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江，客家民系永恒搏动的血脉

赣江，客家民系永恒搏动的血脉——漫议赣南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

钟东林

大河流出历史、赣江孕育了客家。生生不息的赣江，是客家永恒搏动的血脉。

今天，我们所说的“客”与“客家”是指中国汉民族共同体中一个稳定而又独特的分支。民族学者称其为汉族客家民系，人类学者则称其为汉族客家族群。

    客家民系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表现于社会组织、生存方式、经济结构、文化教育、习俗信仰、心理情感等诸多方面的独具异彩的民系特征，别具一格的精神个性。由于不断地迁徙，每到一地都如同过客，因此他们与汉族中其它支系如江浙人、广府人、闽南人等通常以地域命名不同，当地人称他们为“客”或“客人”、“客仔”，他们自己也以“客”自居，久而久之，就有了“客家”的族称。客家先民的主体部分是原黄河流域和江淮流域的汉人，由于战乱和灾荒，背井离乡，辗转迁徙到赣闽粤结合部的大山区中，与当地的土著和先期迁入其地的盘瓠蛮交流融合，渐渐形成一种有特殊的方言、特殊的风俗、特殊的社会心理和特殊的生计方式的人群共同体。

赣南以“纯客住县”地域的辽阔、客家人口的众多以及保留完整的客家社会形态、纯正的客家语言、传统的客家风俗、深厚的客家文化艺术、丰富的客家人文景观成为深入开展客家研究、弘扬客家精神、发展客家经济、繁荣客家艺术、探索客家奥秘最古老的化石、最鲜活的标本、最理想的基地、最完好的博物馆。

民系是特定时间的生成物，也是特定空间的存在物。客家民系当然也不例外。因此研究客家必然首先关注他的存在状况。

一、赣南在客家分布中所占份额举足轻重

关于客家人的总量与分布均无确凿统计，目前较为认同的说法是播迁海外8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万，这中间分布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柬埔寨、韩国、印度等国约为400万。

至于国内，由于历次人口普查中，未将客家民系列项统计，也未对方言人口列项统计，语言学家袁家骅根据1956年人口普查资料和1958年汉语方言调查结果，得出客家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的比值，按全国13亿人计算，客家约为5200万人，加上台湾680万、香港200万、澳门10万，共约6090万，根据上述概算，全球客家人和客家籍人大约6590万人。

就国内而言，客家人虽然分布广泛，但又有相对集中的聚居区。为此，学术界将客家居住地分为“纯客住县”和“非纯客住县”，前者指该县的客家人超过90%、后者指客家人数多少不一，但必须是形成了客家人聚居的乡镇、村落或独立文化区的。“纯客住县”与“非纯客住县”统称为“客住县”。

1950年，著名客家学专家罗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首次提出全国9个省区，共有“客住县”184个，其中“纯客住县”33个；近年来有些客家学者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调查，提出其统计结果，其中房学嘉在《客家源流探奥》中提出，全国九个省区共有“客住县”220个；台湾学者陈运栋在《客家人》中称，包括台湾、香港在内，228县有客家人聚居；林嘉书在《土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出有286个客住县，但均未区分“纯客住县”和“非纯客住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客家方言专家黄雪贞编绘的中国客家话分布图，则比较准确地描绘了客家人的分布。综合上述资料丘桓兴在其由任继愈主编，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一书中提出全国有“纯客住县”44个，其中江西赣南（赣州）16个、福建闽西（含龙岩、三明）8个、广东粤东（梅州）9个，粤北（含韶关、河源）9个，湖南郴州2个。此外，广西、四川、重庆、海南、贵州、台湾、香港、澳门均只有非纯客住县（区），而湖北、安徽、浙江、江苏、河南、山东、陕西等省市一些县、市也有客家人分布，但由于人数甚少，尚未形成非纯客住县、市。

在赣南，18个县（市、区）无一“非客住县”，仅信丰、章贡区为“非纯客住县”，其余16个均为“纯客住县”，客家人数达780万，约占全球客家人的0.12%，占大陆客家人的0.15%。国内任何一个地市级行政区域均无法相比，且永远不可企及。在整个客家民系中，赣南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额，可以说全球十个客家人中赣南就占有一个还有余，大陆八个客家人中赣南就能摊上一个。就闽西、粤东、赣南这一客家人聚居的“金三角”而言，赣南这一角在全局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意义不言而喻。

二、赣南在接受南迁先民中占尽先机。

客家“根在中原”，他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原汉人的屡次南迁紧密相连。中国近代学者、思想家黄遵宪曾有“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的诗句，它生动说明客家源于中原，根在中原及其在长期迁徙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文化风貌。

关于客家先民的南迁，学术界有5次迁徙与6次迁徙的分歧。其主要分歧在于：2000多年前的“秦开五岭”是不是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大迁徙。持“六次南迁”论者认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派屠椎、赵佗率军50万南下，越过五岭平定百越。此后秦亡，驻军未离，大部分与当地百越民族中的南越人融合，成为粤语地区先民，另一部分便是今天赣南、粤北、粤东地区客家人的祖先。

持“五迁论”者则认为，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南迁，始于东汉未年的黄巾起义及西晋末年历经18年的“五胡乱华”与“八王之乱”。特别是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洛阳失陷，晋元帝迁都江南建康（今南京），在百万南迁人流中，有70余万南渡长江，其中一部迁往江西北部，再溯赣江而上，来到赣南及赣闽交界处。

此后，唐未“安史之乱”、黄巢农民战争，黄巢的军队曾从河南直下安徽、浙江、江西，攻陷虔州（今赣州）。受到黄巢这次军事行动的驱迫，大批江淮人携家带口，襁负南奔，渐次逃到赣州。

到了两宋之际，金兵南下，引发又一轮南迁大潮。宋高宗建炎二年（1129），金兵大举南犯，南宋小朝廷节节败退。宋高宗率百官从东线南撤，自建康经镇江、常州，再从杭州南奔至绍兴、宁波。另一路由隆祐太后率宗室及部分官员西走，从建康先至洪州（今南昌），折而南奔吉州、虔州（赣州）。

然而，尽管学术界观点存异，但公认南迁汉人最早抵达的最南的区域就是赣南。大余梅岭正是秦时设关、唐开驿道，成为古代连接长江、珠江水系的最短的陆上通衢要道，中国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衔接点。大量学者从地理形势和客家姓氏源流资料两方面进行考证，世居黄河中下游的先民，面对北边是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万里黄沙，西南是青藏高原，都是交通壁障，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东南迁徒，因此渡江南迁的客家先民一是出鄱阳湖逆赣江而上，进入赣南各县；二是出鄱阳湖逆抚河、盱江，进入赣南的宁都、石城、广昌（现划入抚州）或闽西的宁化、长汀等县。

有学者具体考证：

西晋未年的第一次大迁徙，百万汉人南迁，主要居住在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和江西北部，一部分进入赣南，迁入闽西的只是少数。据载，直至唐开元年间（公元712-714年），开发较早、交通较为便利的赣南，已有37600户，而此时闽西、粤东一带，仍是山高林密、交通闭塞之地，当时闽西汀州仅有4680户，而粤东梅州的户籍统计尚缺。

唐代未年的第二次大迁徙，大部分南迁汉人进入赣南、闽西定居，后来还有一部分人从赣南进入粤东、粤北。据载，粤东梅州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为1577户，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68-1077年）已增至12390户。而同为，元丰年间赣南户数已增至138899户，闽西汀州增至81454户。由此可见，北宋时期，在赣南、闽西和粤东一带的客家聚居区已初具规模了。

不绝如缕的移民，为什么不约而同流向赣南？天时不如地利，万事皆备于地缘。史称“扼闽粤之咽喉，据五岭之要会”的赣州，在水陆交通为主的古代，发源于赣州的赣江，是连接内外，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北上，沿赣江通长江，串京杭大运河抵京津；南下，越梅岭入粤穗，出武夷联泉州，命运就这样为客家先民安排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悠悠千载，一代代客家先民，一批批黄河子孙，溯赣江而上，一程程，一站站，历尽艰辛来到虔赣，他们在这里放下疲惫的行囊，有一种龙归故渊的感觉，纷纷在这里落脚谋生，繁衍生息，或者又从这里溯章贡二江而上，跨南岭，入武夷碾转它乡。赣南因其所处的“承南启北，呼东应西，南抚百越，北望中州”的黄金区位，在接受南迁先民中可谓得天独厚、占尽先机，成为接受自北南迁移民最早，最多的地区，处于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长河的源头。

三、赣南在客家形成、发展中的摇篮地位无以争峰

一个民系的形成，当然不可能像工业生产流水线那样，只要最后贴上商标，就标志着产品生产的所有工序就顺利完成，而必须经过漫长的孕育时间和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的交互作用，才能初步形成。

民系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民族融合的不充分或民族发育的不完全；二是历史上分裂时期的交往障碍以及人口的迁徙运动；三是“生存地域”的差异性。因此民系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历史的大背景去进行，从历史的动态中去了解民系的成因与属性。民族学文献中所谓“生存地域”，是指人类群团形成与活动的地域。大千世界之内，生存地域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又塑造成千姿百态的区域文化。普列汉诺夫说过“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后形成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风俗习惯和性格面貌。

关于客家的生存地域，我们注意到，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客家研究所副所长王东林在《论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摇篮地位》中提出，探讨客家民系的形成，在空间方面，必须把握赣南，在时间方面则应注意隋唐和两宋。若把赣南，称之为客家播迁的“途径小住之地”，或曰“中转站”、 “聚散地”、“大本营”，都不足以说明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意义。赣南是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

赣南的摇篮地位，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空间，地理区位所决定的。赣南，西倚罗霄、东阻武夷、南限五岭，这三条雄伟的山脉所造成的封闭与交通的艰阻不便，使它的东、南、西三面与外界隔绝，形成一个开口朝北的孕育奇迹的“襁褓”。这片广袤的山地面积广大，约占江西山地总面积的50%，海拔平均在1000米左右。山岭高峻，河谷深切，夹杂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盆地，适于农业耕作，其间生活着山越和畲、瑶等少数民族。这种生存地域为苦于战乱的客家先民提供了一个驻足、生息、发展的相对安定的理想去处，营造出一方多种族群互动的大平台，为客家民系的孕育提供了必具的客观条件。当北来移民沿着赣江这条南国唯一的纵向水道而朝赣南山区徙移，在那片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崇山峻岭间，处于相对静态的历史河流中，厮守着他们的故土风习与祖宗语言，在山外世情发生急剧变异的情况下处于相对稳定；同时又在自然选择、民族融合以及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的推力下，去调整、改变、重新整合自己的心理素质，从而发展成汉民族中一支新的独特的民系。

赣南、闽西、粤东三省结合部为客家人南徙的聚集地、“大本营”，已成为人所共遵的定论。客家正是在这片与外界相对隔绝的三省结合部山区中形成、定居并由此扩散的一支民系。这支在山区形成的民系，在保留中原汉民“文明温厚”的精神以外，又增添了坚韧、务实、团结、尚勇、冒险等新的性格内涵。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诸多方面，无不打上大山的烙印。这些南来的客家先民，相对于土著、山越以及畲、瑶、苗、黎、僮等少数民族，处于一个较高的文明层级，因而在长时期的交互影响中，客家人引导了山民的汉化，并吸收了对方的文化，丰富了自己的色彩，但又始终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而不被同化，或形成一个新的少数民族。因而，探讨客家民系的形成，我们的目光必须瞄准赣闽粤交界的山区而非其他。

吴泽先生在《建立客家学说刍议》一文中曾言，客家民系的形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汉民族的南迁，因为“南迁的汉族人，除了客家人之外，还形成了福佬人、广东人、海南人等诸多民系”，只有当这些南迁北民为种种外力陆续压向赣南山区并扩及闽、粤边界时，他们才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于其原有的汉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诸共同要素之外，逐渐形成自身的诸多特征，及至最终塑成客家民系。而那些依然留滞原地——尽管仍属客居南方的徙民们，只能逐渐同化于其他汉族民系中，或成为土著居民的一分子，永远难能成为客家。

尽管历时千载的辗转流移头绪纷繁，复杂多端，徙地之先后难以确切稽考，但我们仍可从客家人的谱牒中找到他们发轫于赣南的许多证据。这一点，连号称“客家祖地”的宁化石壁，在考证石壁繁衍的族姓中，也公认相当多的姓氏是先在宁都、石城居留数代甚至十几代，然后才迁入石壁。正因如此，在比较赣南、闽西、粤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作用时，王东林教授精辟地指出：“我们有理由说赣南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赣闽粤三省交汇区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宁化是宋末以前客家人南迁的集散中转站，嘉应州（现梅州市）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宋以后的几次大迁，已经是作为准客家人的移徙了。

此外学者邓凡之、吴泽两先生则分别在其《客家源流研究》和《建立客家学刍议》中不约而同一语中的地指出：“有关客家源流的著述与研究成果以往多集中在粤东客家方面”“而对闽西、赣南以及其它地区，则未能深究”，虽“亦提及赣南迁至岭东，但均以岭东为主，而于南赣仅视作途径小住之地。似未注意南赣才是客人自中原南徙的大本营。梅州是客人再发展的策源地。在未徙往岭东被称为‘客’以前，宅居南赣已将近千年或三五百年。”
            
谢重光先生在《闽西与客家》一书中则作了更为具体地描述：“至于粤东，南宋之前，南迁汉人由中原、江淮直接迁至其地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宋末之后粤东吸收大量移民成为客家的重镇，那是由于当时赣南、闽西已得到较多的开发，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然形成，而粤东的开发程度还很低，地旷人稀，加上元军在赣南、闽西的残酷杀掠，迫使赣南、闽西的客家人纷纷迁入粤东，开基创业，重建家园。不过，这已是客家民系在赣南、闽西业已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移重心、调整布局的问题了。明清以降，客家人开始向珠江三角洲和海外发展，粤东的梅州成为输出人口最多、接受海洋文化熏染最深的都会，由此奠定了它作为近现代客家中心城市的地位。这则是客家民系发展壮大时期的事了。”
            
赣南、闽西、粤东，在行政上区划分属于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在地理上和人文上却浑然一体，都是客家人的基本住地，人称“客家大本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分别为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及发展壮大做出了各自的特殊贡献。面对赣、闽、粤毗邻金三角，当金国内客家聚居的“大本营”。

四、赣南在客家文化与客家精神的培育中具有穿越时空的原创意义
            
“客家”不论是称作“族群”或者“民系”，说到底，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客家”只是一个有着特殊的、不同于其相邻地区文化的群体或分支，而不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或人种。
            
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实质上是客家文化——一种特殊的文化的孕育、形成。所谓客家精神是客家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深深地熔铸在客家民系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以其独有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塑造功能、激励功能而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成为一种挥之不去、化之不开的浓厚的客家文化的深层内涵。
            
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某一些居高官、享大名的客家先祖思想性格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原汉民的南迁引起了南北文化的大碰撞，及由这种碰撞引发的多种族群、多种文化间长期的饱含血泪斗争的结果。在这场碰撞与斗争中，汉族是强势族群，汉族所代表的华夏文化是强势文化。闽越土著也好，南迁的盘瓠蛮也好，都是弱势族群，其文化也是弱势文化。斗争的结果，是南迁汉族同化了闽越土著与盘瓠蛮后裔，强势的文化同化了弱势的文化。闽越土著与盘瓠蛮后裔纷纷汉化，但它们的文化不是完全被摒弃，而是被有选择的吸收，与强势文化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化，这就是客家文化。
            
今天，当我们回首与客家民系同步共生的客家文化时，赣南这方水土在客家人有形的或是无形的文化理念的构建，冶铸锻造客家人的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情感、意志品格等方面都具有穿越时空的原创意义。
            
比如，在世界建筑史上堪称一绝，以体量巨大、防卫功能完备，集家、堡、祠为一体的客家民居中，世人公认赣南方形围屋、闽西圆形土楼、粤东弧形围龙屋最具代表性，是有形客家文化中的代表与象征。经考证，赣南客家方形围屋，是公元三世纪东汉中后期中原地区大庄园主的典型住宅形式——坞堡，也就是一种小型的城堡。据梁思成先生研究，北魏至唐代的建筑，在庭院围墙的四角都建有角楼，保存着古代防御性的遗风，但这种四角建楼的布置，在宋之以后已甚少。然而恰恰在此时期，南迁的客家先民为了适应新的特殊的生存环境，为了家族和宗族的安全，高墙大院，聚族而居成为最佳选择，把中原逐渐消亡的建筑形式和技术带到了赣南，因而学术界称赣南方围是汉代“坞堡”的活化石。值得一提的是，赣南围屋虽多为方围，但也有圆形、半圆形、马蹄形、八卦形和不规则形等多种格局。
            
学者们在对赣南方围、闽西园楼、粤东围龙屋的分布、建筑结构进行分析，并参考到客家的移民路线后，对三者的演进关系便有了清晰和科学的结论。客家学者韩振飞在其《赣南客家围屋源流考——兼谈闽西土楼和粤东围龙屋》专论中指出：
            
“围屋、土楼、围龙屋三者都是家、堡、祠合一的建筑，其居民成员也同样是一个父系大家庭的直系血缘后代，而且都是大体量的建筑；三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应当是同出一源，源于赣南，源在围屋。
            
当坞堡这一建筑形式由客家移民从赣南越过大庚岭和九连山传入粤北和粤东西部，其建筑形式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仍是平面为方形并带有角楼的围屋。
            
当客家移民由赣南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的时候，同时也将坞堡这一建筑形式带入。在闽西土楼中约占半数的方土楼，就基本上承继了坞堡而与围屋大同小异，只不过由于受自然环境、建筑技术改进和区域文化的影响，这一地区才出现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圆形土楼”。值得注意的是，由谢小建主编的《中国永定土楼文化丛书》前言中有一个统计：“永定土楼有方有圆……全县有圆楼360多座，方楼4000多座。”可见出名虽是圆楼，然而在数量上却不到方楼总量的十分之一，而且誉为“土楼王”的承启楼其设计建造者陶张就来自赣南。
            
生活方式是构成民系文化色彩的重要方面，衣、食、住、行、用则是其实质内容。正是这种特殊建筑、特殊环境下的聚族而居、耕战结合，集体互助的生活方式，培养了客家人为争夺生存空间、共同抵御天灾人祸的强烈的群体意识及由此产生的以祖居地域特别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寻根意识、认同心理。
            
从精神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部分来看，客家民系共同心理素质的根基无疑是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博大庞杂的儒家思想代有表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均有其代表人、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客家民系的形成与成熟正处于宋明理学的创立与成熟期，客家文化的内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理学文化。宋明理学思想的直接参与，共同筑起客家民系的心理长城。回眸这一时期，由于历史的机缘，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奠基者程颢、程颐均肇端于赣南，后来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则是二程的四传弟子。
            
被誉为儒家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于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任南安军司理，周在这里创立了《太极图说》。次年兴国县令程晌（程大中）调任南安军通判，程晌对年仅29岁周敦颐的人品、学识，钦佩有加，便携二个儿子程颢、程颐拜周敦颐为师。当时南安有千余人在他门下授业，崇学之风，盛极一时。由于二程悟性极高学业大进，深得周敦颐器重与悉心培养，声名与尊师齐并，后人称为“周程学派”。名燥一时的南安军学学堂亦改为“周程书院”。周程学说在此弘发完善，广为传播，南安成为道学发源地。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赵昀亲书“道源书院”匾额，以表彰周程在大余孕育理学之功。宋乾道年间，南安修建祀奉周程的“三先生祠”。
            
北宋嘉祐元年（1061年），45岁的周敦颐调任赣州通判。在任四年，周敦颐兴办书院，传播理学思想，赣南的理学传播与教育蓬勃发展。周在赣州写下了哙炙人口的《爱莲说》，并勒石刻碑，今日赣州尚有“濂溪书院”、“濂溪路”。
            
到了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本籍婺源的朱熹就任南康知军，第二年秋，前往南安察看灾情，瞻仰他心仪已久的“道源书院”。由于久旱水涸，舟至南康与大余交界处便无法前行，朱熹敬慕恩师寻根溯源心切，弃舟步行，来到书院，面对周程塑像行三叩九拜之礼。在近20天中，朱遍访周程轶事，研读周程文稿，探寻理学之根，缕析南安学风旺盛之因，并畅游梅关挥毫题咏。欣喜地赞道“真不愧是先贤教化之邦，道源宏发之地。学风之盛，甲江西也。若普天如是，天下何不太平乎！”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任都察院右佥都御使的王阳明巡抚南赣漳汀，坐镇赣南，先后镇压了以谢志山为领袖的赣湘粤农民起义及广西苗族武装反抗，平定了江西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功升兵部尚书、两广巡抚。在这些军事行动中，王阳明总结出一条极其重要的理念：“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于是他致力于改造程朱理学，发展陆九渊心学，成为集心学之集大成者，并趁此将儒学提到压倒一切地位。在赣南各县兴办学院、社学，刻印儒学经典，修茸濂溪书院，创办阳明书院，亲自授徒讲学，学者云集其门，相聚赣南。他还亲为府学、县学、书院拟定《教条四则》、《社学训蒙大意》，要师生谨遵不误。这些举措细致周详，且极具操作性，于是儒学模范区首先在赣南得以确立，并由此推及闽西、粤东。王阳明为弘扬理学、发展心学，可谓竭尽全力，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大余“道源学院”
            
拜谒周程遗像，讲授理学。不幸死于大余回赣州船上。
            
综上所述，人们显而易见，宋明理学不论是程朱的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二者都情有独钟，孕育或者成就于赣南。周敦颐、程氏兄弟及王阳明理学、心学的种子，一经落入赣南，便枝繁叶茂，出现奇迹，长出哲思的参天大树，庇护着客家地域文化和文明的发展。
            
近些年，随着“人类环境”科学研究的升温与重视，扑朔迷离的“风水”也再度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在港澳台、东南亚，及内地客家地区更是成为热门话题。然而在风水界，真正承前启后，建立风水学规模，开创形势派的是自唐末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亦由此开始，杨筠松本人也因此成为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至宋、明时期，赣南风水术大盛，名流辈出，声名远播，闻达于朝廷，奉诏为皇家看风水，先后相度明十三陵和择址重修长城等。直到现在，港台闽粤一带提起“赣州先生”，闻者都心领神会，知道就是“风水先生”，两者之间已自然等同，而风水大师辈出的兴国县三寮村则已誉为“中国风水第一村”。
            
历史的经经纬纬，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只要来到赣南，驻足赣水源头，就无不百脉沸涌，仿佛阅读着千百年流动的历史。船工的号子汇进了赣江的涛声，筚路蓝缕的篝火烧红了荒原晨曦，淤滩上那踉踉跄跄的脚印，是客家先民写在沙滩上的象形文字——那是一部艰难挣扎的历史。“千枝归一本，万水实同源”，伟伟乎赣南大地，浩浩然客家摇篮。读读这片土地吧，它记录着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与发展，记录着一代代客家人的跋涉、追求、苦痛、不幸、光荣与梦幻。
            
历史在河边长大，赣江，这条闪烁着客家历史和未来的灵光的永恒博动的血脉之河，正以生生不息的活力向前流去。时空的大变迁，世界的大开放，将吹起21世纪客家雄风。2004年的赣州，将是世界客家人瞩目的焦点。期盼已久、心仪已久的“中国·赣州第19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和中国首届客家文化节”将在宋城赣州举行。衍播四海的客家乡亲，来吧，驻足赣江源，让血脉再相连！
            
            
二00三年五月十八日
            
附：
            
主要参考书目
            
《客家人与客家文化》 （丘恒兴） 1998年12月 北京商务印书馆
《闽西客家》 （谢重光） 2002年9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客家人文》 （暨南大学、香港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1999年10月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华客家研究论丛· 第一辑》 （汪祖清、许怀林、王东林主编） 1996年1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客家学概论》 （谢万陆） 1995年8月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中国永定土楼文化丛书》 （谢小建主编） 1995年永定土楼文化研究会内部出版
《梅花古驿道  芳留牡丹亭》 （聂爱平、刘开连主编） 2001年1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客家文化丛书》全十册 （谢重光主编） 1995年10月福建教育出版社
            
            二、作者简介
            
            
钟东林
            
笔名金中。男，1948年11月出生，汉族，江西瑞金人。现为赣州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赣南客家》主编、市集邮协会副会长、赣南客家联谊会副秘书长、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省集邮协会学术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100余万字。长篇小说《弧形地带》（与人合著）收入金潮丛书，并由《创作评谭》选载；纪实文学《白色恐怖下的毛氏亲戚》先后为《赣州晚报》连载并由《名人传记》等报刊选载；评论《瞬间光色深沉情感》等一组台湾游记赏析收入《中华游记鉴赏词典》；长篇专论《金融文化概论》（与人合作）在《江西社会科学》首发后，多家报刊选摘，并收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获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多篇在省内外获奖；报告文学集《红土地热土地》收入江西省作家协会主编的百花洲文艺创作丛书；集邮文选《东方邮坛走笔》国内数十家报刊评介，获全国邮展文献类铜奖，并发布网络版；邮集《伞》获全国邮展开放类二等奖，2002年，中国集邮联授予全国集邮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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