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客家民系研究成说的几点异议 ——论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摇篮地位
王东林 胡业雄
一
客家学、客家史，均以客家为研究对象。然则何谓“客家”？由于研究者的理解不同，表述各异，逐使歧义迭生。内涵的不明确，导致了外延的不确定。有的过于宽泛，举凡南迁的中原人家无不视为客家。尤其是对古代客家人的研究，只要在某一研究对象的族谱、文集或其他文献中能够找到其祖先源出中原的蛛丝马迹，便不加甄别地将之纳入客家人物，发一通议论。于是有了张九龄、薛仁贵、郭子仪、欧阳修、岳飞、朱熹、文天祥……皆为客家人之说。这种“泛客家论”无视客家作为一个民系的独特内涵，实际上等于抹杀了民系的差异性，从而也否定了客家的存在。照这种认识，那几乎天下无处不客家了。
有的研究者将“客家”与历史上特定意义的“客”、“客户”、“给客”等概念混为一谈。李松庵先生《客家人的几次南迁》一文说：“由于秦汉以来的汉族先民，分批南来，到了宋代户籍立册，认为先到为主，称为‘主籍’，后到为‘客’，称为‘客籍人’，又称‘客家人’，从此，客家正式定称。”①这种错误可能本于罗先林先生之《客家源流考》或其他早期的客家研究著作。罗先生认为：“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洲郡志》云：‘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薄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他还曾引用《舆地纪胜》《太平寰宇记》及《元丰九域志》等史籍中有关主、客户的数字材料，论证南雄州、韶州及梅州客家人户的多寡。②
“客”以广义言之，本是一切外来人的统称，相对于乡里、土著而言，外乡人为客；相对于宗族、家庭而言，非家族成员为客。如宾客、客居、客寓、客姓、客死、“独在异乡为异客”之属，皆出此义。
“客”还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且与时变更的历史概念。春秋战国之际，各国贵族广开养士之风，于是有所谓游士食客，亦称衣食客、门客、宾客，多者达数千人。这些食客多为主人的谋士，替主人管理各项具体事务，助其横行乡里，有的也出仕为官，有的甚至为鸡鸣狗盗之徒。到了两汉，由于大地主驱使宾客从事生产劳动，“客”的身份开始卑微化，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加强。魏晋南朝时期“客”的名称就有“佃客”、“衣食客”、“十夫客”、“佣客”等多种。其前二者是庄园地主的私属，同《隋书，食货志》所云“客皆注家籍”，隶主人名下，不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后两种为不同类型的雇佣劳动者。至于孙吴的“复客制”，西晋户调式中的“荫客”规定以及东晋南朝的“给客制度”，都是国家保证世家大族控制劳动人手，维护其经济特权的措施。所复之客，所荫之客，所给之客，都是一、两种身份的人。汉晋时期的佃客多来自外乡异族。他们流离失所，被世家大族招纳在庄园土地上，成为庄园租佃制下的依附农民。从外来人户这一点来说，他们被称为客、客户；然就实质而言，他们却是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农民阶层，与我们所说的“客家”这一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唐代实行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③客户由“私属”变为封建国家的正式编户，身份地位得以提高。宋代户籍有主户、客户之分。主户五等是拥有土地的人家，包括大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而不是什么土著民户。客户可分两类：一是坊郭客户，为居住坊市的无田产的外来人户；一是乡村客户，为宋代佃农的主体，其户口约占全国总户数的35%左右，是一个庞大的农村无产者阶层。“客家”与“客户”在移徙异乡，佃耕土地这一点上，也许呈一定的交叉关系，但绝非全等关系。道理很简单，因为客户中大量的人家不是我们特指的“客家人”，何况人们常言客家人中有一部分还有来自中原的衣冠之家呢！④
笔者认为，“客”、“客家”应该作广义与狭义的区分。从广义认识其共同性；从狭义认识其多义性与特殊性。“客家”是离开本土，寄居他乡的人户，但离开本土寄居他乡的人户并不全是客家；“客家”是自中原南迁的汉族人，但自中原南迁的汉族人也不是全能成为客家。客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形成的一支重要且又特殊的民系，它以自己在语言、文化、风俗、民情诸多方面的独特属性与其他汉族民系相区别，是汉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泛客家论以及牵强的历史比附论，不仅不能科学地解释“客家”概念，相反，它势必导引客家学与客家史的研究走火入魔，逐渐误入歧途！
当然，“客家”这一概念，学界目前还没有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出来，还有待诸位同仁作进一步的探讨。依笔者陋识，“客家”一词似可做如下表述：“客家是汉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分支，其先民祖籍中原，自东晋以来，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陆续迁入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山区中，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情况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化而逐渐成为的一个具有特殊而且稳定的客家语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心态的特殊民系，也称‘闽粤赣系’。”
二
赣南、闽西、粤东三省结合部为客家人南徙的聚集地，已成为人所共遵的定论。至于赣南，或称之为客家播迁的“途经小住之地”，或曰“中转站”，或曰“聚散地”，也有称为“大本营”的。然而这都不足以说明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意义。笔者认为，赣南是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研究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不能忽略赣南这一特殊的历史空间。
据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所称，客家先民的迁徙肇始于五胡乱华、晋室东渡，直至近代，先后有五次大迁，且于迁徙路线及情状研述甚详，堪称经典之论。愚以为，此数次大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东晋至两宋之交的迁徙为第一阶段，是客家民系的孕育期，赣南山区是它的摇篮，而后逐渐扩及闽西、粤东；此后至宋末元初的大迁徙为客家民系的初步发展期，其在赣闽粤三省的居地有一个较大规模的拓展；再后至近代之迁徙，是客家民系向山外乃至海外扩迁的大发展期，从此客家人的足迹遍及国内外，成为当今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
客家是在山区形成的一支汉族民系，因有所谓“无山不客，无客不山”，“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说法。罗香林先生所列举的30余个纯客住县，有29个分布于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大山之中。山岭的高阻，交通的闭塞，使这些徙入其间的中原汉民在外界变化纷呈的历史河流中处于相对的静态，因而他们的语言、习惯才保存了较多的汉唐遗韵。由于历世山居，频繁移徙，生存空间的异常恶劣以及同土著居民的旷世持久的斗争，也使这些原处富庶平原的中州汉民于“文明温厚”的精神以外，又增添了坚忍、务实、团结、尚勇、敢于冒险等新的性格内涵。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诸多方面，也无不打上大山的烙印。又由于这些南来的客家先民，相对于土著山民，如山越以及畲、瑶、苗、黎、壮等少数民族，处于一个较高的文明层级，因而在长时期的交互影响中，客家人引导了山民的汉化，并吸收了对方的文化，丰富了自己的色彩，但又能始终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而不被同化，或形成一个新的少数民族。因而，探讨客家民系的形成，我们的目光必须瞄准山区而非其他。
永嘉五年（311），刘曜兵入洛阳，俘晋怀帝，北方陷于严重战乱，历史进入所谓“五胡乱华”时期。北方的大族和大批流亡百姓为避战难而纷纷南迁，其司豫流人分布于东起今安徽当涂，西达今江西九江，南至江西吉安以及赣县这一带广大地区。东晋政府为了安顿北来流民，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遂用流人原籍的名称，于流人集中地设立侨置郡县。侨人单立户籍，名曰侨户。安置司豫流人的有安徽境内沿长江南岸一带的侨襄城、侨繁昌、侨豫州、侨淮南、侨上党；在江西北部长江南岸则有侨弘农、侨新蔡、侨松滋、侨安丰诸州郡县。客家的源流当然要溯及这一大批南渡的中州仕民，但他们没有全成为客家，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在当时还难以成为客家。他们只称“侨”——尽管“客”、“侨”二字可以互训。因为这些侨民大部分还未能具备形成客家民系的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事实上，相当数量的南渡的故家大族在东晋王朝的庇护下，纷纷广占田地，封山锢泽，成为南方的新主翁。他们在初到江南，形势未定之时，虽“不免为新亭之对泣”，晋元帝也曾对顾荣发出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的感叹，然及家计初安，则此间乐不思蜀，既不愿北返，更不想再犯险南向，无复进取之心了。在东晋南朝后来的历次土断中，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渐土著化，与南人无复差异矣。
当然，南渡的北人也不是全都有王、谢、袁、萧等百家望族⑤那样的际遇。其渡江晚者往往受到歧视。《宋书•杜骥传》云：“晚度北人，朝廷常以荒伧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在经济上，南方的平原绿洲，肥沃的丘陵盆地早已为南北大族瓜分殆尽，因为不能不向山区扩展自己的势力。晋代南迁者还有许多分散的百姓。在“南北豪强，竞招游食”的形势下，他们中不少人沦为大族的依附人口，有的甚至被掠为奴婢，但也有一部分辗转流徙到崇山峻岭之中去谋求生路。
的确，在罗香林先生所绘《客家迁徙路线图》中，东晋南朝时期的南迁北民恰有数支深入到江西中南部，赣水的中上游。我认为这是南迁北民（或曰客家先民）打入赣省山区的第一支楔子，从而在大山之中播下了第一颗孕育客家民系的种子！江西是一个以丘陵山区为主的省份。其边缘北带长江，三面环山，中间丘陵起伏，北部为烟波浩瀚的鄱阳湖及肥沃广袤的鄱阳湖平原。省内河流纵横，赣江纵贯南北，汇同抚、修、饶、信诸水，从东、南、西三面注入鄱阳湖。在南中国，赣江是惟一的连通长江与五岭的南北走向的河道，似乎为北来流民特设了一条进入赣、闽、粤高山大岭的流徙路线。
江西境内以北部开发最早，中部次之，愈往南开发愈晚，与地势南高北低的情况相反，经济的发展却呈北高南低的态势。鄱阳湖平原是江西开发最早的一个古老的经济区域。我们从唐宋时人的叙述中，可见其繁盛之一斑。如唐代之江州“地方千里，江涵九派，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环至，驾车乘舟，叠毂联樯”⑥。洪迈也曾言及鄱阳一带“其二章，言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万顷，柔桑蚕茧之盛”，以致“饮食丰贱，众士往往凑聚”⑦，一直是官僚世家，豪门士族争相竞夺的乐土。赣东旰江流域丘陵河谷以及赣中的吉泰盆地较鄱阳湖平原开发稍晚，南朝隋唐时期也相继跃为发达的经济区，旰江流域更是鲜有旷土。江西的最南部是赣南山区，它由一系列大山脉组成。其赣粤交界处有属于南岭山脉的大庾岭和九连山；闽赣交界处为连绵起伏的武夷山，湘赣交界处有万洋山；雩山山脉斜贯于赣南之北部地区。这片山地面积广大，占全省山地总面积的50%，海拔平均在1000米左右。山岭高峻，河谷深切，其间夹杂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盆地，适于农业耕作，是江西历代流民出没活跃的主要场所之一。赣南山区开发最晚，其间虽然也生活着山越和畲、瑶等少数民族居民，然总的来说，景况仍十分荒凉。
赣南山区重峦叠嶂所造成的封闭与交通的艰阻不便，外力之难以入侵，相对适于农耕的零碎的山间盆地，统治势力鞭长莫及以及山旷人稀的居民布局，为苦于战乱的客家先民提供了一个驻足、生息、发展的相对安定的理想去处，也为客家民系的孕育提供了必具的客观条件。当北来移民因晚度而政治失意，或在土著势力过于强大而难以与之竞争的富庶区域无从立足，或因某种外力（如战乱）的打击推动而又北归无望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沿着赣江这条南国惟一的纵向水道而朝赣南山区徙移，从而在那片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崇山峻岭之中，厮守着他们的故土风习与祖宗语言，在山外世情发生急剧变异的情况下处于相对稳定；同时又在自然选择、民族融合以及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的推力下，去调整、改变、重新整合自己的心理素质，⑧从而发展成汉民族中一支新的独特的民系。
大凡这一过程始于东晋南朝时期那支最早进入赣南地区的客家先民，其后又逐渐汇合陆续徙入的小规模移民，并在语言习俗上与之认同，而稍稍扩大自己的阵营。到了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数年间，起义军流动作战，辗转十余省。江西的北部和中部以及安徽南部、中南部适当战乱的要冲；而江西的东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广东东部、东北部——亦即赣、闽、粤三省交会的大片崇山峻岭，却以其险塞、荒毛而处于弥足难遇的安宁之中，“侥幸未受巢害，比较堪称乐土。其在东晋第二支派逃难汉族即客家先民之栖息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及安徽南部西南部的，至是遂有一大部分很幸运的得迁于上述的乐土居住。盖他们前此已分处大江南北，易入鄱阳湖平原，溯赣江而至赣南，更折东，经石城而至闽西南如宁化等地”⑨。从罗香林先生的叙述及迁徙图中可以看出，迫于第二次压力作再度大规模迁徙的客家先民，大都是溯赣江而首先进入赣南山区的。在那里，他们又与先达此地的客民汇合，并在共同地缘、语言、习俗的基础上彼此认同，再度壮大自己的民系阵营，而后再部分地顺着山势扩及闽西及粤之东北边界。
邓迅之先生曾经谈到：“明朝以来，有关客人源远（流）的著述……大都以五胡乱华，晋室东迁，为中华民族不屈服于异族统治的民族移徙，推断客人南徙，是始于是时的‘衣冠避难’……而且各书亦提及赣南迁至岭东，但均以岭东为主，而于南赣仅视作途经小住之地。似未注意南赣才是客人自中原南徙的大本营，梅州是客人再发展的策源地。在未徙往岭东被称为‘客’以前，宅居南赣已将近千年或三五百年。”⑩遗憾的是，邓先生的这些看法迄今未能引起客家研究者的足够的重视。
吴泽先生曾言，客家民系的形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汉民族的南迁，因为“南迁的汉族人，除了客家人之外，还形成了福佬人、广东人、海南人等诸多民系”⑾愚以为，只有当这些南迁北民为种种外力陆续压向赣南山区并扩及闽、粤边界时，他们才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于其原有的汉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诸共同要素之外，逐渐形成自身的诸多特征，及至最终塑成客家民系。而那些依然留滞原地——尽管仍属客居南方——的徙民们，却只能逐渐同化于其他汉族民系中，成为土著居民的一分子，而永远难能成为客家。
因而我们有理由说赣南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赣闽粤三省交会区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宁化是宋末以前客家人南迁的集散中转站，嘉应州（现梅州市）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⑿。宋以后的几次大迁，已经是作为准客家人的移徙了。他们分由赣南、闽南徙于粤东、粤北，再徙于粤中、四川、广西、湘南、湘中、海南岛、台湾及南洋诸地，也有回迁至赣南、赣西的。这之中有来自外部的种种压力，更多地出于人口繁衍，居地山多田少，不胜负荷之故。尽管历时千载的辗转流移头绪纷繁，复杂多端，徙地之先后难以确切稽考，但我们仍可从客家人的谱碟中找到他们发轫于赣南的许多证据：
蕉岭《赖氏族谱》云：“赖氏居颖川……匡公子二，长硕，字仲方，刘宋元嘉末，偕弟毅，由松阳迁南康郡之揭阳（今宁都）。”
松口《钟氏族谱》云：“响公为江阳太守，时因军乱大变，自颍川逃难，在江西雩都县竹子坝乡住。后流在福建宁化县白虎村，安家乐业。”
江西《罗氏大成谱》云：“迫下唐僖宗之末，黄巢作乱，我祖仪贞公，致仕隐吉，因家吉丰，长子景新徙赣州府宁都州，历数十年，又迁闽省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成家立业。”
始兴《范阳卢氏五修谱》云：“越六朝而至于有唐，有讳富公者，南京分脉，而迁江右虔州虔化县。富生广……广生卓，卓生光稠公……稠公生三子，长希一，次延昌，次孟坚……益（延昌八世孙）与县尹公（孟坚八世孙）筮出闽省，令蒲田，考满次永定属上杭大塘凹瓦子乡而居。”
《祟正同人系谱》卷2《氏族》（徐氏条）云：“宋末有徐一郎者，自江西宁都迁福建上杭；其弟二郎迁连城，传五世，曰真人，迁居长乐。”（谢氏条）云：“宋景炎间，有江西赣州之宁都谢新，随文信国勤王，收复梅州，任为梅州令尉……新长子天介……遂家于梅州之洪福乡。”
新界上水《廖氏族谱》云：“唐时我祖由江西雩都，避乱迁汀州宁化石壁寨，后子孙因乱，又迁顺昌，廖氏居于闽者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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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氏重修通谱》云：“今广东嘉、潮、惠之彭，自宋而后，既历四朝，相传二十余世，或居嘉属，或居惠属，星散四乡，不可胜记，而溯自何来，皆由江西吉安庐陵。”
三
导致人们的视角偏向粤闽而轻忽赣南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客家人的分布情况看，赣闽粤三省33个纯客家县，广东占15个，居首位；江西10个，处第二，福建8个，为第三。非纯客住县广东50个，江西17个，福建7个。人口分布，依陈运栋先生《客家人》一书的说法，广东1500万人，江西500万人，福建400万人。三种数字均以广东居首。且广东之嘉应州（今梅州市）又是明末清初及近代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与中转站，客家话又以嘉应州语音为标准音，自然大为研究者瞩目。福建省上述三项指标虽较江西为少，然其汀州之宁化却是有宋一代客家人的重要聚散地，在客家人的迁徙史上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江西学界相较闽粤两省，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处于沉寂状态，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将赣南的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历史影像及其摇篮地位展示于世人面前。其二，从历史资料的现状看，赣南作为客家人的摇篮，处于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源头——东晋隋唐两宋时期。历史的“长河”不似自然界的江川，越是在它的源头，越是混浊不清。抛却“正史”对客家历史的偏见不论，地方志书适用的材料原本就少。客家人的谱碟由于几经修撰，也仅详于明清。至于口碑资料则更是大受存活者的记忆局限了。这种情况给客家早期历史的研究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困难。由于源头的混浊不清，有少数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明清，大无必要将客家的历史牵扯附会到那个谁也说不清楚的晋唐乃至两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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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客家民系的形成，在空间方面必须把握赣南，在时间方面则应注意东晋隋唐和两宋。而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正是赣南作为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而存在的时期。事实上，客家人构成一个独特民系的许多特征，大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北方文化中找到渊源。
李逢蕊先生认为“客家所以能成为汉民系的独特而稳定的群体，是因为漫长的南徙历史都是大批移民，又多属中原汉贵族，为了求生存和图发展的需要，汉民族更须团结，这就加强了大汉族主义正统意识和自强自信的观念。开头南徙，总是依庇先民、大户，先取得‘客籍’、‘客户’资格和地位，不久就反客为主，形成稳定的解体”⒃，当然有一定道理。其实，客家人群体特性的缘由，还可在晋魏时期的社区组织及客家先民的迁徙形式中找到答案。东汉魏晋之世，农村率多聚族而居，大土地所有者控制着族人、宾客和徒附，依凭他们的经济、政治势力，成为宗族的主人。族中成员在统一的组织下从事生产和担负武装护卫庄园的任务。宗教虽然是封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但宗族毕竟保持着一些原始的氏族习惯，“在困难的时期，宗族是最现成的集体组织，他们集体逃荒、垦荒、避乱……”⒄因而在东晋丧乱之际，避乱江南的中原衣冠，实际上大都是率族而行的。举族南迁使客家先民具备了一定的同土著争夺生存空间的实力以及共同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故客家先民每迁至一地，仍多聚族而居。聚族而居，集体互助的生活方式，培养了客家人强烈的群体意识，而这种群体意识及由此产生的认同心理，又是以他们共同的祖居地域特别是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客家人最重血缘宗法、祖先崇拜及家族谱碟，“他们在迁移的时候，往往把上代的骸骨也背着出走，一同迁葬。或在避难迁移兄弟将要分散的时候，也必分抄族谱，以备将来还得‘敬宗睦族’”。“他们最重视祖宗的手泽，最重视‘光前裕后’的工作，每每建筑宗庙兼住宅式的大屋，以为崇祀祖先，繁衍子孙的基地”。⒅
客家人的尚武精神，近乎军事的组织性与战斗性以及他们的居室形式也都渊源于魏晋时期北方庄园坞壁的生活习惯。毋庸讳言，战乱中客家先民的南下，毫无疑问采取了武装迁徙的形式。南来的北方大族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部曲。他们在与土著居民争夺生存空间，拓展地盘的过程中，实际上还伴随着血与火的械斗，因此客家人特别注重武术。“在民国成立以前，客家地区各乡村多有练武馆。各地青年不论其是否立志学文，总不忘练一二套武术，以为自卫之用……在满清时代，客家的文人多半在国术方面兼有一技之长。在乡间的士绅，更是经常出入于当地的练武馆；他们父以教子，子以教孙，代代相沿，成为传家之宝”⒅。客家人居住的房屋多为土楼形式，赣南俗称“土围子”。赣南的土围子有方型，也有圆型，也有多边形者，留一至两道门出入，是一种封闭的建筑体。其中心是祭祀祖先的宗庙。土围墙非常厚实，四角有炮楼。墙楼式的四面建筑一般为三层，每层分隔成若干间小房，分给居民使用。最上层的房间隔墙都开有互通的门道，一有战事，打开门道家家相通，就可在上层周迥奔战，如履城墙一般。赣南的土围子，闽西的永定土楼，梅州地区的半圆形围拢屋（为后起形态）以及深港地区的方形四角楼，都是典型的客家民居。它既是客民聚族而居的见证，又是客民耕战结合的反映。从土楼的建筑范式、内部结构及其鲜明的军事防御特征来看，客家土楼实际上就是魏晋时期北方坞壁在南方客家地区的变种！
至于客家方言，则更应溯及魏晋隋唐之世。不然的话，客语中所保留的中古汉语语音及雅言成分，又向何处去追本寻源呢？
客家人的举族而迁，武装徙移以及聚族而居、耕战结合、家学相传、“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等种种人文事象，皆可溯源于魏晋隋唐。而这些内容都是我们探讨客家民系成因的不容忽略的方方面面。
我们说赣南山区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并不排除从南宋以至近代才开始从外地或别的民系掺入客家行列的事实。这种掺入实际上是一种认同或同化的结果，它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是关系不大的。
吴泽先生在《建立客家学刍议》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粤东客家方面”，“而对闽西、赣南以及其他地区，则未能深究”，并建议以赣南作为今后开展实地调查、采访的突破口之一，可谓一语中的。对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的认识，还需作一系列更具体精细的个案研究，以为立论的支撑。
注释：
①《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6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第1期。
②⑨⒅。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25,24,16,106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
③《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