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魂加剑器
才华冠三军
潇洒说将风，叶帅独称雄。帷幄夸参座，外交骑士功。诗情伴烽火，谈笑除四凶。欣逢八十诞，自赋述一生：
八十毋劳论废兴，
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
侪辈追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
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
满目青山夕照明。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的关键时刻，曾有一位起过力挽狂澜作用的突出人物，那就是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作为一个文武全才的领导人，他大智大勇，在沧海横流中显出英雄本色。他之所以能如此，正出于一颗热爱党和祖国的赤子之心，以及毕生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生平
出身侨乡，闯过南洋，在国民党军中官至少将师长，却毅然加入共产党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农村一个小商人之家。他5岁时入私塾，学习之余还要做繁重的家务劳动。在入三堡学堂、东山中学时，除文史诗词成绩突出外，他又兼习军事体育，尤精剑棍。日后他文武全才，正是在此时打下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叶剑英当过小学教员，依侨乡的习惯于19岁时到马来西亚谋事。因受歧视和遭资本家欺压，他愤然于1917年回国考入云南讲武堂，想走从军强国之路，自改名剑英。
两年半后，叶剑英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他谢绝挽留，返乡入粤军任参谋、炮兵教官，并曾在1923年陈炯明叛变时，亲自操炮向叛军开火，以掩护孙中山脱险。后他任旅参谋长、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团长、副师长，北伐战争中因立战功升少将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时曾拉拢他，叶剑英却抛弃每月可得上万薪饷的地位，赶到武汉向中共提出入党申请，并得到周恩来批准。
1927年秋，叶剑英接受党的指示返回广州，在国民党军张发奎的第四军任参谋长，暗中掩护由“C．P分子”（共产党）和“C．Y分子”（共青团）为骨干的教导团筹划的起义。同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他任红军副总指挥。翌年，他赴苏联入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原中山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1930年秋，叶剑英回到上海，与刘伯承等一同翻译了苏军的条令。翌年春，他进入赣南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负责参谋部，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会的首任参谋部长。继刘伯承之后，叶剑英成为人民军队的第二任总参谋长。
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内长期任参谋长；是“中共外交三骑士”之一；北平解放后为第一任市长；广州解放后任市长兼广东军区司令员；粉碎“四人帮”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2年，叶剑英与刘伯承对调，任红军学校校长。长征中，他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指挥部参谋长。他曾因向中央报告张国焘分裂党的企图，后来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到达陕北后，叶剑英任一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任八路军参谋长。由于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同周恩来、董必武并称为“中共外交三骑士”。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回延安主管总参谋部工作。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随后再赴国民党统治区，任美、国、共合组的军事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1947年，他率军调部最后一批人返回延安，随后去晋西北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负责对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所率的中央机关实施保障。
1949年北平解放后，叶剑英为中共中央派出的首任北平市长。同年秋，他又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率干部南下，广州解放后，任市长兼广东军区司令员。1953年，他调回北京，主管军训等工作，并任军事科学院首任院长。“文革”后期，老帅中间只有他在位主持军队工作。1976年10月，叶剑英坐镇指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在新的历史时期，德高望重的叶剑英曾任党中央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后来他因“身欲奋飞兮病在床”，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1986年逝世，享年89岁。
背景
他同毛泽东、陈毅一样，都是诗人兼革命家、军事家。这种人生道路也向人们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革命、对外开放相结合，能够培养出适合中国特色需要的杰出人才
叶剑英与周恩来、刘少奇等许多中共早期领导人出生于同一时代，同样成长于革命与救亡为国内主旋律的时代。他的独特之处，又在于生长于广东侨乡。自明清以后，中国大地就出现了南北贫富倾斜，在居民迁移流向上，俗称“宁向南翻三座山，不向北挪一块砖”，闽粤的人再穷便出海闯南洋。叶剑英本人也有过出洋经历，然而他还是回到苦难的祖国，由到旧军队中从戎走向参加共产党革命之路，并以特有的才华在党内军内成为智多星式的“参座”。这除了特定时代的革命风潮影响，还在于他有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
在党内军内的高层领导中，毛泽东很称赞叶剑英的文才，尤其说他“善七律”。从少年时代起，叶剑英便如痴如醉地钻研名人诗词，积下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再加上走出国门开拓眼界，更激发了救国情怀。叶剑英同毛泽东、陈毅一样，都是诗人兼革命家、军事家。这种人生道路，也向人们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革命、对外开放相结合，能够培养出适合中国特色需要的杰出人才。
故事
与日本教官以真刀劈赛，最后对手按“武士道”规则交出佩刀认输
在广州起义中手提驳壳枪，哪里枪声最激烈，就赶到哪里指挥
叶剑英在粤军和中国革命军队中长期任参谋长，多年来有“儒将”之名。其实他的武功也远超过常人，在捍卫民族尊严和革命战争中不惜舍身相拼。
他在云南讲武堂就读时，校内所聘剑术教官是一个出身武士之家的日本中尉。此人经常欺负中国教员和学生，甚至违反只能用竹剑劈刺的基本规律，扬言谁敢与他比试就要用真刀。叶剑英见状积愤在胸，通过仔细研究此人特点，苦练半年，向他提出挑战。那个日本教官大感意外，上场便大吼着狂劈，被叶剑英一一挡过，几个回合过后，日本教官便乱了阵脚。叶剑英一招过去，使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只好按“武士道”规则鞠躬交出佩刀。
广州起义的第一天，身为副总指挥的叶剑英一面筹划全局，一面到第一线直接指挥。因起义官兵不大会用炮，他便亲自教他们如何瞄准目标和开火。战斗进入第二天形势恶化，叶剑英手提驳壳枪，哪里枪声最激烈就赶到哪里指挥，一天下来脸都被硝烟熏黑了。在此后的战斗中，叶剑英多次遇险，腿上还一直留着长征途中被炸伤后未能取出的弹片。
叶剑英1986年去世后，骨灰安放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与当年并肩战斗并牺牲在长堤的战友们永远厮守。
长期身居国民党统治的虎穴，却谈笑自若，以卓越的才识让对手敬服
“文革”初期，在京西宾馆当面怒斥江青，因拍桌子过猛，竟造成掌骨折断
叶剑英曾长期与国民党当局周旋，经常被特务跟踪监视，一生中多次遭遇暗杀袭击，他却以大无畏的气概，身居虎穴而谈笑自若，并以卓越的才识让对手敬服。抗战初期，他应邀到国民党办的南岳游击战训练班当副教育长。面对周围的敌意，他以坦荡的气概相对，并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国民党军官们说明共产党能够以弱胜强，就在于能与人民打成一片。顽固反共的教育长汤恩伯听了也不禁感慨万分，当众指着叶剑英对部下们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群众是鱼水关系。”
叶剑英以公开身份驻国统区时，还主管一些秘密工作，如深入军统电台的张露萍小组即由他掌握。驻北平时，他曾想出一些巧妙的接头办法，如外出时为甩掉跟随的特务汽车，把车开到东安市场前突然刹住，然后跳下来消失于人头攒动中。特务们只好在他的汽车旁等候，谁知叶剑英已到另外一个门口，乘上地下党准备好的汽车赶到秘密联络点。叶剑英任广州市长时，明知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派人来暗杀，仍经常到群众和各方人士中去。一次，他乘车回东山，发现一辆可疑的卡车在路边，警卫让他低头时便飞来一串子弹。警卫还击后卡车逃走，叶剑英下车时指着车上的弹洞笑着说：“就凭这枪法，用不着大惊小怪嘛。应该想法通知毛人凤，再派特务来行刺，非带来一门美式榴弹炮才行。”
“文革”开始后，他于1967年2月在京西宾馆当面怒斥江青，因拍桌子过猛，经医院检查发现右手第五掌骨折断。1976年，他对付“四人帮”那几个跳梁小丑时，精心运筹，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历史使命。事后，他用毛泽东的诗句形容此事———“无限风光在险峰”。
最新回复
作为一代“儒将”，叶剑英素负盛名。他曾是云南讲武堂的优等生；作为大总统的随员，亲自保卫过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参加讨陈东征，继而参谋北伐，通电讨蒋；在大革命低潮时期，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无不像谜一样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村一个小商人家庭里。
叶剑英的父亲叶钻祥，自幼习武练功，曾在梅县考取武秀才，但无官可做，只好在家乡做小本生意。他为人耿直宽厚，常帮别人杀猪、打鱼，有时兼作“水客”，出洋为华侨和侨眷捎钱送物，很讲信义，受人敬重。叶剑英的母亲为人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他们共生了四男四女，由于贫病交加，其中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叶剑英还算幸运，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勉强活了下来。父亲给他起名叫叶宜伟，希望他能健康长大。由于生活贫苦，他的两个妹妹都当过童养媳。
宜伟从小爱劳动，爱学习，经常帮父母做家务，边干活边学习认字、算数。7岁时，父母省吃俭用，送他去雁洋私塾念书，以后又转入新学堂读书。
1908年宜伟念完了私塾，这时家境也稍为好转些，父亲便送他到雁洋10几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在学堂里他学习勤奋，生活艰苦朴素，晚间经常读书到深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锻炼身体。他聪敏好学，学习成绩科科优良，特别擅长写诗作文，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作为同学们的范文。
少年时期的叶剑英，其不畏权势，敢于向恶势力挑战及有勇有谋的性格便已显露端倪。当时，中国长夜如磐的封建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震颤，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正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王朝猛烈冲击。这种冲击波也波及到偏僻古老的梅州城。
叶宜伟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一些革命书籍，知道了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前夕，他和几个同学跟随进步老师林修明先生来了个“头上革命”，剪去了辫子。
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顽固保守的乡绅骂他们“无法无天”。宜伟他们由于得到校长谢鲁倩和进步老师的支持，就跟他们论理，还鼓动别的同学也来个“头上革命”。剪辫子的风潮，使少年叶剑英壮了胆，向旧势力抗争跨出了第一步。
当时，清朝政府已十分腐败，民不聊生。丙村圩镇地处从潮州上梅县的河岸边，常有乘船路过的清潮州府官兵上圩场劫掠老百姓的财物。百姓不堪其苦，却敢怒不敢言。
“潮勇”明抢强夺的事，也惊扰了三堡学堂的师生。那时学校的大部分经费来自镇上卖肉上缴的“牲口捐”。每逢肉铺被抢，官府不管，总有肉店老板跑来学校告状，要求减免捐税。
一天下午，四个清兵又上丙村圩抢掠财物，镇上的人又来求援。叶宜伟和和一些高年级同学在校长和老师率领下去找“潮勇”评理。
几个耀武扬威的“潮勇”在师生们的说理斗争下，被迫交出牛肉等财物，然后被师生们带到学堂。开始，那四个家伙很嚣张，同学们便把他们关起来。关了一夜，这些家伙只好低头认罪。第二天，同学们将他们押送县衙门处理。
三堡学堂师生打“潮勇”一事惊动了梅州和潮州府。从此，潮州府的清兵再也不敢轻易到丙村去骚扰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叶宜伟开始注意习武，还写了一篇《论兵》的文章，开头一句便是“兵之物，大矣哉！”
1912年，叶宜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三堡学堂，考入梅县务本中学。不久广东军阀政府责令将务本中学由私立改为官办，改名为梅州中学，并派来个官方校长，盘剥尤甚。为反对校长欺压学生，叶宜伟和一部分反对官办和官方校长的师生毅然脱离梅州中学，搬到叶家祠上课。后来又搬到晚清著名诗人和学者黄遵宪先生讲学处的东山书院，另建学校。叶宜伟认为“东山”二字很好，便提议将校门定为“私立东山中学”，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赞同。所以要标名“私立”二字，就是要同当时腐败的官办学校区别开来。尽管叶宜伟当时还是一个学生，却敢于领头与官方斗争，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创立了一间名望很高的中学，这确实是个极不平凡的创举。
叶宜伟深知东山中学来之不易，更加珍惜时间，发愤读书。他尤其酷爱史书和古曲文学诗词，许多大家名篇，他都能背诵如流。这为他日后写作旧体诗词打下了良好基础。
叶宜伟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文体活动也很好，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在学校师生中享有威望。同学们说他“学问好，身体健，交游广”。正因如此，他被大家选举连任两届学生自治会会长。教师、学生都很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公认他是“东中”的学生领袖。
1915年秋，“东中”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大家请叶宜伟为《同学录》作序，他欣然命笔，在序中写下了“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的字句，鼓励同学们要立志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干一番事业。
讲武堂的优等生
叶剑英离开东山中学以后，回到雁洋横山，一面在小学任教，一面写信给在马来西亚怡堡的叶宜桐堂兄，要求出洋谋生。1916年，堂兄叫“水客”带叶剑英经汕头、香港、新加坡，到达马来西亚怡堡的伯父家里。当时身无分文的叶剑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可以说是“揩条裤带谋生路，漂零直下七洲洋。”
在怡堡等待叶剑英的是艰苦、穷困的生活。当时的马来西亚，是英殖民主义剁肉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贼也妄图卖国称帝。人民怒不可遏，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国内“讨袁”的胜利，使漂流海外的叶剑英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逐渐认识到：所谓”东亚病夫”是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中国人民只有革命，打倒列强，才有出路。
叶剑英在怡堡托亲求友，到处找工作，但总是碰钉子。
就在叶剑英谋生困难的时候，云南讲武堂派人到马来西亚怡堡招生来了。叶剑英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投考讲武堂，结果被录取。
1917年夏，由堂兄宜桐等人凑足旅费回国赴昆明入学。
为了表示自己从戎的决心，他入学时将名字改为叶剑英。
云南讲武堂创办于清末时期，民国以后不断扩充，在护国讨袁斗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叶剑英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学校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他学的是炮兵，属第十二期学生。当时学校的一切都照搬日本士官学校那一套，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禁止阅读规定以外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坚持勤学苦练，还是读了许多军事理论书籍。由于他刻苦用功，所以军事考试、测验或沙盘作业等，成绩都属优良，连教官也钦佩他的才干。
当时由于学校禁止而没有组织华侨同学会，但凡有重大事情，大家都自发地在昆明两粤会馆聚会，商讨大事。在这里，叶剑英成为群众的首领。
尽管当时学校空气沉闷，叶剑英还是尽量与外界取得联系，关心时局。其时主办讲武堂的云南督军唐继尧标榜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经常来校宣讲所谓“致良知”一套学说，却避而不谈孙文学说。这使一向敬仰孙中山的叶剑英很是反感。
一天，他听完唐继尧的“训话”，当即站起来问道：
“请教督军，你讲的王阳明学说，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什么相同之点？”
问得唐继尧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叶剑英不但注意分辨政见的是非，用进步思想充实自己的头脑，还苦练军事技术，提高自己的本领。他曾苦练武术，使讲武堂一个骄横的日本教官甘拜下风，不再小瞧中国人。
1919年冬，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三年的学习，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保卫孙中山
学有所成的叶剑英，满怀抱负，希望能投身到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斗争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年青的叶剑英从昆明回到故乡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尽力。
这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建立的护法军政府，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头子所把持、孙中山受排挤被迫于1918年5月4日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叶剑英拒绝了桂系军长兼潮州镇守史刘志陆的挽留，前往漳州，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1920年8月，担任炮兵连长的叶剑英参加了粤军回粤、驱逐桂军陆荣廷、莫荣新之役。
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叶剑英受吴铁城的邀请，留在军政府副官处做事。由于他工作成绩优异，吴铁城对他非常满意，经常夸奖他的才华，还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非常大总统），不久，叶剑英经吴铁城的介绍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随孙中山一起入桂，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陈炯明阻挠北伐。孙中山回师广东。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从桂林经梧州，东下广州。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军围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化装脱险，前往驻长堤天字码头的江防司令部。叶剑英奉江防司令陈策之命，护卫孙中山前往黄埔。在孙中山蒙难50多天的日子里，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亲率士兵巡逻，忠贞不渝地保卫孙中山的安全，直至孙中山于8月9日离开广州。
在此期间，叶剑英与在广州的云南讲武堂华侨同学，通电声讨陈炯明的叛变行为。港澳和华侨各埠报纸纷纷登载、转载，在舆论上引起强烈反响。
1924年初，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为培养革命的军事干部，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于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当时，年轻的叶剑英已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时他已被擢升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作为粤军的代表参加了军校的筹备工作。
1924年5月5日，军校开课，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负责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并讲授兵器学课程。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中，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很受学员欢迎。聂荣臻称赞他是当时军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在黄埔军校，叶剑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逐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虽然暂时没有被吸收入党，但他没有灰心，继续接受党的考验。
叶剑英虽然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但他为贯彻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在创建军校中所作的贡献，是不会泯灭的。
东征角群雄
风云突变。正当叶剑英在广州专心致志训练新编团的时候，叛军头子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共商国策之机又兴兵作战。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方兴未艾，革命犹如旭日东升。1925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战争开始时，叛军分编7个军，号称8万人。东征联军分左、中、右3路进军，右翼军主要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粤军第二师、第四师军部组成，共约万余人。叶剑英所在的第二师下辖两个旅，共约8000人，经过一年整训，军事政治素质虽不及黄埔学生，却是粤军中的佼佼者。
作为东征先锋的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率领下一月底从广州出发，沿广九路向平山、淡水进发，在叶剑英“四猛”（即猛进、猛攻、猛追、猛扑）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全师官兵英勇善战，旗开得胜，一路过关斩将，并协同友军作战，于二月中旬攻占淡水。在这次战斗中，叶剑英不仅参与指挥，还冒着枪林弹雨联络友军，协攻敌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干。被誉为智勇双全的一代儒将。
淡水一仗打得很艰苦，但这一仗使大家信心倍增。军威大振，为第一次东征奠定了胜利基础。
这次东征，革命队伍锐不可当，叶剑英第1次与黄埔学生并肩作战，亲眼看到学生军革命热情高，群众纪律好，指挥很有条理，心里很是高兴。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东江及潮梅一带的工农运动发展很快，群众纷纷起来支援东征军，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打垮了兵力众多的陈逆叛军，这使他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向共产党又靠近了一步。在这次东征中，也更显示了叶剑英的军事指挥才能。
3月东征军攻占梅县后，叶剑英奉广州大元帅府命令任梅县县长。
叶剑英在梅县当的是“革命县官”，体察民情，建立新政，除暴安良，改善军民关系。当时梅县有个和尚头，向来为非作歹，霸道一方。他听说来了“革命县官”，便派人送上300块光洋，想拉拢县长。叶剑英知道后，严厉地教训了他，说：
“金钱买不动我这个县长的心！“并悉数退回光洋。后来根据群众揭发的罪恶事实，将这个恶僧镇压了，民心大快。
人们还传说这样一件事：一次叶县长巡查营房时。听到屋里有吵嚷声，进去后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便耐心询问房东，开始谁也不讲，后来大家被县长亲切的态度感动了，才说出黄营长占用了房东一间准备要娶媳妇的“新房”的事。叶县长听后找到黄营长，以严肃又和霭的口气劝他搬家，说：
“黄营长，如果找不到地方，可以搬到我那去住吗！“这位营长很快就搬出了“洞房”。
第1次东征后，广东国民政府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久，窜逃在闽赣边区的陈炯明叛军，乘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机，再次窜回韩江、东江地区，盘踞惠州。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2次东征。叶剑英率新编团参加这次东征，再立战功。十一月，东江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统一。后来，叶剑英部改编为教导团，任团长，后任师参谋长，直至兴师北伐。
挥师北伐 通电讨蒋
两次的东征胜利，使叶剑英深深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几年数次征讨陈炯明、林虎等叛军，战果不大，而这两次不到数月时间就把数万之众的陈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他逐渐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非革命不足以图存；非建造有主义、有组织、有力量之党，不足以言革命。”不过，这个党已不是日益腐败分化的国民党，而是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广东国民军开始北伐。北伐中，叶剑英任中路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的参谋长，总指挥是国民党老右派王柏龄。
由于王柏龄与一师代师长王俊不听叶剑英的劝告，招致战斗失利，部队受到损失，蒋介石听说后特意召见了叶剑英。
蒋介石一见面，寒暄几句就说：
“你来了，好，现在一师无人胜任指挥，你就当一师师长吧！”
叶剑英感到很突然，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怕靠不住，就借口说：
“我身体不大好，等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是愿当参谋长。”
平定江西后，蒋介石将孙传芳部的俘虏集中到吉安，有六七千人，编为新编新二师，又委任叶剑英为师长。
蒋介石如此欣赏叶剑英，不单是看重他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曾追随孙中山周围，深得孙中山、廖仲恺的器重，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颇有影响，思想上又比较进步，所以想把叶剑英拉过去，一举两得，一来为己效力，二来免得为共产党所用。然而蒋介石的这个如意算盘却打错了。
叶剑英领导的新编师成分复杂，但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公开），当时吉安的革命气势也很盛。生活在这个革命环境中，进一步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叶剑英的思想倾向也更加进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撕破伪装，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宁汉对立，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每个革命志士面前的大问题，必须迅速作出抉择。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叶剑英毅然决定“弃宁归汉”，走上革命反蒋的路。“革命成功阶级灭，慰祝苍生乐大同。”这是叶剑英的革命理想，为革命可抛弃功名富贵。这个身在敌营中的革命者，亲手起草了一封“通电全国讨蒋”的电文，宣布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使军界大为震动，蒋介石听说后将信将疑，待弄清事实真相，叶剑英已离开吉安到武汉去了。
在武汉，叶剑英随张发奎的部队参加了第二次北伐，攻打奉系军阀，获胜后任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叶剑英随师返回武汉后，形势日益恶化。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蒋汪“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使叶剑英又一次受到了反面教育，更加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当时，第四军内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最多，张发奎、黄琪翔对共产党的态度也较接近。叶剑英结识了更多的共产党员，直接受到党的更多的教育，入党的要求更强烈了。第四军政治部有一位1925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李安，与他是老乡，交往密切。叶剑英恳切地向他吐露心声，第二次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李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表示，这个人我了解，可以入党。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叶剑英受到长期的严峻考验，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便于27年7月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当时非常秘密，很少有人知道，直到9月在江西万安因工作需要，才第1次通知他参加教导团共产党的会议。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叶剑英这两句诗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是他从找党到入党，走过曲折道路，经过长期考验的生动写照。
从此，叶剑英抛弃高官厚禄，从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军官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的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作出了不朽贡献。
“大丈夫何患乎文凭”
叶剑英于1897年4月28日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原名宜伟。父亲叶钻祥，年轻时曾考取过清朝的武秀才，但却无用武之地，只得靠摆摊经营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叶剑英兄弟姐妹共八人，由于贫病交加，有四人夭折，只有他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在苦难中长大成人。
梅县虽然地处山区，但由于华侨众多等原因，与封建思想文化对立的新思想新文化在这里传播得较早较快。叶剑英七岁入私塾时，梅县已经开始提倡新学。因此，他很快就告别“子曰”、“诗云”那一套，转入雁洋堡怀新小学堂学习国文、算术等新课程。11岁时，他进入丙村镇三堡学堂，他的老师中，有一个名叫林修明的，思想激进，常给学生们讲官逼民反的故事，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林修明后来成为广州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之一。在林修明等进步老师的教育影响下，叶剑英与一些胆大的同学，首先剪掉了自己头上的长辫子。
在家乡东山中学求学期间，叶剑英由于品学兼优，连续两届被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会长。他曾在学校后山的油岩上题诗一首：“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表明了报效国家的志向和对大同世界的向往。
东山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前夕，学校决定举办教学成绩展览，以迎接省教育部门检查。叶剑英作为学生自治会长，在参加办展览过程中，主张把规模搞大一些，超过梅县的教会学校和官办学校。校长怕得罪官方和洋人，不同意这样做，因而发生了争论。校长认为叶剑英对他不尊重，以扣发文凭相威胁。叶剑英一气之下，卷起铺盖提前一个月离开了学校。校长托人转告他，以“认错”为前提，回校领毕业文凭。叶剑英回信表示：“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大丈夫何患乎文凭！”
中学毕业后，家中无钱送他继续上学深造。为了谋生，他只好漂洋过海，到了马来西亚的怡堡，投靠几位伯父，在堂兄的帮助下，进一所小学当中文教员。
就在叶剑英苦闷彷徨之际，传来了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代表到南洋宣抚华侨，并招收一些华桥子弟回云南入讲武学校就学的消息。叶剑英毅然报名投考，被正式录取。
咬紧牙关坚持
讲武学校原名讲武堂，创办于1907年，地址位于昆明西北隅的承华圃。学校不少留日归来的教员，都是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会员，因而学校受新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较深。1915年袁世凯称帝。孙中山组织护国讨袁。以云南讲武堂学生为骨干的云南护国军在入川作战中，大败北洋军，对整个护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讲武堂的历史和传统，对后来的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叶剑英入学以后，成为第十二期特别班的一名学生。他踌躇满志，在给弟弟道英的信中说：“当今天下混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有胆识，有军事技能者为前驱；有文才，有谋略者为后盾。”为了表示自己投笔从戎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宜伟”改为“剑英”。讲武堂的校规十分严格，教育方法完全模仿日本士官学校的那一套，学生几乎没有个人自由。唐继尧在给这批新生第一次训话时，就宣布说，凡是讲武堂的学生，都要遵守铁的纪律，这种纪律，就是八个字：严格专制，绝对服从。叶剑英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多数时间在学校里度过，虽也经历过一些苦日子，但却未吃过这等苦。训练了几天以后，几位同学都叫起来了。叶剑英也感到有些吃不住劲，和大家一同发起了牢骚。不过，他转念一想，自己早就想投笔从戎，现在有了这难得的机会，遇到点苦就“熊包”了？他暗下决心要坚持下去。
一天深夜，他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忽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声。随后，队伍出发，进行越野跑步。天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队伍到了哪里？目的地在什么地方？到达后将如何应付情况？大家一概不知。叶剑英背着背包扛着枪，跟着队伍，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内衣早被汗水湿透了。更糟糕的是，他这时一泡尿憋着，想离开队伍，痛痛快快地撒完尿再跑，又担心掉队，只好憋着，还是一步一步紧跟着队伍，生怕掉了队。时间过得真慢啊，怎么目的地还没到呢？他有点坚持不住了，但眼下的情况不允许他停下来，他只有坚持，咬紧牙关继续跑。就这样，一直跑到凌晨，他们才返回了营房。叶剑英晚年同传记作者们谈话时，回忆起当年在云南讲武学校夜间紧急集合的事，仍对那种紧张、严格的训练生活十分感慨。
入伍训练结束后，叶剑英和同期同学转入了普通学科和军事学科教程的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国文、伦理、器械、算术、数学、地理、历史、英文、法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工作教范等。由于叶剑英原来在中学时的基础打得好，加上他学习用功，成绩渐渐在同学中崭露头角。
练勇练谋
经过一年的军事基础知识的学习，第十二期学生开始分科。学校共设步、骑、炮、工四个科。叶剑英被分到炮科，学习炮兵技术和战术，他较快地
掌握了测距、射击等要领。叶剑英在学习中的表现，渐渐引起了炮科科长王柏龄的关注。王曾赴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他是学校拥护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骨干之一。轮到他上课时，他常向叶剑英提问。有时，他还在课后与叶剑英谈一些时局方面的问题。叶剑英明显表现出拥护孙中山的倾向，使王柏龄更增加了对这个学生的喜爱。
按照学校的要求，各专科的学生除学习本专业知识外，还要学习其他几科的知识。在学习骑兵知识的时候，叶剑英又遇到了一位好教官——骑兵科长林振雄。林与叶是广东梅县老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他精通骑兵技术、战术，无论马上马下，都能劈刺、格斗。每逢林教官上课时，叶剑英的兴趣总是格外高。闲暇的时候，叶剑英还常常找这位老乡个别请教，渐渐地，他的骑术和劈刺术也有了很大提高。
学校有一名日本教官，为了炫耀自己的劈刺技术，常常主动找人比武。许多人都比不过他，叶剑英同他对劈了几回，也输在了他手里。日本教官得意忘形地声称：“在讲武学校，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对手。”叶剑英决心要争一口气，同宿舍一位叫金至顺的朝鲜同学愿意为他陪练，他们一起坚持了几个月。林振雄教官也对他们多次进行指点。
那日本教官听说了叶剑英苦练劈刺技术的事，一天遇见叶剑英，就以挑衅的口吻说：“小伙子，练得怎么样了？敢来试试吗？”“教官，我愿意再次领教您高超的剑术。”叶剑英平静而自信地答道。第二天，双方提着比武用的剑，穿上防护服，来到操场较量，许多教官和同学都来观战。日本教官“嗨——嗨”地大叫，发起进攻，连劈数剑，企图速战速决。叶剑英以守为攻，沉着应战。战了十来个回合，叶剑英发现对方情绪焦躁，气势渐弱，立即抓住时机，转守为攻，大喝一声，举剑凌空而下，直劈对方胸部。对方慌忙举剑来挡。叶剑英“当”地一剑劈在对方的剑上，并死死摁住，加劲下压。这时，只听日本教官说：“不要太重！不要太重！我认输了！”人群中响起了喝彩声。日本教官颇讲义气，他走上前来拍着叶剑英的肩膀说：“小伙子，我服你了！”他将自己喜爱的一把战刀送给叶剑英，作为纪念。
讲武学校丰富的藏书，为叶剑英敞开了又一个求知的天地。他课后常常跑到学校藏书楼，广泛涉猎古籍。他的兴趣逐渐集中到古代兵书方面。《孙子兵法》十三篇，他反复研读，越读越觉其内容精博深邃。对其中的“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用间篇”等章，下功夫尤深。他分析、研究了一些古代战例，总结其得失，进一步加深了对兵法的领悟。他还很推崇诸葛亮的治国用兵之道。早在上中学时，他就从《三国演义》等书中认识了诸葛亮。隆中对，赤壁之战，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历史典故，他已十分熟悉，并曾在东山中学前的状元桥头摆阵，给同学和附近居民讲三国。不过，那时主要是觉得这些历史故事有趣，讲给大家听听，是一种消遣。而在讲武学校，重新研究诸葛亮其人其事，则是一种军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使然。通过对诸葛亮军事理论与实践的钻研、借鉴，叶剑英对军事谋略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毕业证书：最优等
叶剑英生性活泼，爱好交游。他交往的朋友中，既有从海外回国求学的华侨同学，也有国内入学的学生。昆明城南的马街上，有一处“两广会馆”。每到节假日，叶剑英常与同学到这里聚会。慷慨陈词，吟诗唱和，抒发豪情壮志。在题为《夜宴》的诗中，叶剑英写道：“月满危楼花满园，花前月下宴王孙。频移杯影浑忘醉，几次琼香对笑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活跃的叶剑英，对沉闷的政治空气渐渐感到压抑，并产生了反感。
在护国讨袁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学校里曾经云集不少革命人士。他们常给学生传阅进步书刊，灌输孙中山的思想和主张。后来，云南省都督唐继尧野心越来越大，一心扩张个人势力，企图霸占西南。他表面上拥护孙中山，暗地里却私通北洋军阀，排挤孙中山。他竭力在讲武学校培植亲信骨干，处处打击那些拥护孙中山主张的行政长官和教官。他向学生灌输的是：“军人不问政治”，“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进步的政治书籍被禁止阅读，谈论革命或政治则要受处罚。但是，他对明代学者王阳明却很崇拜，标榜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
一天，唐继尧到校对学生进行“精神训话”：“讲武学校是军队指挥官的摇篮，你们将来都要成为栋梁之材，因此，要潜心习武，提高技能学识，莫问其他。”叶剑英心中颇不以为然：“你自己不是曾经高喊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吗？怎么又要我们只潜心习武，莫问其他呢？”当听到唐继尧要求同学们用王阳明反求内心的方法，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时，叶剑英大胆提问：“请问都督，您讲的王阳明学说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唐继尧被问住了。他早就同孙中山貌合神离了，对孙中山的主张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哪里知道两者的什么关系？只能结结巴巴地搪塞几句，草草收场。
1919年12月，叶剑英学完讲武学校各科课程，顺利毕业了。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上写的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炮兵科学生最优等”。1920年1月30日，学校又颁布授衔令，授予叶剑英陆军炮兵少尉军衔。这是叶剑英军事生涯中获得的第一个军官军衔。他正是从这个军衔起步，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终于达到了现代中国军人军衔的最高殿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叶剑英毕业的时候，学校准备留用他，分派他做宣抚特使，到南洋去招收新的华侨学员。但叶剑英对唐继尧把持学校的种种做法早就不满，不愿意为唐效劳，因而没有接受学校的委派，毅然决定回到广东，另寻用武之地去了。（贺春摘编）
摘自《中国元帅叶剑英》丁家琪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文汇报》2003年1月20日
毛泽东撒手人寰。江青等人加紧篡党夺权。严峻时刻，叶帅等人以静待变.
俗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76年这个不祥的龙年．真个是灾祸横行、大难不止的灾年。中华儿女经历了大多的灾难，失去了太多的亲人，洒落了太多的眼泪。
这一年7月，更是灾上加灾。
7月1日，党的55岁生日这一天．中国老资格共产党领袖之一张闻天因遭受林彪、“四人帮”的长期迫害，含冤逝世。
紧接着，“红军之父”朱德委员长又于7月6日与世长辞。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元帅，戎马一生，大战三百，小战五千，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7月8日．叶剑英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站在灵床旁边向朱老总作最后告别，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回忆起自己从1927年在南昌与朱德初次相会以后，长时期在他麾下战斗和工作的情景。总司令那威武的身躯，慧和的面容，善良的秉性，长者的风厦，卓越的才能，还有那优美的诗句，在他脑海里翻腾起来。现在这位举世闻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军事家安祥地躺在他平生喜爱的兰花丛中，那严肃的表情，微闽欲睁的双日，留下了终生遗憾。叶剑英想起朱老总晚年所受的“窝囊气”的凄凉境遇，想起他老人家豁达宽厚，保持晚节，把自己的情操寄托在平生喜爱的高洁清馨的兰花上，不禁含着热泪，深情地默哀：安息吧!总司令，让君子兰伴你长眠。让我们把您想办的事情办完、将星陨落，举国哀恸。天降大雨，华北大地底层深处的岩浆也在滚动。
江青一伙庆幸朱德去世，在他们走向纂党夺权的道路上，又搬走了一块“绊脚石”。于是，趁热打铁，紧锣密鼓，继续“批邓”，追查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向中央领导同志发动攻击。
“四人帮”经过密议，于7月份炮制了一个以王洪文名义提出的全面纂夺党政军大权的计划。
为了配合这个“计划”的实施，王洪文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让秘书班子代为起草，大意是，“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后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
在“四人帮”抢班夺权的一片喧嚣声中，老一辈革命家提高了警觉，加紧了串连活动。朱德逝世两周刚过，为国事担忧的康克清带着女儿朱敏离开万寿路甲十五号的住宅，乘车向西山疾驶而去。
人们熟知的这位著名的红军“女司令”，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袖之一，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此刻，她忍受着巨大的悲痛送走了亲人后，第一件事想到就是要把朱老总的最大心愿和最后嘱托迅速转告叶剑英和聂荣臻两位元帅。
这就是康大姐冒着酷暑，来到西山的目的，笔者事后访问康大姐，她
回忆了此行的经过情形。
当时，叶帅走出门外．亲自迎接，带着康克清走进客厅里边的小办公室里。
叶帅轻声地问道：“老总临走时有什么交代’大姐把身子往前挪了挪，告诉叶帅：老总对“四人帮”十分憎恨，有一次，他在神智还清醒的时候，嘱咐我：“你不要害怕！那几个人，谁都讨厌你去问问农民，他们愿不愿意让地主回来?去问问工人，他们愿不愿意资本家回来，去问一问社会上所有的人，谁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些人—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的！”
康大姐当时担心“四人帮”把黑手已经伸到了军队，老总说：‘你不要怕！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县以上的干部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叶帅听了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朱老总的胆识，连连赞叹说：“老总有这样的分析啊!”并且以目示意，表示明白了，请大姐放心。
此时，康克清虽然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元帅正在考虑对付“四人帮”的大计，但是当着他的面，说出了老总要说的话，心里踏实多了。她告别叶帅，离开十五号楼，转向一号楼．去看望聂帅，又向他表达了朱老总对“四人帮’深恶痛绝的态度和充满斗争胜利的信心。
两位老战友正做深谈的时候，叶帅也急勿勿地过来了。
“四人帮”的例行逆施惹怒了“天庭”，又—次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人间。
7月28日3时42分，一道蓝色的电光穿越人生，伴着轰隆隆的巨响，闪过河北冀东大地。狂风呼啸，惊雷震荡。在距离唐山地面16公里处的地壳中，发生了强烈地震。倾刻间，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被夷为平地。
整个华北大地在剧烈震颤。
京郊西山和北京所有地区一样，发生猛烈的震撼。窗户口玻璃哗哗作响，办公卓上的茶杯和书籍互相撞击。
刚刚入睡的叶帅从震颤中惊醒。他以一个军事家特有的敏感，立刻意识到是大地震，遂霍地下床，喊周围的同志快起来，并拿起电话机。亲自询问国家地震局，查明情况。
叶剑英为地震灾难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唐山大地的自然震动止息了。但是，“恐震症”却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北京城，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在长长的长安街两侧．在所有的公园、麓坪和空地上都搭起了防震期，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从高楼大厦和低矮平房里搬出来，住进了各式各样的窝棚。
叶剑英在西山的十五号楼门前也搭起了两间绿色帆布的房间：以供他和随员临时办公休息。
在此前后到西山避暑、避震的，除了聂荣臻等老革命家们之外，还有杨成武、陈锡联等，他们也是同叶帅多有交往，互通消息的。这期间，从山下上山看望叶帅的人接踵而至。来人多半是借口问候地震后的老帅平安、实际上是来探听“风声”，摆“龙门阵”，明里暗里提出对付“四人帮”的各种建议的。叶剑英总是同每个同志亲切交谈，婉转地回答各种问题，尽量满足“客人”的要求。
他同来访者交谈之余，利用空下来的时间，抓紧读书。一位搞外事工
作的束访客人，看他正在帐莲里读《三国演义》，便开玩笑地问：“首长，俗话说‘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怎么看起三国来了。”
“三国里的学问可多着咧!你应该知道，主席就是个‘三国通’!”接着，他介绍毛泽东过去同他讲三国，谈论曹操和诸葛亮等人的往事。
“主席很佩服曹操和诸葛亮。他的《北戴河》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就是引用曹操的《观沧海》而成的。”。叶剑英停顿一下，又说，“但是，主席强调对任何人都要一分为二、不能迷信、这是非常正确的。对古人如此，对现代人更该如此，不能搞个人祟拜，尤其不能搞过了头!
客人洗耳恭听。
叶剑英淡兴正浓，他又介绍曹操的另一篇诗《篙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他一边念一边讲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祸国殃民的历史，赞叹“关东义士”兴兵讨伐“群凶”的义举，感叹地说：“现在也是天下大乱，群凶未除，正像曹操诗中说的．‘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啊!有私心、有野心的大有人在。’
“是的，有志之士也应该‘兴兵讨群凶’，变大乱为大治!”客人终于明白了叶剑英背这首曹诗的用意。
8月下旬．抗震救灾告一段落。9月1日，召开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叶剑英与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来自唐山、天津、北京抗震救灾第一线的3500多名代表出席大会。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作了重要讲话。
就在开过这个大会的当天晚间，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五名的江青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召开紧急碰头会。会议的内容除了“批邓”“倒叶”又增加了一个“拉华倒华”的问题。最后，江青交代说：“我看主席的病就那样了，有你们在，我也不陪了。明天准备去山西大寨看看，做做下层的工作，造造舆论”，她又望望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在主席身边值班可要注意，对刚才提到的那几个人也要严密监视，有什么异常，随时告诉我!”
说这话的第二天，9月2日，江青不顾毛泽东病情恶化，拒绝众人的挽留，带上大批亲信和演员、作家还有外国影片，乘上豪华的专列．共7个车厢、两个车皮，还带上4匹马，跑到大寨去骑马、逗鹿、玩兔、赏月。她逢会必讲逢人必吹—个永恒的话题：“女人掌权”。汉朝的吕雉，唐朝的武则天，是她极力椎祟的。她布置写作班子加紧炮制吕后、武后和慈禧太后掌权执政的材料，什么(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法家人物介绍：吕后)等纷纷出笼。她大肆宣扬“母系社会”，从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上论证：”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她要求《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消息。她究竟要干什么，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吗?
9月5日，毛泽东病危。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非常着急，准备安排后事。晚间9时半，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从大寨回京。随行人员一听这消息，好象天快塌下来似的，惶恐万状，去叫醒江青，声音都发抖了．但江青却若无其事，慢慢悠悠地起床，高高兴兴地打扑克，从阳泉上火车，打到石家庄，从石家庄改乘飞机，一直打到北京城。
9月7日，江青回到毛泽东身边。在二○二号一间宽阔的房间里，笼罩着—种可怕的不祥气氛。医护人员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政治局委员来去匆匆，忙着料理后事．几乎所有的人都提着一颗心，泪流满面，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是，江青的态度完全相反。据医疗组陶寿淇、吴洁、陶桓东、朱永寿等10多名著名医师后来上书揭发，江青一进门连声说，“应当高兴”。一忽儿又歇斯底里大发作，高叫：“不值班的，都出去!”她不顾医生劝阻，恶作剧式地给病人擦背、翻身、打粉，搜钥匙，找文件，发脾气，还给病人插上助听耳机，在—旁哇哇叫……像个女巫一样，继续折磨毛泽东。医生急得直哭，苦苦哀求她不要这样做。她一意孤行，毫不理睬。她当着众人大吃其“文冠果”。说什么“文冠果”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掌权”，文官也就是“王、张、江、姚”，就是他们四人掌权。
9 月 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折腾中，病情笃重，再次进入弥留状态。清晨，江青又窜到北京新华印刷厂，继续请工人吃厚皮的“文冠果”，然后又去抓她的所谓“特务”去了。
医生发出最后病情通报。
毛泽东的生命烛光已燃到最后，在灰暗中颤抖。
连日来，政治局委员们守候在毛泽东的卧室，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个一个看望老人家．准备最后诀别。
叶剑英走过来了。他默默地深情地望着这位自己跟随多年的领袖，想不到昔日那高大魁梧的身躯，变得如此消瘦，昔日那满面红光的容颜，变得如此憔悴。
这时．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贯注，准备聆听最后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逐渐变冷的右手，又急又悲，淌着热泪，断断续续地说：“主席，您多保重啊! ……您会好起来的，……”他在床边伫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那平静的面孔，因为用力涨得发紫，那宽阔的额头下面紧锁着双眉，吃力地转动着双眼，发出异样的光采。看到毛泽东如此激动，叶剑英不好再呆下去了，他依依不舍地移动沉重的脚步，蹒珊离开病房。回到休息室，大家围过来，探询病情。叶剑英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思考。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嘱托?…… 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关于这一段细微的传奇情节，笔者曾听叶帅亲口讲过，当时在场的吴
穗曾向笔者回忆了他亲眼看到的感人情景。毛泽东身边人员孟锦云等也
作过同样的回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9月9日零时10分， —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这一天，正是秋收起义的发动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毛泽东为党和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如叶剑英所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领导我们党进行了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在军事理论、文艺理论等方面，都总结了很多徂宝贵的经验，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贡
献。”
这就是叶剑英对毛泽东的基本态度。也正因为这样，他总是从维护大局出发，维护毛泽东的成信。在党的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曾违心地批评过别人，也曾违心地作过多次自我检讨。即使在“文革”中，当听到毛泽东批评“四人帮”，阻止他们枪班夺权时，他更加坚信毛泽东的无私和伟大。从而诚心诚意接受毛泽东之托，扶助华国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就是毛泽东逝世时的叶剑英。一位心地善良、待人宽厚、胸有成
竹的老革命家。
同叶剑英对待毛泽东的态度相比，“四人帮”这伙恶人则完全不同了。他们幸灾乐祸，早就眼巴巴地等待毛泽东咽气这一天。毛泽东“升天”之日，就是老娘“登基”之时，这是江青“女皇梦”的量佳梦境。江青身拉黑纱，面带笑容，对毛泽东的治丧漠不关心，甚至横加干扰。
在“四人帮”看来，邓小平被打倒了，叶剑英靠边站了，李先念休息了，华国锋又刚刚上台，掌权不稳，这真是天赐良机，大权唾手可得!他们长期以来推行“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战略，现在迫不及待地要搞乱全国，乘机夺权。他们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从毛泽东最后闭上眼睛那—刻起，他们就有预谋地给中央出难题，处处“对着干”，胡搅蛮缠．妄图使政治局陷于瘫痪，由他们掌权。就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们一唱三和，对讨论毛泽东治丧问题设置障碍。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突然跳起来，高叫：“今天会议忽略了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着起哄，逼华国锋表态。
江青公然说：“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宜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
江青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议”，给政治局出了大难题。华国锋和许多委员都是不同意的，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刚刚逝世，对他的遗孀总要“照顾”一下，不好立即驳回。于是纷纷把目光集中在叶剑英身上。
叶剑英此时已经是怒不可遏，但还是尽量克制。用劝慰的口吻说：“江青同志，请你故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他望望大家．继续严肃地说：“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叶剑英的话说得既合情又合理，首先得到了华国锋的赞同，他沉痛地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过这个用难时期!”
会场上纷纷表示赞许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
见此情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只好表示同意。江青也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站起来高呼：“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然而，就在她振臂“高呼”口号的时候，她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却装着华国锋等人的黑材料!
“上书劝进’，是“四人帮”玩弄的又一个花招。他们竟盗用清华、北大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效忠信”，同时向各地打招呼。于是“效忠信“‘劝进表”，雪片般飞来：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后，迫不及待地盗骗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机密
文件和档案材料。
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汪东兴，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机密的大事。汪东兴照办了。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准备，自然忘不了抓武装力量．这是夺权的关键一招。早就奉命窜到上海的王洪文，以“城市民兵创始人”的姿态，亲自检查落实，返回北京后，抓紧遥控指挥。8月11日和13日，上海市委分别召开了武器发放工作会议，经过讨论、安排，确定重点加强边防和反空降地区；总计下发五六式半自动步枪53000支，六三式全自动步枪22643支、五六式轻机枪200挺、六三式六○炮300门。
北京也加快了步伐，在清华和其他地方，在“四人帮”能控制的“民兵”中也开始了动员和戒备。
叶剑英这位有着半个世纪军事生涯的战略家．以高度的警觉，密切注视着“四人帮”的一举一动，观察北京和上海“文”和“武”两个方向的动向。
人心思治，人心思定。人们把希望的目光一齐投向北京，投向党中央，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带动千军万马，涤荡妖雾，重整乾坤。
“众智积力”。时不我待。叶帅及其他老同志终于下定决心，一举粉碎“四人帮”。
这样大的政治事变，仅有“集众思、广众益”是不够的，必须多谨善断，深思熟虑，虑而有定。
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同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志秘密接触和商谈，叶剑英心里有了谱，增强了解决“四人帮”的信心，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叶剑英想到毛泽东对“四人帮”态度，想到主席生前多次讲过汉朝周勃、陈平平吕氏乱，巩固汉室的故事。他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张《周勃仗剑图》，叶剑英十分喜欢这张画，尤其喜爱两句题诗：“魑魅魍魉无处逃遁，万家佑福玉宇澄清。”他反复吟诵这气度恢宏的诗句，又想到毛泽东弥留之际欲语不能的嘱托，决心做一个“仗剑除害”的当代周勃，完成毛泽东的遗愿!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也正为“四人帮”的困扰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大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帅点出了题目。
“是啊！可足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但是，等不得了，他们活动的越来越厉害T!”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并联系党内历次斗争和苏共斯大林去世后的经验教训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枪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华国锋没有马上表态，继续在思考。
“
最近，我闭上眼睛老是想到主席临终的情景 …”叶剑英以沉痛的心情同华国锋一起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和要解决他们问题的指示．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华国锋对叶帅一番话探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该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还有一个人的工作要继续做。此人就是汪东兴。
汪东兴，这位老红军老战土，长期负责毛泽东主席的警卫工作，忠心耿耿，是个“有功之臣”；他对华国锋、甚至对中央政治局有着很大影响，特别是他与中央警卫部队的关系．使他在即将进行的这场决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汪东兴，叶剑英过去了解不多!总的印象是个好同志。前一阵子，通过王震的摸底沟通和自己亲自接触，更加深了这个印象。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在保护文件等方面，汪对“四人帮”有抵制斗争，彼此合作得还好。但是，现在要从根本解决，四人帮”问题，他的忠度会怎样呢，会有什么想沫呢，会不会完全站到这—边来呢?
叶剑英带着这一堆问号到中南海南船坞来找汪东兴，像开始同华国锋交谈—样，从试探转到正题。
出乎意料的是，汪东兴表示很爽快：“我听华总理的叶副主席的!”原来，汪东兴早有思想准备，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早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有一次，胡乔木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来找汪东兴，问他知道不知道江青在大寨讲了什么，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看了没有，那里边透露了有人有野心。并且专门送了一套这个杂志给他。胡乔木放低声音，出主意说，张春桥闹腾得很厉害，应该先把他搞起来。汪东兴也有同感，暗示说，只搞一个人不行，后来汪东兴回忆这次谈话说，对他思考如何同“四人帮”作斗争，大有帮助，在为毛泽东治丧守灵期问，也有些人向汪东兴提过类似的建议，出谋划策。所以．这一次听叶帅一讲，他就明确表了态。
叶剑英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商量除妖大计，并取得共识．迈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重要一步，他回到家里兴奋得睡不着觉．竟哼起京剧《空城计》：
“我本是卧龙岗散谈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算就了汉家的业鼎是三分。……闲无事在敌楼我亮一亮琴音，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你连得三城多侥幸，贪而无厌又夺我四城。……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埋伏又无有兵。”
对于这段“京戏轶事”．叶选平曾向笔者说：“那时爸爸和国锋，东兴同志商议解决‘四人帮’大计已定，暗自高兴，但对家人却守口如瓶，直到解决了我们才知道。
列宁所说过“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在华国锋刚上台，邓小平、陈云等老革命家又遭到“软禁”的情况下，人们瞩目于叶剑英 这位共和国元勋，虽然被宣布“靠边站”，但是他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在国内享有重望。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把叶剑英推向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使他成为领导这场斗争的风云人物，他毅然承担起历史赋于的使命.
且说．平时其他的老—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件
大事，这些“中国的脊梁”，人各一方，心在一处，加紧密商除妖救国良策。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李德生等老革命家都曾与人商议，并亲自找过叶剑英交谈。其他的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
笔者曾多次访问解决“四人帮”关键性领导人之一汪东兴。他详尽地回忆了这—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情形，说：“解决‘四人帮’，是叶帅和华总理他们两个人挂帅。叶帅几次到我那里去，找我商量办法，他怕我们行动不方便，特别交代不要我们到他那去，总是他下山来找我们联系：他特别对我有个别的交代，要严格保密，不要走露一点消息！有一次，分析当时的形势，我们谈得非常兴奋了，也很疲劳了．我让他休息一下，在我这里吃顿晚饭。他说我们就这样定了．不要变了。’
“四人帮”感到形势不妙，加快步伐，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他们操纵“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并特意声明，不要叶剑英参加会议，却又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均不是常委)必须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却要求立即答复。
华国锋被逼无奈，只好下午开会 会上江青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开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从现在开始要交给毛远新清理，经过一番争沦，会议否定了她们的无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叶剑英知道后，一再叮嘱汪东兴把好关。
此时，张春桥、王洪文正在全力抓上海民兵武装。除了突击发放枪炮弹药，还配备军用车，雷达指挥仪、巡逻艇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加强“第二武装”。张、王派秘书去上海，通知徐、马、王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
“赤来赤去无率挂。早就准备杀人了！”张春桥下了决心。9月29日，“四人帮”大闹政治局：江青大吵大闹，撵走叶剑英、李先念，围攻华国锋，搅散会议。会后，江青继续逼着汪东兴要毛主席的文
件,汪东兴根据叶剑英的指令．坚决顶住。
这时。叶帅的“联络员”王震老将军更加忙碌起来。他经常到在位的不在位的中央领导人和几位元帅那里‘走家串户’，通报信息。
还有，聂荣臻元帅，从城内住地也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帅，转达他“赶快动手”的意见。叶剑英完全同意，并告诉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刻搬家。你告诉老总，也要注意安全。”
笔者在访问聂帅、杨成武将军时，曾详细请教了这件事。聂办秘书周均佗将军回忆说；“1976年9月21日，杨成武同志来看聂帅的时候。他对杨成武同志谈话，我是没听到的。后来聂帅跟我们说的，因为这种事情是很机密的，不可能让秘书知道。就是讲‘四人帮’这一伙，是一伙反革命，他们有江青特殊身份，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要跟叶帅说，要采取非常手段。采取党内正常斗争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杨成武同志去了以后，回来告诉聂帅说，叶帅也有同感，叫他也注意安全。
此时。“四人帮”已经察觉叶剑英的行动，派王洪文跟进西山，靠近叶剑英住地二十五号楼住下，加强监视。叶剑英知道以后，佯作不知，镇静如常，故作“游山玩水”．“示人以缓”。
一天傍晚，夕阳西下，落霞满天。
这天晚上，叶帅与邓颖超密谈，并派车去接陈云。叶剑英见了这位盼望已久、“久别重逢”的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谈话记录，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主席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
笔者访问陈云之子陈元，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父亲多年做地下工作，他很仔细，万一回不来(怕路上出事)，他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文件，一些需要说明的事情，都跟我交代了。当时他到了叶帅那里呢，正看到邓颖超同志出来。他们两个人见面很高兴，和邓颖超同志打了招呼。邓颖超说：“老同志了．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和叶帅谈话的内容呢，据他跟我讲，他说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讲话内容(记录)，然后叶帅又跟他讨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如何处置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非常手段方式处置问题。当时我父亲跟他就这个问题，两个人很深入的交换了意见。我父亲非常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这场斗争不可避免，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回来后，我父亲很兴奋……
这时，叶剑英与华国锋更加相知，华感到“叶帅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鼎力相助”，坚决对抗“四人帮”，对这位长者更加信赖和依重、他采纳叶剑英的建议，主动与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可以信赖的同志，秘密商讨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同时更主动找政治局的同志接触，进行酝酿。
他见到李无念。李正想到外地去，华劝他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作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坐着车子直驱西山。为了避人耳目．特地又绕道上山，来会见叶剑英。
叶剑英好长时间未见到李先念了，他们之间，并不像有的书上说的事先“约法三章”。据王震、余秋里告诉笔者，有一次他俩曾约李到西山看叶帅．他不去，断了联系。此时此地风声很紧，叶剑英听了一些闲言，本来想回避．警卫参谋马西金进来报告说，客人已经上山到了院内。
叶剑英只好以礼相待，他到走廊里，风趣地说：”哎呀!是那股风把你吹来了啊？”
“无事不登三宝殿、”李先念说着走进屋里坐下，两人进行简短的交谈。
华国锋遭到“四人帮”连日的“逼宫’，处境越来越困难，叶剑英了解到他的处境．进一步与他密商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说，江青、张春桥、姚义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参加中央领寻还嫌不够，还要篡夺最高领导权。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找活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于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又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避免引起动乱。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要搞合法的斗争 经过商谈，思想得到了统一，根据前一段同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个别酝酿的意见，决定经过允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报告。
为了具体部署这一行动，叶剑英又同江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采取应急之策。
10月6日晚，明月东升，夜色很美。
年近八十高龄的叶剑英在玉泉山九号楼提前吃饭，只带上警卫参谋，从容不迫地出发。
据叶办张燕秘书回忆，临行前叶帅并未说到哪里去，只打个招呼：今晚可能不回来.随行的警卫参谋马西金和司机赵绍贤曾向笔者多次讲述当晚的情形；他们回忆说：
“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半，我值班室的红色电话突然响起，通知今天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要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我们到了5点钟，向大会堂(方向)去了。”
“一到三角地那个地方，首长就特意提出，赵师傅，今天你去的话呢，不要离车。”
“快到木樨地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即马西金——笔者注)你再看看，注意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陕到六部口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你对中南海熟吗?对怀仁堂熟不热哇。找说，熟哇。他说：怀仁堂有没有后门？我说：有后门。能进车吗?我说能进车。这时，我心里想．叶帅今天怎么啦，怎么提出这么多问题呀？”
怀仁堂像往常—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一切正常。轿车进了中南海，警卫参谋和司机都被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这使人感到，情况有些不正常了。
在夜幕掩护下，叶剑英只身来到怀仁堂正厅。他俨然是位坐镇的大将军，同华国锋坐在高靠背沙发上，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汪东兴和特别行动小组的警卫人员躲在正厅屏风的后面，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华，叶、汪等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三个“成员”。
还算准时，8时不到．“开会”的“成员”脚前脚后报到。
王洪文这个“大人物”，此刻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一看到警卫人员走过来，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向华、叶猛扑过去。李广银、霍际隆等执行任务人员将他扭住，推倒在地，然后押到正厅里。这时华国锋立起身来，按着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严肃地说：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随后，王洪文被押往候审的地方。
张春桥夹着皮包，准时到来。他摇头晃脑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地问“怎么回事？”还未待他弄清怎么回事，就被纪和富、蒋廷贵等执行任务人员架到正厅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当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时，这位“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双腿打颤．浑身发抖，没任何反抗。
再说姚文元，跚跚来迟、不知为什么，他忘了戴帽子，光着秃头．迈着四方步，进入怀仁堂。他美滋滋，手里举着“毛选”送审本，准备大显身手，没料到等待他的是同样下场。此时。他竟大耍无赖．连声质问：“我是来讨论毛选的，你们胆敢! ”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外的执行特殊任务小组由中
央办公厅张耀祠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
审查”的决定。
据行动组的同忐回忆，江青当时听罢．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急着要求上厕所。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进去。出来以后，她一脸沮丧，往日的神威不见了，来人要她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封进一个大信封里，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办完交接“手续”，执行小组人员“请”她坐上轿车，由警卫人员陪同“监护”到另一处地下室候审。
在解决江青之前，特别行动小组人员李连庆(他和纪和富后来均调叶办工作，曾与笔者多次交谈)等到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对他采取了“保护审查”的措施。对迟群、谢静宜等也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了。
“怀仁堂会议”后，为了控制舆论．耿飚奉华国锋、叶剑英之命，带领一此人接管了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宣传要害单位。
这样。前后不到—小时，没费—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历时 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解决“四人帮”之后，当天夜里叶剑英回到玉泉山，告诉秘书王文理将军等严守机密，立即通知作战部、情报部等，密切注意国际上的动态，加强戒备。
10月6日夜．五泉山九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华国锋、叶剑英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大厅。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华国锋主持下，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整整开了一个通宵，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大计。由于紧急开会，与会同志开始还不清楚会议内容，待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等的报告，真相大白，一片欢腾，有的兴奋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 会议完全赞同叶剑英、华国锋处置‘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果敢行动。
因为会议绝对保密，这天夜里，叶剑英的子女们不明父亲去向，—直守候在电话机旁，忐忑不安.会议中间．叶剑英才想起让警卫参谋回话，叫他们放心。
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它被迫害的老同志。
许多老同志一听到这—喜讯．夸奖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陈云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胡罐邦事后捎来“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三句话：“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快；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香港、澳门各界人士欣闻粉碎”四人帮”喜讯，拍手称快。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马万祺先生欣然命笔：”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
邓小平更是由衷地地感到喜悦。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看来，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在全国欢庆胜利和—片赞扬声中。叶剑英表现非常谦虚，总是强调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把这场斗争的胜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多次提到华国锋、汪东兴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在斗争中的重大贡献，多次赞杨站在第一线，同“四人帮”斗争的“无名英雄”，称他们是人民功臣，并亲切地接见他们，合影留念.特别令人敬佩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段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领导同志．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对此他坚拒不受，一再解释：“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对地方的事情不熟悉。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
谈到粉碎“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叶剑英说，后人想问党的这一段历史，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回答：‘无限风光在险峰”。
作者：中华儿女
作者：严如平
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比他小18岁的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领导工作，为世人所注目。有人称誉他们是当世的伯乐和千里马。笔者谨以拙笔追溯叶、胡两人忘年之交的革命友谊，记述他们为党和国家共建功勋的若干片段。
从左倾围剿中解救出来
1964年11月，耀邦同志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耀邦同志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的春节第二天从西安出发，调查考察了十几个县，于2月14日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耀邦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欢迎，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
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当时，耀邦同志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同志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是“否定党的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方针”，是“搞物质刺激”，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指用个人名义发《电话通讯》)等等。竭力想把耀邦同志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更有人诬言他是反对刘少奇同志。西北局领导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直批得耀邦同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批判不止。
6月上旬，批判耀邦同志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元帅那里听说耀邦同志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陷于困境，大为震惊。当他获悉耀邦同志敢于顶风纠“左”，甚为钦佩；对耀帮同志现今之困境深表同情。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帅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西北局和省委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帅告辞，叶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同志单独留下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同志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问什么问题，耀邦同志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同志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耀邦同志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耀邦同志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临登机时，叶帅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耀邦同志能够脱离左倾围剿的险境回到北京，真可说是死里逃生。他对于叶帅大义凛然舍己救人的感激之情是深藏于心底而永远难忘的。他们两人的革命情谊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帅和耀邦同志便再次蒙受灾难。
党的国家遭到浩劫的“文革”开始不久，耀邦同志即被“停职反省”而打倒，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叶帅也因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而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把叶帅请出来主持军委工作。但是“四人帮”继续横行霸道，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竭力整顿亦是困难重重。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帅忧虑不已。1975年春，叶帅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耀邦同志也在“四人帮”为整肃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叶帅得知耀邦同志一直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而被挂在那里时，回到中南海即向邓小平同志说明情况。7月7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是郭沫若)。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并且领导起草了《汇报提纲》。不幸，“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汇报提纲》被批为大毒草，只工作了120天的耀邦同志又被打倒。叶帅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被夺去了权。
中兴大业的“新隆中三策”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帅洞若观火，取得了华国锋等同志的支持，作出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党和国家?叶帅陷入了沉思。他需要获知党内有识之士的见解。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便于商讨外，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耀邦同志对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耀帮同志的三条建言，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深以为是。但是他看到华国锋等同志这时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乃精心谋划中兴之计。他胸有成竹地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先易后难，分步行动。先是一再委婉地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志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耀邦同志出来工作。好在1962年胡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是第二书记，他们两人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共事经历，华国锋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工作。可是耀邦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帅于1977年2月间约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帅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果然，耀帮同志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就只揭批“四人帮”，不搞“批邓”；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率先平反党校历年来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还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在理论思想战线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对耀邦同志的这些举措，叶帅深表赞赏和支持，要他大胆地放手地干。
叶帅向中央举荐耀邦同志，支持他首先在中央党校这个舞台上冲破“两个凡是”，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
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精心指导几位教师撰写的两篇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上书、上访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组织部一时成了众矢之的。但是把持中组部的郭玉峰，坚持“两个凡是”，顽固抵制平反，激起中组部内外许多老干部的愤怒，上书党中央。1977年11月，叶帅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于7月恢复工作)等都同意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于12月10日发出正式文件。
耀帮同志到中组部后，亲自接待上访，批办来信，要求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亲自主持重新调查和审理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冲破重重阻挠，坚决落实干部政策，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个“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极大地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当时分工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对上述工作不断阻挠，对胡耀邦说：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都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定的案，不能随便翻过来。但是耀邦同志有叶帅等人的坚决支持，更有“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无畏气概，一往无前，坚持不懈。
耀邦同志在叶帅支持下，还坚持对55万多位在反右派运动中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予以认真甄别，平反昭雪。尽管当时对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阻力极大，但耀邦同志坚持“有错必纠”，有计划有步骤把应该平反的右派分子一一予以平反改正(有人引证1962年有个文件说反右不存在平反问题，只能叫改正。耀邦同志为减少阻力，说“改正就改正吧”)，包括轰动一时的“六教授案”、被诬为“要杀共产党”的葛佩琦案等等。耀邦同志还要求对“改正”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工作或重新安排工作，恢复党籍和团籍，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这使得大批优秀人才获得彻底解放，其中有些人后来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如朱镕基、费孝通、钱伟长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肯定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央政治局并在叶帅等人的推动下，作出了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等重大案件平反的决定，更是有力地推进了全国大规模清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的几年中，共计清理“文革”中发生的案件达30万件之多，复查建国前后的历史遗留案件更达110万件，总计使300多万干部、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上千万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一切真理和各项工作都要经受实践检验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以胡耀邦亲自审阅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刊载、次日起在《光明日报》等报刊正式发表而拉开帷幕的。一时间，“两个凡是”的坚持者群起严厉指责，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央一位领导同志5月17日更是明确定性地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6月15日又说这篇文章“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叶帅则旗帜鲜明地于5月29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政治工作要实事求是、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思想。他几次向华国锋同志谈到要重视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更是鲜明地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8月间，叶帅在中南海的电影放映厅遇见耀邦同志，耀邦向他提出，真理标准这个问题，不光是理论问题，而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个地方工作好不好，生产搞得怎样，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干部谁有能力，文艺作品怎样，都不能凭某某人的一句话，而要靠实践来检验；就连高举，你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也要看实践，而不能光凭你说得多，喊得响。我想把这场讨论扩大到实际工作中去。叶帅听了连连称是，他赞成耀邦同志把这场讨论扩大，写一篇《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的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引申到现实工作的拨乱反正上来。
叶帅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进展情况密切关注。他锐敏地看到，思想理论界长期深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还是许许多多问题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解决的，而牢固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又极端重要。这年9月，叶帅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理论务虚会在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举行。这次会议在耀邦同志主持下，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今晚报》
作者：叶向真，开国元帅叶剑英的二女儿，也是著名电影《原野》的导演———凌子。今年已63岁的叶向真向记者回忆了自己波折跌宕的一生。
我家有个“孩子王”
自从我家搬进中南海后，父亲经常和我们小孩玩，是我们整个大院孩子们的“孩子王”。我记得妹妹小时候，总是吃了东西不知道饱，每次都把胃胀得特别难受，然后就吐，吐完后她还接着吃，“馋狗”的外号就是父亲给妹妹起的。
1955年，我和二哥随爸爸去大连出差，我们住的招待所还可以。所谓土包子开洋荤吧，我们小孩子从没穿过那么大的毛巾浴衣，二哥穿上后就舍不得脱，很神气地走到哪里都穿着。我爸爸见此情形也不说别的，就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世界上有一种狗不懂得换毛，而所有的狗到了春天都应该掉毛，到了秋天再长出来，但是这种狗不这样，这就叫“寒狗不识热天”。他讲完后，气得我哥嘴巴都噘起来了。我们就是在父亲的玩笑中渐渐长大的。
我的牢狱之灾曾让父亲心酸流泪
1967年，我和刘诗昆作为叶家成员首先遭逮捕，被关押进功德林监狱，一关3年。由于父亲和江青阵营的对立，叶家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孩子的阿姨，也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经过此番折磨，我和刘诗昆的婚姻也破裂了。
由于周总理的干预，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走出牢狱。因为差不多被关了3年的单人牢房，所以我出来后不会讲话，还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每这种时候，父亲就想跟我说说话，有一次他看到我傻呆呆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担心自己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他自己，他真怕我的身体恢复不了。可事实上，一年以后，我就基本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20万元拍《原野》终获“百花奖”
我父亲原本希望我去学园艺，实际上他不希望我学导演专业，他觉得这行当有点儿不务正业。后来我连吭都没吭一声，就自作主张考上电影学院后，父亲好长时间都不理我。
等我拍完电影《原野》后，请他看过这个片子，他才给了我一个说法。当时，很少正面去批评别人的父亲说，他明白我究竟在干什么了。
1972年，我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我留在了这家医院当外科医生，前后做了7年与文艺和电影毫无关系的医务工作。1978年，我才又回到文艺界，在中新社拍摄纪录片。
我很喜欢曹禺写的《原野》那个戏，当我提出来我要拍《原野》时，我的领导吴江听了半信半疑，最后他问我：“给你20万元你拿得下来吗？”我那时也是愣头青一个，简单想了想就拍拍胸脯说：“我拿得下来。”后来还真是用了20万多一点儿就把这部戏拍完了。
1986年深秋，父亲因病逝世。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我获得“百花奖”那次辉煌。香港这所社会大学教会了我平和做人
送走了父亲，我在导演了《风吹唢呐声》、《三宝闹深圳》等几部影片后不仅离开了电影界，也离开了北京，于1987年随丈夫罗丹来到香港，开始尝试自己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经商。
我们夫妇初到香港时，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但在这个社会大学里我们学会了很多以前从不知晓的东西。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如今，我们在香港有了自己的公司，慢慢地站稳了脚跟。现在，工作时我依然风风火火、热情高涨，只是内心之中多了一份从容与平和。
《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