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和丘逢甲都是晚清时期的客家名人，“诗界革命”中的领袖人物。自1889年在京城相识以来，黄、丘便结下了不解的情谊，丘铸昌先生曾撰文称他们是“两位客家人，一对诗兄弟”。对于黄遵宪和丘逢甲的诗歌情缘，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据有关史料分析，两人曾有过一段诗坛“争雄”的历史。
黄、丘“争雄”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时黄遵宪被贬回梅州老家居住，而丘逢甲则于1895年7月在台湾抗日失败后回归祖籍镇平（今梅州蕉岭县）。黄遵宪回梅州后，丘逢甲曾于1898年冬和1900年秋两次造访人境庐，期间1899年丘逢甲致诗《寄怀黄公度》，开始两人的诗歌酬唱（到1900年秋两人的唱和诗有40多首）。黄遵宪与丘逢甲的“争雄”从他们当时的一些唱和诗可以窥见一斑，如黄遵宪的《和平里行，和丘仲阏》及其“序”中写道：“丘生丘生吾与汝，坐视金瓯缺复碎”，“仲阏归自台湾，客于潮，作诗寄余，岁暮感事，因追和之。”表达了对八国联军入侵的愤慨和黄、丘二人同为国事而忧伤。再如丘逢甲的《古大夫宅下马古歌·序》：“石在嘉应州北门，有黄氏筑宅，担土得古镇宅钱，以告公度京卿，询其地，曰：马石下。走视，因得此石。有文曰：‘宣和四年，古大夫宅立。’大夫者，盖古革也。京卿以拓文见示，乃为作歌。”可见黄遵宪和丘逢甲之间的友谊。
黄遵宪与丘逢甲的“争雄”，更多的是黄、丘之间对诗歌艺术的切磋、相互较量。丘逢甲在1900年冬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写的“跋语”中称赞黄是“诗界之哥伦布、嘉富洱、卑思麦”，是“诗圣”，充分肯定他“手辟新洲”、“创立新诗国”的功绩，当然也流露出自信：“海内之能于诗中开新世界者，公外，偻指可尽。忽有自海外来与公共此土者，相去只三十西里耳！后贤推论，且将以此土为东方诗国之萨摩、长门，岂非快事？然开先之功，已日星河岳于此世界矣！”我们可以看出，丘对黄诗“开先之功”和无可替代的地位是高度肯定的，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向黄靠拢，并不敢“目公度为二流”。
黄、丘矛盾没有激化，最大的原因是黄遵宪的大度。黄遵宪在1902年11月12日的《与任公书》中提到：“渠（丘逢甲）自负曰：‘二十世纪，必有刻黄、丘合稿者。’又曰：‘十年之后，与公代兴。’”这说明黄看出了丘的“争雄”意识，但他总是宽容包涵着丘，而且极力向梁启超推荐，说：“此君诗真天下健者也。”“论其才调，可达此境，应不诬也。”
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当时也接受了黄遵宪的观点，肯定丘逢甲，称赞丘逢甲诗歌具有高度艺术性，《饮冰室诗话》第39则说：“吾曾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若以诗人之诗论，则邱沧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盖以民间最俗最不经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钜子耶？”这就较好地解决了黄遵宪与丘逢甲之间的名誉和“争雄”标准。
从所谓的黄、丘“争雄”中，我们看到了黄遵宪先生的大度，思想是多么深邃、目光是多么长远、胸怀是多么豁达。
作者：郑少斌 来源：梅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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