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福建的五年，堪称项南一生的最辉煌时期。在这五年中，项南锐意进取，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提升了几个档次。在他开创的事业中，有许多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拥有多个“第一”的桂冠。
但是，改革意味着否定与创新，它必然要突破某些固有的秩序和落后的体制，也必然有得罪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项南在福建发愤忘我厉行改革的时候，不断有人对他造谣中伤、告恶状、搞小动作；项南提出的若干极富前瞻性的设想，就因这种人的捣乱而搁置。究其原因，除思想意识不同外，还有既得利益和个人私欲作祟等复杂因素……项南不得不“侧着身子战斗”：既要不遗余力地推行改革，又要防范明枪暗箭。
项南遭遇的阻力，并非仅仅来自地方；种种居高临下、上纲上线的训斥、责难，乃至“黄牌警告”，更使他步履艰难：搞厦门经济特区招商引资，“理论权威”胡乔木就在中央会议上危言耸听地大讲“旧中国的租界”；与外方合资生产“福日”电视机，又有高官说这是搞“殖民地性质的企业” ；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有人就质问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尝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有人更是以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限制和打压；支持福建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有人就要追究他支持“卖假药” 的责任，直至演出“晋江假药案” 的闹剧……一道道“金牌”下来，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项南的处境实在艰难，简直是动辄得咎。
身为沿海开放省份的“封疆大臣”，项南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饱尝了其中的艰辛。京城还不时传来消息：最高方面有人说对广东的任仲夷、福建的项南“不放心”。本书传主项南如果是个乖巧的人，或许还好办，可他偏偏是以条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硬汉，这就在劫难逃了。
三
使项南遭受重创，以至于中箭落马的，是喧闹一时的“晋江假药案”。此书对这段公案的真相有详细的披露。我想说的是，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予以明确肯定的时间是１９８７年，而项南早在１９８１年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他公开强调：“福建２５００万人究竟怎么才能很快富起来？农业、工业都不能很快见效，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发展社队企业上，大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今天闽南民营经济强劲发展的局面，正是在二十年前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那个时候乡镇企业是备受歧视、冷落的“私生子”。项南说：“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在１９８１年全国经济调整之际，乡镇企业受到质疑，在有的地方甚至被勒令下马。福建怎么办？项南坚定地表示：“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
假如甚么事情都要经过最高权威点头才敢去做，将会贻误多少时机！项南为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旦认准是符合人民利益事情，冒多大风险、得罪多高的权威他也要干。由此也不难想见，身为改革先锋的项南，遭受批评、处分只是个时间早晚、“罪名”如何钦定的问题。
项南之所以对乡镇企业情有独钟，对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这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清醒地意识到，乡镇企业符合福建“地少人多”、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能解决农村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意义深远。他不仅热心扶植乡镇企业，而且强调严格管理，对出现的问题也决不袒护。
１９８５年夏天，所谓“晋江假药案”爆发后，我藉去武夷山开会之机，赶到闽南晋江一带作实地调查。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我：情况显然被夸大、被歪曲了。所谓“晋江假药” ，既非晋江，也不是一般所说的假药。说是“晋江”，其实事情出在晋江县陈埭镇的一个涵口村；说是“假药”，其实是一些农民专业户把白木耳和白糖制成“感冒咳嗽冲剂”销售。首先发现并制止这种违法行为的，恰恰是福建省委。项南下令严肃查处此事：停止生产、销毁成品。
当此事被升格为“晋江假药案” 、中纪委发出“公开信”后，声讨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项南不推卸责任，带头做检讨，强调要“除虫护花”，采取坚决措施查处“害群之马”。然而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退货，“晋江的商品不可靠”，“晋江乃至福建的企业也不可靠”，晋江人出门在外想住旅馆都困难……晋江乃至福建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福建人心惶惶，海内外议论纷纷。面对沉重压力，项南指挥若定，尽力稳定干部群众情绪。他嘱咐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沉住气，大胆领导”，以避免经济蒙受更大损失。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做法，却被当作“态度不好”、“对抗上级”的罪状。当时“晋江假药案”已经被渲染得完全变形，但是客观事实清楚，对项南的处分由于缺乏依据拖了一年有余。令人痛心的是，尽管从福建到中央都有人明确表示反对，项南最终仍然受到“警告处分”。只要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处分项南，决然不是因为一个甚么“晋江假药案”的问题，而是因为项南对改革开放的坚定行为和思想锋芒，使一些人感到不安，他们不把这股锐气打掉，决不甘心。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胡乔木。胡乔木对发生在晋江的事情毫不了解，但他却对处分项南格外有兴趣，甚至步步紧逼，在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处分项南？”许多人都很清楚，胡乔木对项南的改革精神和开放思路早有不满，他们之间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争论。这位“理论权威”在处分项南的问题上态度之所以如此急切，是有来由的。
使项南在古稀之年受到“警告处分”的主要原因，当然还不在胡乔木们。在决定处分项南时，有人翻出底牌：“这是老人家的决定。”这位老人家不是别人，正是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项南一直十分尊敬的元老陈云。事实便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可以说，项南因所谓“晋江假药案”蒙受的冤情，恰恰是不唯“实” 、只唯“上”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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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人会说：项南命苦，好人没有好报。读了《敬畏人民——项南传》就会知道，项南的遭遇，非命也，势使然也。这“势”，就是体制。在落后的政治体制下项南这样锐意进取、心系百姓的好官蒙受冤屈是必然的。
这种悲剧，显然不仅仅属于项南个人。试想，一位锐意改革、政绩卓著的省委书记，下场竟然如此，其他人能不从中接受教训、学得乖巧！审视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会看到：在项南之前，优秀的省委书记里尚有万里、习仲勋、赵**、任仲夷；在项南之后近二十年间，省委书记数以百计，年轻化、高学历，其中不乏博士硕士，但是像项南那样大智大勇、敢做敢为的省委书记却是再也看不到了。
体制如此，夫复何言！
难能可贵的是，心灵屡受创伤的项南不改初衷，后来又以古稀之龄抱病从事扶贫事业。我私下跟他开玩笑说：“你当上了中国最大的丐帮帮主。”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对贫苦百姓欠帐太多，现在总算有机会还点债了。”这就是项南，我所尊敬的朋友和兄长！
四
和胡耀邦一样，项南决不仅仅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官。他是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披荆斩棘、不辱使命的大智大勇者。转型时期是一个新旧体制交替、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也是社会失范，好人、坏人、革新者、守旧者乃至鲁讯说的“冷笑家” 、“做戏的虚无党”一同登台、热闹非凡的时期。二十余年来的中国大地上，这一切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加上长期 “左”的精神禁锢，我们在转型时期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确定以后，社会上反对改革的“左”的思想和势力仍然相当顽固，政治上只接受“小修小补”却抵制实质性改革的，不乏其人。这些人口衔天宪，手握大权，随时准备给改革者、特别是给那些勇往直前而又成绩卓著的改革者以重重一击。
在这种情势下，像项南这样秉性刚直、行动果敢而不遗余力的改革先锋，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他越是殚精竭虑，越是创造性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招来的非议就越多，遇到的阻力就越大，直至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酿成冤案。从项南１９８１年初走马上任，到１９８６年初中箭落马，其主政福建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出起伏跌宕的悲剧。
何谓悲剧？征诸词典，悲剧是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征。他和保守势力的冲突不可调和，他的种种“灾难” ，无一不是政坛“众神” 加给他的，而且不是从正面，都是从背后加给他的。
可以告慰生者和死者的是，归根到底，项南的命运并不“悲惨”，毋宁说，他的结局和他的开局一样，是壮烈而辉煌的。不仅他这个主人公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切，更重要的是剧中人，即他一生所挚爱的人民根本不认可“众神”对他的判决。项南骤然去世后，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他的悼念是如此真切而隆重，尤其是八闽大地的父老乡亲对他的深情呼唤是如此震慑魂魄……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里既表现了百姓对项南的崇敬和爱戴，也表现了他们对“众神” 给项南横加罪名的抗议和轻蔑。
我的朋友张显扬教授曾经说过：“能够在社会转型时期扮演悲剧角色的人是幸运的；悲剧比喜剧崇高，它更具震撼力，更能启迪人的心智。”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人们从项南一生的事业，品德以及不算很特殊但却很典型的经历中，不是可以解读出很多东西来吗？
项南是当代中国的一位贤人，理应为之树碑立传。感谢作者胡少安先生，他从１９８６年即开始追踪探访项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１９９７年项南去世后，作为其 “忘年交”的胡少安，以诚笃之心为其立传，他历时数载，纵横万里，探访了项南的亲友、同事和上级（包括直接采访华国锋），查阅、搜集了大量资料，以极为丰富翔实的史料，几易其稿，写成这部洋洋五十万言的《敬畏人民——项南传》，真实而生动地展现项南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
据作者自述，他写作、出版此书的目的，并非仅限于为传主歌功颂德，而是要通过展现一个卓越人物的命运，探讨一个真诚正直的灵魂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引发人们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思考，以求鉴往知来，从中获得教益。这个意图，就不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而是具有理性思辨精神。
一个没有历史感、终日沉湎于“说谎文化”的民族，是注定要贻误时机、被世界抛弃的；同样地，幻想以创造经济奇迹来弥补政治体制的缺陷，最终将被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诚如邓小平１９８６年所断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有勇气直面真实的历史；只有勇于展示历史真相，才谈得上深刻地总结教训，明瞭政治经济体制的症结所在，实行全方位的改革。这也是《敬畏人民——项南传》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现实，也是最鲜活的历史。要走出杜牧所言“后人复哀后人”的怪圈，其中需要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
每个人都在写历史。每个个体生命的历史，汇聚而成我们民族的历史。此书通过展现一个卓越人物的历史，折射出一个多灾多难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项南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他的艰辛、挫折、忧愁和渴望，他的欢乐、悲愤、光荣与梦想，莫不与时代紧密相关。阅读项南的历史，我们在感叹生命如此壮丽辉煌的同时，也会获得自强不息的动力，以及推动中国进步的智慧。
我注意到，整部《敬畏人民——项南传》的重点，落在项南主政福建的那五年。这是项南充分展现其才华和人格魅力，不断开拓进取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同时也是在改革风云变幻中，他作为主人公所演绎的那段时代悲剧达到高潮的一幕；在这里项南充分显示出只服从真理而决不向权势低头、只以人民利益为念而不惜失去“乌纱帽”的高贵品质。可以说，这是传记中最精彩的篇章，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端。
人物传记不是小说，它是以真实、具体的事实为基本元素的。人们渴望在传记中读到真实的历史。正如《敬畏人民——项南传》作者所言：“项南的经历本已相当精彩，只需将其真实地展现出来就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任何添枝加叶的虚构，都会成为多余的败笔，而且违背传记作者的良知。”因此，作者在本书写作中，轻文学描绘而重史料运用，力求事实准确，言而有据，其“不隐恶，不虚美；宁可有不尽，不可有不实”的写作态度，我是赞赏的。
在十丈红尘的今天，作者甘愿抗拒物质利益的诱惑，坐冷板凳研究考证史料，甚至不惜冒一定风险为项南立传，的确是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这既是作者出于对项南的深厚感情，也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因此我愿意向读者诸君推荐这部传记。
延伸阅读：邓小平版改革开放词典：有这些话 才有今天中国 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论述与改革认识.
项南同志在福建任内，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正确政策，为福建省千千万万长期蒙冤受难的革命同志讨回了公道。为我平反一事，足可见项公为人一斑。
我是个历经坎坷的人。早在少年时期的1938年，我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共读会”，青年时期（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并跟着党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1950年7月20日至1953年1月20日和1955年9月至1957年12月期间，却两度遭到“左”倾错误的打击而蒙冤入狱，致使我大好年华虚度。
1981年10月18日（当时我在建阳县黄坑公社边行医边打工），黄坑公社秘书孙正同志告知我：“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同志到闽北视察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等地，明天将经过黄坑公社稍作逗留，是你申诉冤案的大好机会……”我得知这个好消息，立即找当时公社管委会主任吴连田同志商量。我说：“明天项南同志来黄坑，我要拦轿喊冤……”吴连田同志听后连说：“万万不可这样，省委书记下来，实施三级保卫，也不对外公开，你如拦轿告状，恐会累及地、县、公社领导同志。”我说：“为了三十多年沉冤得雪，我顾不了那么多了，项南同志这次途经黄坑公社，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吴连田同志听后，急了，再三安抚我说：“你把申诉材料全部交给我，我绝对保证会当面呈交项书记，决不失信，你尽管放心。”我曾经给吴连田同志医过病，且向他倾吐过自己的悲惨命运，他很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因此我就相信了他，便立即拿来一大叠（装订成一本）申诉材料（共有30页左右）托付于他。
1981年10月19日上午，项南同志一行的好几部大巴、中巴和小轿车从邵武进入黄坑公社，驻足于公社办公楼（即现在的黄坑镇政府后面旧楼）。中午，公社楼上大厅开两桌饭（大部分警卫人员都在公社食堂就餐），一桌是公社书记陈新丁同志作陪，另一桌是吴连田同志作陪。据说，项南同志看到桌上丰盛的鸡鸭鱼肉，便告诉陈、吴两同志，要求把这些大鱼大肉撤下去，他只要吃黄坑当地生产的香菇、笋干之类的菜肴。就在饭桌上，吴连田同志把我托他转送的冤案申诉材料当面呈送给项南同志。项南同志又随手将材料交给随从秘书保管，并对吴连田同志说：“回去后会作出研究处理”。
事有凑巧，午饭后，我上公社厕所，项南同志也上厕了。我一看是项南同志，也不顾是在如厕了，就开声问他：“您就是项南同志吗？”他答应我：“是啊！”我又说：“您午饭时，公社吴连田主任有送给您一本申诉材料吗？”他答：“有啊，你就是那个写申诉材料的吗？”我说：“就是我托他转交给您的。”项南同志说：“你放心，我回省后会很快研究处理的。”我那时想了想，在厕所里谈太多的话，很不礼貌，便赶紧起身。心想待他离开厕所后，再向他详细反映。想不到，一出厕所就看到陈新丁同志和其他随从人员已等候在厕所外面了，故而项南同志走出厕所后，我就无法再同他继续谈话了。下午稍作休息后，项南同志一行就起程往武夷山方向而去。
第二天（10月20日），我因事从黄坑到建阳县城，碰上全国自行车比赛开幕式在建阳举行。这天上午，我在熙熙攘攘的建阳县城中山路大街上看到了庆贺队伍缓缓而过，队伍前头的小车上正坐着项南同志。
约过了半个月，我见项南同志对我的申诉问题还未作出批复，就急不可待地给他写信，同时又担心办公厅人员不会把信呈送给他，故而又在给项南同志的信中另附一纸便条，写上：“省委办公厅负责同志：项南同志青少年时期曾在闽清、洋口（顺昌县）、西芹（南平市）……一带搞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一向与广大群众都是打成一片的，他这次来过黄坑，同我见了面，受理了我的冤案申诉，明确答应会立即及时研究处理的，请您把我这封信迅速呈送给他……”我在给项南同志的信上，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您这次来黄坑，真正接触过三个半人，就是陈新丁、吴连田、张震（大竹岚蛇园老板）和我，因我在厕所偶遇，未及详谈……”发信后大约十天左右，建阳地区中级法院一位负责申诉的副院长就当面告诉我说：“你给项南书记的申诉材料，已批转到中院了，我们会依照省委领导的批示，尽快认真复查处理，请你耐心等待。”到了1982年夏天，建阳地区中院那位副院长又明白地告诉我，冤案已基本查清，因为屏南县的某些负责人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尚在拖延，我们会继续做工作，并再进一步查证落实，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到1982年12月，建阳地区中院的那位副院长约见我，当面交给我一份平反通知书。他说：“我代表组织向你赔礼道歉”。他还说：“当年判你刑的事实，竟然没有任何罪证和依据，真是奇怪，当时怎么能如此草率地判了下来？”我对他说：“你没有责任向我赔礼道歉，这是原来屏南县委领导和原南平专区中级法院审判员的错误。”冤案平反后，我又于1983年8月恢复党籍（党龄由1947年3月起算），1984年3月恢复原职（定为行政十八级）。1985年10月29日，建阳地区中级法院刑二庭又一次给我来函，给我冤狱补助费陆佰元。我的两度蒙冤和30多年来的不断申诉，在项南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至此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于今，项南同志离我们而去已八年多了，然而他的功德仍旧深深地隽刻在我们福建人民心中，使我永远感激、铭记在心。为表达对他的深切缅怀，谨赋诗二首以纪之。
（一）
两度蒙冤一旦伸，项南同志费精神；
三十余年遭陷溺，半生过后获公平；
九死留得灾下命，古稀尚有春时景；
冤昭不忘项南功，平反更思党恩情。
（二）
八闽称颂项公仁，为党为民功力深。
贯彻政策平冤案，广开言路得心声。
身虽仙逝声名在，万民常怀德泽霖。
缅怀项公当振奋，誓让晚景发芬馨。
http://www.np.gov.cn/html/20050715/6981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