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姑走了

今天下午5点多钟，接到表妹阿红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声音中带着一丝哀伤，告诉我她的母亲我的三姑下午2点18分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走了，尽管早已有思想准备，但我还是一阵颤栗，巨大的悲哀向我袭来，使我猝不及防。三姑的音容笑貌像过电影般在我的脑海里浮现，那些渐行渐远的模糊记忆因为我的思念又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在我还没记事的时候，三姑就来到我们家照顾还是婴孩的我，我虽然没记忆，但有许多的相片为证。三姑是朴实的客家姑娘，善良，勤快，又会带小孩，大约是我2、3岁时才离开我家，临走时我父亲送了很多东西给她，由于当时普遍贫穷，这些家当就显得十分难得，三姑也就很感激我父亲。这些事情是1979年9月我回到故乡博白读书后听三姑说的。
三姑的家在县城的柑子园，也就是新华书店旁边。在回故乡读书之前，我曾几次回故乡，每次回家三姑都叫我们一家到她家吃饭。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完全是饥饿造成的，因为每次到她家，她和姑丈都整得满满一桌的好菜请我们吃，每次都有当时我们中国人只有过年时才能吃的上的鸡肉，并且三姑和姑丈都继承了客家人热情大方烹饪手艺好的传统，一大帮孩子，男男女女，在这群孩子中我是老大，又是男孩，在吃饭的过程中，三姑充满慈爱地不断往我的小碗里挟肉，而她的几个孩子就没享有这种宠爱。我对此印象深刻，并且在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对亲人爱的种子。
回故乡读书后，本来想在三姑家住的，但她家狭小，没地方，只好住到大姑家。三姑只上过小学，没多少文化，但她像其他的客家妇女那样，心灵手巧，她没有固定的工作，当时在一家集体的街道缝纫社里车衣服，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那里，她隔三差五地都要从车衣社跑出来，往我的小手里塞钱，几毛，一两块，都有，还说些知疼知热的话，使当时远离父母的年少的我热泪盈眶。我当时就在心里暗暗想，三姑真好，在某些方面比父母想的还周到。
单位解散后，三姑就没工作了，除了买菜做饭照顾孩子外，就和大多数客家家庭妇女一样，编织工艺品，剥龙眼肉晒干，收购榄核卖给别人做中秋月饼馅，后来还在新华大厦旁卖草帽。再后来，大约是八十年代末，又在百货大楼前的水泥平地那里摆地摊，卖衣服鞋袜之类的东西，我是个没什么生意头脑的人，觉得她这样又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她却小声地喜滋滋地告诉我，就是这样一天下来也能赚几十块钱。她脸上放光，认为这样虽然辛苦，但很值。那时我父亲还健在，父亲见她风吹日晒很操劳，就想起我们的一个当时当县委书记的亲戚，这个亲戚是我的亲姑姑的丈夫的亲弟弟，他在县里可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当时的政坛很流行拉自家的人出来进单位，这个亲戚还在读大学时，每次放假回老家，都要在三姑家吃饭或歇息，三姑待他不薄，何况还算是很亲的亲戚，他的那些土豆般土头土脑没多少文化的兄弟也进了单位，难道安排一下三姑的工作就不行了吗？我父亲提着礼品去见他，委婉地请求他看在亲戚的份上，帮三姑一家解决困难，哪怕就是当扫地的临时清洁工也行。礼物是收下了，却没有下文了。这个亲戚后来当上了自治区常委，现在仍然是自治区的高官。
三姑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去年从北京回来时我母亲领着她到县人民医院做B超，发现了问题，是肝癌，而且是晚期。我母亲没敢告诉她，只告诉了表妹她们，因为母亲知道，三姑这样一个性格懦弱胆小怕事的人是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的，就连我也被蒙在鼓里，直到今年清明节三姑回家挂纸时，母亲才委婉地告诉我。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一面了，所以那几天我一直都在三姑的住地，陪她说话，逗她开心，生活捉襟见肘的我还给了她300块钱，她开始还不肯要，我就说些她以前对我的好，她才高兴地收下了。当时她脸色蜡黄，浑身无力，当医生的母亲送了一条大点的人参给她，嘱她感到累时就吃几口。三姑当时并不知道她已病入膏肓，还以为是小毛病，所以一直都很开心。事实上，一直到离去，她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去年在县医院检查出肝癌后，母亲就立即电话嘱咐远在北京的表妹，叫她待三姑回到北京后，要找北京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母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三姑的四个子女都不缺钱，三姑含辛茹苦拉扯大他们，他们也都不辜负长辈的期望，就连最小的表弟刚重点大学毕业几年，凭本事也在北京找到稳定的工作，每个月也有4000块，加上两个表妹生意有方，大表妹工资也上万元。可是三姑的病，目前的医学还是无能为力，即使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她的生命。
父亲是在15年前的今天走的，15年后三姑也是在今天去世，而且都是在下午2时多。生命是多么残酷，命运是多么无情啊。
姑丈在10多年前因肺癌走了，还不到60岁。父亲走时也才是59岁，大姑走时也是50多岁，现在三姑也走了，才67岁。前两个月在广东的七姑丈打来电话告诉母亲，40多岁的七姑又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亲人们啊，你们的命怎么比黄莲还苦啊！你们走的走了，疯的疯了，扔下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在世上，承受着人世间的苦难，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小猫写于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