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及其故事

    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四川乐山人。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先学医，后从文。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五四”时期，发表新诗《女神》等，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1926年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生闰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淮会长等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


                         郭沫若与郭安娜

   
    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不仅事业上会有曲折的经历，在个人生活上往往也会经历一些曲折。革命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同志的婚姻问题就是如此。

     
    郭沫若出身于四川乐山一个封建家庭。他和元配夫人张琼华（一作群华），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这使青年郭沫若极为痛苦，因而他就离家出走。待他再度回乡已是年将半百的中年人。张琼华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无异守活寡，十分令人同情。但郭沫若完全出于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因而也得到人们的理解。据说他1939年第一次日到家中谒见老父，跪在老父前乞恕未能尽孝之罪，老父指着张琼华对郭沫若说；“你应向她一跪，30年来她一直代你这个不孝儿子侍奉我们两老。”于是郭沫若对琼华夫人长揖到地。不久郭父病逝，郭沫若携于立群和他们的长子、也即郭的五子汉英奔丧。张琼华把自己的卧室，也即早先的洞房让给他和于立群睡，自己却到后面一间，孤衾独宿……

    郭沫若流亡日本时和安娜（即佐藤富子）自由恋爱而结合。他俩之间不仅有十分真挚的爱情，还有长期患难与共的经历，我们可以从郭沫若早年留下的作品中读到热情颂扬安娜坚贞纯洁种种美德的诗急称安娜为“我的玛丽亚”！也可读到在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中安娜夫人怎样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动人记录。特别是安娜不顾家庭反对，甚至不惜与自己的家庭断绝关系，毅然决然地与郭沫若结婚，后来又克勤克俭、全心全意支持郭沫若从事文艺活动、参加革命和埋头学术研究，尤引起人们对他的崇敬。

    郭沫若参加北伐，其后又参加南昌起义，当他发表了震动世界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遭到蒋的通缉，在亡命日本前夕，他得了一场重病，靠了安娜夫人悉心看护，才得以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出院之日，他写了《归来》一诗，诗中说：“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这是我的妻”，“你是我永远的惟一爱人！”

    　　七·七事变起，郭沫若毁家纾难，再度投笔从戎，他“别妇抛雏”从日本口到祖国。这一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甚为可贵的。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成为敌国，郭沫若被迫与安娜诀别，不久与于立群同居。新中国成立后，安娜携子女全部回到中国定居。此后，未见郭沫若有一诗一文对这位曾经山盟海誓、甘苦与共的恩爱妻子有所记述和表示。有人说是郭沫若把安娜忘了，这是不是事实呢？就笔者所知，他对安娜夫人并没有忘情。

    　　当郭沫若下决心别妇抛雏毅然归国时，虽然事先也曾与安娜商量，并得到安娜的同意和支持，但临行没有告诉安娜，为的是怕亲眼见爱妻悲泣，而移其初志。因此当7月27日黎明前四时，郭沫若轻声起床，扫视全室一遍，四子一女，都在酣睡中，安娜被惊醒，还不知有极为巨大的打击立刻要临到她的头上。她扭开电灯，靠在床头上低头看书，郭沫若走近她身边，轻轻地吻了她一下，热泪立即涌泉般淌到诗人的面颊上，幸未为安娜察觉。斯时“残月在天，零露在田”，他悄然离家。归国后他曾多次同友人谈起，也不止一次写在他的文章里。特别是归国四个月后，他接到日本友人一封信，信中提到他潜离日本后，日本宪兵就把安娜和长子和夫拘捕起来达月余，毒刑拷打，以至不能行路。同时四个幼小子女在乡，也常遭到无赖的袭击。得此信后他的心犹如刀割油煎，曾写一首七律抒发了那时的心情。

    　　之后，两国的交战使他们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应该说，在后来的那些年月中，于立群终日操持家务，对郭沫若和子女的关怀也确无微不至。但有一次，约在1943年间，她突然“怠工”，一个人躺在藤椅上看小说。原来是郭沫若的写字台上多了一张安娜的照片。郭沫若苦笑说：“这是上午理书，从箱底我到的。”没想到，竟惹起一场风波，他无可奈何地把照片又放入箱底。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继续投入火热的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1946年5月，郭沫若从重庆到了上海，1947年11月又从上海到了香港。《洪波曲》在港报逐日发表，引来了带了长子和夫和女儿淑子从日本经台湾前来寻夫的安娜。后来，夏衍和冯乃超商议，由冯乃超出面我安娜夫人恳谈，说明郭沫若是一个在政治上学术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希望安娜夫人妥善处理。同时冯乃超代表组织向安娜保证，今后她和子女的生活由组织安排。当时东北已解放，由大连军管会拨了一所小型别墅给安娜和子女居住。

    　　1948年11月，郭沫若由香港进入解放区到了北京，于立群是后一步离港的。在那段时间里，住在大连的安娜夫人曾到北京与郭沫若见面，女儿淑子也伴同父亲住了几天。但当于立群到了北京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周恩来同志耐心做于立群的工作。可是，作为郭沫若的最亲密的战友的周公，也只能到此为止。从此郭沫若虽然不能到大连去看望安娜，但是这并未从此阻断他们的联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的通信是由一位可靠的同志中转的。

    　　1977年，即郭沫若谢世前一年，安娜写信给他，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见一次面。经过安排，两位在年轻时曾如此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见面了。幸有这一次见面，否则他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加要稀嘘叹息，难以自己了。安娜夫人这些年来在中国，除住大连外，有时也住上海，因两地都有她的子女，她除了原先熟识的成仿吾等郭老的知友外，平时极少与他人来往，也不参加社会活动。1983年她首次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开会期间，正值她九旬寿诞，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祝寿。但她仍然谢绝任何记者的访问。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亲一次，不过每次日日本总只在短短几天，她向亲人表示，他毕竟已是风烛残年，万一在日本病了怎么办？她表示要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因为，她说；“我是中国人！”

    　　有人说：如果于立群夫人也能如许广平那样处理因不幸的历史而造成的家庭问题，那么，郭沫着后半生一定要心情舒畅得多，不至于因日益增长的内疚沉重地压住自己的心头；而两位夫人的生活也必定会更为愉快一些，此话很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