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揭英丽
内容摘要：本文以广州市越秀客家山歌墟为中心考察都市中的民俗现象。文章描述客家山歌墟的形成过程，分析其空间性、时间性和参与者等场域构成要素，认为它是草根文化与都市文化的结晶，是传统生活和现代生活的产物，它的审美方式依旧追求自由自在。越秀客家山歌墟成为广州客家人的群落认同空间。
关键词：越秀客家山歌墟 草根文化 都市文化
引子：客家山歌扬广州
每月12日上午，广州越秀公园内客家山歌飘荡四方。
早上八点，沿着越秀公园镇海楼东北方（金印游乐场北侧）的山坡往上走，路上许多老年人用客家话交谈，远远听见客家山歌的嘹亮歌声。往上走大约100米，就会看见许多老人或站或坐，围着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水泥平台，台上有老人正在高歌。平台左边有一块大石，上面刻着“客家山歌传四方”七个大字，这就是越秀公园的“客家山”。
客家山歌墟开市啦：“哟——嘿！越秀山上摆歌台，客家山歌唱起来，山歌滚滚飞出口，莲叶出水心花开。”九点之前，是老人自由表演时段。老人自由上台，介绍自己，唱完一条山歌或对唱完毕就笑呵呵地下去，然后有人上台接着吟唱。到了九点，洪桥山歌协会会员挂上横幅“洪桥客家山歌协会每月活动日”，准备好音响器材，这时山歌协会的主持人上场，山歌墟表演正式开始。节目一个接一个，独唱、对歌、表演唱……那悠扬婉转的曲调，荡漾着客家人悠远绵长的情丝。
台下听众越来越多。以水泥平台为中心，前后左右，水泥地上，丛林间挤满了人。观众有的凝神细听，一动不动；有的嘴巴张开，大声跟唱；有的点头挥手，发出会心微笑；有的人低声议论，好像评点歌手水平；有的人扬声说笑，絮叨家常；有的带了孩子来，不时哄孩子玩耍；有的摆弄着手上的相机……
十一点半左右，山歌表演结束，人们依依不舍往山下走。有些老人还不尽兴，接着在越秀公园正门的大树下继续对歌，一直到十二点钟才陆续离开。
一、客家山歌墟的形成：约定俗成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用客家方言吟唱的民间歌曲。它继承十五国风和乐府民歌的风格，在客家人的迁移中受到江南吴音的影响，最后与当地音乐文化融合而成。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生活中集体创造的口头文学，深受客家人喜爱，有道是：“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客家山歌。”广州越秀客家山歌墟的形成可谓约定俗成。
首先，客家人在广州小北（属越秀区洪桥街办管理）一带聚居。观音山（越秀山）东南面山脚一带俗称小北角，20世纪40年代开始，陆续有广东兴宁的客家人到此开布厂或作坊，从事染织业的生产。私人老板雇用的工人多是来自家乡的客家人。当这些工人在此立足后，又陆续吸引了乡里乡亲前来投亲靠友，这里客家人群体不断壮大，成为这一带的主要居民。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至少1953年开始），这一带客家人开始在附近的越秀公园唱歌，由于三班倒的工作制，夫妻相聚的时间不多，为了打发空闲，也为了乘凉，一些客家人经常傍晚来到越秀公园靖海路的山坡上聚会，打牌聊天唱山歌娱乐，有老人笑称是“偷情说爱”。到了上世纪60年代，每晚唱山歌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每到周末，在广州河南的宝岗、沙河、中山八路泮塘一带居住地客家人也会来到越秀公园，大家一起唱歌。在五六十年代的八月十五、八月十六和重阳节晚上，很多客家人登上越秀山，坐在树影婆娑的山坡上，在皎洁的月光中唱道：“八月十五看月华，哥捧月饼妹冲茶，吃个月饼甜到肚，饮妹细茶开心番。”又或是“九月九日是重阳，金杯装酒阿哥尝。有心阿哥吞落肚，无心阿哥唔（不）要尝。”场面蔚为壮观，悠扬歌声至今犹萦绕越秀山。
1967年，在当时紧张的政治文化氛围里，广州客家山歌声渐渐消失。有个重要事件发生，就是饼干刘[1]唱的一条《喊捱唱歌就唱歌》山歌惹下大祸。歌词大概是：“唱喊涯（我）唱歌就唱歌，喊涯打鱼就落河。打鱼不怕水恁（很）深，唱歌不怕人恁多。要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坐下来；唱到鸡毛沉落水，唱到石头浮起来。”最后一句“唱到鸡毛沉落水，唱到石头浮起来。”运用了反语，本意是强调爱唱山歌，然而在文革的紧张氛围下，这句话被解释成“唱到毛泽东下台，唱到蒋介石上台。”因此，饼干刘被关押了好久。就这样，为了避免出类似事情，广州的客家人唱山歌的兴趣被压制了。
文革后，山歌又慢慢开始回荡在越秀青山上，“每月十二”开始出现。七十年代下半期开始，洪桥地区几个染织厂的客家籍工人渐渐到了退休年龄，当年喜欢到越秀山上玩乐唱歌的人们，自然而然地经常一起到越秀公园相聚，每天上午闲逛到五层楼后（现在派出所后）唱山歌就成了他们退休后生活的重要娱乐。退休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他们中有些人搬到广州的其他地方居住，彼此难以相见。而洪桥地区的许多单位都是12日前“出粮”（发工资），所以12号这天在越秀公园聚会唱歌的人特别多。于是，大约在1989年，由几个老人提议，每月12日早上到单位领取退休金，大家一起喝早茶，然后到越秀公园自由闲聊，对唱山歌，他们还找到现在的山歌墟歌场。当时这个聚会被称为“每月十二”，无形中形成了不叫山歌墟的山歌盛会。
客家山歌在广州的影响越来越大。1994年9月，越秀区洪桥街道联同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局等十多个单位，在越秀公园举行了举办了一次建国以来首次由街道组织的大规模的客家山歌大赛——“洪桥杯广州地区客家山歌大赛”，在客家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因为参加者大多是“每月十二”的参与者，这个山歌盛会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了。1996年6月，经洪桥街街道的党委书记的提议，山歌发烧友组成了“洪桥客家山歌协会”，会长一直由文化站的站长担任，副会长和理事由山歌发烧友自己选举。由于山歌协会的会员就是“每月十二”的主要参与者，这个每月12日上午聚会唱歌自然由洪桥客家山歌协会主持（九点到十一点半由该协会主持，之前人们自由台上台下歌唱）。从此，聚会唱歌的活动从自发走向有组织，影响也越来越大。唱歌和听歌人越来越多，少则几百人，在天公作美的日子可达一千五左右，千人听/唱成了越秀公园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1997年，“每月十二”被命名为“山歌墟”。一位陈老伯是当时的理事，他说“我们想叫个什么好，我想到我们每个月十二号都来这里，有点像农村赴墟，比如逢三、六、九为墟市，大家都来，于是提议叫山歌墟，大家觉得好，这样就决定了，我们买了横幅，写上‘每月十二——客家山歌墟’”[2]这样，根据乡村商品流通的墟市现象，这些退休老人把这一天活动定为“山歌墟”。 越秀公园的客家山上有客家人的山歌墟，这令客家山歌发烧友很兴奋。更令人高兴的是，1996年11月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这个“客家山”节目，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奔走相告，其名声不仅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客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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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性
时间是我们生活的基本依据，当我们理解歌墟这种民俗现象的起源和意义时，必须首先了解它时间上的规定性。作为一种传统的相对稳定性，歌墟有时间的规定性，包括具体日期和次数。传统歌墟的时间多为节庆民俗，一般是在农事周期、自然节律和岁时序列中，比如广西德保县三十四个地方有“航端”（歌墟），时间主要在农历二月至四月, 其中两个地方在阳历五月四日举行, 另有两个分别在正月和七月，老百姓现在赶歌墟的时间与历史上笔记、方志等的记述是一致[4]。客家山歌墟与众不同。
而客家山歌墟的墟日是在每月十二号，一年十二次，这与现代都市生活的发工资这一事项结合。客家山歌墟的产生由头是一群客家退休老人聚会，退休工资十二号领，退休工资每个月都发，因此，十二号成了他们聚会唱歌的最佳时间。这不是客家人的岁时节气，也没有婚丧的理由，而是与工资相联系。十二号因为是一群客家籍老人的“出粮”时间，不仅在经济生活中留下重要地位，还在民俗生活中获得了特定的意义。客家山歌墟时间性具有时代特征。
作为每月十二号山歌墟的基础，广州市内和郊区也有定时的山歌聚会，只不过人们没有冠上“山歌墟”这个称呼。市内根据星期来排列，每天到一个公园，比如星期一到黄花岗公园。而郊区的时间则情况不一，有的与各地的墟日有关，比如太和镇，每月一、三、六、九号，有的则是自我规定，比如凤凰街的柯木朗，每月八号。
在广州，客家山歌墟和其他山歌活动都是在白天进行，不同于传统歌墟一般在晚上对歌，这也许与参加者的年龄和目的有关。
2、空间性
歌墟的空间规定性，主要体现在歌场一般是特定范围内民众普遍认可的一个公共空间, 具有相对稳定性。传统中墟场多在空旷的郊野、特别是在村落之间交通相对比较便利的地带。广州越秀客家山歌墟的歌场摆在公园——现代都市休闲场所。
二十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生活也在悄然而迅速地改变着, 休闲和娱乐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公园就是满足这种渴望的城市休闲娱乐空间。在五六十年代，洪桥地区的客家人，在傍晚带着一天的疲倦、饭后的闲情来到越秀公园这个广州最大的综合性公园，寻找生活的乐趣, 现在，客家老人在每月十二号到这里参加山歌的盛会。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公园里，客家人也喜欢选择山坡作为唱歌场所，这与客家山歌的“山”味息息相关。在客家人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山中山谷起山坡, 山前山后树山多。山间山田荫山水, 山人山上唱山歌。”在这短短的四句七言山歌中, 就有十二个“山”字, 它正好说明客家山歌与“山”的特殊关系。客家人多居住于山区地带, 日常生活与“山”发生密切联系, 人们在山上砍柴、伐木、铲松油、挑担及田间劳动时唱几首歌来发泄自己的感情, 山歌内容多以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为比兴对象，客家山歌具有山野质朴真挚, 具有山的野趣, 更具有“山性”。就如黄有东强调的那样，客家山歌集“客”、“山”、“歌”三位一体,客家人的“客而家焉”和“择山而居”为客家山歌意境的营造和拓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5]。广州的客家人觉得在山坡上唱山歌才能自由自在，才能大声放歌，才能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从五十年代开始，他们唱歌的地点从越秀公园的靖海路搬到派出所后面山坡，又搬到现在的“客家山”，一次比一次高。从1994年开始，许多客籍老人热心为“客家山”搭歌台。他们捐资出力，在这里开山推树，平整土地，填土围砖头，浇上水泥，砌出一个平台，聚众人之力把这个坑坑洼洼的荒草坡地变成一百多米宽，一米多高的山歌台。有趣的是，就像“客家”成为客家民系的称号产生于他们同广府人的争执，据说最先把这个客家人相聚唱歌的小山坡称为 “客家山”的，也是广府人，时间大约在1996年。
此外，客家山歌墟的发起和形成都与洪桥街息息相关，民俗文化在都市里再生，自然与社区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社区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此民俗文化天然可以成为社区群众文化的基石，就像刘德君所说的“民俗文化是社区文化底蕴的表现，发掘、弘扬民俗文化对社区文化的发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6]在洪桥街，由于客家人的山歌艺术大放光彩，在洪桥街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洪桥杯广州地区客家山歌大赛”、“欢迎老人贺城庆客家山歌大赛”、“洪桥地区迎香港回归山歌汇演”、“庆十五大，迎国庆客家山歌文艺汇演”等大型活动。把浓郁的乡村文化和现代化的都市文化融为一体，客家山歌成为洪桥区的文化特色，2000年洪桥街被评为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之乡。
3、参与者
传统歌墟以青年男女为主，主要目的是以歌会友、倚歌择配。在歌唱之风盛行的年代尤其如此, 与青年男女聚众的传统对歌的形态相去甚远，越秀客家山歌墟主要是老人参加，老人成了歌墟的主角。
早早来到歌场的人是老年人，在场的人60岁以上者占绝大多数，但也不乏的中青年人和小孩。笔者从2005年6月到2006年6月几乎每个月都赶墟，发现中年人不多，他们比较认真听，但不会跟着唱和或者上台表演。年轻人个别专心听，多数时候在聊天，也许和偶尔来的外国人一样，他们来此更多是好奇或者是满足某种新鲜感，我们可以发现大多年轻人很快就离开。小孩比较多，大概是爷爷奶奶带来的，台下打闹玩耍，即使跑上台上，没有人干涉。可以说，现在的歌圩和歌谣活动一样，都存在“老化”的现象。
究其原因，首先老年人有空闲时间。城市里老人已经不用为一家老小的生计而奔忙劳作，除了照顾孙儿、打理简单家务，他们有空闲时间，他们寻找健康长寿的途径，渴望参加轻松愉快的文化活动，到客家山歌墟听/唱歌满足了他们这两方面的精神需求因此，歌墟成为附近区域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沟通、娱乐消遣的方式之一。对于中青年的客家人来说，他们担负生活重担，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和热情来学唱山歌，更不用说参加歌墟活动。特别是越秀山歌墟是在十二号，大部分都不会是周末，除了老人，中青年人需要上班，学生需要上课，不可能前来参加。因此，即使他们喜欢听或者唱，也只在恰逢十二号是周末才有空到歌场来。
其次，老年人喜欢山歌。现在山歌墟的参与者都有较长的农村生活经历和听山歌经验。在广州“土生土长”的客家人一般是生活在广州的农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到广州的客家籍老人，有的是年轻时到广州工厂做工，有的是大学毕业或者部队转业到广州的，有的是进城打工、做生意定居下来的农民，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到广州，他们大部分出生客家山区，年少时就经常听山歌。当他们年老了，听/唱客家山歌，就仿佛回到故乡，回到旧日时光，他们对乡土的眷恋在山歌声中得到满足。并且，在山歌场大家不仅是歌友，有共同的爱好，大家还是同龄人，有共同的老龄话题，大家更是老乡，有共同的文化追忆。大家都讲客家话，亲切且热情地相互交流各种信息和近况，增进感情和理解。这样，唱/听客家山歌就成为满足这些客家老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山歌墟就成为他们放松精神、表达思念和相互交流情感的约定俗成场所。根据笔者的调查，大部分老人是从退休以后才开始听/唱山歌的。相反，对于中青年人来说，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他们没有很多的山歌记忆，那种客家人游走他乡、漂泊不定的文化情愫还不深刻，他们的日常语言以白话为主，加上客家山歌的内容与现实的生产生活又较大距离, 客家山歌的节奏较之流行歌曲显得缓慢拖沓，而现在可以选择的娱乐方式很多，因此在中年人群体中，喜欢客家山歌的比较少，喜欢山歌的青年人更少。
此外，参与者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随着山歌墟影响越来越大，来歌墟听/唱山歌的除了广州市的客家人，周边的增城、从化、花都等地的客家人也会专门赶来唱/听山歌，广东省内的东莞、龙门以及省外的江西、广西、福建、港、澳、台等地的客家山歌爱好者来到广州，都会来赴这个山歌墟。远在国外的华客家人也有不少人知道越秀山的客家山歌墟，他们回到广州探亲或旅游，都会来听或者高歌一曲，用山歌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世事的感慨。
参与者的层次也非常丰富。除了喜欢听/唱山歌的普通群众，山歌墟也吸引了一些客家山歌明星。一些客籍的专业歌手如廖芬芳、陈菊芳，客家山歌歌唱家徐秋菊、全国民族声乐比赛二等奖获得者客籍歌手邱京昆都到过歌墟表演助兴，民间艺人梅州山歌师“大声古”[7]经常到场表演，他们的表演经常把听众逗得前仰后合、乐不合嘴。
从歌唱的内容看，歌唱的既有传统的情歌、风俗歌,也有新山歌[9]，比如歌颂党、歌颂改革开放、歌颂计划生育等，更多是即兴编唱的生活对答歌。根据笔者的调查，越秀客家山歌墟里至少有一半是情歌，绝大部分参与者说老山歌好听，“要唱就唱郎搭妹”，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在讲究礼教的客家社会里是对个体情爱的追求的大胆歌唱，是对封建秩序道德的猛烈抗议。而都市里的老人家纷纷表示，唱山歌是为了开心，所谓“唱歌唔（不）系贪风流，唱歌本为解忧愁。唱得忧愁随水去，唱得云开是日头”。情歌男女对唱、双方互娱的审美形态依顽强地保留下来。也有一个九十多岁的杨婆经常上台演唱，每次都是唱那一条歌颂共产党的。用山歌来歌颂党和时代进步，爱情内容被置换成时代主流话语，这种改变反映了山歌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靠近，尽管山歌的调情功能被严重削弱，但是这种内容的山歌充当沟通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的中介。这样，客家山歌墟上不仅情歌绵绵，也不时高歌时代风貌。以2005年7月12日这个墟日的山歌墟为例，九点开始到十一点半共27个节目，群众歌手自由报名表演的节目有13个，对歌6个，独唱7个。对歌一定是情歌，独唱基本上是老山歌，或者是自己编的山歌，什么主题都有，爱情的，思乡的，祝福的，歌颂新生活的，歌颂党的；而洪桥山歌协会提供14个节目，其中有3个舞蹈，2个歌颂党的山歌，2个生活山歌，7个情歌。爱好者以山歌寄托日常生活中的情思，享受着群体的和谐与生活的欢乐。
从歌手的表演状态看，在客家山歌墟里，歌手的歌唱较为自由,在九点以前，歌手们随意上台唱歌；在主持人宣布开始后，洪桥山歌协会提供的节目一般占一半时间，还有一半的时间是歌手自由报名，告诉主持人歌者名字和歌曲名称，主持人念到就上台。所有歌手都大大方方走上歌台，各种各样的姿态，各式各样的腔调，各种各样的节奏，简单而又丰富，迸发出生命的活力，尽管有些人唱得像哭腔，但那发自内心的歌唱，即使浅唱低吟，也令人陶醉。在越秀客家山歌墟的歌台上，歌手与听众面对面，歌者的转眼举手投足都在表情达意，听众或哄笑或点头。台上的歌手表情轻松，台下的听众也不会因为演出不够专业水准而情绪稍减。台上台下，其乐融融。
客家山歌，根植于民间，来源于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在越秀客家山歌墟上，尽管在歌词上有了不少关于时代主旋律的内容，尽管随口而出的创作越来越少，但是，大部分歌手自由发挥，表演自然而质朴，歌唱的表演性获得释放，歌手与听众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激发，民众从最直接的个体追求感受生活本身，民歌的任性而发的美学特征依然保存。墟后参与者意犹未尽就，仍然在越秀公园正门的大树下继续欢唱，这最恰当体现了山歌墟的场域魅力。
结语：客家人的群落认同空间
客家山歌墟是广州客家人这一文化群落在情感、趣味和生活方式上相互认同的一种独特空间。
广州有很多客家人。客家人第一次大规模进驻广州地区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从明清到现在，广东周边地区的客家人从未停止向广州进发。据有关部门不详尽的统计，目前广州地区的客家人数目不少于200万，广州客家人数量最为集中的区域是白云区、天河区客村、凤凰街以及越秀区洪桥街一带。在客家山歌聚会最先兴起的小北，从东风中路转入天平横街往越秀山方向走去，所经洪桥街、三眼井下街、上街，豆腐寮等街巷，就是兴宁、五华等客籍人士聚居的地方。居住在深山里的客家人,尽管住进了城市楼房，过城市人生活，但是客家人的生活习俗依然保留很多。在这里，人们主要使用客家话，只要知道对方是客家人，无论是打招呼、聊天、还是吵架都用家乡话；饮食上，客家人家里的产妇还要吃糯米酒煮鸡、糯米酒煮鸡蛋，逢年过节，家家必吃酿豆腐、红烧肉；娱乐消遣上，尽管娱乐方式众多，一些客家老人还是忘不了爱唱山歌的传统，因此逐渐熟悉都市生活的客家人又在城市的公园、广场里唱起了久违的客家山歌。
每天都可以在广州的市内找到某个地方听/唱山歌，在市郊，客家人集中的村落每个月都有山歌集会，只是规模和影响力没越秀山歌墟那么大。山歌活动出现是出于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参加者绝大部分是老人，问及原因，他们的回答很少是“弘扬客家文化”之类的口号，他们主要目的就是“开心，一唱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什么”，传统民俗文化熏陶、乡土的无限眷恋，以及这种节奏缓慢、通俗易懂、自由简单的娱乐适合老年人，客家籍老人自然选择了他们熟悉的山歌，并且成为他们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除了在公共场合的听/唱，一些发烧友还会买山歌碟和山歌书，在家里欣赏和学习。经过老年人的自然选择，再由他们的反复集体实践，客家山歌墟具有模式的现象，并被社会和集体所公认，已成为当代广州的一种新民俗。客家山歌墟不仅成为是客家人的认同空间，也在当代大都市的文化环境中成为客家人向都市社会显现自己生活世界的一道亮丽风景。
随着生产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原先依附于山野劳动和田园生活的客家山歌在乡间日渐消失，但在城市再生了。传统的草根文化走进繁华都市变成新民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个性。这种传统民歌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新发展，能否传承下去？是否会随着这些老人的去世而消亡？这有待我们继续研究。至少现在，越秀客家山歌墟给特定人群带来了快乐，也就是提议命名为“客家山歌墟” 的陈老伯所歌唱的 “客家山上好风光，山歌墟日闹洋洋。八方乡亲来欢聚，山歌一唱开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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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姓的客家人，兴宁籍，开了一家饼干店，人称饼干刘，喜欢唱山歌。
[2] 1998年春后，客家山歌墟的横幅内容换成“洪桥客家山歌协会每月活动日”。这个改变引起较多议论。
[3] 广州市每天都有山歌集会，见后文广州客家山歌活动表。据笔者调查，在梅州的梅城区、兴宁、五华和大埔等地的城区内，每天都有人在唱山歌，在广东的客家人聚居地，韶关、梅州城内的客家山歌对唱、翁源县城的“山歌集”和韶关市内的“山歌会”
[4]陆晓芹. “歌圩”是什么 ——文人学者视野中的“歌圩”概念与民间表述. 广西民族研究. 2005,(4)
[5] 黄有东.从两个核心范畴“客”和“山”看客家山歌的意蕴.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6] 刘德君.论社区文化与社区发展.社区文化与城市发展.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17
[7] 大声古是钟姓山歌师得外号，主要是卖山歌碟，他的山歌非常受欢迎，是他的山歌碟生意的最佳广告。一次山歌墟最好销量可达百张左右，每张碟卖价一般人民币十元。
[8] 王予霞.赣南、闽西客家歌谣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江西社会科学，2002（7）
[9] 新山歌指的是采用传统的调子唱时代内容的山歌。
来源：http://drama.sysu.edu.cn/wenhua/ ... e.asp?ArticleID=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