，族群要发展，只有读书仕进。由此形成的崇文重教风尚，又使他们认定“晴耕雨读”、文武双全是最理想的人生模式。受到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哺育，客家人虽然读书多，族群整体受教育程度偏高，但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上，仍然倾向于做与农工有关的工作。《荒村》中满腹诗书的邱梅先生，在蕃仔林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梅村心曲》中的信海老人看来，“文武双全，就是能耕能读”，“他希望孙辈们个个能够这样：是知书识礼的，却不必热衷于仕途；是靠农耕为生的，但也不必放弃文学。”②所以到了信海老人的孙子辈，例如纲昆、纲仑、纲嵩这些年轻人，都是一面读书一面帮些田园里的工作的。这此客家小说反映的生存模式，正是对客家文化的一种认同。
农耕文化孕育的客家乡土想象和生命精神，带来了重视自然之道、崇尚生命自由的人生意识。走进台湾的客家小说天地，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描写比比皆是。作家李乔就公开声称：“笔者认为万物是一体的。而大地、母亲、生命（子嗣）三都形成了存在界连环无间的象征。”③且看客家小说中这样几段描写：
这是群山的怀抱，大地的堂奥；安安稳稳，沉沉实实，林木和苍穹连接在一起，大地和苍穹互相包容；人在地上，也是在天空里。④
阿汉陶然神往中，突然觉得这些美丽的山峦，一瞬间都摇拥入自己的胸膛上来，胸膛里安置着万木千山；不，应该是自己本身，这一瞬间化为千山万木而存在着。⑤
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使客家人与其寄以生命的土地须臾不可分离，对自己的生命根源、故土原乡和文化传统充满根本追远的怀想。特别是在异族统治的日据时代，台湾人民基于“根意识”的乡土情结更为强烈。《沧溟行》、《梅村心曲》中一再描写的“中原即根”的故乡憧憬，正是基于农耕文化而产生的有关乡土、家园、生命、根意识的艺术呈现。
其二，政治文化视野中的爱国情怀和抗争精神
当代客家小说最为悲壮的言说，是台湾客家族群在日据时期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史。受到天下为怀、刚健有为的中原文化精神影响，客家族群一向具有爱国爱乡、积极向上、奋发图强、敢于奋斗、勇于牺牲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民族面临危难之际，客家人不畏强暴、拼死抗争的气概足以让山河动容，令鬼神哭泣。在台湾人民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客籍英雄丘逢甲、刘永福、罗福星、简吉、赵港以及义勇民团组织，都表现出客家人爱国家爱民族、崇尚忠义的精神。客家人的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使得台湾客家小说所反映的台湾斗争史，凸现了客家族群的反抗意识。
《台湾人三部曲》可谓客家族群“用血，用泪，用骨髓”写下的一部可歌可泣的伟大民族史诗，全书的艺术构思完全忠于台湾日据时代5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第一部《沉沦》，着重反映1895年清政府割让台湾，台湾同胞为反抗日军入侵而进行的早期武装斗争。当年的九座寮客家村，陆家子弟兵在陆家四世后裔仁勇的带领下慨然出征，与台湾各路义军一道，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保家卫国的悲壮史诗。信海老人为送子弟兵出征而撰写的祷词，表达的正是这些民族英卒的抗争心声：“惟我台土，神州之邦；倭奴觎觊，贼军猖狂，掠我桑梓，侵我圣疆，天人共愤，黎民仓皇，惟为神舟，岂容沦丧，信民子弟，仁勇、纲青、纲仑、纲岱、纲嵩、维秋、维建及家僮廖阿庚等六名，执戟攘夷，誓与存亡”。“第二部《沧溟行》，以陆家第六代子孙陆维梁从事抗日战争和民族运动为主线，反映了“台湾文化协会”时期的蓬勃的农民运动，客家先辈的抗日精神得以继续发扬。第三部《插天山之歌》，以台湾光复前后为背景，写陆家七世孙陆家骧自东京潜回台湾从事秘密抗日工作，被日寇追辑而隐蔽于插天山的故事。台湾客家人对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期间疯狂推行“皇民化运动”的抵抗，对抗日青年陆家骧的保护爱戴，都反映了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的抗争精神。
几部带有经典意义的客家长篇小说中，诸如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浊流三部曲》，吴浊流的《亚细亚细的孤儿》，李乔的《寒夜三部曲》，谢霜天的《梅村心曲》等作品，从揭竿而起的以家族队伍出征的武装抗日斗争，到以文化启蒙唤起民众抗日意识的台湾文化协会活动，从台湾农民组合所领导的重大斗争事件，到普通百姓心系家国的民间抵抗方式，一个个充满民族脊梁性格的客家儿女，一幅幅鲜活真实的历史活画面，都成为台湾客家族群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抗日斗争景观的忠实纪录。
其三，女性文化观照下的客家女性形象塑造
客家文化本身的包容力，使它受到多种文化成分的濡染，也呈现复杂变异的特点。在对待女性的观念上，客家人有着儒家文化中男权传统的束缚和民间落后习俗的制约，诸如《寒夜三部曲》中所写到的花囤女⑦的悲苦境遇，以及女性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方式等等，都表现出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对于妇女人生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注重的事实是，任何一族群文化的形成，都与他自身特殊的生产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相关联，客家女性观的形成更是如此。受到“女劳男逸”的“蛮獠”风俗影响，⑧客家妇女内主家事，外承劳务，故不缠足，善劳作，有“健妇把锄犁”、“挑担如飞”之誉。在族群的迁徙过程中，客家人多聚居偏僻贫穷的山区，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相当艰苦；加之客家男性多认同读书仕进和漂洋过海、境外谋生为进取之道，所以有不少客家男性长年奔波谋生于南洋一带，更多的族群生活责任则由妇女来承担。客家妇女在人事耕种、保护祖传土地、维持家庭经济方面历来担负重任，并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忍受贫穷和抗拒压迫的能力。她们在客家族群中有较多的发言权，或多或少地与男性享有平等地位，比其他中国妇女更为自立。上述种种，带来了客爱独特的女性观，也是最能体现客家文化特质的精神层面之一，这就是对于女性价值的重视和对于妇女地位的尊重。
众所周知，“一个族群的形象，应该也可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出来；倒过来说，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可以看出族群形象的。”⑨客家文学中最具光彩的人物，往往是传达了族群文化特质的女性形象。那种“女中丈夫”和“大地之母”的形象，成为客家族群典型代表。
身为客家儿女的谢重天，以自己的大嫂为原型，在《梅村心曲》里创造了主人公林素梅的形象。林素梅“出身农家嫁到农家，一生血汗都滴落在田地里。虽然备历艰苦，却能屡挫屡起，绝不向命运低头，充分表现了一个坚强的客家女性典型。⑩素梅嫁到梅村吴家的第二天，就开始忙厨、喂鸡、养猪、下田，伺奉生病的婆婆。日据时代异族统治的黑暗，大自然的恶劣肆虐，竟使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恩爱丈夫阿祯的病逝，儿子阿彦的不幸夭折，婆婆的胃病致死，让素梅在短短五年里，目睹了生老病死的重重悲剧。从此，她不再信神信命，而是靠自己力量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即使到了台湾农村急剧变化的50年代，年过半百的素梅，仍然以劳动为本，辛勤耕耘。在这里，素梅无异于一面真实的镜子，她不仅负荷了时代更替的冲突，见证了台湾农村从艰苦落后的岁月到发展进步的时代变化；还展示出一部淳朴而坚忍的客家女姓的乡土生存历史，见证了作为“女中丈夫”、“大地之母”的客家女姓勇于奉献牺牲的坚韧气质和博大胸怀。
几乎在所有的客家小说里，女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形象。钟理和的《笠山农场》，是一部富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客家女姓刘淑华与男主人公刘致平因为同姓恋爱，遭致了封建习俗的沉重压迫;作品把对抗世俗传统和创造新生活的动力，更多地维系于这个具有革命性思想的女子身上。钟理和其他作品中的女性，一如《同姓之婚》、《奔逃》、《贫贱夫妻》中的平妹，其吃苦耐劳、忍受贫穷、与丈夫患难与共的生命历程，也使她成为散发着大众生命热源的大地之母形象。
及至钟肇政笔下，客家女性的形象更具多样化色彩。其中不仅有聪慧热情的知识女性，有身世飘零的弱女子，更有充满野性生命力的劳动女子。从《鲁冰花》里的古茶妹、《八角塔下》的彩云，到《沧溟行》里的玉燕、《流云》里的银妹、《插天山之歌》中的奔妹，钟肇政不断塑造出他心中的理想化女性。特别是那些“带着笠仔，穿着粗布衫、台湾裤，赤着脚板，在山径上来回自如”的山女，痴情守诺，充满生命力和美好情操，甚至比男性更勇敢、坚毅和强壮。
走进李乔的《寒夜三部曲》，灯妹的形象感人至深。原为弃婴的灯妹，数度辗转后成为彭家的童养媳。长大后，未婚夫突然暴病身亡，后由彭家招来入赘女婿刘阿汉。在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灯妹不仅以坚韧的生命创造力向贫穷挑战，担负起开田耕种的重担；更以满腔的爱心，爱土地，爱丈夫，爱孩子，爱一切受苦的人。丈夫刘阿汉为参加抗日活动而坐牢五年，能够支撑灯妹度过人生绝境的力量，正是源于这种伟大的爱心和坚忍的性格。“灯妹的形象，显示了中国伟大女性心灵的美和母爱的光辉。是她养育了一代台湾宝岛的开发者、创业者；是她传下了勤劳不屈的美好品德。⑾
事实上，客家小说所凸显的大地之母形象，是以其巨大的生命力、爱心、创造力与包容性，而凝聚了客家对于人与自然、生命本源的深层思考，体现了他们独特的文化观、女性观和历史观。正如作家李乔所言：“大地，母亲，生命(子嗣)三者形成了存在界连环无间的象征。往下看：母亲是生命的源头，而大地是母亲的本然；往上看：母亲是大地的化身，而生命是母亲的再生。”所以，他创作的“这本书名为《寒夜三部曲》，实际上称作‘母亲的故事’也无不可。不过这里所指的母亲，不只是生我肉身的‘女人’而已。”⑿正因如此，作者在这里所叙述的“寒夜荒村一孤灯”的故事，它所照亮的就不仅仅是台湾客家人开疆辟土的开发之路，反抗异族统治的抗争之路，也同样是客家女性充满“地母意识”的生命之路。
通过上述文学模式的梳理与阐释可知，台湾客家文学并非一种单纯而孤立的文学存在，它极丰富地蕴含了客家的族群生活信息和精神文化资源。从文化角度切入，去关照台湾客家文学，以期沟通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生命血脉和精神纽带，应该不失为一条探索的路向。
注释：
①、④、⑤、⑿、李乔：《寒夜》（《寒夜三部曲》之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年11月，第353、46、109、2页。
②、⑥、钟肇政：《沉沦》（《台湾人三部曲之一》），广播出版社，1983年9月，第42、172页。
③、李乔：《寒夜•序》，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年11月，第2页。
⑦、台湾民间对童养媳的称谓。
⑧、谢重光：《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福建省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280—283页。
⑨、李乔：《从文学作品看台湾人的形象》，见《台湾文艺》，1984年11月，第91期。
⑩、谢霜天：《我写〈梅村心曲〉》，《梅村心曲》，广西，漓江出版社，1990年4月，第1页。
⑾、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