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的认同与重构——以客家为例（3）

第六章讨论与结论

      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民系，因其体征、血缘、文化（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文字、信仰等）与汉族其他支系差别不大，因而在大陆没显现出很大的族群性差别，也没多大的认同必要，但在台湾因其成了仅次于闽南人的一支重要的族群方显其认同运动的突出，东南亚和海外其他地方的客家认同是夹杂在与其他华人一起的中华认同中现露出来的，只有当寻根谒诅时才会归流到客家族群的话语体系中来。香港虽为弹丸之地，由于港英政府以广府文化为主的香港认同政策的实施及都市化的影响，客家人在香港当年虽占人数的三分之一强，但走向式微也是情理中的事，这当然也有人把原因归结到香港客家在广府化政策面前而无所作为上。台湾也好，东南亚也好，大陆也好，族群精英也许想加强客家的族群认同，但往往都是只有形式没多少实质意义，毕竟，客家在中华背景下，同的东西太多，异的东西太少，而客家人本来又常常以中原正宗自居，认同中华的成分特别重，因而掩盖了本身作为一个群体的认同。

    族群认同是个建构的过程，但主观的建构必然要建立于客观的原生因素构成之上，离开了族群生态去一厢情愿的建构是不能达到其效果的。大陆客家（也包括全球范围内华人中的客家）因其与其他汉族族群的同质性太强，也因为本研究中提到的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族群认同只有形式。

    认同的结果不一定明显，这也与下文提到的各种来自外界的影响因素有关的。

一 客家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素

（一）客家族群认同是受历史发展过程影响的，是个不断构建的、动态的过程。

    从上文的实证材料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 客家认同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新特点, 新时期的客家认同的主要发起者是海外客家社团、知识分子、大陆地方政府。首先,是客家族群认同在空间范围上的扩大。早先，在当今客家的主要聚居区的人们,他们起初往往以嘉应、汀州或大埔人自称, 而非以客家人自居, 客家族群的意识也不是一步到位, 而是逐渐被唤醒, 被引入、借用和强化后才构成并向外波及。因此, 客家认同形成的关键不在于特定地域或独特的文化, 而在于与他群互动过程中我群意识的觉醒。在许多客家人聚居的地区, 由于没有族群冲突的历史和危机, 客家认同并没有浮出水面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换句话说, 尽管他们是客家人,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例如，四川成都东郊一带的客家人, 广东人、或土广东人是他们长期以来的他称和自称, 直到2001年才如梦方醒:他们不是土广东人, 而是真正的客家人。南洋客家人一开始只有宗亲组织和地缘组织, 如槟城嘉应会馆、马六甲惠州会馆、茶阳会馆, 并未冠以用 “客家、客属”的字号，直到20世纪30年代, 才有新加坡客属总会、昔加客属公会、古来客家公会、泰国半山客公会等组织。这说明直到清代中叶, 粤闽赣客家大本营地区没有明确的客家意识, 他们认同的是血缘、地缘和语缘。

（二）受所居地其他族群的影响，呈现地域性、层阶性、多元性认同特征。

    身处不同地方的客家人认同感有强有弱，族群边界锋面的客家族群认同比大本营中心地带的认同感要强。不同地区的客家人的认同方式和驱动方式也不一样，且存在着认同的层阶性。东南亚以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大陆祖籍地延伸到地域家乡和方言群的认同，他们的族群认同确实具有层阶性，这种层阶性体现在他们族群认同的“场景性”上，一方面在政治上他们认同所居国，效忠所居国，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他们又认同祖居国，常常认为大陆是他们文化的根源，有着极强的寻根意识。同时，在他们对祖居国的认同上也有着不同的层阶性，他们会在某种场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另一种场合认为自己是广东人或者福建人，在一种场合下认为自己是客家人，但在另一种场合下又认为自己是大埔客家人，认同的圈子有大有小，伸缩性很大。

（三）受居住地政策和民主化、多元化的影响

    台湾客家族群是在与主流族群（福佬人）相比较中加强认同的。当台湾社会开放党禁，变成一个可以发出不同声音的社会以后，被忽视的群体也以不同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当台湾媒体或者其他公共场合听到和使用的都是闽南语的时候，台湾客家人也就掀起了“拯救母语”活动。而当台湾客家族群意识觉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台湾当局的一些领导人就利用族群间的这种不同的声音来达到为自己拉选票的目的。因为客家人从根源上有一种认为自己是中原贵胄之后裔的强烈意识，所以他们在国家处于分裂和被外族侵略和统治时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以及对正统文化的强烈的认同意识，台湾多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客家人要求与大陆统一的人占绝大多数。

（四）海外客家认同受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影响

    当二战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站在了西方政治价值观的立场上时，客家及其他东南亚华人的族群活动就受到了限制，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航程开始启动，国力开始强大，国际影响开始加强的时候，东南亚的华人族群活动也就露出水面，并得到当地政府的默认甚至支持。

    此外，族群认同感的强弱还受年龄的影响（年老者认同感强于年轻者，或者反之）、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外出者认同感强于留守大本营居住地者）、受族群所处边界或中心的影响（与他族交锋的族群边界认同感强于本族群聚居中心地带）、受族群个体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程度等个体因素的影响，更受他族对本族的宽容程度的影响（主流族群对次流族群越宽容，次流族群的认同感越弱）。当然，这些影响因素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还有内在外在难以分清的，本研究关注的是外在因素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二 多样性、动态性的族群认同方式

    对于客家人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加强族群认同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没有唯一而肯定的答案的，各地情况不同，方式各异，目的不一。台湾客家通过举行“还我母语”运动来促成台湾行政院客委会的成立，并以其名义组织和发动各项族群振兴的计划和活动；香港虽是全球的客家中心组织——崇正会的机构所在地，但当地客家人在政治化的运动中无所作为，它瞄准的是一些联谊式的活动，正因为如此，香港客家在广府化面前显得束手无策，任由客家式微，在那里客家族群的认同没有得到加强。大陆地方国家出于谋求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举行的客家文化活动，则意外地起到了凝聚海内外客家人心，促进族群认同的作用。大陆地方国家在精心设计的各项以客家族群为其名义的活动中，大胆应用客家族群的认同符号，如堂号幡旗和姓氏灯笼的表演、民俗表演，这些新创造的文化形式以信息时代的传媒相结合得以体现，正好与海外客家强烈的寻根意识合拍，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海外客家在漫长的时间里由宗乡文化联结起来，从社团互访与座谈会，到地方客属社团的组织，再走向全球客属联合会。大本营客家民众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虽然显得被动和无动于衷，但当他们走出大本营时，已经较之以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客家身份。学者则以学术话语，客家网民则以网络活动来表达他们的族群认同意识。

    处于与他族群杂居状态的客家，其族群生态边界是模糊的，并存在族群混融现象，这一点从我对韩江流域的潮客混融现象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从台湾漳埔“福佬客”和香港“广府客”现象看来，族群是一种动态的认同过程。过去是福佬人现在可以是客家人，过去是客家人，现在成了潮汕人，这是对所谓的“潮人客祖”的诠释。

     新客家运动虽然有诸多表现方式，但是，从新客家运动的社会影响方面来看，客家成了各相关群体利用的工具，而族群认同并未从真正意义上得到加强

     各种客家力量在认同过程中作用和动因虽不一样，但这些不同的力量，各有自己的需求，因而不谋而合地在客家上找到了共同的支撑点，一起撬起了客家认同运动这个“地球”，当然，这一运动是不显眼的。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里夹杂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不忘祖宗”和“报效家国”的思想，而这一思想在“负祖骸而迁”的客家人骨子里表现得尤为强烈；台湾客家是在社会多元化和福佬主流化的背景下特别明显地掀起客家认同活动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客家也能在现代化的台湾社会里不走向式微，也能有自己的存在空间和声音表达；大陆客家在闽西南和粤东北及珠三角这些地方表现得更有认同感，但同时也存在着族群混融和模糊性的认同现象；而大陆地方国家所看重的只是海外客家对当地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并希望以族群认同来加强国家统一和华人团结，以达到“统战”目的。但无形中也起到了强化客家族群认同和创新客家文化的作用。

     由于国内南方各族群之间（主要是广东客家人、广府人、潮汕人之间，福建福佬人与客家人之间，江西客家人和讲赣方言的省内其他汉族人之间，及广西，湖南，四川等地的客家人与当地其他族群之间）没有明显的社会结构差异, 因而族群矛盾被控制在文化领域而没有影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而且很大程度上就连文化领域方面的族群意识都显现得不清楚。在很多场合，地域认同大于族群认同。所以，“新客家运动”只是在台湾等海外客家人居住地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的族群认同，也或多或少地唤醒了客家人的族群意识，在大陆，只有在某种场合下，客家才被一些谋求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地方国家提及，但当地客家人在日常生活里是并无多少这方面的意识。

    本研究得出的关于新客家活动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结论是：族群认同只存在于在文化领域而没有影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只是一种族裔、文化、民俗层次上的对过去的浪漫的依恋和回顾，是一种迎合了寻根意识的民俗事象仪式性的表演。

三  族群认同理论探讨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客家人，象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华人、华裔和华族一样，在认同方面包含两层认同，一层认同是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二层是文化认同。人们可能在政治上认同所居国，但文化上却认同祖籍国。人们的文化认同又至少包含有三个层次，即社会规范体系上的认同，语言符号上的认同及价值观上的认同。许多海外华人后裔，不懂华文但保留着中华文化习俗，虽不参加中华文化特色的宗庙乡团活动但在行为方式上仍然坚持或体现着孝道、人情、面子、勤俭、中庸、报答等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核，应该说，他们都从某个程度上认同着自己的族群。

    族群的认同主要是体现在各自有别的文化认同上，而人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流动的，人们在流动中接受或摒弃某种文化，成为这种或者那种文化的认同者、传播者。正是他族群对本族群文化的生存产生了威胁（包括无意的融合和故意的同化），才有我族群掀起的保卫本族群文化的运动。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海外客籍人士的寻根谒祖不仅是对他族群文化上对我族群造成同化或涵化所作出的反应，更是久居他乡后对中华文化根源上的崇拜，是客家人慎终追远思想的具体表现。而这一寻根过程，是热爱祖国和热爱家乡双重心态在他们行动中的反映。

    族群认同是个建构的过程，但主观的建构必然要建立于族群性因素的构成之上，并且受到客观环境和他族关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族群认同的起因产生于边界的模糊与争执，族群边界的澄清须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内是族群本身的内在特征，也即本族群的构成要素；外是他群与我群的关系，他群对我群所造成的影响。

    族群认同是自我肯定与“他者”承认的结合，世系的起源、文化传统的构建和历史记忆的重修往往被当作族群的符号标志，正如凯斯所说，族籍仅仅是人们对于自己的出身和世系所作的文化解释，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准确地反映出人们的生物学事实上的关联。

     但不管怎么说，族群的认同都基于一定的社会事实作支撑，正因为如此，族群认同很大程度上都是象征的、情感的、原生的或非理性的，也同时是受现实社会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影响的。

     认同又是一种开放性的体系，人们可以认为整个人类都同源，也可以不这样认为，认同的伸缩性极大，这一点更说明它受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会随场景的变换而变换。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族群认同正好可以看作是那种“以荣誉和名望的形式，附着在个人姓名、家族、族籍上的象征利益或者象征资本”（Pierre  Bourdieu,1977）。

     反经济逻辑的象征资本的获取过程，是非理性的、情感的，它能激动、聚合那些可能枯槁、涣散于利益算计的人心和“亲情”，但人们最终又能利用象征资本获得物化资本或者其他形式的利益，如荣誉、名望和尊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我们就能看清楚为什么地方政府那么热衷于搞各族群的恳亲会，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族群经济、文化精英愿意不辞辛劳来参加这些恳亲会了。而类似于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这样的活动，还有世界潮商大会、温州商会，以及众多的华人在海内外的同乡会和商会组织等。

四 本研究的缺陷和缘由

   族群划分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一种群体划分方式。由于客家人居住地域的多样性和广阔性，也由于客家人所居地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的多样性，还由于本人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及获得资料有困难，我所作的这个研究还没有达到我所预想的目标。

   族群认同的研究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研究，而主观性的认同是并非用问卷和访谈能完全测量出来的，所以许多个体性的资料难以全面获得。但我在这个研究中并非是企图找寻各个族群个体的认同归属趋向，而是想探寻客家人在新时期族群认同的形式及所受到的来自外在环境中的影响，以及客家人与所处地强势族群及当地政府的关系。

   客家族群与其生存空间里的周边族群的互动过程是其认同的内在驱动源，台湾客家就是在福佬人主流化的过程中觉醒过来并进行“还我母语”等一系列族群认同活动的。但周边族群对客家族群的这些运动持什么态度，笔者难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这一方面是由于笔者不能亲临客家与其他族群对立或撞击的现场进行参与观察所致（因为这样的机会和场面在当前阶段已很罕见），另一方面是由于这方面的二手资料确实太少，而关于族群间相互评价的资料和信息，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或在其他地方都没什么人收集研究，毕竟这是个敏感的话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致使本研究不能达到我所预期的结果的缘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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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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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3：www.hakkaonline.com/forum/

u=4183968531,1567249566&gp=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