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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张资平氏 ( 云南思茅市 肖龙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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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2007-10-28 17:41:31
评张资平氏
云南思茅市 肖龙元
知道张资平的名字是读鲁迅先生著作的时候，知道了他是专写“三角四角恋”的写手，仅此而已。因为我对“三角恋”不感兴趣，也找不到他的书看，所以就对他并没有深入的认识。
以后虽然偶尔在那里见着他的名字，并知道他还是“汉奸文人”时，也一掠而过，如此过了许多年。
二十世纪末，提及张资平名字的文章刊物逐渐有了。我最先看到的是《梅县文史资料》（第十九期），内有丘立才教授写的《张资平其人其作》长文，丘文系统地描述了张资平的生平及其所有作品。由此知道了他原来是同乡，也随即感叹，如此一个人物，几十年里竟还不知道他是梅县人。可见，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残酷无情的岁月里，头戴“汉奸文人”臭名帽子的张资平，谁也不想去提及他，恐无端会给自己惹来无尽的麻烦，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悲哀。
近年来，因为常和梅县老家的文化人连系，对他的事也更多的关心了。去年，梅州作家梁德新老师在《梅州作家》发表了他撰写的《评张资平与他的作品》，看后，总还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不觉技痒，萌生了也要为张资平写篇文章的念头。于是告诉了梁德新老师，帮我找几本张资平写的书来，先看了他的书再说。因为背负着“汉奸文人”臭名的缘故，他的书很难找得着看。想来梅县是张资平的故乡，估计民间多有收藏。
果然，梁德新老师慨然允许，很快就寄来了三本书，《张资平小说选》上下册，（花城出版社，李葆琰选编）。《张资平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于是我一有空就读，三本书看完了，脑子里渐有了轮廓。
这三本书里，我仔细检视了一下；
有处女作《约檀河之水》（1920年6月）
有自传体小说《脱了轨道的星球》
有代表作《苔莉》（1926年7月）
我比较看好长篇小说《长途》。这篇小说写于1928年6月。
从1920年6月处女作《约檀河之水》到写作《长途》，已有8年写作的经验了。
张资平1893年生，他经历了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段时间正是革命风起云涌之时。
《长途》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农村姑娘涂碧云随母亲从岭南乡下长途跋涉来到南国最繁华的都市H埠再到省城，投靠姐姐和哥哥。一个富，一个穷。都容身不下，遂投身夏师长，后又被抛弃。又与从前的同学吴兴国同居多时，吴兴国又抛弃了她……。小说最后让主人公体验到了人生的长途历程。
这篇小说体现了作者对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本质作出了冷静客观的分析，认为革命下去，无论谁的革命成功，中国是无救了。同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做出理性的选择—法治。
且听张资平借书中人物萧作人之口说出来，涂碧云在街上邂逅老乡萧作人，萧作人在城里总指挥部当庶务员。
“……即是党和政分不清爽，同时党和军也分得不十分明了。因为现在以一身兼党、军、政三要职的人太多。至少也以一身兼党政两方的要职。结果军政界的错处就没有铁面无私的党员去指摘弹劾了。……但是过去的三权分立制，也有点好处，就是从没有听见过那一个文明的国家里的内阁总理或大总统兼国会的议长及最高司法院院长的。”
“总之办党的人要专心党务，不要兼政才好。如是个清正的党员，一定辞绝一切兼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是，第一想握军权，其次想得政权；……”。
当时北阀战争刚过去一年。张资平在书中写道：涂碧云听见何参谋称她为同志，身上便起了一阵寒栗。她想革命时代真奇怪，只要认识要人，奉承要人，就可以很快变为一个同志。……对革命真尽了力的人当然是在由长沙至郑州一带的战场惨死了的，湖南广东乡下的，受了生活的压迫想谋一条出路的无告的穷民。只有这些人才算有功于革命。你们算什么东西呢？你们只会取巧，坐享他人以血肉换来的成果吧了。
何参谋要涂碧云出来军政界做事，对她道：“……横竖是挂挂名，领干薪吧了”。
“我只听见很多要人是挂名领干薪的。但他们都是男同志。你真说得奇怪。女同志也有挂名领干薪的权利么？”
“你说话才奇怪。其实女同志比男同志还容易领干薪呢。涂同志如果愿意去，只要天天到去坐坐，可以不做什么事，过了钟点，就回来，满了月就领薪水；……”。
萧作人见了涂碧云，总要发一通牢骚。这次他又对她道：“中国之所以糟，所以穷，虚设机关安插“不劳而食”的人太多，也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革命青年吴兴国，也在涂碧云面前感慨：“但是中国的政界和军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人满之患的”。
时间过去近百年了，现实和现状恐怕还要比那个时候更严峻。
萧作人认为当庶务员是替要人送大款到帝国主义银行去，觉得无聊，辞了职，去办党，在党部服务了。但里面的工作又太没意思，辞了党部的职务后，“就去当小学教员，教了半个多月书，知道教育界更腐败。欲从教育去救中国，那真是等黄河清了。”
但干来干去，社会现实让萧作人觉得：“……我宁可替要人送款到帝国主义的银行去……替要人送款到帝国主义银行去，好像有意思些”。
中国的社会现象，无论谁的革命成功了，都是替要人送大款到帝国主义银行去。所不同的是，科学技术发达的现在只需在帐户上划一下就是了。不劳庶务员押款了。十分的方便。
萧作人的下场一如民众的命运，跟有功于革命的湖南、广东的无告穷民一样，他在沙基惨案牺牲了，算是为革命尽了力。
涂碧云经历了和夏主任的同居岁月后，懂得了“世间人说恋爱，自己便信为真可恋爱，世间人说救国，自己便信为真可救，世间人说革命成功后大家都有饭吃，自己也便深信不疑。其实哪里有什么恋爱，只是情欲吧了，金钱吧了。世间的人们都盲目地为这些欲念所驱使，疲于奔命，哪里还有闲心思为国，为社会，为民众，为恋爱啊！”
这是八十年前中国的情况么？我看是写现在的中国，至少是我感觉着的周围世界的现实。
人的贪婪是无度的，尤其有了权力以后。
革命青年吴兴国后来也对涂碧云说过：“有了五万十万，就想五十万一百万，有了五十万百万，就想五百万千万，有了五百万千万，就想五千万一亿。人的利欲是无止境的。所以中国是无救了。可怜的是多数人给少数人害了，多数人应该起来解决这些少数人啊！”
时代前进了，中国进化到21世纪了。
有了一亿就想十亿，有了十亿就想二十亿。只要还是这个制度，就会有了二十亿就想三十亿，有了三十亿就想四十亿……。
这不是联想，这是现实的中国。近百年来专制制度演绎的现实。
涂碧云与吴兴国同居了一段日子后，又有想法了。
“这个人比夏更卑劣。所谓革命青年，所谓少年将校，都是最卑劣不过的动物。他们做事不负责任，每天只是要钱，今天想钱，明天想钱，无日不想钱，责任是不尽的。他们的日常惯用的手段也只是诬陷及放冷箭，而没有勇气作正面的理论斗争”。
这些书中人物说出来的话，正是张资平的思想。他深知革命的本质与后果。从这些话里，我看出了张资平不热心革命的原因。我不能说他是先知，但从现在的国情来看，革命成功后近60年的演绎仍没有突破他80年前说法的窠臼。
他不像创造社其他成员如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冯乃超诸人一样支持革命和投身革命，自有他独立的思想和政治观点立场，只是他的这种政治观点立场显得孤独，声音微弱，几乎是孤掌难鸣。
他的思想及政治观点立场是什么？法治。
不错，他确实主张法治。
他道：救中国不效法美国，也应该效法日本。《长途》
“日本是法治国家，不像中国有许多曲折微妙的，糊涂了事的折衷办法。在日本不要什么乡绅来调停，也不要什么族人来排解；……”。《她怅望祖国的天野》（1921年4月）
思想独具，眼光犀利，只是孤掌难鸣，被窒息在大革命的浪潮下。
（1945年日本战败后，经过十年努力，又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经过了近六十年，现在仍叫老百姓稍安勿噪，再等几十代人的时间。鸣呼！伟大的民族。现在所谓经济腾飞，说白了不过是靠卖土地等火中取粟的办法，是饮鸩止渴，拔苗助长。）
在当时，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他不能够大张旗鼓地张扬法治。这是逆潮流而动。因为他看清了革命是什么货色，所以他不主张革命，不支持革命，不投身革命。（后来背上“汉奸文人”的臭名恐怕是逃脱不了的了。）
虽然他与创造社其他成员没有闹到公开的分道扬镳，但难免不断产生龃龉。
这里摘抄两段话。
1928年3月，张资平携家眷来上海，本来要参与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但很快就与创造社脱离了。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政治原因。其时，创造社与太阳社正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一次，创造社和太阳社开联席会议，成仿吾硬要拉他去出席，他旁听了一个钟头，就愤然离开会场。参加会议时又带了小女儿张蕴端去，加上小女儿的哭闹，离开时竟让门扉砰地一响关回去以表不满。（丘立才！《张资平其人其作》）
这个细节引起了开会的人的不满。
我们来看张资平自己的辨白。
“记得有一次创造社和太阳社开联席会议，……吾因为带了小女儿来出席。给她闹昏了，中途确退了席。吾抱着小女儿临走时，没有把会议室的门关好，这是吾的错误。但随后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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