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客家人拓荒牛”

1991年10月，离开福建5年的项南回来了。在晋江，人民群众自发燃放一挂又一挂喜炮，鼓起掌流下泪欢迎项南的到来。晋江人对项南有着特殊的感情。1985年6月，晋江陈埭涵口村以白木耳饮料充当感冒剂出售被卫生部查出，这就是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晋江假药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晋江人民就依靠侨乡“三闲”（闲散劳动力、闲散资金和空闲民房）发展乡镇企业，但就在1981年还有不少人认为此举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对，要关、停、并、转。这时，项南来了，他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敏锐觉察到发展乡镇企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称赞晋江陈埭的乡镇企业为“一枝花”，热情地充当“护花使者”，提出要让这样的“花”开遍八闽大地。早在1985年初，“晋江假药案”暴露之时，项南就下令要严肃处理，并提出“除虫护花”的正确方针，指导乡镇企业进行整顿转产，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面对来势汹汹的指责和否定，项南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保护了来之不易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晋江人早已靠发展乡镇企业富甲一方，他们自然格外爱戴因“护花”而受处分的项南。

项南是在1981年1月离京赴闽上任的，到1986年2月，他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福建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人们称项南是改革开放的战略家、实干家，是先锋，是闯将。他受命于拨乱反正、打开福建改革开放新局面之际。他一到福建，就和省委“一班人”一道，坚决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密结合省情提出了一系列开拓性的思路，以大无畏的精神，带领干部群众杀出一条改革开放的血路。也许他的不少创见，不少创举，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平常，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项南组织全省各级干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学习、大讨论，还发表多篇有胆识的自撰文章，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他果断地调整一些领导班子，把一大批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进一步维护党的组织路线。他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甄别平反原闽浙赣、闽中和闽西南地下党的“三大案”，使福建的干部路线得到拨乱反正，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他以极大的革命坚定性，冲破视包产到户为“砍大寨红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阻力，在广大农村认真、扎实、有效地推行中央有关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政策，使福建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他针对福建山多海多地少的特点，从大市场、大流通出发，科学提出必须利用山地发展林业和种植业（经济作物）、利用海洋和滩涂发展捕捞业和养殖业的“山海经”战略，掀起了八闽大念“山海经”的热潮，对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提出福建应扬长避短，建设林业、牧业、渔业、经济作物、外经、轻型工业、科教和统一祖国等八大基地。他不失时机提出和组织实施了修建厦门国际机场和水口水电站、引进全自动程控电话（在全国率先）等改善投资环境的十大基础工程建设。十大工程建设和八大基地建设相互呼应，共同构成振兴福建的重要骨干项目，为福建经济的崛起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国家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力排众议，打破惯例，向科威特贷款两千多万美元，在一年多时间里，即1983年就建成了颇具规模的厦门国际机场，随后成立了全国首家地方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他倡议利用美国一家银行的贷款，建成了福建第一支远洋船队。他还适时向中央提出，厦门特区不能只局限于湖里2.5平方公里的小块地方，而应扩大到全岛，以便充分利用和发挥原有基础的优势，同时实行自由港政策。项南的这一建议经中央批准后组织实施，厦门特区的建设因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据习近平回忆，项南在1985年就和他谈到在福建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和设想，那时整个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也没有哪个省敢提出这样的计划。项南积极支持和热情鼓励为国有企业“松绑放权”，提出让“包”字进城，在企业也搞承包责任制，这就触及到了城市改革中的较深层次问题，也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全国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影响。他针对全省底子薄、基础差的状况，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持乡镇企业，使乡镇企业在短时间内得到蓬勃发展。他提出从省到县都成立“乡镇企业局”，福建的这一政府机构在全国是率先成立的。在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项南又大胆提出“福建经济要靠乡镇企业打头阵”，而乡镇企业也确实发展成带动福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和排头兵。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项南当年力主发展乡镇企业的决策是正确的。他注重智力开发，重视智力投资，提出“以智取胜”的经济发展战略（其实就是“科教兴省”的先声），推进沿海和山区两条线建设。他提出，要搞好对外开放，必须发挥福建作为著名侨乡的优势，做好“侨”字文章。他十分重视落实华侨政策，大力加强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与合作，极大地激发他们爱国爱乡的热情，形成了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踊跃来闽投资搞建设的大好局面。他在1981年就提出，对侨商、外商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更加特殊、更加灵活、更加优惠的政策；就在这一年，在他的支持下，福州成立了中国电子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他积极思考着全省的大开放格局，提倡沿海和内地都要扩大开放，沿海要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1983年，他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归纳出当时广为流传的《水土保持三字经》，并亲自负责起这项长期被人忽视的工作。他从战略高度考虑，一到福建就十分注意发现、培植精神文明建设典型；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全省全国的典型，就是他亲自培育、总结、宣传、推广开来的。正如海外媒体所称，项南不愧为福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项南在退居二线后，仍葆有开拓奋进精神，积极投身于扶贫济困的崇高事业，直至生命最后。1989年后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和中国扶贫基金会首席顾问等职。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创会会长，他一上任就提出行之有效的扶贫思想，经常深入冀、鲁、闽、皖、苏、赣、陕、甘、宁等老、少、边、穷地区调查研究，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脱贫致富方案。他参与发起《发达地区干部支援贫困地区》的倡议。他为贫困地区引进开发项目、开办扶贫开发培训中心、争取港澳台友好人士的资金和物资扶助夙兴夜寐，为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殚精竭力，其“但愿苍生俱饱暖”的拳拳之心永昭日月。

自古英雄出少年。1918年11月出生于福建连城的项南，从小受革命家庭的熏陶和中央苏区环境的影响，11岁就在连城文坊苏区任少年先锋队队长。1930年起，他随做地下工作的父母先后在南京和上海半工半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福建长乐、顺昌、闽清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和救亡工作。他于1938年入党，在1941年6月，几经辗转终于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1942年至1945年先后任阜东县政府秘书、阜东县委宣传部部长、苏北第五分区专员公署建设处处长等职。1947年至1950年先后任苏北第十一分区专员公署财经处处长、青年团皖北区工委副书记、青委书记等职。青壮年时期的项南英姿勃发。1951年，他任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书记。1952年任青年团华东工委第二副书记，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1957年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在1958年召开的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上，项南于1956年就搞好团的工作提出的有胆识有价值的“十点建议”被错误批判，随后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在那倒霉困难的日子里，他将在团中央时期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普普通通的农村劳动和建设中，表现出坚强、乐观的天性。1961年，项南调任八机部办公厅副主任，后任农机局局长。“文革”中遭冲击和迫害，他能吃大苦耐大劳的优秀品质也充分体现了出来。1970年5月恢复工作后，他历任一机部农机局局长，一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他在70年代中期就把眼光投向世界，敢于介绍先进国家农机工作的成功经验。1979年2月任农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机化的战略性意见和发展村镇“五小工业”为农机积累资金的思路，作出了“载入中国农业机械化史册的贡献”。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项南非常喜欢元代画家王冕《墨梅》的这一名句，其实，这也正是项南的真实写照。他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经常着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下乡不跟地方打招呼，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并且如数交伙食费，不许地方领导到边界迎送，不接受地方送的土特产等礼品。他从不以私污义，从不以利伤行，一身正气、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俯首甘为孺子牛”。1997年11月，项南逝世，有一署名“福建百姓”的挽联是这么写的：“功高无私，为官一世两袖清风；德高望重，为人楷模流芳千古。”

深受客家精神熏陶的项南十分关注和关心客家学研究，他晚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客家学研究中心、闽西客家学研究会和胡文虎研究室顾问。1994年11月，他为《客家纵横》撰写创刊词，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客家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995年1月，他欣然为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客家文化丛书”作序，总结了客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同年11月，他对世界客属首次公祭“客家母亲河”活动表示祝贺。1996年，他为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闽西客家志》挥毫题词：“发扬客家人拓荒牛精神。”纵观项南的一生，他就是在不懈地“发扬客家人拓荒牛精神”，他就是典型的“客家人拓荒牛”——集开拓进取和克己奉献于一身。（肖剑南）

来源：客家祖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