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客过渡带的狭长山区和谷地，元代虽有部分畲民汉化散处于此，但总体来说到明中叶仍是地旷人稀十分荒凉的地方，处在这一带的漳平、华安、永定、南靖、平和、诏安等县，除了南靖设立于元代，其他都是明中叶以后才逐步设立的。这样，两个民系间有一道缓冲地带，彼此间的矛盾还不激烈。
但不久畲族、客家的状况就急剧恶化，第一，客家民系经过数百年的繁衍，人口大增，而所居住的地区土地垦辟殆尽，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起来，迫使一部分人口外迁，以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外迁的方向，不外是向更深的山区和向沿海地带两条途径。向更深的山区迁移，则增加了与畲族的接触，彼此多了交流，但难免也会增加一些矛盾；向沿海地带迁移，则增加了与福佬民系及广府民系的接触，彼此的矛盾自然也激烈起来；第二，畲族方面，畲民的烧山种畲生产方式，对于包括生态、资源、地力的破坏很大，环境更加恶劣，而朝政日益腐败，贪官污吏对于畲民多方诛求，加之连年灾荒，把畲民逼到穷困潦倒不堪忍受的地步，因而激起畲民一次次反抗斗争，斗争中畲族与客家的合作比前更加广泛和深入，畲族汉化进程也大大加快了步伐，其显著标志是归化、永定、平和三县的次第设立。
归化县设立于成化六年（１４７０），永定县设立于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都是闽西山区畲汉人民联合斗争的结果。入明以来，其间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连绵不断，重要者如：
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上杭）溪南盗钟子人同广寇作乱，凶焰可畏。水南人张爱被推为队长以备御之。及子人攻县，爱与龙文彪等挺身力战，歼其渠魁，斩首数百级。贼败而退。爱随官军捣贼巢穴，深入被执，骂贼不屈而死。
正统中，沙县邓茂七造反，其党陈正景纠清流贼蓝得隆等围攻汀州，推官王得仁率民兵助官军捍御，力战守者四旬……贼攻宁化，公率民兵赴援，败贼于盖洋，追至大陂，斩首数百级，降者二千人，选其壮士分隶诸军以掩系；贼走将乐，阴遣降卒诱执茂七亲党三十六人。一说擒政景等八十四人。
归化县的境域原属“两郡四邑裔土”，即汀州府和延平府两郡、清流、宁化、沙县、永安四县的边境；永定县则是上杭南端毗邻广东潮州的边远地区，属“闽之绝域”，“僻居万山中”，说明这二县未设之前，汀州北部和南部各有一块地旷人稀荒凉未开发之区，而二县的次第设置，则标志着汀州一北一南的两块荒凉落后地带加速了开发进程，人口多了，统治机构健全了，教化加强了，土地的垦辟和经济的发展也必然随之有长足的进步。至于我们说这二县的设置同时也标志着畲、客合作的深化和畲族汉化进程的加快，乃基于这两个地区的造反群众都既有畲族也有客家。因为文献中泛泛称为“上杭贼”、“山贼”、“山寇”者，一般既有客家又有畲族，其中的钟姓、蓝姓成员如钟子人、钟三、蓝得隆之类，则可断为畲族。客家人领导的造反行动中有畲族参加，畲族领导的造反行动中有客家人参加，足见这两个族群的密切合作关系；设县之后，畲族慢慢融入客家之中，归化、永定后来都成了纯客家县（本世纪八十年代后有少数人恢复了畲族身份，但他们汉化程度极深，与客家人没有什么区别），又足见畲族汉化进程的加快。
汀州北、南两端设县之后，东南部与漳州、潮州毗邻的大山区就成为当时闽西南最荒凉落后之区，同时也是盗贼渊薮。弘治、正德年间这一带“乱事”不断，反抗斗争愈演愈烈，诸如：
弘治八年（１４９５），“上杭来苏里贼首刘廷用、张敏、陈宗寿等聚众攻劫江西瑞金、会昌、宁都，转掠广东程乡等县”。朝廷感到闽粤赣边的乱事屡扑不灭，事态严重，“就任升广东左布政使金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节制江西、广东、湖广、福建四省，统辖汀、赣、潮、桂等八府地方，俾专镇于江西赣州，比照梧州中制事例以抚捕之”，事权重大的南赣巡抚就这样设立了。
关于在“盗寇渊薮”设县的意义和作用，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也有详尽的论述，他说：国朝来，每因寇乱，设县即定。建宁之设寿宁，延平之设永安、大田，漳州之设漳平，及近日宁洋、海澄，而无不定者。独汀州当三省之交，成化六年设归化，而其地盗少；十四年设永定，而窃发间有者，盖南通潮漳而北上杭，三图皆寇薮也。迩日乃靖者，赣（光按：应为广）分大埔而又立平远耳。平远未立之时，程乡立太平营城，设抚民通判主之。官无常居，不实抚恤，乃因立为县，则有司存，而其学校、祀典、乡饮酒礼，民日由之，遂渐从善而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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