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性格
黄浪华
最后形成的民系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分布最广，而且历史悠久，支脉纵横的民族。他由56个民族组成，其主干民族是汉族，占总人口的94%。而汉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种种原因，不断由它的发祥地——中原地区向四边衍播，遂形成不同的民系。如果按方言来区分，有7大民系：即北方民系、吴民系、湘民系、赣民系、闽民系、粤民系以及客家民系。除了客家民系外，其他6个民系均以这些民系的主要居住地域的名称命名的。
据有关专家考证，汉民族这7大民系中，最早应当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北方民系。其次是吴民系，时间不晚于南北朝时期。再其次是粤、闽、赣、湘民系，时间不晚于五代十国时期。最晚形成的民系就是客家民系，时间在南宋至明朝中期。这就是说，其他民系早在他们播迁的地区安居乐业的时候，客家民系还在到处迁徒，到处找家。
客家民系目前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四川、湖南、台湾、海南、贵州、陕西，以及香港、澳门等省、区的250多个县、市，其中纯客家县、市40多个，非纯客家县、市200多个，并流布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毛里求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秘鲁等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人口约8000万。客家民系最集中的地区是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交界的三角地区，人口有1300多万。这三角地区被称为客家大本营。客家民系正是在这大本营里形成的。
当然，客家民系形成之前，远在泰汉时期在这大本营里已有少数汉人的踪迹。但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则是在东晋之后至宋末，时间持续了一千多年。中原汉人南迁的主要原因是；异族的入侵、政权的更送、农民起义、黄河决口、饥荒等等。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十六国纷争、“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南北朝纷争、“靖康之难”、元人南侵等等，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于是，他们为避战乱，纷纷向南逃难。据历史记载，大规模的南逃至少有三批。第一批发生在晋室南迁之后，持续一百多年，移民总人口达到90万，约占西晋时人口的八分之一。他们渡过黄河后，进入长江流域，估计有少部分进入了大本营地区。第二批发生在唐末黄巢起兵造反之后，持续了80多年的时间，移民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批，由于移民之多使中国南方与北方第一次实现了人口的平衡。移民中有相当数量进入了大本营地区。第三批发生在北宋末年，宋高宗南渡之后，许多南迁的汉人因参加了抗元勤王的斗争，失败后，他们被迫向更加偏远的粤东北迁移。这些进入大本营地区三大批移民，便构成了客家民系形成的基本元素。
在赣南与闽西、粤东北交界处的福建宁化县，有一座叫石壁村的山村，在客家人的心中却是一块圣地。这村庄是块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盆地。由于它西北有武夷山山脉的天然屏障的阻挡，隔断了北来的战火，南来的难民从江西入闽后，便在这头一站找到了暂时休息的中转站。他们在这里安顿下来，拂去了周身的烟尘，医治了身上的创伤，又继续上路。据梅州市地方志编写的《客家姓氏渊源》（一）一书编录的34个姓氏中，有29个姓氏始祖来自石壁村。据统计，香港有200多万客家人，其祖先是从石壁村迁来的。台湾至少有60多个姓氏600多万人与石壁村有关系，其中300余万人是客家人。因此，客家地区有“北有山西洪洞大槐树，南有福建宁化石壁村”之说。在石壁村休养生息后的移民，然后沿汀江进入闽西，再沿韩江进入粤东北。
为什么这几批客家先民都选择大本营作为自己栖息地呢？原来，他们，不论从哪个时期哪个地区逃难的难民，当越过长江、鄱阳湖流域之后，当时所有的最适合人居的平原地区、沿海地区，均为其他民系所占据，已无他们立锥之地。他们不得不向赣南、闽西、粤东北的山区寻找栖息地。而这个大本营地区正位于武夷山脉与南岭山脉包围之中，形成了一个四面环山的“世外桃源”。它阻隔了东边的闽民系、西边的湘民系、南边的粤民系、北边的赣民系，可以减少民系之间的纷争与冲突，安下心来建设新家园。这“世外桃源”里，原住民是被称为古越族的少数民族，人烟稀少又散居在各山头，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因此有大量的荒山荒地可供开垦，客家先民从北方带来的农耕文明，在这里又有了用武之地。何况这里地处南蛮，天高皇帝远，远离政治中心，远离战乱，为客家先民创造新家园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
于是，南逃的汉人在这个客家大本营地区停下了疲惫的脚步，放下了背上包袱里的先人的遗骸，面对着莽莽的原始森林、烟雾缭绕的瘴疠、到处出没的毒蛇猛兽，还有凶悍的少数民族的敌视与骚扰，他们只有团结起来，抖擞起精神，向荒山要地，向山坑要粮，硬是在这块蛮荒之地打拼出一片新天地。黄氏客家人族谱中有诗云：“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这些北方的移民，因为北返无望，慢慢地不思旧故乡，而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故乡了。亲不亲故乡人。这些移民虽然来自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同的地区，但却是同根同种，现在又在一个故乡同甘苦共患难。在共同经济生活中，再加上与当地原住民的交流与融合，慢慢地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客家话，产生了共同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心理，客家民系就这样形成了。
客家民系形成后，随着人口不断的膨胀，这块大本营已很难承受生养的重负了。加上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这个被称之为“客家人起义”的农民革命，遭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大本营的客家人又纷纷向外逃亡。他们向广西、向湖南、向四川、向台湾、向海南……甚至远涉异国。因为他们再迁移的时间已很晚，他们仍然只能寻找偏远贫瘠的山区作为自己的栖息地。因此就出现了“逢山必有客，无客不居山”的现象。
客家民系形成之前的迁徒，是为了逃避战乱，寻找一块安身立命之地；形成后的迁徒，则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民系命运，寻找一块发展之地。但不论形成前还是形成后，客家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停地迁徒，不断地迁居于经济落后的山区。因为他们的栖息地老在变动，人口又分散在四面八方，用什么来维系民系的团结？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特有的方言——客家话。无论你身在何方，只要听到乡音，就是自己人。因此，客家人把“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作为维持民系的法宝。
存在决定意识。万里征途、流离颠沛、九死一生的历史，披荆斩棘、筚路蓝蒌、战天斗地的处境，煅造了客家人有很强抗压能力的独特性格。那么，客家人独有的性格是什么呢？很多研究者把它概括为“坚忍卓绝、刻苦耐劳、冒险犯难、团结奋斗”。这概括没错，但不准确。因为这概括的都是南迁民系，甚至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格，不是有别于其民系或民族的个性描述。台湾的客家人把它归结为“硬颈精神”。很形象。1930年，中山大学古直教授发表了一篇可称之为客家研究开山之作的《客家对》。他在这篇文章中，对客家人的性格就作了很精辟的论述。他说：“今以播迁之旅，迫处五岭间，犹不屈已从人，维冀式彀似我。屈强介立，自画鸿沟，永永年年,长皆客名。”他认为，客名之所以千载不去，是因为客家人有着“屈强介立”的性格。
鲁迅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可见性格有两面性。“屈强介立”也一样，即包含有倔强、耿直、刚毅、宁折不弯等的品性在内(这正是台湾客家人讲的“硬颈精神”)；也包含有过于自尊、刚愎自用、狭隘的种族思想等思维、行为模式在内。我以为这是对客家人性格比较准确的科学概括。
性格决定命运。为什么客家人在中华民族历史转折关头，总会挺身而出，肩负起天下兴亡之责？为什么客家地区文化发达,人文荟萃，但又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原因有多种，但不能不说和客家人的“屈强介立”的性格有关。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但也正如鲁迅所说：“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把握自己民系独特的性格，对客家人在探索自己未来命运的征程中，就能够自觉遵循民系的思维、行为规律，从而做到扬长避短，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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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折不弯的客家人
客家民系来自中原，根在中原。客家人更是以自己是中原古汉族身份自居，以“慎终追远”的古训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中原文化在客家人中有深深的烙印。虽然他们南迁已过千年，离开中原已很远很远，但中原文化一直在客家民系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中原文化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孔子创立的，后经孟子、董仲舒、程颐、程颢、王阳明等人发扬光大的儒家思想。儒家提倡忠、孝、节、义，崇尚以身殉道、舍生取义的气节，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这些思想陶冶着客家人的人格、情操。特别客家先民从北向南迁移过程中，更得到了磨砺与煅造。无论是跟随晋室南迁的客家先民，还是跟随宋室南迁的客家人，他们都是在异族侵略中，被迫逃离家园、流落他乡的难民。苦难是一笔财富。他们在经历千辛万苦、险象环生的征程中，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国家对自己的重要性。为此，他们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与国家兴衰紧紧地连在一起，更激发了他们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
“时穷节仍见，一一垂丹青”。每当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客家人总会涌现出一批刚烈忠勇之士。他们把客家人的“屈强介立”性格张扬得淋漓尽致。
宋末的文天祥就是最杰出的代表。文天祥，江西吉安客家人。元人南侵后，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南宋王朝已岌岌可危。文天祥时任赣州知府，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起兵奋起抗元，终于无力回天，兵败被俘。元世祖忽必烈敬其忠义，先后派都统元帅张弘范、亡国之君赵显、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丞相索罗前来劝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文天祥均不为所动。最后忽必烈亲自出马，文天祥仍坚贞不屈。忽必烈只好下达处决命令。文天祥在死牢里慷慨激昂，提笔写下了《正气歌》。他以无数历史上充满浩然之气的节烈之士来激励自己：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何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为此，他庄严宣誓，要效法这些高扬民族气节的英烈，义不帝秦，为国尽忠：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他正是唱着这气势磅礴的《正气歌》，昂首阔步走上刑场的。他用他的行为实现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誓言，表现了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力量与高贵气质，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典范。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军民奋起抗战。在这场战争中，有一位军人他的名字传遍了全中国。他就是谢晋元，广东蕉岭客家人。
谢晋元从小就崇拜岳飞精忠报国的行为，他曾写下一首诗自勉：“河山破碎实堪伤，休作庸夫恋故乡；投笔愿从班定远，千秋青史尚留芳。”
时年10月，日军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切断了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团长谢晋元奉命率524团第一营士兵400人（号称800壮士）坚守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后撤。他与日军血战整整四天，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以亡9人、伤20余人的代价，击毙了敌人200余人、伤无数，胜利完成了任务，最后奉命撤到英租界。日寇和汪伪政权不断派人向谢晋元诱降，许以50万元赏金和师长的职务，谢晋元断然拒绝。他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以保国爱民为天职，我志已决，绝非任何花言巧语可利诱。”他书写了一幅条幅，上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挂在孤军营里。1941年4月，谢晋元被日伪收买的叛军所杀害，时年37岁。
舍生取义，不向敌人屈膝是一种“屈强介立”；愈挫愈坚，不向失败低头也是一种“屈强介立”。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虽然长在粤民系的广东香山县，但他的先祖是来自紫金县的客家人。他身上流淌着客家民系的血。他从小就崇拜太平天国起义。为了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的统治，他在海外组织革命团体，团结华侨，从1895年——1911年的16年间，先后发动了潮州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马笃山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10多次武装暴动。虽然每次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屡败屡战，愈战愈勇。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革命志士死伤惨重。孙中山在总结这次起义时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最后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72烈士轰轰烈烈之慨，以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果不其然，1911年10月，终于爆发了武昌起义，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影响，满清王朝最终被推翻，从而结束了中国绵延2752年封建制制度的统治，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民主共和国体制，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
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朱德，是四川仪陇客家人。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南昌与周恩来、贺龙等人一道，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兵败三河坝，朱德率一部分起义队伍，退往赣南。但在辗转途中，遭到了敌人围追堵截，伤亡惨重，部队产生了严重悲观情绪，许多人纷纷逃亡。2500多人的队伍此时只剩下不到1200人。
就在这革命危急关头，朱德挺身而出。他召开军人大会，在会上他告诉大家，革命虽然失败，但是革命还要继续。他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不勉强，可以回家。”他还说：“我是不走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革命到底！”在他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感召下，战士们又鼓起了信心和勇气。后来，这支残存的革命队伍，经赣南到达湘南，并在那里发动了年关大暴动——湘南起义。随后，这支队伍又在朱德领导下登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胜利会师。这两支队伍成了红军的主力，后来又成为八路军的主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
像文天祥那样宁死不屈、精忠报国的英雄，像孙中山那样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革命者，在客家人的群英谱中，我们能数出一长串的名字：抗元英烈蔡蒙吉、郭维经，抗清名将袁崇焕，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名将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抗法名将刘永福，保台义士丘逢甲，北伐名将叶挺……他们身上的“屈强介立”的性格光彩夺目，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开埠者
客家大本营位于南岭山脉的要冲，总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在这块土地上，山峦起伏，著名的有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九连山、萧帝岩、博平岭、虎牤岭等。而崇山峻岭之间，蛇行着一条条大小河流，其中著名的有赣江、闽江、九龙江、汀江、东江、北江、韩江等。客家人就生活在这大小河流流域的狭小河谷盆地里。这里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天气温暖，雨量充沛，十分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是移民聚居、耕作的理想之地。不过，客家先民进入客家大本营之初，这里还是蛮荒之地。晚唐名相李德裕谪贬岭南时，曾感叹此地“风雨瘴昏蛮海日，烟波魂断恶溪时”。宋代诗人苏东坡也曾谪贬岭南。他眼中的岭南是：“人烟稀少，林莽丛杂，时多瘴雾。”因此，当时的客家大本营是名副其实的瘴疠之地，也是历代统治阶级排斥异己的流放之地。
客家先民把这块瘴疠之地、流放之地选作避乱之地是不得已的。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为了生存，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忍耐力和智慧，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把从中原地区带来的先进的农耕技术，运用到山地农业生产上，使这里原来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一跃进入了以垦荒、种植为标志的农耕文明社会。客家妇女一向以勤劳、贤淑闻名于世，就是因为在创造新家园中客家妇女做出了杰出贡献。客家民谚中说到的“田头地尾，锅头灶尾，针头线尾”，说的就是客家妇女不论耕种、家务、女红等样样都是能手。他们和男子一样挑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正因为如此，客家妇女历来就没有缠足的陋习。
客家大本营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一分可耕之地，是客家人张扬“屈强介立”的个性，向恶劣的自然索要来的，是他们跰手胝足，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也正是在创造这“一分田”的磨练中，使客家人的“屈强介立”的性格增添了硬度，培育起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劳的精神。反过来，客家人又以这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劳具有“硬度”的人格特征和开拓精神，很快开发了赣南、闽西、粤东北地区，形成了以“赣州道”、“汀州府”、“嘉应州”为重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迄今分别为600万、270万、460万。有客都之称的粤东北的梅州市，更是人文荟萃，被称为“文化之乡、华侨之乡、足球之乡”。
南洋一带有一流传很广的谚语：“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州人占埠”。这是因为早期还处在未开发的南洋各国，其开发者大多是以擅长开荒、种植的客家人的缘故。
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的开埠者是广东惠州的客家人叶亚莱。
直到19世纪50年代，吉隆坡一带还是灌木丛生的沼泽地。后来发现了锡矿，招来了一批又一批华工，吉隆坡便在这采矿业发展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叶亚莱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吉隆坡的。1866年，马来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内战，吉隆坡几经沦陷几乎变成废墟。时任芙蓉甲必丹的叶亚莱，组织指挥华人武装，保卫了吉隆坡。为了表彰叶亚莱的功绩，雪兰莪苏丹任命叶亚莱主持吉隆坡的行政工作。为此，叶亚莱又领导了吉隆坡的重建与开发，前后历时23年。后来接任叶亚莱班的英国人瑞天咸在叶亚莱逝世后有这样的评价：“他在驻官制未实施之前，马来人曾经在动荡乱世中前后三次把吉隆坡烧成平地，结果是叶甲必丹独捐巨资，重建此地。他曾在东姑古汀指挥下，苦守吉隆坡，击退来犯之侵者。叶甲在荒漠的内地开路，使吉隆坡能与各处矿联络起来。是他苦心孤诣的经营，说服了众多的华人在忍耐着水深火热的动乱而逗留下来。他在吉隆坡能够执法如山，使社会秩序安定。吉隆坡能够进步繁荣，都是靠叶亚莱的努力。”1959年，吉隆坡举办开埠100周年纪念大会，吉隆坡政府特请叶亚莱的女儿叶金兰参加开幕式的剪彩仪式，再一次说明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对叶亚莱的功绩永志不忘。
在泰国也有一个开埠功臣，他叫谢枢泗，广东梅州市客家人。
1909年，为了开发泰国南部地区，泰皇打算修建一条从碧差武里府至南部各府的铁路干线。当时泰国南部地区还处在原始森林状况，人烟稀少，瘴气弥漫，施工十分困难。时任碧差武里府至童颂地段铁路工程总经理的谢枢泗，身先士卒，带领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开山避路、遇水架桥，硬是在丛林中铺出了铁路，按期完成了任务。此后，他另立门户当起了承包商，承包了博他仓至大仓、差旺至童颂、北大年至鹄坡、乌达泡至宋卡等路段的铁路工程。由于谢枢泗的组织指挥有方，都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任务。1917年泰南铁路正式通车后，谢枢泗成了泰国著名的实业家。
1913年，谢枢泗在铁路附近的乌达泡河畔定居下来。他在那里买了一大片荒地进行开垦，建造商店，修筑道路，以后，又办起了锡矿场、橡胶园。很快，这里就变成了热闹的市镇。他就是今天泰国闻名的商业、金融、旅游中心合艾市。鉴于谢枢泗对泰南地区和合艾市的开发与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泰皇特赐封他“檀坤·宜发芝兰纳宽”皇家爵位称号。后又赐封爵名“宜发”为谢枢泗的泰国名字，“芝兰纳宽”为他的泰国姓氏。目前，合艾市有几条路，被命名为“宜发乌铁路”，“宜发”就是谢枢泗的名，“乌铁”即泰语“捐献”之意。谢枢泗逝世后，合艾市政府为了纪念他开埠的功绩，在“芝兰纳宽”运动场树立起他的全身铜像。
为南洋开发名标史册的还有开发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坤甸地区的广东梅县客家人罗芳伯，开发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广东大埔客家人张理，开发马来西亚怡保的广东平远客家人姚德胜等等。
不过，客家大本营毕竟是个经济落后地区，仅靠农业生产，难于生养不断膨胀的人口。“迫处五岭间，犹不屈己从人”的客家人自然不会向环境屈服。他们要生存要发展，除了继续迁徙外，他们又开辟出一条生路——读书。“耕读传家”这本来就是中原汉人的生存之道，何况在封建社会里留给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学而优则仕”。因此，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他们不论家里再穷再苦，都要让孩子上学。客家各宗族，往往置有相当数量的学田，将学田田租的收入，作为该宗族子弟读书的补助费用。有钱人家分家时，也一定要分出相当数量的田地作为学田，以作为子孙读书的资产。哪个宗族发现有读书冒尖的子弟，全族人还会自动出钱送他上学。客家人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屋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坚信只有通过刻苦读书，才能走出山门，走出穷困，走向幸福。
由于读书人多，在客家大本营里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几乎村村都有学校。上个世纪初叶，法国天主教神父赖查理斯在他所著的《客家辞典》一书中，记述了他在梅州地区见到的情况：“在拥有不到三四十万人口的嘉应州的地方，我们能看见到处创立学校。而且不到三万人的市区，就有十几处学校和几十处小学校，又进学校的人数，超过全市人口的一半。在乡间，不论那一村落，尽管只有四五百人居住，或至多不过四五千人，但是每一客家人的村落，都有一处以上的学校。其中有祠堂，而祠堂就是他们的学校所在地。换言之，就约有七八百村落，所以一定有七八百处祠堂，就约有七八百处学校了。若按人口的比例来计算的话，不但在中国，没有能赶上它的，就是和欧美各国相比，也没有什么逊色的。”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广东梅县这个纯客家县，就有小学647所，学生近6万人，高初中、师范、职业学校30余所，大学7所。这些学校大多为私立。梅县是当时全国学校最多的一个县。
客家人不仅读书的多，而且读书都十分刻苦，所以，考取功名的也多。两宋期间，江西赣南地区有进士234人，福建闽西地区有进士168人，当时还未很好开发的广东粤东北地区也有进士10人。据《嘉应州志》记载，光清一代，梅县就有67人考中进士，大埔县有42人考中进士。明清两朝，台湾考中进士的仅一人，叫郑用锡，他就是新竹县的客家人。清咸丰、同治年间，广东西部发生土客大械斗，持续了12年，双方死伤50万人。械斗的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客家人多占了当地录取的“学额”。因为，当时科考录取的“学额”是有定数的。江西修水县也发生类似情况。自乾隆至光绪末年，该县客家人考中进士的有8人，考中举人的有75人，分别占全县同期考取数的47%、37.12%。而当时客家人口只占该县总人口的7%。可见，客家人考取率之高。好在当时的封疆大吏奏请朝廷，另给客家人专设“怀远”学额，与原来的“学额”无关，这才平息了土客矛盾。
客家地区读书成风，因此人才辈出。在近、现历史中，其中佼佼者有：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黄慎，诗人、外交家黄遵宪，文豪、考古学家郭沫若，国学大师陈寅恪，国画大师林凤眠，著名的数学家李国平、国际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我国热带医学奠基人钟惠澜等等。从清末至1985年，仅梅县一个县的统计，出国留学获博士学位有73人，出任国内外教授者155人，副教授者141人。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广东有21人，梅州地区就有10人。目前，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梅州籍的有20多位。在经济如此落后的地区，竟能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精英人物，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说，客家人以其“屈强介立”的开拓精神，成为客家大本营地区以及海内外许多地区的“开埠者”；那么，他们同样以“屈强介立”的开拓精神，成为文化、教育、科学等許多领域的“开埠者”。“开埠者”，显示了他们内心的强大。
由于重视读书，一些外出的客家人，一旦事业有成，他们回乡要做的不是兴办实业，而是兴办学校。被誉为万金油大王、报业大王的胡文虎，是福建永定县的客家人，他是最热心捐资兴办学校的慈善家。他把他的永定堂药业公司盈利的1/4，稍后又增至6/10，作为以兴学为主的公益资金。1935年，他宣布要捐赠350万元，在国内各地在10年内建立1000所小学，以图普及小学、扫清文盲。特别是在他的家乡福建，他拨出35万元，计划在全省建立100所小学。到抗战爆发前，已建成70所，在全国已建成300所，共耗资150万元。抗战爆发后，他把剩下的200万元全部认购了救国公债，并许诺抗战胜利后再把这些公债换成现金，继续完成其兴学千所的计划。可惜，战后内战爆发，国统区通货膨胀，胡文虎的存款变成一堆废纸，遂使他的宏图落空。
“腹中有诗气自华”。在浓郁的读书之风的浸润下，客家人为人处世、接物待人充满了文气。他们身上的那种“屈强介立”的性格，不是那种李逵式的倔强，而是绵里藏针。中国民俗学泰斗与奠基人钟敬文教授，是广东汕尾的客家人。他曾告诉本文作者：“客家学生一进校门，就能一眼认出来，因为他们个个文质彬彬的。”客家山歌蜚声海内外，而多出于客家妇女之口。诗人黄遵宪在辑录其家乡梅州流传的山歌时，曾感叹道：“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在读书之风的熏陶下，即使是目不识丁的客家妇女，也能出口成章，文采飞扬。
土楼——客家人的化身
客家民居——土楼，是世界建筑奇观。它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云南的一颗印、广西的杆栏式民居并称为中国五大民居。闽西土楼还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土楼的造型各式各样，有圆形，有方形，有长方形，有半圆形，有椭圆形，有五角形，有八卦形，有五凤形，有桃字形，还有不规则形等等。土楼，在赣南一般称作园楼，在闽西一般称作土楼，在粤东北一般称作围龙屋。
土楼，顾名思义，是用土筑墙建造的房子。在客家大本营地区，土楼最早的建筑时间是北宋，大量的建筑是明清两代，现在这些土楼大部分仍在使用。像被列入《中国名胜辞典》的福建永定县古竹乡的承啟楼，建成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该县湖雷乡的馥馨楼建成的时间更长，迄今已有1300多年。它们几经风雨沧桑、地震、战火，依然“风雨不动安如山”。可见其多么坚固！据有关专家考证，其之所以千年不倒，根本原因在于土墙的质量。土楼的土墙用的不是一般的生土，而是三合土：是用砂、黄土、石灰再加上糯米汤、黄糖作粘合剂搅拌而成的混合土。墙脚用石块砌就，墙身内还衬有竹片、木条作肋骨。筑墙采用的是干打垒办法，一扇墙往往要经反复多次舂、压、夯。墙厚达１米左右。这样筑出来的土墙，不怕雨打，不怕水浸，有极高的抗震能力，就连铁钉也很难钉入。土楼活脱脱的是物化了的“屈强介立”的客家人。
不管土楼的面积有多大，像上述的承启楼，总面积5376.2平方米，共有400间房间，可住80户600人。又像永定县高坡乡的遗经楼，占地面积10300平方米，有房280间和51个大小厅堂，楼内还设有小学校。但它们一般都只设一个进出门。墙上一般不开窗户，开的话，也开得很高很小，有的则有枪眼。土楼内都设有水井。一旦发生情况，只要大门一关，土楼内有水有粮，就可以自保无虞。这时整座土楼就俨然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碉堡。1934年，国民党中央军第10师56团把10多个农民赤卫队员包围在福建金丰县的裕兴楼内。国军凭借人多火力强，轮番进攻，都无法攻入。他们顶着桌子爬到墙下，好不容易在墙上挖开了洞，但进一个死一个。他们只好采用平射炮轰击楼墙，一连发了19发，墙上只划了几条白印。后来，因为楼内弹尽粮绝，赤卫队员们才利用雨夜的掩护，安全撤出了楼屋。
客家土楼是客家人聪明才智的表现。它继承了“周壁、中轴、对称、中庭”的古宫殿式建筑的传统，又包含了城堡、山寨的元素，是儒家关于尊卑有序思想与山区条件和谐结合的产物。一座土楼往往居住一个家族。他们聚族而居，使土楼有很强的凝聚族人向心力的作用。
客家土楼主要功能很明显，就是防御。客家先民进入客家大本营时，“自交趾到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些原住民，对新来乍到文化迥异又来“侵占”他们土地的客家人，自然产生了敌意与仇恨，因而袭击客家人的事时有发生。随着大本营人口发展，客家人不得不向四边扩张，这又与周边的原住民产生了矛盾。毛泽东在《井岗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提到这一矛盾。他说：“在省境地区各县中，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态，那就是原住民与寄居者之间的隔阂问题。这块土地的原住民与数百年前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寄居者之间，有着非常大的隔阂，历史积怨也非常深，有时还会引发激烈的争斗。这类寄居者从福建、广东一带，沿着湖南、江西省境地区，散居到湖北的南部，大约有数百万人。寄居者占有山地，但受到占有平地的原住民压迫，原本就未能拥有政治上的权利。”这里提到的寄居者，就是在明朝从广东、福建返迁江西等地的客家人。客家人修城堡式土楼而自卫，是应在之义了。
客家人建造了土楼，土楼也“建造”了客家人。土楼的防御性、封闭性在凝聚族人向心力的同时，也凝聚强化了客家人“屈强介立”独特性格的排他性。日本作家山口县造在他的《客家人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这样写到：“尚自重，喜自尊，不论到何处决不抛弃固有的语言和习惯。在国内如闽、赣、粤、桂、湘各省，自不必说，就是到了南北美洲各国，也莫不如此，往往其足迹所至，也有特别村舍，一切风俗都不肯与外人同化。”这种正如古直教授说的“自画鸿沟”的排他心态，使客家人对外很难与别人交往、融合。排他心态、封闭心态又往往会转变为夜郎自大的心态。客家人常常自矜为“纯汉人”，好像他们从北方迁往南方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与其他民系或民族发生过融合似的。不仅如此，他们还自矜来自中原旺族、“衣冠之辈”，他们族谱中都记载着他们祖先显赫的官阶爵位。不错，南迁汉人中确有衣冠之辈，但如此大量的移民大多数应当是平头百姓。至于族谱，其可靠程度大可打折扣，有很多是攀龙附凤者为之。这种过于的自重自尊，使客家人自己个体之间容易产生互相排斥，互相看衰。客家人内部关系复杂，原因就在这里。
封闭性与保守性是一双孪生姐妹。土楼的封闭性，再加上山区环境的封闭性和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容易产生保守性。因此，客家人在长期迁徙的征途中树立的开拓精神，到达聚居地安顿下来，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古朴的村落生活后，就慢慢产生了安贫乐道、求稳怕乱、重农抑商，一切行为都得遵循祖宗法则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这思维与行为模式通过“屈强介立”的性格表现出来就显得特别顽固。
对客家人来讲，最神圣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客家先民遵循着“慎终追远”的中原文化传统，在辗转南迁中，九死一生也要背负着先人的骸骨，遂有了“二次葬”的风俗。这风俗千年不衰，一直保持到现在。客家人普遍相信风水之说、勘舆之说，认为祖先坟茔的风水之好坏，对于子孙的繁衍、家业的昌盛有着重大的关系。勘舆术本来是古代帝王之术，是为皇家园陵选址服务的。唐末“黄巢之乱”时，朝廷风水大师杨筠松南逃江西赣州，遂把这帝王之术带到了民间。从此，风水术便在客家人当中风行起来，赣州也成了中国民间风水术的发祥地。
对于这种劳民伤财、封建迷信的勘 舆术，历来都有人提出非议。清道光年间，嘉应州知州就专门写过一篇批判文章《戒争坟洗骸文》：“三代以上无勘 舆之说，其时民俗恬熙，人才鼎盛，从未闻葬地得福者。自东晋郭璞书作《锦囊经》而地理之说遂为厉阶。郭璞施死于非命，葬诸扬子江焦山水矶，绝不闻有后翮，此堪舆作俑者之报也了如指掌。后之术士仍变地理说为风水，盖谓地下有风有水，或遇风而倾倒，或渍水而溃烂，说颇近是，而山坟无是患也！”道理浅显，很有说服力。但是，客家地区风水术照样盛行不衰。很多客家人发了财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修祖坟，为祖坟选一块风水宝地。为了争一块风水宝地，客家人之间甚至是发生械斗。“二次葬”、风水术是客家人的陋习，造成了客家地区资源的大量浪费，也束缚了客家人的科学文明思想的发展，是客家人的沉重历史包袱和精神枷锁。
客家地区经济为什么会长期处在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客家地区的经济虽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闽南地区、珠江三角洲比较起来，差距却越拉越大。这当然有历史原因、地理原因，但精神因素不可忽视。其中一条就是重农轻商的观念。在客家人思想深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末位的。客家人也经商，那常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旦有了机会，客家人总会选择弃商的道路。所以，客家人经商很少有大企业家、大商人，多为小商、小贩。像胡文虎那样的报业大王、万金油大王实属凤毛麟角。“在围龙屋里是一条虫，走出围龙屋是一条龙”，走向世界的胡文虎，其作为自然与禁锢在山区的客家人不能同日而语。
也正因为如此，发财后的客家人很少有回到家乡办实业的。所以，客家地区很难栽下“梧桐树”，也很难留得住“金凤凰”来。于是乎，客家地区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现象：人才大批大批地产出，但留在家乡搞建设的却很少很少。这也是客家地区长期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
深圳特区的发展变化，很能说明客家人修补自己性格这一缺陷的重要性。深圳是客家人重要聚居地。据统计，目前深圳的客家人有数十万，占深圳总人口的10%。深圳毗临珠江三角洲与港澳，这里是粤民系的天下。广府人的特点是商业头脑灵光，重实利，讲效益，敢为天下先。深圳的客家人长期受汪洋大海般的强势的广府文化的包围与冲击，叫他们不得不要入乡随俗，改变许多观念。因此，他们要比其它地区的客家人有更多的海洋意识与开放意识。不过，他们的“屈强介立”的个性使然，依然“犹不屈己从人”，“自画鸿沟”，固守很多固有的东西，特别是重农轻商的观念。因此，深圳的客家地区比其它非客家地区要相对落后。改革开放后，深圳成了经济特区，一下子涌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这些移民总数占总人口的90%，而又以年轻人为主，平均年龄20多岁。年青人朝气蓬勃，勇于开拓进取，很少有保守思想。正是这些人组成了特区人的主体，培育出具有现代意识的特区精神。改革开放不仅是地理上打开国门，更重要的是在价值观上拆除了封闭对抗的壁垒。处在少数的客家人，在特区改革大潮猛烈冲击下，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不可能不发生根本变化，不可能不使他们终于拆除了自画的鸿沟，与特区人融为一体。过去云：“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州人占埠”。开埠的为什么不能旺埠？因为缺乏市场经济的观念；开埠的为什么不能占埠？因为内部不团结。而今树立起现代意识的深圳客家人无论在开发特区、发展特区上，都成了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既是特区的“开埠”者，也是特区的“旺埠”者和“占埠”者。深圳的客家人应当成为内地客家人的榜样。
来源：上海客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