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邻村的民间老人刘瑞说,我们家乡的地方戏叫“衣嘟呀”。长大了我才知道,这“衣嘟呀”是俗名,书上称之为“采茶戏”。
据说,明朝时采茶戏由江西传入家乡,到清代大盛。由于唱腔中多加有“衣嘟呀”的衬词,故采茶戏得俗名“衣嘟呀”。
清代采茶戏之盛况我们后人无法目睹,时至今日原汁原味的采茶戏也极难看到。不过我却了解与采茶戏有关的几件轶事,不妨说出来给大家做茶余饭后的谈资。
其一,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家乡的李炳琼女士编导的采茶歌舞《打杯舞》曾晋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演出后剧组受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首先的亲自接见并合影留念。这事着实令我们家乡自豪骄傲一番,试想家乡人有几个能有如此荣耀?
其二,文化大革命后第二年,采茶团排演了大型采茶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连续演了六十多场,场场爆棚,盛况空前。一时间城里男女老少见面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你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没有?”由此可见此戏的轰动效应。此间曾发生过的一个小戏也象这个戏一样轰动。一个看戏的青头仔看到戏台上祝英台与梁山伯恩恩爱爱缠绵悱恻时,竟忘乎所以地对邻座的一个大姑娘动手动脚、胡摸乱捏起来,吓得大姑娘高声尖喊“非礼了”、“非礼了”,场内顿时一片大乱。据说后来人们把后生仔扭送到公安局,定了他一个“流氓罪”。不过平心而论,按弗洛希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这后生仔倒没有什么大罪而是生理上的性倒错。因为文革十年把人性都扭曲了,一旦开放,压抑已久的人性就象原子弹爆炸那样将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这后生仔的反常行为之所以为人们所厌恶,只不过是当明人们不懂弗氏理论罢了。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来采茶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巨大的艺术魅力,它的辉煌也确实令今天那些惨淡经营的末流歌舞团乃至国家级的大剧团汗颜。
其三,是我亲自耳闻目睹的一次土得掉渣的采茶戏演出。文革时,采茶戏是封资修的东西,自然遭封杀。文革后,采茶戏被解禁,便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兴旺发达起来,据说当时家乡有四五百个注了册的民间采茶队。一天晚饭后,我闲得无聊,在街上游来逛去,走到新菜市附近听到了一阵锣声,我便走近一看,原来是唱“衣嘟呀”。那场面竟使我驻足久久不愿离去,吸引我的不是演员的演出而是虔诚的观众。那演出只有两个演员。一个茶公,一个茶妹,脸上抹得红红的象关公,身上的戏装也是大红大绿的不伦不类,唱腔“呕哑嘲啪难为听”,没有管弦丝竹伴奏,只有一面小锣跟着演员唱一句便“哐哐哐”地敲一阵,毫无现代艺术性可言,犹如原始人在载歌载舞。那些围观的观众,大多是上了点年纪的男女,还有的拖男带女背着小孩,他们神情专注,如痴如醉地随着剧情的展开而喜怒哀乐地感情起伏跌宕。看到这个场面,你便会毫不怀疑这种原始演出既具群众性又具巨大的艺术魅力。更令人叫绝的是,演出到了中场休息时,茶公茶妹便托着一个簸箕绕场一周,观众们踊跃地交钱交物,有的交一角几分钱,有的给一抓米、两个萝卜或几块咸卜以作戏资,总之看戏者给什么演戏者就要什么,谁也不会计较。此情此景使人仿佛又回到了原始社会,既纯朴又充满温情,着实令我感动不已。今天回想起来,如果这些茶公茶妹也象某些大腕歌星那样要个十万八万的出场费,那我们的采茶戏岂不是风光无限了?
然而,今天在商海大潮的冲击下,我们的地方戏种采茶戏也日渐衰微了,家乡的采茶团在苦苦挣扎,也不知那些走村串户的民间采茶队昔日的风采是否依然?我默默地祈求上苍,千万不要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采茶戏断子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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