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郭庶英深情忆父亲郭沫若：慈父·严师·斗士
“我和父亲不仅是父女关系，我们还有师生关系，当年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而我则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女儿郭庶英眼里，父亲郭沫若既是自己的慈父，又是自己的严师。他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一个有极大包容心的人，一个有丰厚知识而又十分平和的人。
郭庶英说，父亲不仅是一个文化斗士，还是一个革命战士。他获悉南昌起义的消息后，毅然和政治部主任秘书李一氓及阳翰笙等一道，于当晚乘坐手摇火车出发赶赴南昌。抵达牛行车站时大雨滂沱，江面上一只船也没有，于是郭沫若决定，自己先和会游泳的阳翰笙游过江去。正当他们准备脱衣下水时，对面来了一只小船，贺龙派人来接了。父亲被委任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郭庶英告诉记者，起义部队进军广州。郭沫若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等率大军向南方进发。在南下路上，父亲有时吟着自己做的新诗，有时和战士们一起高唱《大军进行曲》、《少年先锋歌》。在部队到达瑞金的时候，他与贺龙一同由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谈到父亲在日本十年的流亡生涯，她告诉记者：“我父亲去日本是形势所迫，也是党的安排，他并不是逃脱，而是从战场返回书斋，开始另一种形式的战斗。”
对此，周恩来曾说过一番话：“郭沫若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
郭庶英说，一九四一年，父亲正好五十岁，周恩来伯伯建议举办“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的活动。周伯伯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周伯伯明确表示：“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郭庶英说，这次贺寿活动规模很大，搞成了全国性的，当时有两千多人参加，很热闹，会场内外陈列着送来的寿联、贺诗、文轴。这样的活动应该是对父亲最大的肯定。从此，父亲的创作热情和斗志更旺盛了，父亲那段时间创作的史论和史剧，在各地的革命运动中发挥出令人震撼的作用。
虽然事情已过了六十多年，今天回忆起来，郭庶英依然激动万分。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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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忠礼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高度评价郭沫若的创作和贡献。
1944年郭沫若写出了历史研究的长文《甲申三百年祭》，以史学家的慧眼，文学家的笔触，生动地剖析了明朝土崩瓦解和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1941年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我要说的话》，赞扬郭沫若说：“郭沫若创作生活的25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25年，鲁迅自称是革命的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最近，四十位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科技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文化名人的青铜雕塑将落户北京中华世纪坛。第一尊推出的是郭沫若雕像，以纪念这位著名人士诞辰110周年。
郭沫若（1892－1978）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作家、诗人、剧作家和书法家，还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去世，担任过许许多多行政职务，但一直没有变运过的一个职务是――中国科学院院长。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祖籍福建宁化。刚学说话，母亲就让他背诵唐诗宋词，她是郭沫若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大哥郭开文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郭沫若从他那里最早接受了资产阶级新思想。郭家从郭沫若祖父起，就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父亲不惜钱财让四个儿子读书。家塾的教育很严格，从《三字经》发蒙，然后陆续读“四书”、“五经”，诸子文论，后又读了《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诗经》等诗集，激发了他对诗歌的兴趣。他喜欢唐诗，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这表露了他文学趣味的浪漫倾向。郭沫若的旧诗功底就是这时打下的。他还跟着大哥学写苏字，受到苏东坡不拘一格精神的启发。家塾的八年，是郭沫若人生道路的起点。当时正值资产阶级民主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论战时期，他将两派思想加以比较。虽然喜欢梁启超的文笔，却“鄙屑”其改良主义思想。他崇拜秋瑾，佩服章太炎，敬仰孙中山。他赞同民主主义思想。
1913年12月，得大哥帮助，郭沫若赴日留学。从此，开始了他前十年的日本生活。1915年，为反对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亡国条件，郭沫若曾和中国留日学生一道罢课回国。因得不到当时政府的支持，不得不重返日本。强烈的爱国情思，化为汹涌澎湃的创作欲望。在“五四”时代精神的激励下，他用十分夸张的诗句，十分浪漫的笔调，高度的爱国热情，写出了以《女神》为代表的革命新诗。这些大气磅礴、光芒四射的诗篇，有如狂飙突进，唤醒了无数爱国青年，鼓舞他们去寻求光明与自由。这些诗集成了《女神》诗集。爱国主义是《女神》的诗魂，追求个性解放，精神解放是《女神》的骨肉。他热情呼喊民主与自由，称赞古今中外一切叛逆者。他讴歌自然，讴歌劳动，讴歌工农大众，讴歌文明，抨击黑暗。他不再追随泰戈尔的“沉静调”，而倾向于惠特曼的“雄浑”，倾向于歌德的“泛神思想”。他崇拜自然，崇拜原始，崇拜赤子，崇拜叛逆者，崇拜自我。《女神》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块巍峨的丰碑。它代表了“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闻一多语）。1921年6月，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人发起，组织了“创造社”，出版了《创造季刊》。这是中国文艺园圃中的一朵鲜花，是中国浪漫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
郭沫若回国后，1926年3月经瞿秋白的推荐，去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在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这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军从戎，与阳翰笙、李一氓等随军北伐。随后，他担任了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并在1927年8月，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国民党政府悬赏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他只好离开了他“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再次东渡日本。他抓紧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思考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它中国化”。从此，郭沫若将精力，转向于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古史的混沌终于被他凿开了，他那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成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古代史著作，对于开创、建设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具有重大意义。为了把古代史研究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他用了更大精力钻研中国的古文字学。为了打开甲骨文、金文的宝库，他埋首于东洋文库，“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他借鉴了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方法，并以罗、王二家的业绩为出发点，对甲骨文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研究，他的《甲骨文字研究》等，使这门学问别开生面，取得了新的巨大进展。为甲骨著录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在甲骨研究上，他为继片缀合与残辞互足发凡起例，使许多残缺的卜辞得以补苴成全文，中外学者至今仍遵其例。在甲骨文字考释上，更创见屡出，揭示了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大大超过罗振玉、王国维诸家。
郭沫若又在吴大、孙诒让、王国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殷周青铜器铭文作了科学的研究，他整理了323个带有铭文的器皿“把年代表明了的作为标准器或联络站”，以金文里的人名事迹为线索，“再参证文字的体裁，文字的风格，和器物本身的花纹形制”，将它们贯串起来，为殷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建立了一个科学而明晰的系统，开创了青铜器断代研究的先河，两周八百年青铜器浑沌被他凿开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毫不夸张地是为《周书》或《国语》增加了323篇真正的逸文”。在青铜器、金文、甲骨文之外，郭沫若在石鼓文的研究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许多前人不识的有如天书的古文字都被他破译了，商龟周鼎、白骨顽石，到了郭沫若的手里，才算由“骨董”变成了最有价值的史料。这些重大的成就，震惊了中外。他把古字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天地。众所周知，郭沫若关于殷周奴隶制的理论和判断，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他还写出了《驳<说儒>》、《驳<实庵字说>》、《屈原》等历史文章，运用甲骨文、金文，以及大量文献资料，批判了胡适、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论断。
在古史研究之余，他还写出了《我的幼年》、《初出夔门》、《创造十年》等自传体作品，不仅忠实地记载了他个人的生活、学习、文学与革命经历，而且有意识地记载了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和众生相。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有意识地想通过他个人反映一个社会。这些著作生动地反映了我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是对我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贡献。
十年间，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忘情于祖国的社会现实。他积极参加了促进国内进步文艺界的团结工作。他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他积极支持“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东流》、《杂文》、《诗歌》三个刊物，经常为这些刊物撰文。他写出了“述往事，思来者”的几篇历史小说，讽谕现实，抗日反蒋。此外，他还翻译了许多西方哲学、美学、考古学著作。郭沫若在日本的第二个十年，主要成就在历史研究，成果巨大。从此，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而且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是史学战线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第一人，为中国文化、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也成了世界公认的伟大学者。
抗战爆发，郭沫若旋即离开日本回国，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不久，他即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以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面目，出现在神圣抗战的洪波中，淞沪抗战中，他在前线慰劳士兵，访问将帅，把人民的敌忾带到前线，又把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事迹传到后方；他领导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到前线作宣传鼓动工作。他写了很多文章和诗词，把人民抗战的烈焰点得更加炽热。
为了树立和维护郭沫若“文坛宗师”这面旗帜，中共中央决定为郭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组织纪念活动。重庆、延安、香港、桂林、新加坡等地，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重庆文化界还专为郭沫若制作了一枝五尺多长、碗口般粗的大毛笔，鼓励郭沫若继续用如椽大笔“以清妖孽”。郭沫若深为激动，他表示：“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二十五年中，郭沫若的二千余万字八十多种著译，使他当之无愧地被公认为继鲁迅之后的中国现代的文化宗师。
作为一位史剧家，写出了《屈原》、《虎符》等多部历史剧，为中国现代话剧史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这些史剧如一股强大的爱国主义湍流，从历史长河中直向现代奔腾而下，正与邪、光明与黑暗、爱国与卖国，都在这历史的浪涛中接受现时代的检验，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心灵共鸣。
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历史现实主义的结合，充分发挥了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是史，是诗，是艺术，合而为一。历史的悲壮美，化而为现实的悲壮美，推动着社会的前进。
作为一位史学家，他以自己的研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新史学界的古史研究之风是他带头倡导的，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他推动的，思想史的研究是他引发的，古史分期的深入讨论是他促成的。他个人研究硕果累累，《甲申三百年祭》和《十批判书》等等，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宝库中的璀灿的瑰宝。
在这些研究中，他修正了旧说，确认了殷为奴隶制社会；肯定了周代井田制的存在；论证了西周社会性质，将奴隶社会的下限推到秦汉之际。他对先秦诸子的研究独具慧眼。对我国古代思想研究具有重要建树。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超过前人的地方，在于他运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纠正了前人的不少谬误。虽然他的一些结论，在史学队伍中也仅是一家之言，但他所走过的正确道路，却吸引和鼓舞着人们去获取新的成果。他的立说，争鸣，再立说，再争鸣，相互促进，相互推动，使我国古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一精神，便是他的价值所在，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华。
1946年，他出版了《历史人物》，这是一本史学论文集，收集了作者1942年以来的部分史学论著。他是我国史学界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先行者。长期以来，一些历史人物形象受到严重歪曲，功过全非，黑白颠倒。郭沫若根据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以“人民本位”和“从发展中去处理历史人物”的标准，对他们重新评价，为那些受到歪曲的历史人物进行了翻案。如对屈原、曹植、曹丕、王安石、万宝常、李自成、李岩等人，他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作出了有说服力的研究。他的“人民本位”标准，对历史学界和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8年11月23日，郭沫若等30多人乘海轮秘密离开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抵北平。3月，他发起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得到大家的响应。6月，他担任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副主席，积极筹备新政协的召开。7月，在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为全国“文联”主席。9月，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从抗战胜利到建国前夕这段时期，由于时局变化激烈，行踪不定，影响了郭沫若文学和史学的创作。他的主要精力投入了民主运动，为推翻蒋家王朝，为建立新中国倾注了大量心血。虽然如此，他也从未放下自己的笔。
他写的自传，既是文学，更是历史。他通过自己的生活道路反映出了当代的风云变幻。他写的文艺批评文章，涉及到文学宗旨、文学体裁、文学语言、文学批评原则、文艺界统一战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以及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他强调文艺的政治性、思想性。他提出“人民至上，革命至上”，“生活第一，意识第一”的原则。他批评了“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把文艺批评的标准置于人民和革命的基础之上。
他还翻译完成了歌德的《浮士德》。对于歌德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他一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晚年他还翻译了歌德的《英诗集》。歌德是他在文学上的崇拜者，郭沫若就是中国的歌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郭沫若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这个伟大节日。他期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中，我们光荣的祖国，将“稳步走向大同”，谱写出无比雄浑的乐章。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工作繁重，日理万机，但他精力充沛，意气风发。
在60年代中期以前，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务活动、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运动中。
为了建立人民外交和促进文化交流，他不辞辛劳，多次率领代表团，跋涉亚非欧美，为发展我国和各国人民文化交流、友好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日友好尤多建树。他多次出席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会议，阐述了我国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主张，赢得了友谊，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扬，为此，他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
他在领导科学文教工作中，也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调整科研机构，广泛团结、安排科学家，组织科研与文化教育工作队伍，参与制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开展了各种科研活动。他建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培训文物考古干部，促进了我国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他对汉字改革也作了重要的努力，他建议成立文字改革机构，主张汉字走拼音化道路，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他倡议关于汉字左起横排的主张为全国人民所接受，并从1956年被推广实行，这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一大改革。他在领导学术研究和文化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主张各抒已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从不以势压人。他是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模范。
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中，郭沫若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诗人和剧作家。他一直忙里偷闲，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作。
他写的《奴隶制时代》一书，除坚持殷、周两代是奴隶制社会外，把中国奴隶制的下限作了重要修正。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这是他随着地下出土文物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第三次改变了他对中国奴隶制社会的观点。他对此改变比较满意，直到他去世之前未作变更。有人认为，郭沫若这一观点的改变，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其实相反，毛泽东原是“西周封建论”者，后来倒是毛泽东接受了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从奴隶的身份，到土地所有制形态，再到生产力的发展，加上他对当时意识形态的论证，形成了他对中国奴隶社会的系统理论。他的观点，促进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史的研究。从50年代起，郭沫若的一这观点，在史学界逐渐占了上风，为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这一认同并非强制性的，郭沫若本人无意强加于人。至于后来毛泽东的支持，给史学界带来的不良影响，这应该和郭沫若的研究加以区别，郭沫若一生史学研究的重点，始终是我国的奴隶制时代。他对于中国存在奴隶制时代的论断，对中国史学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外的新史学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从他开始，我国奴隶制时代才成为史学研究中一项重要课题，大大促进了我国史学的发展。
郭沫若倾两年之力校释《管子》。《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总汇，汇集了秦汉之际诸家学说，是研究秦汉之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但二千年来，此书古本已佚，现存者多为辗转传抄，“简篇错乱，文字夺误，不易董理。”郭沫若不嫌繁难，决心着手整理，为研究中国古史者提供一部可信可用的资料。他搜集了十七家宋明版本的《管子》，引用了四十二家有关《管子》的校释书。以许维 、闻一多《管子校释》为底本，加以增补。在整理过程中，郭沫若反复通读各种版本，对诸家校释反复比较，统一体例，标明时代，整齐标点符号，核对所引群书，查阅人名、地名、补录旧注全文，然后又重新誉录，使整理后之稿本增到一百三十万字，比许、闻原稿增加三倍。
史学界为了纪念司马迁，曾根据王维旧说，定司马迁生年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郭认为此说不确，乃作《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引起了史学界的争议，推动了对司马迁的研究。
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和电影剧本《郑成功》。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在艺术上，保持了浪漫主义创作基调，是历史剧中的一束鲜花。随后，他对曹操、武则天和郑成功等历史人物更作了深入的研究，结合多方面的材料，替曹操和武则天翻了案。说曹操打了黄巾，却实现了黄巾起义的目的；说武则天是比较能够体会民间疾苦、同情人民的；她反对豪门贵族，维护均田制，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郭沫若此两说一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追踪调查有关郑成功的事迹中，郭沫若发现了郑成功铸造的银币，把中国自铸银币史从清代的道光年间向上推进了将近两百年。他并从这自铸银币的史实上，进一步发现郑成功的财政政策和复国宏图，从而推进了晚明史的研究。
《甲骨文合集》的编纂是郭沫若为中国文化建设所做的又一项巨大工程。虽然此项工程他在世明没有完成，然而，为山九仞，郭沫若是它的奠基者。
这时期，由于他处在学术领导者的地位，因而他的学术影响比诸三四十年代更大，他在学术上虽然仍一贯以普通一员出现，但由于他的身份变了，而论战的风格仍一如既往，这就给一些人造成压力，甚至伤了感情。他促进了学术争鸣，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学术争鸣。由于他坚信马列主义，将无产阶级领袖当成了马列主义的化身，他将这两种崇拜混为一体，唯领袖的意志是听。这就给他的历史研究蒙上一层阴影，在史学论著中，时时失去了他在三四十年代那种自由驰骋、纵横冲突的精神。领袖的意向，成为他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思维定势。
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郭沫若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工作中加以贯彻。1958年，他出版了诗集《百花齐放》，一种花一首诗。把报纸上发表的105首诗，删掉4首，保留了100种花，另外还有一首“其他一切花”，共101首。他说：“我倒有点喜欢101这个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他是一位著名诗人，写了大量诗作，影响非常广，但对建国以来的诗，有一位学生向他提出意见，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郭沫若看到信后非常高兴，感到“后生可爱”，虚心接受意见，并回答说：“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六十年代中，历史学界接连批判了郭沫若的一批老友吴晗、田汉、翦伯赞等人。他预感到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1996年4月，全国大人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郭沫若表示，他几十年来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时，他只好撰写为毛泽东诗词注释的文章，还写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二十六副》。郭沫若并不是在搞阿谀奉迎，而是他无所适从，反映了他的矛盾和痛苦的心态。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文化界的带头人，郭沫若不能不紧跟，可是，他心里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疑问。他平生最厌恶虚伪造作，但他这时却承认“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他：“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
一年之中，痛失两个爱子（部队当兵的儿子民英含怨自杀身亡。农大读书的儿子世英被坏人绑架迫害致死，死因不明）往日的情怀，今朝的思念，长歌当哭，应该写出一首好诗。然而没有，一个以浪漫诗人著称的人，在个人情感激荡的时候，竟没有诗，早年那种个人感情的狂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只有默默地忍受看，把儿子的日记找出来一看再看，并用工整的小楷，一笔一笔地把日记抄录下来。抄成八个本子，放在自己的案头，朝夕相对。
1973年，“四人帮”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妄图发动对郭沫若的公开批判，毛泽东制止了这件事。江青、张春桥先后亲自找上门来，指责郭沫若尊孔，要他表态，要他“批宰相”，“批大儒”，矛头直指周总理。郭沫若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摧残，就在江青走后那天晚上，他病倒了，高烧不退，从此一病难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逝世又给了郭沫若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他木然地坐着像傻子一样。从1926年在广州第一次见面，相知悠悠50年，一旦诀别，怎么不悲痛欲绝！他得了肺炎，此后时好时坏，不断住院。
“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郭沫若笑了。他说：“我们又一次得到了解放！”“满腔的怒火，无限的喜悦，都汇成了创作的热情，又象火山一样的爆发了。”他写出了《东风第一枝》诗集。他兴高采烈地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傲然挺立了两个小时。
毕竟，长期的摧残，郭沫若的身体已十分虚弱。他感到时间不会很多，因而也更想工作。他坚持写作，尽管每作一首诗，都累得发一次烧呀几天站不起来，可他依然不肯休息。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当时郭沫若正在住院，病情很严重，行动很困难，医生不同意他出席大会，他说这样的大会，我不能不参加。医生只得为他作好一切准备，同意他赴会，但时间不能长。他是坐在轮椅上被推上主席台的，会开了不到一半，就被几个人连人带轮椅一起抬下主席台，送回医院。
大会闭幕时，他有一个题为《科学的春天》的发言，然而他已无力出席闭幕式了，只得请人在大会上代读：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虽然在重病之中，他又一次以诗人的气质，歌颂春天，歌颂科学，歌颂未来。当我们听到这些朗朗之声的时候，谁会想到这竟是他献给自己所热爱的科学事业的绝唱！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6岁。成仿吾赠送给他的《长征回忆录》新著，压在枕头下。这是他的亲人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的。
6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在悼词中说“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两天之后，遵照郭沫若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到大寨的土地上，化作肥田的养料。
巨人长逝，功业永垂！
他留有遗言，把遗体献给医学事业。医院对遗体进行了解剖，看到他的肺已大部分纤维化了，已经失去肺的功能。这是他对科学事业的最后奉献。
一代诗人、作家、戏剧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静静地走了。他一生涉猎之广、成就之大、著述之丰，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纂整理的《郭沫若全集》总计38卷，1982年起陆续出版，全集分为文学、历史和考古三编。许多著作还被译成多国文字，他是国际名人之一。
他太累了，此刻可以安心地休息了。留下自己的业绩，任凭后人评说。
来源：《客家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