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秀珍
一、 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
客家民系究竟形成于何时？目前众说纷纭，有三代夏家说、秦汉说、两晋说、南朝说、唐宋说、明清说等等，它们大都是根据客家方言形成年代的判断来推断的。客家民系的形成应由数种因素决定，仅以方言为判据来判断其形成时间明显不足。要比较准确推断出客家民系的形成年代，必须有三个以上的判据。我们借用民族形成的四大要素（即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来界定客家民系，从而论述客家民系的形成。客家民系的界定是：生活在共同地域、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习俗文化的客家人的共同体。笔者参考深圳大学张卫东教授的见解，界定客家民系形成的最终时间在元末明初。
（1）以共同地域作为客家民系形成的前提条件，客家民系的初步形成年代当在宋元之际。民系和民族一样，都必须有一个共同地域供人们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相互影响，逐渐“磨合”才得以形成，所以，共同地域是民系形成的先决条件。客家民系形成的共同地域为赣闽粤交界的“小三角”（常言为客家大本营），这早已是客家学界的共识。至于南至海南岛三亚市、北至四川广汉东至台湾彰化形成的“大三角”，则为客家民系形成后向外播迁而在国内形成的分布区域。宋元之际客家先民第四次大迁徙，一方面，部分中原人经长江流域直接进入赣闽粤区；另方面，赣闽交界地区成为宋元交战之地，居于此地的客家先民纷纷南逃，进入粤东、粤东北地区。至此，客家大本营基本形成，客家先民的大规模迁徙运动基本结束，他们开始在大本营内过着比较稳定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就整体而言，客家先民自宋末元初就开始在共同地域闽粤赣地区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繁衍生息。但，共同地域是民系形成的前提条件，而不是民系形成的标志。从客家先民到客家民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相互认同、相互“磨合”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还要同化或融合部分当地的土著人，才逐渐形成与周边民系不同的特征。也就是说，客家民系的初步形成在宋元之际。
（2）以客家方言作为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客家民系基本形成的年代应在明朝之前。方言是某个社会某一地区的人们所使用的，有它自己的特点，是识别和划分民系第一要素。客家方言是客家先民自秦汉至元初经历四次大迁徙后，在赣闽粤区的特定时空下形成的现代汉语的八大方言之一。它是客家民系交际和思维的工具，是客家民系成员彼此认同的坐标，是其内聚力的成因，因而也是客家民系有别于其它民系的最基本的标志。与其它方言相比，客家方言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变化极为缓慢，因而被语言学家视为语言演变和发展的“化石”。只要找出储存其内的有关信息便可测定其形成的年代，进而较准确地确定客家民系出现的年代。据现有史料，正史首先提及客家方言的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编修的《惠州府志》和《兴宁县志》，但这并未表明客家方言就形成于此时。因为中国传统史籍向来只注重官场的政治事件，而忽视对人民生活、生产方面的记载，所以上述二《志》记载客家方言的年代肯定比其实际形成年代要晚。因此，以客家方言的形成为标志，客家民系形成应当在明朝之前，这可看作是客家民系基本形成时期。
（3）习俗和文化心态是客家民系精神意识和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客家民系最终形成的重要依据。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民系，儒家文化是其主导思想和精神核心。但是客家是其先民几经迁徙，历尽千难万险才陆续到达赣闽粤交界的大本营，尔后在重峦叠嶂、交通险阻、相对封闭、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山区繁衍生息而形成的民系。这种特殊的人地关系造就了客家民系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它既有与汉民族共同体相同之处，又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这种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既有稳定性，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又有潜在性，它表现在不自觉的行为方式和思维定势。因此，一旦大本营内不同地域居民的风俗文化事象在同一时区内具有相当的共同，即可判断客家作为一个新兴民系已经形成。王东先生利用大本营内嘉靖时期各种县志的史料以对此作过分析研究。他认为，客家大本营内不同地域居民的基本民俗文化事象及由此事象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意识和价值取向，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以佛道为主的宗教信仰等，在明代中叶已趋一致。但明代中叶之前，客家人的活动极少见于正史，而且文化事象发生的时间与正史的记载常有时差性。因此，我们判定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的年代应在明初。
综上，我们可以界定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时间约在元末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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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客家民系的形成区域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但是自孕育到定型有个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中各自均发挥了不同作用。从而近年兴起了客家民系形成阶段论。谢万陆在《客家学概论•客家民系的形成》中说：“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个历史的过程，它起于客家先民南迁的西晋末，历经六朝、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至北宋末南宋中完颜亮南侵结束而最后完成。大体言之概括为孕育于赣南，成熟于闽西，发展于粤东。”杨鹤书在《宁化石壁与客家在闽西形成、发展的若干的问题》中说：“客家人和其他民族民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赣、汀、梅三州及这三江流域在客家形成发展中各自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赣州和赣江流域是客家人形成的摇篮；汀州与汀江流域是客家先民初步转变为客家人之地；梅州及梅江流域是客家人最终形成、完善与兴旺发达之地”。胡希张、黄日芬、董励、张维耿在共著的《客家风华•客家源流》中说：“客家民系的形成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赣南开始，在闽西进一步发展，在粤东完成。”
综全上述数家之言，即是肇始发祥在赣南，发展形成在闽西，定型成熟在粤东。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并据此而展开论述。
1．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在赣南（约在唐朝前）
现今之赣州市，位于江西南部、赣江上游，通常称为赣南。赣州现有18个县市区，总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1/4，为江西省最大行政区域，人口770万，客家人700多万。赣南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也是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地。但客家民系在赣南的起步不一定是并驾齐驱的，其中于都、兴国、宁都、石城这些东部县尤为重要，特别是石城。
（1）从行政建置与人口情况看，赣州处于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期。
先从行政建置看。某些史书载，秦统一中国以前，南国并无汉人居住，而生活在闽、粤、赣客家聚集地的土著民族为畲瑶（古代又称山越）。在闽粤客家大本营中行政建置最早要数赣州，秦代便设南懋县。秦始皇“南定百越”时曾派10万军驻扎在章江流域。赣州市历史上曾称花州、虔州。又据《赣州地区志》：“吴嘉禾五年（236年）析庐陵郡置南部都尉，治于都，领7县，为赣州地区之雏形。”明、清以赣县为府治，1949年设赣州市，为赣州地区所在地；20世纪90年代成为市管县之市，辖17县，赣州市改为章贡区。赣州所辖各县建置时间是：
于都县 汉高帝六年（前201），原名赣都县
赣县 汉朝（前206~前220）
兴国县 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原名平阳县
南康县 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原名南安县
宁都县 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原名阳都县
安远县 南北朝大同十年（544）
信丰县 唐永淳元年（682），原名南安县
大余县 唐神龙元年（705），原名大庾县
上犹县 南唐保大十年（952）
龙南县 南唐保大十一年（953）
瑞金县 南唐保大十二年（954）
石城县 南唐保大十二年（954）
会昌县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
崇义县 明正德十四年（1519）
定南县 明隆庆三年（1569）
寻乌县 明万历四年（1576），原名长宁县
全南县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原名虔南县
上述17县建置时间分别为唐以前8县、五代4县、北宋1县、明3县、清1县。这说明该地区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就非常汉化，是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地，在客家先民南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东部。
再从人口情况看。据新编《赣州地区志•人口》载：唐天宝年间（742~755）约37647户、275410人，宋崇宁年间（1102~1106）约310159户、827709人。崇宁年间比元丰年间人口增长2倍。说明这一时期赣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汀州、梅州，尤其是东部的宁都、石城。罗勇在《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文中说：“宁都，南北朝至宋末迁入的姓氏40多个，后来发展分布到全县80%的村庄，成为宁都的基本居民。石城这时期迁入的姓氏60个，其后代也散布到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而其他地方则较为稀疏……”这说明东部是最早的客家发祥地。
（2）从历史记载与民俗风情看，它是客家最早发祥地。
先从历史字记载看。其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阿房宫，把原六国一些降卒派往南方伐木，最后定居于上洛山区，这就是世称的“木客”。其二，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的镇守岭南的50万大军（谪徙），任嚣、赵佗率领的增援秦军的四、五万楼船水师都是最早进入岭南国的中原汉人，他们大部分留籍赣南。其三，汉时朝廷曾两次派官兵出守梅岭筑寨修城。秦汉两代的官兵成了开发和留籍赣南石城最早中原汉人。另，本章第二节之一中有二例族谱显示起码在西汉末、东汉初即有入赣南的记载。
再看赣南东部的民俗风情。兴国素有“将军县”之称。在20世纪上半叶为国、共两党输送60多位将军，即是否秦时将士的（秦始皇派往江西兴国伐木建阿房宫的士卒）的军人血统遗传。另，兴国山歌为赣南客家之最，似与陕北信天游同出一辙，尤其是歌里的“里格”两字，在两地歌中均能找到，而在全国其它地方则找不到。又，石城灯彩：手擎彩灯身穿对襟衫、头缠白羊肚手巾的小青年与陕西小伙宛如异地同胞。再看于都唢呐：那身穿对襟大褂、头裹毛巾的老头仿佛是陕北、晋北老汉的现场表演。还有井冈山上客家风情展里的吹辣叶（用威灵仙叶夹在舌上吹奏乐曲，其音高亢清亮），与陕北的吹辣叶同出一辙。
上述皆可旁证秦汉时官兵与徙民早已抵达赣南东部。这也与本章《客家源流》中关于“秦汉时期为客民第一次迁徙”的叙述相符。
（3）从石城在客家民系肇始发祥阶段的重要地位看。
首先从地理环境看，它是南迁汉民的天然栖息地。新民系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石城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东北部，地处闽赣交界处武夷山脉中段西麓，与闽省长汀、宁化两县毗邻。四周崇山峻岭往来不便，宛如世外桃源。石城不仅地处偏僻，且近乎闭塞，距宁都州治140里，距赣州府治450里，山路崎岖逶迤难行，对于统治者来说是鞭长莫及“望洋兴叹”，对于移民们来说则是避乱之佳地。石城境内3/4是土地，1/10是耕地，1/30是水域，四周高山境内河流交错，贯穿着许许多多的谷底小盆地、低矮丘陵地、缓坡地，适于垦殖，且土地肥沃，又有水利条件，从自然条件来说是宜于农耕之地。由于四周崇山峻岭往来不便，历史上未曾有兵马大道，从地理环境来说是属于封闭型农耕地区，有如“世外桃源”宜于栖息。先秦以前石城居着古山越人或称古车瑶民。故石城许多古地名中都带有畲字，如温家畲、杨畲、下畲、大畲等，这些带“畲”字的地点有一共同之处即是一律毗连着高山大岭，并有畲民居住。自秦末至晋末，有少量的南迁汉民于邑境居住。至隋唐五代，成批的中原汉人迁入，辟山造田聚族而居，他们大都以同姓宗族为核心聚族而居，数姓混居的少，有些数百上千人的大村庄几无杂姓。至宋代，南下移民又大量迁入。在石城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南迁开发者们，经过几个世纪前赴后继的团结奋斗、开拓创新，培养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对新环境具有很强适应力的精神气质，形成了客家人的特有的精神秉性。
其次，从其交通环境说它又是移民的优越中转站。石城为赣江之源，琴江贯穿南北支流遍布，经水路乘舟楫可达赣州、南昌、九江等地；陆路有数十条古道与闽省长汀、宁化，本省广昌、瑞金、宁都相通，虽闭塞但还能流通。又，石城地处闽赣交界，在邑境长达百里的边界线上有数十条大大小小的道路相通。从九江南下至抚州经南丰、广昌进入福建必经石城，从吉安往东经兴国、宁都去福建也必经石城，自古以来石城就是进入闽西北直至粤东的主道，堪称咽喉之地。明万历年间石邑郭北镇武楼门额勒石“闽粤通衢”四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历代避乱南迁的中原汉人千里跋涉是为了寻求更理想的栖生之处，遇到合适之地就住下，不合适就继续往前走。到了石城再往前就是福建了，必须停靠一下再作最后的抉择，石城自然成为移民的天然中转站。石城既为理想的停靠中转之地，因此每临乱世移民高峰期则蜂拥而进，乱平世治则外迁新址。据不完全统计，唐末前进入石城居住过的移民姓氏当在50姓上下，但真正留下的定居至今的只有13姓；宋代迁入的有70多姓，真正留下的也只有30多姓，进者多留者少，来石城多是中转而已。从石城迁出主要迁往何处呢？从地理位置上说，翻过武夷山，半天功夫就可到宁化石壁。从学者的调查看，从石城迁出后，多数经往宁化石壁，复迁广东。如《温氏族谱》载：“五胡乱华之际，温氏族人随中原土族南迁，部分后裔迁居江西石城。唐僖宗时，温钢宝避黄巢乱，自石城移居福建省宁化县石壁乡。”还有广东族谱迁徙记载。兴宁黄陂《曾氏族谱》载：“宋末政和二年（112），由江西南丰，初迁宁化石壁，后徙广东五华，经广昌、石城、至宁化、长汀、上杭、广东平远、兴宁而达五华。”陈氏《崇正同人系谱》载：“宋末，由安徽阜阳出发，上颍川渡长江至江西湖口，溯赣江，折东于宁都、石城，入福建宁化，经长汀、上杭至广东梅县、大埔、兴宁、五华、龙川。”由于石城位置上的原因，使石城成为早期客家民系形成的发祥地之一，又是中原汉人南迁途中最大的中转站之一。
石城在整个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它特有的历史作用，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次，从客家文化的发祥来看，它是客家文化之源（含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先从语言看，石城方言保留了古代语音特点。石城人使用的确良独特的赣南客家方言——石城方言。石城方言与邻县宁都、瑞金比更接近梅州口音。石城方言声母23个，中古全浊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一般都变为送气清音，浊擦音变为清擦音；普通话中的不少“轻唇音”字（古非敷奉），在石城方言中念为“重唇音”（古帮滂并），保留了“古无轻唇音”这一上古语音特点。石城方言有61个韵母，其中舒声韵38个、促声韵19个、自成章节2个、无元音章节1个。韵母中只有开口、合口、齐齿三呼，无撮口呼；方言中收——m、——n、——η尾及收——p、——t、——k尾的字，与中古音乐系大致相同，阳音韵与入声韵的配合十分整齐。石城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y53、阳平y24、上声y31、去声y32、入声y21。中古平声依声母清浊分为阴平、阳平；入声不分阴阳。在词语方面石城方言中的单音词比普通话更多（古代单音词多）；喜欢在外国传生入的物品名称前加“番”或“洋”等字样；忌讳语较多。石城方面还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词汇。如称太阳为“日头”，白天为“日昼辰”，“睡”为“歇”，“砍柴”为“斫樵”，“吃”为“食”，“黑”为“乌”，“站立”为“企”，“脸”为“面”，“稻子”为“禾”，“嚼”为“噍”等。总之，由于地理环境上的封闭性，使石城方言受外来语言的冲击比较少，形成了比较纯正的客家方言。
再看石城的建筑。石城的建筑艺术颇具客家风格，古典高雅又朴素大方，房舍庙宇、寺院祠堂莫不如此。唐天宝年间，境内已建白玉现与西华山仙殿。珠坑集贤寺与秋溪罗云祥寺亦传为唐所建。至宋代佛教大兴，远近闻名的内宫禅院、永福寺、海藏寺、宝福院、清禅院等均系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所肇建。而最精美的建筑莫过于宝福院塔，为宋高僧应可、道符主持募资合建。崇宁元年（1102）始建，大观四年（1110）落成，高57.68米，七级六面，竹节钢鞭形。结构精巧造型独特，既保存了盛唐遗风又有典型的宋代风格，是客家先民中原文化与闽粤特色融合的结晶，属我国珍贵古典建筑。石城居民肇闽西土楼之端。为自卫安全起见，石城乡间多有山寨和土楼建筑，外形不一大小不拘，大都可容纳数百上千人。外端设垛口为望孔，还有射击孔。邑内至今保存较好的土楼有木羊城土楼，大由河背土楼及小姑高岭土楼。
上述表明了石城在客家民系的形成的初始阶段的特殊的地位与作用。
2．客家民系形成在汀州（约在宋朝）
汀州（尤宁化及石壁）在客家民系的完成中处于中间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1）从历史建置与人口情况看。先从历史建置看，汀州整体建置晚于赣州、早于梅州。据载：唐元开二十一年（733），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虔州东、福州西检责得避役百姓三千余户，奏置州。后，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置汀州，辖长汀、黄连（宁化）、新罗等邑，纵横近400公里。旧时汀州共8县，即宁化、清流、归化（明溪）、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武平。8县建置时间是：
宁化 唐开元十三年（725）
长汀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
上杭 北宋淳化五年（994）
武平 北宋淳化五年（994）
清流 北宋元符三年（1100）
连城 南宋绍兴三年（1133）
归化 明成化七年（1471）
永定 明成化十四年（1478）
上述8县：唐代建2县，宋代建4县，明代建2县。可见其历史建置总体要比赣南晚，比粤东早。
再从人口状况看。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增长速度看，宋代江汀流域的人口发展都是清代以前最高的，成为赣闽粤边三角地区之冠。宋中叶后，闽西汀江流域的人口密度已超过赣江流域，与粤东比，闽西与粤东的实际面积相近，都约为赣南的1/3强，但同期汀州人口却是梅州的6倍多。自南宋后一直到明末汀州人口的总趋势是下降，尤其是南宋，宝祜至宋亡的22年间，人口发展出现负增长，平均人口负增长率为7.1%，22年间人口剧减了百万。为此，肖彪、张长水在《客家民系形成探源》中说：“宋代入汀之中原南迁客家先民，100余姓，为历代最多者。”从五代末至北宋末年（1127年），前后发展近400年，这时汀州的客家先民早已占绝对优势，客家先民和畲客已基本演变成客家人。
上述可见，汀州在客家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2）从宁化及其石壁在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阶段的地理位置看。黄马金在《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一文中说：“石壁具备有构成客家民系的诸如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等诸多要素。宁化石壁是形成客家民系的早期中心地域，是孕育客家的摇篮。”宁化及石壁作为客家民系诞生的中心地域，可从以下几点来看。
首先从宁化及石壁的特殊地理交通生存环璋看。从地区里位置看，宁化地处闽赣两省结合部，与江西于都、瑞金和福建长汀、明溪等地相接。四周是崇山峻岭荒山野林，特别是西北边境有高峻的东北西南走向的武夷山脉作为屏障，防阻着大规模的北方南来的兵祸之乱。从交通环境看，陆路上，江西省石城县与福建省宁化县相距只50公里，两地往来有四条重要通道，其中站岭隘是闽西西北与赣东南交界线上最为低矮的隘口，距石壁不到10公里，自古至今都是两省重要通道之一。从水路交通看，宁化位于三江之源，有通往“四水”之便。宁化是福建最大河流闽江源头之一，是通往广东韩江的汀江源头之一，是通往江西省大江赣江的贡水源头之一。它距江西盱江主流也不远，在无公路之时利用航道，自赣北溯赣江而来，自赣东北溯盱江而至，都很方便。“四水”之便是：自宁化往东有闽江航道，往南有汀江航道，往西有贡江至赣江航道，往北有盱江航道。历代汉人南下进入闽西，特别是进入宁化石壁的，其最主要的路线有两条：一是自赣北溯赣江至宁都经石城过站岭进入宁化石壁；二是自赣东北溯圩江，经南城、南丰、广昌至石城过站岭进入宁化石壁。从生存环境看，宁化有相当广阔的地域，是一方土地肥美、林木繁茂初有开发的处女地。这里既有开发的热土又有未开发的腴壤，自然是移民定居的理想环境。且宁化在靖康之前，千百年兵革未及。而其间由江西入闽处又恰恰有一条较为平坦的狭长地带作为通道。这就不仅为南迁的中原移民提供了迁徙的方便，而且居于其中也相对安全，不失为逃难者理想的“世外桃源”。因此，中原南迁移民都乐于在此避难和喘息，就是安定时期而忧畏动乱的人也愿意选择此地以保平安。宁化石壁特殊的地理交通及生存环境，决定了在客家民系形成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其次从客民迁徙情况看由于宁化及石壁具有上述优越的条件，促使进入其地的中原移民不仅南迁闽西、广东极为方便，而且东迁闽中、闽北和北迁江西南部也还轻松。而由赣南而东经宁化石壁迁徙它处的，在客家第五徙的回迁过程中，大都又经过宁化及其石壁。因此，凡是客家人，其先世几乎都有人流居宁化甚至石壁。从民族迁移史来看，目前可确定为客家人的各氏族谱都提到祖先曾流居宁化及其石壁。从氏族认始祖来看，现今各地的客家人往往把入闽特别是宁化入闽那代视为始祖；从客家各氏族本身的意识中，也在认为自己流居宁化之后就是“客家人”了。从今日客家分布的地域看，以广东东北部、江西东南部及福建西南部一带最为集中，这与历史上中原移民经宁化及其石壁播迁的区域吻合。又据刘善群《客家与宁化石壁》所述客家姓氏迁移情况：唐至南宋迁入101姓，占清以前可统计迁入姓氏119姓（支）的85%；迁出情况是：以80姓（支）统计；晋1、唐末2、五代6、北宋11、南宋32、元12、明14、清2，唐末至南宋49姓（支）占63%。尤其在南宋时期，迁入宁化的客家先民37姓以上，占统计数119姓的32%；迁出的有32姓以上，占统计数80姓的40%，是宁化历史上进出量最大的时期，也是客家大本营中进出量最大的地区。人口的流动情况是：唐天宝元年（742）5000人，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9）11万多人。此后人口急骤下降，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人口下降至44930人。人口的增减同姓氏流迁相吻合。这样高度的人口集散在闽粤赣大本营区30多个纯客家县中只有宁化，这充分说明从唐末到南宋，宁化及石壁是客家人的集散中心。
再次从民俗文化看其中间过渡性。从客家话看其过渡性。汀州、长汀以南的客家方言，与石城等闽赣交界地区和梅州地区比较，有明显的过渡形态，尤其石壁。中国社会科学院罗美珍教授说：“客家方言形成时期，宁化石壁占了重要历史地位。石壁是北人从赣南进入闽西的主要通道。不少客家姓氏的祖先都在这片宽阔的平坝上生息过一段时间。从语言上看，石壁处在赣、客语的交界处，因而至今宁化石壁话还有一些和赣语同而和大多数地区客语不同的语言和词汇……但是宁化石壁以及赣南的瑞金、石城、于都、宁都等地的语言，大多数特点和闽西、粤东北的客家话是一致的。”“宁化石壁是客家方言形成时期最早的聚散中心，后来由于长汀是汀州首府，中心逐渐转移到长汀。”
从客家民居的发展看其中介性。俗云：“福佬好食粥，客家好起居。”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居民建筑是客家文化事象中最能反映民系文化内涵的一类事象。江西赣南师范学院的谢万陆教授说：“早期的客家民居，也肇端于赣南东北贡江水系各县的厅屋组合或民居。它作为汉唐中原庭院或民居的的闽西单层木土结构民居的一种过渡，已经消释了赣北鄱阳湖区民居徽州风格的影响，完全适应了闽西山地丘陵入迁新户的生活和心理需要，有着客家民系已趋成熟的独特文化内涵。”从客家大本营区的居民看，永定土楼、梅州围龙屋都由闽西西北地区的方楼或圆楼发展而来。一般的客家土楼有三种典型样式，即五凤楼、方楼与圆寨。所谓五凤楼，实际上只是在宁化方楼的原格局中将正屋和横屋顺进深方向由前面而后递加楼层至五，其立面形象宛如一把交椅，只不过以‘凤’蓖美而已。而方楼与圆楼实质上是照搬了宁化、长汀方楼、圆楼格局，只不过加强了它的防御性能而已。而围龙屋是梅州典型的客家民居，它是根据梅地地势较为平坦而造的，它更突出聚族而居而不在于防御。
之所以说客家民系成熟定型梅州，基于以下几点：
（1）从历史建置看，梅州晚于赣、汀，人口增长在清朝为最。梅州的客家先民究竟于何时迁入？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秦汉说、有东晋说、有隋唐说、有宋末元初说。其中宋末元初说的观点较普遍。据梅州出土的文物、地方志及姓氏谱谍和典型调查等结果表明，梅州客家先民在汉末两晋至南朝隋唐时期，就迁入梅州市了。但今之五华县原名长乐，是秦时所设龙川县之部分。梅州市现辖8县市区，人口约470万。从历史建置看，现今梅江区原为敬州，敬州是南汉乾和三年（945）于程乡所设。北宋开宝四年（971）避宋太祖祖父赵敬之讳改敬州为梅州，新中国建立后，梅州市为梅州地区所在地，1988年改为市管县之市，梅州市区改为梅江区，梅州市现所辖的7县市具体建置时间：
兴宁市 东晋咸和六年（331），原兴宁县
大埔县 东晋义熙九年（413），原名义招县
梅 县 南齐（479~502），原名程乡
五华县 北宋熙宁四年（1071），原名长乐
平远县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蕉岭县 明崇祯六年（1633），原名镇平县
丰顺县 清乾隆三年（1738）
从历史建置看，虽有数县于汀州，但整体建置时间要晚于汀州。
从人口情况看，梅州的人口发展发赣南和闽西的规律大致相同，但其高峰较晚，辄因其大量人口是从赣南闽西迁入所至。据清《光绪嘉应州志•食货》载：“潮州，梅州旧户属潮州籍，开元户一千八百。”宋熙宁八年（1075）至元丰三年（1080）有主户5824户、客户6548户，合计12372户，客户占53%。元丰年间比唐熙年（987）间人口增长近7倍。后因宋、元交战人口大减。元大德七年（1303）仅存2478户，14865人。宋元之间，汀州人口形成高峰，其人口密度“成为赣闽粤边三角地区之冠”，从而不断往粤东迁移。由于赣南、闽西大量客家人的入迁，使梅州人口数直线上升。据《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应州（即梅州）又所属四县原额丁口52180人，而滋生丁口为1314050人。外加屯民丁口19170人，总计1385400人。如此众多的衍生人口，使嘉应州当时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35人，仅次于广州、潮州、高州三府，居广东全省第四位。
（2）从客家迁移史看，梅州是客家人最后的聚散中心。梅州客家人直接辐射面广，播迁和侨居海内外的客家人大多由梅州地区直接迁出。明清时期梅州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如“迁海令”的颁发、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等因，以及人口的增加，使梅州既是聚居中心又是扩散中心。根据《梅州侨史》等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分布于海外85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家人有1049余万人，而属梅州籍的有290多万人……占整个海外客属同胞的近30%。而闽西只有16.37万人(1987年底数)，赣南只有20多万人。而迁中国内地的客家人也是以梅州为最多。海内外除了大本营，几乎凡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梅州人。正如梅州黄大兴、黄钰钊、陈美豪认为：“从南宋起至元亡时（1127~1368）的又一个240年时间内，客家民系已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真正形成，中心在闽西汀州。期间，自南宋末至元初，闽赣客民又大量迁向粤东北。至明清时，粤东梅州成为客家的主要集散地。”
（3）从客家方言的代表地位看。从产生客家民系特征开始，到大批客家人离开大本营播迁世界各地，把客家特征特别是语言和文化的最后成熟定型，这一时期的人文中心就是梅州，梅县话被公认为是客家方言的代表。《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梅县话”写道：“梅县话属客家方言粤台片，是客家话的代表方言。”之所以能代表，谢其昌先生说，主要有以下四个依据：一是梅县话送气音很丰富，二是使用梅县音系的客家人较多，三是梅县话是较标准的客家话，四是梅县话的代表性是学术界的共识。这四者中最重要的是使用者多。梅州型客家语言是当今客家语言的代表，这是世界客家人的共识。但是梅州型的客家语言又不是完全自生的，而是从赣州（客家民系诞生区）和汀州（客家民系成长区）随着人流而流入，以及流入后又同当地土著民相交融而新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梅州型语言和大本营其它地方基本相同而又同中有异的原因。因此，《嘉应州志》载道：“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来自，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语言声音皆以汀赣为近……”。因此，梅县话作为客家方言的代表，其渊源又是与汀赣分不开的。
（4）从客家名称的确立看。客家人的名称在客民入粤后确立。南宋至元初，客家名称基本确定下来。据史书和梅州地方史志，梅州“宋末已无主客之分”，“宋元之际，‘客户’名称已完全消失”。宋末，潮州“尚设‘畲官’”以管理畲民事务，而梅州，则“已无‘畲官’之设”。这就说明，南宋末梅州已无主客之分，即“客家人”已不再是“客”而是“主”了，亦即“反客为主”了，这说明他们已自成体系了。又，清嘉庆十三年（1808），粤东惠州人徐旭曾在他的《丰湖杂记》中说道：“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东越淮渡江而从之，客居各地。迨元军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家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一因风俗语言之不同……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省内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不间隔，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地逃避，期间，赣、湘、粤边境，毗连迁数百里之地，常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相率迁居该地……曾几何时，遂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为客，该地之人亦称自己为客人。”这就是说，宋末无初之时，闽粤赣人对“客家”已有他称也有自称，取得初步共识，说明客家人成长了，有了自己的“名字”。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嘉应州人黄遵宪在《梅水诗传》序中说“嘉应一州，占籍者十之九为客人，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而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至今相隔百年，即嘉应客家人是800年前由闽而粤。其时正是宋元之间，客家人的名称确定了下来。
（5）从客家人文看。明清时期，梅州学风鼎盛，被誉为“人文秀区”。宋元符元年创建的“梅城书院”为第一座府学。至明清时期梅州更是大量创设书院。法国传教士赖里查斯在其1901年出版的《客家辞典》一书中记载：“在嘉应州，这个还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随处都可看到学校的创设，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市中便有十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就学的人数几乎超过了全城人口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不超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学校。因为客家人每一个村落里有祠堂，就是他们学校的所在地；全境有七八百个祠堂，也就是七八百间学校。按照人口的比例来算，不但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赶得上，就是欧美各国相较之下亦不多让。”由于学风鼎盛，在乾、嘉年间，梅州多次出现“一科五进士”“一腹三翰林”“兄弟同科三进士”“五科连解”等盛事。据不完全统计，宋一代，闽粤赣边区共了进士473人，其中汀州168人、赣州293人（另有状元4人）、梅州10人。宋代是梅州最少，但到明清则不一样。仅以梅州的梅县一县（含梅州区）看，据新编《梅县志》载：梅县历代进士105名（含翰林19人），其中宋代7名、元代2名、明代6名、清代90名。明显表明鼎盛于清代。又，梅州享誉“文化之乡”之称，特别是梅州的客家文化心理素质特别强。客家文化，如民俗、音乐方面虽许多在梅州已失传，但传承下来的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广东汉剧、木偶戏皆是闽粤赣客家区的典型代表。
综上，客家民系成熟、定型于梅州，由于它是客家民系成熟定型后的聚散中心，随着客家人流扩散的影响，梅州型的客家文化传播世界各地，因此，它更具有客家文化的代表性，所以梅州成为客家民系定型后的世界客家人的人文中心，从而又有人把它称为“客家大本营”，把梅州市府所在地梅江区称为“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