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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化形势下海外客家文化建设的思考

伟人 发表于: 2007-6-10 11:29 来源: 客家文化时空网站

廖开顺(作者:廖开顺教授:系三明学院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三明客家与华侨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儒学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三明学院中文系党总支书记。)
        
      
     海外客家远离祖国文化母体或世世代代生活在祖国大陆以外地区,艰苦创业,繁衍子孙,既保持了浓厚的客家文化传统,又比大陆客家更多地接触异国、异民族、异地文化,并在文化的碰撞、冲击和融合中形成了海外客家文化特征。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海外客家比大陆客家更早迎接“文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文化建设中面临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如何面对借助经济、科技、军事优势的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文化攻略;海外客家自身的文化传承;海外客家因其构成复杂,在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分化等问题等。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形势下,海外客家需要进行自身的文化建设。
      
       一、正确看待文化全球化
        
       世界文化是由多种文化组成的,所谓的“文化全球化”也应该是多种文化的冲撞、对峙、交合与相融的过程。如罗兰·罗伯逊所说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主导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明显。因此,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性,若想掩盖或者抹去这种特性,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倒退。”①尽管文化全球化并不会按照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诸方面都占强势的某些国家的意愿,让世界文化全部趋同于它们的文化,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它们会借助上述优势对弱势文化采取强权攻略。因此,世界各种弱势文化都在进行固守与突围。
        
       二、通过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革新,整合海外客家文化
        
       海外客家的文化历史其实也是固守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其中最具有意义的是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改造。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客家聚居的赣、闽、粤交界地区曾经是宋明理学主要发源地和传播地,儒家文化与客家文化有渊源关系,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也是客家文化精神之一。儒家文化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孔子所倡导的“仁”。它强调人的主体性,尤其是道德的自主性,由自律而他律,由家庭的孝悌而及社会的伦理纲常,由自我的修身而治国平天 下。儒家倡导“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倡导个人与家庭、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以“忠恕”为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儒家文化所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提倡天下的“和而不同”,以及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永恒追求,其意义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不少西方学者也看到了中国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如,《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③客家祖辈以来都在实践着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这是不可舍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在文化全球化的形势下进行客家文化建设,惟有儒家文化才有可能为世界客家所接受。因为它可以超越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对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所造成的异化人性进行人文的关怀和心理调整。儒家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大体系,足以与以个人、物质为本位的西方文化进行对话。为此,需要通过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革新,进行海外客家文化的整合。海外客家有可贵的人文主义传统,即使在艰难困苦的创业时期,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也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那样疯狂掠夺,而是始终坚守儒家人文精神,涌现了大批满怀人文主义精神和理想的代表人物。例如,三度建设吉隆坡的著名华侨领袖叶亚莱,以“天时地利人和”创业,“他的谋智独具,革新工艺,团结民众,效益显著”,并且“为了华人和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要在吉隆坡站稳脚跟,绝不向土酋低头”,“用生命来保护矿区,为华人争气,为当地人争光”。④海外客家事业成功之时,“达则兼善天下”,热心于办教育,兴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支援国内革命斗争。他们的“治国平天下”理想在东亚的经济腾飞中得到最辉煌体现。百年以前,在西方人眼里,东亚还是贫穷、愚昧和落后的“远东”,但是,20世纪60年代东亚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并在以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客籍华人、华侨为主体的华商企业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华商企业儒家文化色彩浓厚,务实工作,作风节俭,人际关系和谐,这样的家族制企业遍及社会,促进了经济腾飞。李光耀把它概括为儒家的“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他说,新加坡成功的一股推动力是“大多数的人民,把社会利益和重要性摆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社会比个人更重要,家庭是最重要的单位,把所有的家庭组合起来就形成一个社会。”⑤他于1994年接受《外交》季刊的采访中又说,“我们利用家庭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信奉节俭、勤劳、孝顺和忠诚,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尤其是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⑥儒家文化是否具有现代意义,这是国内外在文化问题上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我们认为,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是无法抛弃的我们自身。中国文化史家郭齐勇先生指出,“人们一般认为,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不可能为工业化和今天的科技文明,乃至经济全球化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认为:第一,就民族性而言,儒学不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华夏族群的精神形态,是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文化的结晶,蕴含了东亚各民族的民族性格、终极信念、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作为族群的意识与心理,它在今天仍然是活的。第二,就时代性与空间性而言,------,尤其是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因此,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或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前现代文明已毫无作用。第三,就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而言,经济与科技之现代化、全球化的前提和必要的补充,毋宁是广义的‘文化’的多元化。”他说,“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科学对立,------,唐毅生先生曾经指出,现代人所面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⑦但是,正如对待任何传统文化一样,对儒家文化也需要批判地继承。对于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东亚华商企业也应该用科学和理性的进行评价。尽管它在东亚经济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把东亚经济腾飞的动力完全归结于儒家文化的作用是不恰当的,东亚经济腾飞与市场经济规律、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国家经济政策等都有更直接的关系。家族式企业制度有很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地方,后来的东南亚金融风波使人们对此有更多的理性认识。但是,完全否定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也是不恰当的。如,曾经是儒家权威主义政治偶像的李光耀先生一反前言,认为儒家文化不适应新经济时代,儒家文化的价值已经过时,社会必须发挥个人的作用。李光耀先生对儒家文化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既有其文化观念转变的原因,也附带着很多非文化因素,如新加坡政府与中国、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关系等。将儒家文化奉为万能或者对其全盘否定,都不是正确的文化观。可以选择一种文化,但是不能否认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在海外客家文化建设中,面临着如何对待儒家文化的难题。
        
       三、海外客家文化与所在国家主流文化融合是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
        
       海外客家在自己的文化建设中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是背倚母体文化。如,客属团体遍及世界各地,通过这样的传统形式传承文化,增进凝聚力。祖国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客家又纷纷回祖籍地寻根问祖、进行恳亲活动,从母体文化补偿营养,寻找精神归宿。这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文化“突围”方式,但是具有人类学上的永恒意义,所谓“血浓于水”,“血”是母体文化,而“水”是异己文化。二是敢于直面异己文化,与异己主流文化融合。这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建设方式。如,通过参与全球化经济运作,通过接受异己文化的文化教育加快自身现代化进程。这都是海外客家最可贵、最积极的文化姿态,也是客家传统的进取精神在海外的发扬光大。海外客家从祖辈漂洋过海以来,产生了一代又一代进入主流社会的代表人物。例如,名扬世界的印尼“大唐客长”罗芳伯,吉隆坡的建设功臣叶亚莱,蜚声中外的马来西亚“锡矿大王”姚德胜,首获国际金奖的印尼巨擘张弼士,泰国著名侨领伍佐南、享誉环球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泰华报界英杰张综灵,东南亚报界泰斗吴继岳,马来西亚橡胶大王李莱生,泰国客总首领刘荣芳,等等,不胜枚举。⑧很多海外客属团体不断打破自身的封闭性,不局限于地域和行业,向全球化发展。如,世界性的“全球客属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联盟”、“全球客家崇正联合总会”、“全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世界中文报业总会”、“海外李氏宗亲总会”、“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等。海外客家的经济活动也跳出了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圈,向区域合作发展。如,印尼华族和客属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在这新的形势下,我们印尼华族和客属乡亲抓住机遇,致力于区域合作,加速东盟一体化,” ⑨海外客家与当地主流文化融合不应是消解自身的文化,而是通过参与主流文化建设,推进自身文化现代化进程。在华人、客属集中的东亚国家已经创造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在美洲、大洋洲的客家,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也培育出很多优秀的人物,成为主流社会精英。美国总统里根1981年2月3日贺年时致电全世界华人:“美国是一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国家,因为其人民由许多民族组成,各民族给我们可爱的国土,带来了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包括中国的文明)的智慧和力量。华裔美国人,以其文化传统和他们及其祖先,对美国所作出的贡献而感到自豪。”⑩对于海外客家文化与所在国家主流文化的融合,需要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怎样对待所在国家的主流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的交融中如何保持和发展自身文化。其二,已经成为所在国家公民的客属如何在做好一个忠诚的公民的同时,又为母体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作贡献。其三,“新海外客家”接受的多是所在国家的文化教育,而且文化起点层次高,能够较快进入主流文化和上层社会,他们怎样担当客家文化建设重任。
        
       四、海内外客家的经济文化互动
        
       海外客家的根在中华,在文化全球化形势下,海外客家回大陆恳亲,祖国大陆客家出海访问成为客家文化的新气象。世界客属连续举行世界性的恳亲大会,至2004年已举办19次大会,充分显示了天下客家是一家的亲情,也中华民族的文化盛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是从海外客家文化建设还是从大陆客家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海内外客家的经济与文化互动还不够。在文化交流方面,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交流不够。从近20余年海内外客家的交流来看,主要还停留在世俗文化的层面。这是必然和必要的,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全球化时代的客家文化建设应有的高度与广度来看,还需要加深海内外客家文化交流的深度,特别是加强思想文化层面的交流。这需要克服海内外客家之间的一些文化阻隔。如,长期以来海内外政治意识形态不同,必然影响文化交流。应该看到,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二、三代中共领导核心具有开阔的政治襟怀,除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外,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等问题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胡锦涛等新一代中共领导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当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代表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也不成为海内外客家交流的障碍。海内外客家可以以继承、发展中华文化作为自己文化建设的大前提。海内外客家都面临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共同问题。从海外客家来说,直接承受西方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从大陆客家来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左政治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如今又面临着商品经济文化大潮的冲击。因而,无论是世俗文化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海内外客家都有共同的文化建设话题。缺乏思想文化层面的交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政治和文化的大背景原因以外,与客家文化的实践型、世俗性特点有关,也与海内外客家文化交流中以及客家研究的一些功利观念有关。如,国内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虽然非常重视海内外客家的交流,但是较多地关注经济投资或民俗文化而不够重视思想文化的交流。一切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思维固然是十分正确的,但不是客家文化建设的唯一目的。譬如,客家学的建设就是一个需要与经济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思想文化建设事业。但是当前我们的客家学建设还远远不够。客家文化研究不够全面,考证客家源流比较多,展望未来比较少。对客家世俗文化的归纳比较多,研究思想文化比较少。褒奖客家文化比较多,批判精神比较少。客家人研究客家比较多,外民系民族学者研究客家少。甚至还出现为了地方功利而对历史轻率作结论的现象。因此,海内外客家都要把培育自己的文化精英作为客家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建立客家文化教育基地。国内一些大学的客家研究机构要为客家精英文化人才的培养,客家思想文化建设起带头作用。这是客家文化发展的历史要求,客观上是文化全球化形势的要求,主观上是客家自身的迫切任务,从海外客家来看,将过渡到以海外出生的新客家人为主体,需要强化客家文化才能保持客家文化的传承。在海内外客家的经济互动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但是经济互动也还不够。因为相对落后的大陆客家地区经济还难以与海外客家进行多方面的合作,主要是海外客家向大陆客家地区单一的投资,还不是经济的双向互动。即使这种单一方式也还存在部分海外客家对大陆客家地区实施捐助等慈善活动多,建设投资少的问题。这既与海外客属固有的保守观念有关,如,一些海外客属认为在故乡、祖籍地投资是赚乡亲的钱,是重利轻义,因而不愿意投资,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才起步,在经济体制、投资环境、市场要素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多问题,缺乏经济合作的基本条件或者条件还不够成熟,影响经济方面的互动。然而,经济活动是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海内外客家需要加强经济的扭结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与建设。大陆客家要在地方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市场要素。海外客家则通过经济活动帮助大陆客家同胞接受市场经济文化,达到共同进步。全球化时代的海外客家文化建设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探索,只要我们热爱中华文化,热爱客家事业,有科学的探索精神并努力进行实践,具有优良文化传统的客家文化一定会有更辉煌的未来。
      
       [参考文献]
       ①王宁:《全球化与中国化:对峙还是对话》,《光明日报》,2002年5月10日。
       ②《论语》“雍也”篇、“卫灵公”篇。
       ③孔汉斯等:《全球伦理》,台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
       ④《漂洋过海的客家人》第69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⑤李光耀:《新加坡社与亚洲价值》,《今日美国报》1994年9月16日。
       ⑥王耀廷:《儒家文化与东亚现代化》,《上海电力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⑦郭齐勇:《儒家人文精神与全球化》,载“哲学研究网”。
       ⑧《漂洋过海的客家人》第49——154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吴能彬:《世界客属事业新世纪的新任务和新发展》,《客家与中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7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⑩《漂洋过海的客家人》第26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来源:客家文化研究所http://218.5.241.11:8079/y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