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北京100083)
摘要】客家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族群,客家民系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的一支民系,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相连的地区是客家大本营,也即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客家族群是北方中原汉民南迁而成。客家族群与中华汉族的密切关系可以主要概括为: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客家传承了汉魂。因此,研究客家族群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客家形成 客家与汉族 研究意义
[作者简介] 冯秀珍(1955―),女,广东省丰顺县客家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客家文化、社会主义与国际政治的研究。
一、客家族群形成于古代汉族的南迁
1、客家、客家人、客家大本营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她是古代中原汉人南迁到赣闽粤边山区、同化和融合了土著居民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客家方言、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的稳定共同体。
客家人的定义是:凡具有客家血统、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三项要素中任何两项的人,都是客家人。“客家血统”是指祖宗是客家人;“客家文化素质”最主要指的是能操客家方言,也包括客家的生活习惯等;“客家认同意识”即承认自己是客家人。
客家民系是中华民族中汉族的一支系,即闽、粤、赣系。它以汉人为主体,同时包含经融合而“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客家民系是当今世界上分布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与地区共有1.3亿客家人。
客家大本营即客家人的聚居地,为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相连的地区。这里有33个纯客家县。赣州被称为“客家摇篮”, 闽西被称为“客家祖地”, 梅州被称为“世界客都”, 上述三省连结地被学者称为“客家大本营”。此外,广西、四川被称为是第三、四客家聚居地。
2、客家族群形成于北方汉民的南迁
客家是中原汉民南迁而成已成定论。客家迁徙有“五次说”“三次说”,还有少数人提出“六次说”。“五次说”包括客家民系形成前客家先民的迁徙,“三次说”仅指客家民系形成后客家人的迁移。笔者赞成“六次说”,并在拙著《客家文化大观》一书中详细论证了“客民迁徙六次说”,笔者的“客民迁徙六次说”,是在“五次说”前加“秦汉一徙”,且认为此一徙是尤为重要的一徙。“客民”,既可指客家先民、客家初民,也可指现在客家人。 这样,免去了一些定义上的纠缠,亦符合众人的约定俗成。兹将客家族群历次迁徙陈述如下:
客民第一次大迁徙是在秦汉时期,其主体是秦汉戍卒、中原徙民。具体分秦、汉:(1)秦时数次中原汉兵、汉民徙南记载。其一是秦始皇派兵前往岭南。秦统一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粤)”,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即开始了统一岭南(南越)的事业。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派屠睢率50万大军分五路向岭南进兵。秦始皇三十年起开凿灵渠,三十二年派任嚣、赵佗率秦楼船将士增援。秦军经过5年经营统一了岭南广大地区,设置了南海郡。前211年,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史记》卷118)。上述军队及相关人员后来大多数留在岭南,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成为客家先民。有史为证:赣州城(在闽粤赣客家大本营中行政建置最早的是赣州)在秦时尚为一三角地区,直至晋太守高琰才建土城。赣州府志有载:赣州(时为赣县)晋时便在有座嘉济庙,敬的便是最早生存在赣州城一带的先民——秦人石固,传说这石固便是这批谪卒中的一人。其二是派降卒伐木。秦始皇修阿房宫,把原六国一些降卒(据说10万)派往南方伐木,最后定居于江西兴国县的上洛山区,这就是在客家地区传衍到唐宋的秦代“木客”。至今,在赣县与兴国交界的地区,乡人还在门楣上张贴“木客”标志。这些人无疑是客家先民的来源之一。其三是迁徙中原的汉民。秦统一岭南后,秦始皇又把中原几十万人迁徙到这些地方去“戍五岭,与越杂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所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胥、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遗戌”。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又把中原几十万人迁徙到这些地方去“戍五岭,与越杂处”。这些徙民也是客家先民的来源之一。上述在客家摇篮的赣南方志上多有记载:如,生活在闽、粤、赣客家聚集地的土著民族为畲瑶(古代又称山越),赣南,秦代便设南懋县;秦始皇“南定百越”时曾派10万军驻扎在赣南的章江流域;秦军的四、五万楼船水师都是最早进入南国的中原汉人,他们大部分留籍赣南。(2)汉朝时有二次汉兵、汉民南徙的纪录。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5年)“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① 《史记·南越列传》卷113。]① 这是汉代的一大批中原士卒南戍岭南。当时,南海郡领六县:番禺、四会、博罗、中宿、龙川、揭阳。龙川和揭阳的部分是后来的客家地区,说明这批徙民中应有客家先民。汉武帝时,南越和闽越两个诸侯国纷纷对抗朝延,或向北发兵或称王道帝。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年)多次发兵征灭了南越和闽越后,为加强这里的统治,武帝强迫越人北迁,而大批的汉族将士和官员填补越人空白,这批南迁汉人有部分在闽粤赣交界地区定居下来。[②刘善群:《客家与宁化石壁》第6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②
客民第二次大迁徙是在两晋时期(公元220~589年)。这一时期长达500多年,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大人口迁移。两晋汉民南迁的特点是历时久、人口众、涉及地区广。客家先贤罗香林“五徙说”即由此而始。 客民第三次大迁徙是在唐至五代。此次汉民南迁之因主要是战乱,迁移特点是迁移面广,迁移方向面向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区。客民第四次大迁徙是在两宋时期。此次南迁起自北宋末年,由于此次迁徙是在客家民系基本形成之后,因而,客民第四次大迁徙也被看成是客家人的第一次大迁移。客民第五次大迁徙是在明末清初, 客民迁徙之第五期也即客家人的第二次大迁移,其特点是“四面开花”。此次迁徙以粤客外迁川桂为主、并有“返迁中原”河南、陕西的。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即发生于此期,先后达200年之久,入川者达数百万之多。客民第六次大迁徙是在清朝末年,此亦被称为客家人的第三次大迁移。此次迁徙是在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末期。此次大迁徙的特点是“八面开花”,不仅在国内且主要是向海外,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失天国农民运动失败以后面向世界范围的大迁移,近的向海南、香港、澳门、台湾、南洋群岛,远的甚至到达欧、美各洲。
上述客家族群的六次大迁徙,六徙中尤以“秦汉一徙”最为重要。现在普遍认同的客民迁徙五次说并不包含秦汉一徙。但笔者认为这一徙不仅应该纳入,而且是尤为重要的一次,因为它是客家人得以形成的基础。[③参见拙著《客家文化大观》第一章“客家源流与民系”。]③正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据点”,此后因动乱南下的北方汉民才会纷纷抵达闽粤赣这一三角地域;此外,可从家话的来源问题来印证。后来的几次迁徙(客家民系形成之前)都有沿途滞留数百年的现象,如此,语言早就被沿途栖息地同化。但此第一次迁徙却比较集中、一次到位(中途无滞留),只有一次到位才能保持中原语言;再有,依此可析广西客家的源流。现在对广西客家的源流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假如说那时修渠留下的秦兵就是广西的客家来源,那就能把问题说得比较圆满。上述前三次迁徙最终成就了客家民系,也即形成客家族群;后三次迁徙则是客家民系形成后、大本营的客家人往外迁。客家历史上的六次大迁徙,辗转而来源远流长,由于六次大迁徙,从而客家儿女分布世界五大洲足迹遍天下。
二、客家族群与中华汉族的密切关系
客家族群与中华汉族的密切关系可概括为三句话: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客家传承了汉魂。以下就从这三句话展开论证。
(一)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
客家方言是汉语八大方言(北方、吴、湘、赣、客家、闽南、闽北、粤)之一,客家话又叫做客话,或称客家方言或叫客方言,大体分布在中国福建、广东、江西、广西、湖南、四川、台湾等19个省、区数百个市县。其中尤以闽粤赣交界地区客家人住得最集中者为最。 在整个客家话体系中,国家规定广东梅县的客家话为全国唯一正统的标准客家话。
1、客家话的来源与形成
客家方言是由部分中原汉人辗转南迁最后定居于岭南山区而成的。它是以中原古音为主,而又揉合多种地方的语言语音(如沿途栖息地、最后定居地)而成。客家人虽然辗徙迁徙,但是一直把这些中原古音带到赣闽粤各地保留至今,正如客家祖训所说的“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
客家学界一般认为来源于中原。清代客家名贤黄遵宪先生在他的诗中写道:“方音足证中州韵,礼俗仍留三代前。”可见,黄遵宪先生认为客家方言来源于中州;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所著《客族的品性》一书中说:“关于客家人的情形,第一件可以注意的事,便是他们的方言。他们说的是一种官话,和四围非客家人的话很不相同,便是很像中州河南的话。”韩廷敦教授认为客家方言来源于中州河南。但他关于“中州河南”之述有偏颇。笔者认为:中州亦称中原,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狭义的中原指河南省。黄遵宪和韩廷敦的意见有一致之处,即“客话源出中原”,但“源出中原”应指广义中原即黄河中下游地区。
郑州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崔璨教授论证了客家话来源于古代中原雅音、整合在闽西客地。崔教授认为,秦时期,古代汉语有“雅言”(也称通话)这是通行于各国各地的共同语,它主要是用于书面语言或诵读诗书、政治交际场合;也有方言,当时大的方言区有秦、晋、楚、秦晋之间、宋楚之间、齐鲁之间、陈宋之间、自关而东、自关而西、河济之间、汝颍之间、沅湘之间等十几个。客家先民南迁的时间上下约千年,迁出的地域主要有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甘肃等省。当时少数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一般用的是“雅言”,而广大人民群众说的是各地方言。他们(南迁的人,笔者注)聚集在一起,纷纭复杂的方言势必成为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以及群体之间一切共同活动的严重阻碍,于是,他们在闽西宁化石壁这一客家祖地进行整合,最后完成了客家话。
客家话究竟形成于何时,近代以至近些年来,不少学者作了很多探讨,其说不一。大致有晚唐五代宋初说、明朝中叶说等。晚唐五代宋初说以邓晓华为代表,邓晓华认为客家话的许多音韵特征与晚唐五代、宋代音韵相符,音韵格局介于唐末至《中原音韵》之间,从而推论客家方言基本上是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从中原汉祖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演变而形成的。 客家先贤、客家学先驱罗香林间接述及客话形成于“五代宋初说”。北宋说则为不少学者所持,他们以今天客家方言与宋代语言的相似性来证明客家方言形成于此宋。还有明朝中期说,等等。客家话究竟形成于何时是个亘古难题。
笔者认为客家话源出于周朝官话,详见拙著《客家文化大观》第四章。
2、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
(1)从语言文化上看,客家话保留了古代汉语特点。客家话是汉语方言的一支,它是从汉语分化出来的,至今仍保持古汉语许多特点。客家方言具有七大特点:一是声母“S”与“SH”不分,“绿”“诗”都读Si。二是保留古人声韵尾-b[p]、-d[-t]、-g[-k],即中原古人韵尾“坡”“特”“科”等。三是它有6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平仄各分阴阳,上去不分);而古汉语演变到今天的普通话仅有4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即没有入声(仄声)。四是客家话保留了尖团音。尖团音是尖音和团音的合称。声母z[ts]、c[ts']、s[s]跟i(i)、u[y]或以i(i)、u[y]开头的韵母相拼,叫尖音;声母j、q、x跟i(i)、u[y]或以i(i)、u[y]开头的韵母相拼,叫团音。如客家方音里,“精”念xing[tsiη],“经”念jing;“青”念cing,“轻”念qing;“星”念 sing,“兴”念xing;各分尖、团。现在普通话不分尖团,“精经”、“青轻”、“星兴”都读团音。[ 《辞海》之《语言文字》分册有关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这说明客家话保留汉语的古代音韵。五是古浊音多数变为气塞活音。晚唐五代宋初汉语古浊音声母清化,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声母清化以后客家方言均变为清声母送气音,像其它语音一样它来源于古代中原雅音。今河南省灵宝和陕县西部、陕西省的关中地区及南部多为山地交通不发达,现在他们的方言里也将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声母清化以后读为送气音。白涤州先生在《关中方言调查报告》中了50个点音缀总表,其中的古浊塞音声母“稻”字的读音至今均为tao,声母为送气的清塞声;古浊塞擦音声母“坐”字的读音,今一部分调查点读为送气的清塞擦音c,一部分调查点读为不送气的清塞擦音z[ts]。这说明,中原故地一部分县市的方言中也有同类现象。另外,受中原影响较大的赣方言也普通存在这种现象。这些都说明,客家方言将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声母清经后读为相应的清声母送气音,源自中原古代汉语。六是它保留着大量的古汉语词汇。例如,《左传》中《周郑交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王崩,周人将畀号公政”。这个“畀”字就是“给与”的意思。现在在客家人中仍未使用“给”字还用“畀”字,譬如“给你东西”是说“畀你东西”。 又如“父母”客家话统称“爷娘”或叫作“爷哀”,“爷哀”的“哀”指母亲,古代皇太后自称“哀家”,“爷”也是对有身份的男人的尊称。又,普通话的“穿衣”“洗脸”“吃饭”“上午”“下午”,客家话则说“着衫”“食饭”“上昼”“下昼”。还有,客家话保留的相当一部分古词语现在普通话基本不用,如“抮”字,意“扭”、“转”,现不用但客语用;如“敫”字,意“叫”,今不用而客话用;如“镬”头,锅之客话音,今不用而客话用;如“鸟”字,客话指“黑”,今多不用此字而客话用;如“岌”字,形容高山,今不见用而客话用;如“峁”字,客话常用而别不见用;如“坼”字,意“裂开”,今不用而客话用;还有:索(绳子)(括号内为普通话,下同)、坛场(地方小酒)(醋)、东道(酒席)、腌气(窝囊气)、牯(乳房)、面皮(脸面)、敦对(合适、恰好)、浮(浮游的)、 罗食(找吃的)、嗓(有嘴吸饮)、徙(移动、迁徙)、炙(晒、烤)、蓄(蓄、养)等。再有,有些词语素的次序跟普通话相反,如:气力(力气)、紧要(要紧)、闹热(热闹)等,这些都是古汉语。七是客话中有很多雅语:如今人说“洗澡”而客话讲“洗汤”,“洗汤”亦古代(雅)语, 今人说“是”而客话讲“系”,今人说“吃”客家话则用“食”字,今人说“个”而客话讲“介”等等,不一而足,相比之下客家话显得古雅。上述看出,客家方言保留了古代汉语特点。
(2)从诗歌语言上来看,客家话保留上古音韵。客家话保留上古音韵还可从客话读《诗经》找到旁证。用客家话读《诗经》既快、又顺口、还押韵,尤其是大、小雅与秦风、豳风等。雅,即“正”,指朝廷正乐,是西周王畿的乐调,秦风等为周王族封国之风。《诗经》《尚书》是周王室留下的仅存典籍。《诗经》305篇风、雅、颂三部分,除《商颂》《鲁颂》属于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时作品外,其余大部分是西周的诗歌。其中15国《风》是从各诸侯国之地所采。用客家话读《诗经》押韵而用普通话则不押韵,例如,《秦风》“蒹葭”篇,“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湄”,普通话念“眉”,客家话音“mi”,所以更为押韵,此其一。其二,用普通话读《诗经》慢且拗口,而用客家话读则快而顺畅。愚见与福建宁化的张锡电不谋而合。张先生也认为用宁化话(客家话)比用普通话更入耳、平仄更顺。[ 参见《客家魂》2001年第6期。]其三,《诗经》中的许多动、名词,至今仍在客家话中使用。如《豳风·七月》篇中“八月载绩”的“绩”,普通话念“ji”,意为“纺织”;“九月叔苴”中的“苴”,普通话念“jü”,“绩苴”,客家妇女纺织麻布叫“绩苴”,并有“绩苴歌”传世 。
在此引用王力先生之见解作进一步论证。我国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先生在《音韵学初步》中说,“这里所谓古韵指的是先秦古韵。”汉代以后的文人读《诗经》、《楚辞》,觉得许多地方不押韵于是有叶音之说。所谓“叶音”就是临时改读以求押韵。朱熹的《诗集传》注为叶音的地方很多。同是一个“家”字就有四种读音([ka,ku,kok,konη])而意义不变,“这样任意改读,决无此理!依今人研究,‘家’字在先秦时代,无论在哪一首诗里都是读[kea]。”王力考定《诗经》时代古韵29部,《楚辞》时代古韵30部(战国时从侵部分出冬部,所以30部)如下表:王力用古韵30部列出诗比之韵,笔者在《客家文化大观》第四章中选录9部,用客话皆可押韵。兹录 “活部[ok]”——(《大雅·桑柔》五章):“为谋为毖,乱况斯削。 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其何能淑?载胥及溺!”用普通话不押韵而用客家话则皆可押韵。[①参见王力《音韵学初步》第57页~7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①
综上可见,客家话真可谓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
(二)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
中华民族有着“勤劳、勇敢、智慧”等的评价。汉族占中华民族的96%,所以它就是汉族的基本特征。而来自于北方汉民的客家人则更是保留了汉族的这些传统特性,所以,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本文侧重于从民俗意识与民性二方面来看。
1、从客家民性来看
(1)客家人以刻苦耐劳而著称。客家人的刻苦耐劳与他们的流离变迁、以及生存的穷山恶水有关,也与汉族祖先的优良传统有关。由于客家人能吃苦耐劳所以生存能力特别强,哪里有土地他们就可以在那里生息藩衍。客族把刻苦勤劳节俭作为传家宝,一代一代往下传。在客家地区流传一首长达210行的家教歌有云:“勤俭丰足之本,耕读保家之基。勤俭定能立业,奢侈导致贫困。春日一刻千金,季节绝不饶人。一年只望一春,一日又望早晨。有事莫推明日,今日就想就行。”“勤俭先贫后富,懒惰先富后贫。兴家如针挑土,败家如水洗尘。用物检点节约,破烂另多费神。房屋田地再多,乱用不久必贫。宁可自食其力,不能坐吃山空。”[②严永通、凌火金:《广西客家山歌研究》第196~19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②
(2)客家人刚强勇敢的精神论述见之如下。东方语文学者科连柄汉及翁荷式泰两教授,对于客家人此特性皆有相同的见解,即认为“典型的客家人是勤劳的、刚强的、爱国的和热情的”。英国传教士坚根倍耳在中国传教数十年,曾获“中国通”之誉。他在汕头英国人召集之宗教会议中有如下一段演讲词:“客人比城里人勇敢,富有独立力行的气概,渴爱自由……满州人入主中国,客家人降服最迟,其后且曾屡自起兵反抗,第一次乃距今稍久之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是这世纪中新近的事,即辛亥革命是也。” 中国近代三次大型革命(太平天国革命 、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皆与客家息息相关,有《客家人与近代中国》一书详述。
(3)客家人聪颖坚强的特性可从拜尔德耳的评价来看。美国天主教神父拜尔德耳在嘉应州传教多年,著有《客话易通》与《客话浅说》两书,序文中评说如下:客家祖先之历经变乱,流离转徙,老弱已淘汰,存者较属少壮,此乃中华民族之精华,有如牛乳中之乳酪一般。彼等将其刻苦耐劳等优良经验传与子孙,因此,现在客家人,均具有一种聪颖坚强之特性,求知欲因亦随时发达。吾人观于各地大中学校之学生成绩,客家学生列优等,进而获选公费留学欧美日本者,更占较大之百分比,由此可知客家教育之特别发达,因由于其环境压迫使然,而客家人之优良传统,且又聪颖好学,亦其重要原因也!
2、从客家民俗意识来看
客家民俗意识主要有:“重名节、轻功利”, “重孝悌、轻强权”, “重文教、轻农商” 。
(1) “重文教、轻农商”。客家人“崇文重教”众所周知。忠、孝、节、义在客家人的传统意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意识首先要通过教育来来传播,因此客家人尤为崇尚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中原的社会风尚。客家先人南下时多是举族而迁,族长视知书达理为第一要义,加上进入山区都指望子女出人头地,所以客家早有“耕读传家”作“秀才郎”的风气,学校教育比其它地方发达。法国籍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在20世纪时在嘉应州传教20余年,著有《客家词典》,自序中对客家重教育有这样的评语:在嘉应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可看到随处都是学校,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该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客家人的每一个村落有祠堂,那就是他们祭祀祖先的所在,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有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椿骇人听闻的事实,按照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无逊色。客家人轻农商。此可与广州人相比较来看。广州人素有“看(衰)穷、不看(衰)贱”的传统,即,不管你干的是什么样的苦活、累活、下贱的活,那怕是扛码头、扫大街、掏厕所,只要你挣了钱有了钱,那么就不会被人瞧不起、就没人敢看不起你。一句话,就是要有钱,以“钱”为上。而客家人“重文教、轻农商”,以“贵”为第一,再穷也不为“钱”去做那些看起来比较下贱的活计,即使在改革开放的现时代、在金钱唯上的市场经济的今天仍是如此。
(2)“重孝悌、轻强权” 。客家人向有儒家中庸传统。在山东曲阜举行的2005年全球公祭孔子的盛典上,世界客家精英曾宪梓是排列第五向孔子敬献花圈,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则是名列第一敬献花圈的,而且,叶选平位居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之要职。可见客家精英的儒家积淀。具体我们来看已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叶剑英是叶选平的父亲。叶剑英在中国新民主革命中功勋卓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在毛泽东逝世后,他对粉碎“四人帮”有功,因此得到中央领导层的拥护,希望他能担当国家的第一领导,但叶剑英坚决力辞。这除开有他自己的一些考虑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儒家的“中庸”传统,即“不当第一”。这可以说是客家“重孝悌、轻强权”的具体表现。
(3)“重名节、轻功利”,于是客家人很爱面子。爱面子是中国人的一大特征,而客家人爱面子尤甚,上述不愿经商也是觉得面子过不去。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客家人之爱面子就是耻于、羞于做下等的工作,这几乎是骨子里的遗传。宁愿勒紧裤腰带也不愿去干那些看起来没面子的伺候人的工作,如,给人洗脚做按摩、给人当保姆等。假如真的要做这样的工作,也要远离家乡,否则在家乡或家乡附近做这样的工作,那不但自己没面子,且家里人也会跟着丢脸。此外,一些俗语也可看出客家人是何等的爱面子。如客家人常常说:“人戴面目树戴皮”,即,面子代表着人格;于是,人们往往会抨击个别辱没面子的人或事,不屑地说他“没面没皮”“没滴面皮”“辱消人唶”“面皮兹(都)畀倨(给他)辱净了”;客家人爱面子还见于这样一句话:“输人勿成输阵”,即,输给一个人是可以谅解的,但,输给一群人就太没面子了。这些都是爱面子的明白无误的写照。正因为爱面子,因此,客家人就很讲究,即使在穿衣服上也不随随便便,而是根据讲究场合穿衣,且做到内外有别。 还有,据说当今世界级的客家精英因了名声在外,每每总会遇到被请求捐赠的时候,这时,他出于不好意思只能权且答应,但由于往往会有捉襟见肘之时而最终无法兑现,从而就有“空口说大话”或“说到做不到”的谤言。其实,他们大多数并不是夸海口的人,究其因,多是因为面子问题,即不好意思推诿从而自己给自己上套。与此相联系的是,某个客家著名企业家,因了要维持其面子,每年都要有数百万的必需的捐赠,这就可能成为其人生的负担了。这真是客家民性的爱面子带来的悲哀。
(三)客家传承了汉魂
客家传承了汉魂即是从客家精神来看
1、外国学者与名贤之评述
客家人的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可从日本人山口县造著的《客家与中国革命》来看:客家是中国最优秀民族,他们有一种自信与自傲之气质,使其能自北方胡骑之下,迁到南方。因此,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为强,是永远不会被人征服的。其后,又受到海洋交通环境之影响,养成一种岛国人民之热血与精神……翻阅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当推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其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可以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的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
客家人爱国爱乡的精神可从美国传教士肯贝尔的评价来看。肯贝尔在广东梅县传教达数十年之久,著有《客家源流与迁徙》,述到:客家人可以从其他华人中,于语言上、习惯上辨别之,概括言之,妇女不缠足,通常体健而轩昂,惟其如此,故能过其户外生活……。乡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能勇敢自主,彼等备具全世界山居者爱好自由之特性。客人确是中华民族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南迁是不愿屈辱于异族的统治,由于他们颠扑流离,历尽艰辛,所以养成爱国家爱种族的爱国心理、同仇敌忾的精神,对中华民族前途的贡献,将一天大似一天,是可以断言的。
客家人艰苦创业等精神,马来西亚拿督肖光麟博士在《国际客家历史博物馆缘起》广告中说道:“客家,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汉族重要民系之一。自东晋、唐末以来,饱经战乱饥荒的客家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自中原向南迁徙,形成独特而稳定的群居体系。至明末清初,不少人远渡重洋,散居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因而出现了有海水的地方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的人类群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让子孙后代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弘扬刻苦耐劳、艰辛创业、团结奋斗、智能刚强而又忍辱负重的客家精神,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国际客家历史博物馆在东南亚中心地带的马来西亚新山市应运而生……”
胡文虎将客家精神归纳为四。誉冠全球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是客家人的优秀代表,其论客家精神见于《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序文》。胡文虎论客家精神有四:一是为刻苦耐劳之精神,二为刚强弘毅之精神,三为劬勤创业之精神,四为团结奋斗之精神。苟化此精神而光大之,其有裨于我中华民族之发展者正无穷也。
2、“客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有“客家传承汉魂”一说,它体现了“客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富有革命进取、艰苦奋斗、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与精神,客家精神即就是大家所论述的革命开拓进取精神、艰苦奋斗团结精神、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精神,敬祖睦宗爱国爱乡精神、崇文尚武精神、务实精神等等。客家人的许多优良传统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客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有它共性的一面,但是也有它特殊的一面。中华民族精神与客家精神的比较可以从下几点来看。
“客家精神”来源于“中华民族精神”。 汉族是中原文化根祗,中国史书上之所谓汉族与非汉族之分野是从文化上划分而不是从血统上划分。当中国历史正统思想形成以后,凡非依附中原文化之民族均斥之为异族。汉族在中原形成后,在秦汉时期开始向南移动。客家是汉族中之一系,避难于闽、粤、赣之三角地区,经五代及宋初之酝酿尔后最终完全形成为今日之客家。由此可知,客家比较全面地保存了河洛文化的精神、继承了中原古风。 1973年9月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为配合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举办了《客家文物艺术展览会》,较为全面地介叙述了客家精神:“客家虽自中原南迁,然其重道德、重义气、重礼节、重理智、性刚强、仍具古风,保存汉族血统,最为纯粹。语言风俗习惯,犹是中原遗风,其守重礼节义,好学问讲伦理,均表现为中原民族气质。唯几经离乱,披星戴月,更养成其坚忍卓绝,耐劳、耐苦、独立奋斗之精神,养成其向外发展,冒险犯难之精神。太平天国之起义,辛亥革命之前驱,与抗日战争之贡献,均可为客家精神之表现,亦即为中华民族精神之伟大发扬。客家之民族精神,无时无地不在充分表现中。客家,就其语言与精神表现,均深具中原古风,而日益发扬光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继往开来,永恒悠久,生为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实感荣耀。”
客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大同小异。客家精神源于中华民族精神,二者有同有异,或曰大同小异。由于南迁的客家先民带去的中原文化比当地土著高,因而不易被异文化所磨灭;又由于客家居地山高路远交通闭塞,长期处在农业的自然经济中与外界往来甚少,这种环境使得客家人保留下汉民族的古老文化意识最为浓厚。所以说“客家人传承汉魂”不无道理。如今散布在世界各地之客家人,无论所居何地所操何业,其讲伦理重道义、好学问守礼节、艰苦创业勤俭持家等皆是中原遗风,此即是客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同之处,它是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培养而成的。然而客家精神的另一方面,即不愿株守一隅敢于背井离乡,为了建功立业,怀抱四方之志,即其开拓进取之精神又与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中之因循保守、安土重迁大异其趣。这是客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小异之处。它是客家人一千多年来长期迁徙的特殊经历所造成的。客家精神因战乱、灾荒,由中原南迁奋斗求生而起,在长期艰苦环境中,又因田少人多谋生不易进一步迁徙养成了奋勇进取的精神,此后又扬帆出海更培育了奋勇进的取客家精神。
客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是“青出于蓝”。昔日中原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之核心地区,君主专制愈演愈烈;再加上辽、金、元、清各代沉重的民族压迫,灾难深重民气不伸。中华民族精神受到压抑已达千年,遂逐渐产生苟安守旧、故步自封的消极思想。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一文中说:“中国四万万众向成一片散沙者,非其性然也(民族性并非如此)。以亡国二百六十余年,备受异族专制之毒,集会有厉禁,言论无自由,遂至习非成是(民族性受到扭曲),几将吾人乐群之性、团结之力消灭净尽,此散沙之象所由呈也。”因此他一再号召革命党人“唤起民众”“唤醒睡狮”,即指恢复被压抑的中华民族精神而言。在中原民气受到极大压抑之时,客家人早已远走它乡奋斗于南方的山区或者扬帆海外,因此苟安守旧故步自封的消极思想在客家身上很难找到。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即中华民族性中的积极部分,客家人长期保留从未抛弃;而中华民族性中的消极部分由于产生较晚,客家人未受影响或者影响甚微。客家族群是中华汉民族的一部分,客家精神当然出于中华民族精神,但客家人又是整个中华民族中经过长期锻炼出类拔萃的一部分,所以客家精神能够更上一层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加以继承而且加以发扬光大,这是两者之间的又一关系。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找到学者常说的唐宋南北文化重心分界之原因。唐代以前北方是人文荟萃之区,自宋以后南方人才辈出有凌驾北方之势。南方许多杰出人物的产生,与客家人南迁的时间与地区出现惊人的一致。如宋末的文天祥、明末的袁崇焕到近代的洪秀全、孙中山既是南方又是客家的杰出的代表。
三、研究客家族群对中华汉族的重要意义
客家来自源远流长的汉民族的传统,来自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积淀,来自艰难远徙的淬火,来自偏僻山区恶劣环境的锻冶。它是伟大的汉民族的传统在特定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因此,研究客家文化对中华民族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1、研究客家文化有利于更好地研究中华民族文化
客家民系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历史文化根源主要来自中原文化,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在特定时间空间与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华汉文化在新的分支上新的高度上放射的光芒。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渊源上讲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子女身上流着父母的血液包含着父母的基因;从哲学上看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共性包含着个性又寓于个性之中。因此,从本质上看客家文化就是汉文化,毫无疑问它是中华民族文化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客家先民几经迁徙最后在闽粤赣边定居,经过几个世纪与古南越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文化。客家自诩为中原汉族的正宗,因为后来的岁月里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嬗变了汉族的传统正宗。例如,客家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都有它的特色,但,同普通话比较,它却保留着许多汉语古音韵和古词语,因而被称为古代语言的活化石。因为汉民南迁是因为北方战乱等原因,当客家人——这些正宗的汉族聚居闽粤赣山区这一世外桃源时保留古风时,北方的汉族却遭异族统治,从而嬗变了汉族的正宗,例如,汉语在古代为“六声”,元朝,汉语就由“六声”变成了“四声”,而客家话今尚有六声[①有的书籍提法为“八声”,但据客家文化名人黄火兴向客家名贤、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书面请教,答复为“六声”。]①;许多今人不用的古字雅语却是客家话的家常口语,如“有冇”“好孬”等肯否词,看起来对仗工整听起来合韵上口,因而客家话被誉为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又如,今日北方中原旧地鲜有修族谱,而客家姓姓有族谱,千年谱系延绵不断,乃至在一本仅有33页的小书《周都寻根》中就有数处资料出自客家族谱,占了该书引用全国族谱的一半以上。 此外,研究客家人的民居、客家人的礼节还可以勾画出古代中原的建筑文化、礼俗文化。因此,通过对客家文化这一“活化石”的研究,将有利于更具体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
2、研究客家文化能更好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海外华人的爱国热忱的阐扬。
带着炎黄子孙的光荣血统,客家人播衍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与地区。年复一年那些在海外生长的客籍华人会渐渐淡漠了那本原的中国意识,我国台湾省老一辈客家人甚至担心客家人的最后消失。把客家文化的精华告诉他们,让他们为自己的族源而骄傲,从而永怀中国心永系中国结,让老一辈华侨的爱国热忱在新一代华人中继续发扬光大。正如爱国名士田家炳先生所言,他们的中国心需要海内的中国人来精心维护,而研究客家文化,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本源文化多么博大精深,从而产生寻根问祖的意识,进而为宗族为族群而谋福利,再扩展到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作贡献。研究客家文化便能达到如此积极的作用。
3.研究客家文化可使新一代客家人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继承先辈的优秀品德,为中华民族的更加繁荣壮大作出其特殊贡献。
客家精神与优良民性是在艰苦创业中形成的,新一代客家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而传统客家的优秀之处会渐趋淡漠,为让世世代代的客家人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必须让年轻一代了解客家文化。研究客家文化,让新一代了解客从何来,为什么客家民性如此刚毅勇敢,让子子孙孙知道自己血管里流淌的是黄河的血液,是炎黄嫡系之所出。通过对客家文化的研究,可使客家后人继承先辈勇于开拓、勤俭耐劳、敬老尊贤等种种美德,使优秀客家精神代代相传,继往开来开创更辉煌的业绩谱就更灿烂的文化。使其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进一步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的更加繁荣壮大作出其特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