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守清
广西客家海外联谊会在南宁召开客家文化研讨会，笔者有幸赴会，并在会上作了粗陋的发言。会后，应主持人之约，把在会上讲的及准备要讲的内容作了修改和补充，供进一步研讨，其中所言，皆为个人的肤浅看法，望专家指教。
一、客家问题的由来
简单地说，是由于震动中外的近代三件大事，以及清末民初的三次风波。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件大事引起中外人士对客家人的关注。
一件大事：太平天国运动。金田起义爆发在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广西的桂平、贵县、武宣、蒙山一带的桂东南地区）。领导这次起义的洪秀全、杨秀清都是客家人。这次起义的核心人物和基本力量，都是两广的客家子弟。例如，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干王洪仁玕、奠王陈国成等，都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客家人。同时，太平军的女营亦大都是客家妇女，其统帅就是洪秀全之妹——洪宣娇。而且，客家方言还成为太平天国的国语。
太平军威震中外，十分引人注目。这次革命坚持14年，纵横18省，沉重打击清王朝的统治和外国侵略者。虽然这场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运动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尤其是客家人在这次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领导才能、斗争策略、英勇顽强等气质和精神，普遍得到人们的认同和赞扬。于是，也就引起人们对客家人的“刮目相待”．
第二件大事：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
清咸丰六年（1856)，广东西部的高要、高明、鹤山、开平、恩平、新宁（今台山），旧称粤西六邑，发生土客大械斗，持续12年，双方死伤合计为约五六十万人。结果这6个县的客家人，除少部分留在新宁、高明两县的一些村屯之外，大部分被官军押送遣散到钦廉地区（当时属广东管辖）和广西境内各地，另有几万人乘船出海，流落到东南亚一带。广西柳城县东泉镇下雷塘村黄姓、林姓，以及荔浦县修仁镇蔡姓，就是那个时候从广东恩平搬迁而来的。
这次械斗，结果几乎把这6个县的客家人“扫地出门”，另觅新居。这场大灾难也就引起世人对客家人的极大关注。
第三件大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在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封建帝制的伟大斗争中，海内外的客家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首先，这次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就是广东香山县（后改为中山县，今中山市）的客家人。其次，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和骨干，有许多是客家人。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时，谢逸桥、谢良牧、何天炯等客籍留日学生，不但参与筹备，而且还成为该会首批会员，此后，陆续有许多客籍留日青年加盟，共有252人。谢良牧（梅县人）、廖仲恺（惠阳人）先后担任会计长（后为财政部长），特别是廖仲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钱袋”，他在筹措革命活动经费以及促进国共合作方面，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再次，许多客家人，尤其是客籍华侨不仅捐钱支持革命，创办报刊宣传革命，而且还纷纷投身革命武装斗争，例如，客籍华工温生才（原籍梅县）回国刺杀清将孚琦；客籍华侨教师陈敬岳（原籍梅县）回国刺伤清军水师提督李准。孙中山领导策划的几次反清武装起义。亦在客家地区。如广东惠州两次起义、黄起冈义、钦廉两次起义，特别是1911年3月29日的“辛亥广州起义”，许多客家子弟参战。在“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现已查明的就有5位客籍同志。因此，在世人的心目中，客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汉族民系。
至于清末民初的三次风波，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清光绪31年（1905），广东顺德人黄节编撰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由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在介绍“客家”时，引用上海徐家汇教堂编的《中国舆志》的材料和观点，把客家说成“非粤种”，也非“汉种”，言下之意，客家人中是杂种、野种。这正好与社会上言及客家时，有些“图谋不轨”的人在文字表达上将”客”字加“犬”旁，写成“家”如出一辙，这对客家人是莫大的侮辱。由此引起客家各界人士的愤慨和抗争。
丘逢甲（台湾反日义士，原籍广东蕉岭县）、黄遵宪（广东梅县人，清末革新家、外交家、诗人）联络广州、惠州、潮州、韶关等地客家人成立“客家源流研究会”，开展宣传，散发传单，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主要有：温廷敬《与国学保存会论种族问题书》、《客族非汉种驳辩》；胡曦《广东民族考》；杨茅桓《客家本字》；邹鲁、张煊《汉族客福考》；钟用和《土客源流考》等‘，对客家源流进行科学的论证，异严正驳斥该教科书以及社会上的各种谬论，使一般人了解客家的真相。当时，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客和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岭外三州语》，刊登在1908年7月日本东京主编的中国同盟会机关报一《民报》上，“岭外”是指五岭之外，即岭南地区。“三州”指嘉应州、惠州、潮州，实指这三州所属的客家话语系县。章太炎从这三州客家方言中选出60多个单词或词组，用古代典籍，如《说文》、《礼记》、《尔雅》、《战国策》、《老子》等，加以解释和印证，说明客家方言是保存不少上古语音语议的汉语方言之一，这也充分说明客家乃汉族一支。
最后，迫使广东提学使出面道歉。
第二次：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世界地理》（英文版，乌耳葛德编撰），在“广东”条文内说到广东人种时写道：“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于是，香港、上海、北京各地客家人组成“大同会”，出版《大同报》，奋起抗争。当时，中山大学罗蔼其教授写了一本《客方书》，批驳客家落后人种的错误言论。另一位教授古直（梅县人），也写了一本《客人对》，此书除讲述梅县客家方言与古汉语语音系统、辞义系统关系密切外，还出示近代一些材料，说明客家人并不比其他人差。他就以科举考试为例，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道光二年（1821）的177年中，光是梅县一个县，中进士的共有49人，居广东之首。而大浦县（时属潮州）点丁翰林15人，占潮州十分之九，他还说，当今（20世纪20年代），梅县“小学如沙，中学如林”，连大学生也是“星罗棋布”，到外国游学亦成为“时尚”。该书以不可辨驳的事实，说明客家不象某些人说的那样落后、野蛮，指出客家地区是文化昌盛的地方。
最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声明认错，停发旧课本，新编课本改为“客家是中国进步民族”。虽然他们把客家说成是一个“民族”不够确切，但能把“野蛮”、“落后”的字眼改为“进步”就很不错了。这样，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第三次：1930年7月，广东省政府建设厅主办的《建设周报》第137期，发表一篇关于客家风俗的短文，说什么“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则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这对客家又是一处污辱！因而又一次引起客家人的抗争。不久，客家人在广州召开大会，推选代表与当局交涉，并发出《客家人旅省各团体临时代表为最近建设周报诬蔑客家民众案告客属同仁书》。此外，还上书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请为严禁。陈铭枢是合浦县（时属广东）客家人，而且，国民党军政要员中也有不少客家人，如邓演达、姚雨平、邹鲁、张发奎、陈济棠等。省建设厅主办的一个小小的刊物有什么力量与之抗衡！！结果由省府主席陈铭枢亲自出面，宴集双方人商议，最后省建设厅对该杂志主编降职调离的处分，并公开道歉，方告平息。
通过这三件大事和三次风波，大大地提高了客家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对客家人的历史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同时，结合风波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引发了许多客家和非客家人士对客家问题的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客家学术研究的篷勃发展。这就是客家问题的由来。
二、客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第一，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人们对汉民族的总体认识。
过去，由于深受欧美近代民族学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实际需要的这个历史背景。因此，中国的民族学长期以来只研究少数民族，而忽视对汉族的研究。当然，我国几十年来对少数民族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大的。可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局限在少数民族，而忽视了对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主体民族—汉民族的研究，以致直到今天，我们对汉民族在总体上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对其产生和发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依然缺乏系统的论证，甚至连汉民族形成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至今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汉民族的专著，这对于一直占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数、经济最发达、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文化、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汉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缺憾。
为了打破汉民族研究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状态，揭示汉民族文化根深叶茂、支脉纵横的博大气派，对包括客家民系在内的汉民族众多民系的系统研究，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如果我们对汉民族的地方方言系、越海系、湘赣系、广府系、福佬系和客家系等各大民系，都有一个清晰的把握，那么，我们对汉民族的总体认识，也必须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正如我国语言专家罗常培所说：“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地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一部分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
第二，弘扬客家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客家人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及其顽强的生命活力，在漫长的生活和斗争中，凝结了刻苦耐劳、坚毅刚强、开拓创业、团结奋进、祟尚教育、俭朴洁净、睦邻好客、爱国爱乡等优秀精神传统，它是维系客家民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客家精神是了，汉族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是客家人对汉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弃劣取精并加以弘扬、创新的结晶。它不仅有利于普及和提高客家民系广大成员的社会意识和自身素质，也有益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人类世界精神文明建设。
第三，促进客家地区乃到整个广西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加强广西与海内外各方面的联系，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一般说来，广西客家人聚居地是广西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从闽粤赣迁桂的客家人，有较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他们不仅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也传播客家文化。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楚文化、以及土著文化融合而成的汉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一个缩影，熔铸了民族文化的历史纵深感，凝炼了民族历史遗产的博大气派和精深气质。因此，开展客家研究，对于丰富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层次性和历史纵深感的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广西客家有不少人旅居港澳台以及世界各国，通过学术交流，招引外资等活动，从而加速广西的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客家研究源远流长。自两宋以来，一些文人、官吏出于士大夫的猎奇心理，对客家地区的语言、习俗等，作过一些记载。后随着客家地区经济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该地区的地方史才开始把它编辑在内。在元明清时期，一些地方史志文献中，记载了客家人口、方言、习俗、物产、民间文艺、宗教信仰、名人志士等，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客家人在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加上粤西土客纠纷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使客家问题首次为世人所注目，引起中外一些学者进行初步探讨。
早研究客家问题的论著是清代中期徐旭曾的《丰湖杂记》。该书论述了客家人的由来、语言特征及民俗文化等，它标志着我国全面、系统研究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开端。不久，广东蕉岭人黄钊著《石窟一征》一《镇平志稿》，书中有《方言》二卷，翔实叙录了梅州地区的客家方言，这是最早的较为系统介绍客家语言的文献，对后世客家文化尤其是客家方言的研究影响甚大。此外，黄遵宪在《己亥杂诗》和《梅水诗传序》等著述中，对客家渊源及乡邦文化都作了重要的研究。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撰写《岭外三州语》，选出客家方言中60多个单词和词组，用《说文》、《礼记》、《战国策》等经典，加以解释和印证，说明客家方言是汉语方言之一。与此同时，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顾颉刚的倡导下，也组织考察客家历史与文化，并委托罗香林编辑《客家史料丛刊》。据有关方面统计，这一时期大陆学术界出版的客家研究著作就有50余部。主要论著有：钟用和《土客源流考》和《客家考源》；林达源《客说篇》；温廷敬《客族非汉种驳辩》；杨恭桓《客话本字》；邹鲁、张煊《汉族客福考》；王力《两粤音说》；谢廷玉《客家的源流与迁移》；赖际熙等编篡《祟正同人系谱》；古直《客人对》；罗蔼其《客方言）；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等等。
在这一研究热潮中，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人类学者亦充当了急先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有：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的《中国的客家》、肯贝尔的《客家源流与迁徙》、天主教神父赖尔德耳的《客话易通》和《客话浅说》、法籍神父赖里查斯的《客法词典》，英国人爱法尔的《客家人种志略》和《客家历史纲要》、日本山口县造的《客家与中国革命》、日本国际评论的《广东客家民族之研究》，等等。他们的客家研究尽管有一些真知灼见，但却把客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来看待，而且，基本上是抱着一种赞扬、褒奖的态度，缺乏中肯的分析的比较，有些外国学者指出其是别有用心的。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大陆学术界的客家研究处于沉寂状态。可是，在港台和海外，却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热潮，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例如，台湾陈运栋的《客家人》、郭寿华的《客家源流新志》、廖伟光的《客家民系研究》、张奋前的《客家民系之演化》、邓迅之的《客家源流研究》、雨青的《客家人寻根》等。香港则有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和《客家史料汇编》、谢剑的《香港的惠州社团》。海外的有韩素音的《伤残的树•客家的起源和迁徙》、日本周达生的《客家文化考》、田仲一成的《中国乡村祭祀演剧研究》、中川学的《华人社会与客家史研究的现代课题》、新加坡谢传芸的《世界客属人物大全》、余柯的《客家的由来及对历史文化的贡献》和《客家人在海外的分布》、梁攀廷的《客家历史新探》，等等。
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由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中的客籍人士，在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海峡两岸实现和平统一方面，起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因而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被冷落了将近40年的客家研究，终于又登上了大陆学术界的殿堂，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全国许多报刊，首先是许多大学学报辟出专栏，刊发客家研究专题论文。1980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客家研究室首先成立，接着，深圳大学、嘉应大学、韶关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学院、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相继建立了客家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此外，一些省市，如广东省、广西区、河南省、陕西省、云南省、四川省、北京市、天津市、桂林市、北海市、福州市、龙岩市、赣州市、衡阳市等成立客家联谊会或客家研究会。与此同时，先后在上海市、深圳市、梅州市、桂林市、海南省那大市、福建省宁化、龙岩市、成都市等地举行了较大规模的客家问题的学术研讨会，还出版了一些客家研究的刊物，例如，上海《客家学研究东梅州《客家人》、广州《客家风情》、赣州《客家源》、福建宁化《客家魂》等。在“客家热”的浪潮推动下，中华大地又一次出现客家研究的高潮，’短短20年中，产生了系统客研专著和许多颇有见地的论文，光是广东梅州学人的客研专著就有238部，论文579篇。其他省市也有许多客研专著和论文。这一时期，重要的客研专著有：深圳大学张卫东教授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研究》（论文汇集）、广东湛江师院刘传佐教授的《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赣南师院谢万陆教授的《客家学概论》、华东师大研究员正东博士的《客家学导论》、河南大学丘菊贤教授的《客家综论》和《梅州客家研究大观》、梅州《客家人》主编罗英祥《飘洋过海的客家人》、暨南大学刘正刚博士的《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四川区域史家孙晓芬的《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福建社科院谢重光研究员的《客家形成发展史纲》、华南理工大学谭元亨、黄鹤二教授的《客家文化审美导论》、广西社科院饶任坤研究员、卢斯飞教授主编的《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广西贺州苏斌、李辉主编的《桂东客家人》，等等。上述表明客家研究正在我国蔚然兴起。
参考文献：
1、刘佐泉著：《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2、王东著：《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3、丘菊贤著：《客家综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第1版
编辑：水晶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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