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闽粤“大峡谷”修成客家人七尺金身

赣闽粤‘大峡谷’修成客家人七尺金身
                             □ 胡殿芳
　　2008年10月，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客家人南下前的中原祖地地区西安举行。
1950年，香港崇正总会纪念成立三十年，并在香港举办“世界客属第一届恳亲大会”，1988年，梅州组团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九次恳亲大会，此后，大陆客家祖地的梅州、龙岩、郑州、赣州和成都曾先后举行恳亲大会。自此，在客家人比较集中的地方，纷纷组织起客家联谊会，开办研究客家问题的刊物或网络，也是一时之盛。而这次西安举行的已经是第22次恳亲会了。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从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代中世纪甚至到清中页的史籍中，并无有关客家人的记录。现存谈客家问题的最早资料，是嘉庆己未进士和平县人士，官至户部四川司、福建司主事，曾四任顺天乡试的徐旭曾（1751—1819）告老返粤后，先后掌教广州粤秀书院、惠州丰湖书院在其撰写的《丰湖杂记》中记述，略谓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曾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室辗转播迁南来岭表，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粤、闽、赣、湘边境，毗连千数里之地，常不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
  虽然这是对客家人迁移泛泛记述，但算是最早的私人记述，因为不论元、明、清，客家之说不入史册，甚至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在清朝廷的官方或大臣的文书中，都还没有出现“客家人”的字眼。
  客家人居住在赣闽粤山区，已有千年时间，相安无事，问题的引起关注，主要是沿伸最南端即东江一带的客家人，和邻近的操广州话的居民引起冲突。
  也是上述的徐旭曾在其《丰湖杂记》中谈到，基于长期以来粤省广、惠二属土客之间因生存资源的争夺和文化、语言、习俗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冲突这一事实：博罗、东莞某乡，亦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士调解始息。
  接着是清咸丰年间波及广东恩平、开平、增城、新宁、鹤山、高明、阳春、新会等地，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土客大械斗。死伤五、六十万人之众。
  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也曾发生过土客学者之间产生了一场关于客家源流的争论，有人对客家人的出处作了粗暴的论断，这样，才出现一些学者对客家人的考察研究，其中佼佼者罗香林先生于1933年，发表了《客家研究导论》，接着在1950年，香港崇正总会纪念成立三十年，又撰写了《客家源流考》，在该《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年纪念特刊》发表，也就是对客家历史作一回顾：
  罗香林（1906～1978），历史学家，广东兴宁人。曾在广州中山大学和香港等院校任教，这篇著作把客家人的问题，作为重点历史问题进行探讨，以上著作成为研究客家人问题的鼻祖文献。
  罗教授最大的贡献和功勋，就在于他耐心从千村万落的族谱中，从保存了古化石的客家人语言中，寻回了客家人出自中原的“根”，正了客家人的“名”。
但是，有明智之士指出：“直到现在，客家问题的探讨，还没有超出五十年前罗香林研究的一步。”的确，直到目前，由客家人主办的论述或网络，几乎都是按照罗香林所提出的客家人五次迁移，先民和民系之说，进行延伸和演绎的，更少笔触未来。
现将罗论述摘要如下：
  “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实北起并州上党（今山西长治），西属司州弘农（在潼关东面），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淮水以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的居地。”
由于战争动乱经过五期次大规模南迁：即第一期受五胡乱华，第二期次受黄巢之乱，第三期次是宋受金，元军追杀，高宗南渡临安，第四期次是明、清改朝换代的影响，第五期次是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之难。
  “客家先民，是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生活在民系形成地区的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外，又有着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
  “客家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带头南迁的一支民系，即闽、粤、赣系。客家人的聚居地为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相连的地区。”

  古代史有一个普遍倾向，就是以大量篇幅描绘战争，使人得出“二十四史，就是一 部相砍史”的印象，带有战争间歇论的史观。罗教授提出的客家人五次大迁移的理论，分明受这影响，强调了外敌入侵或战乱对迁移的作用。事实上从东晋建立到隋炀帝平陈（317—589），前后就经过了272年，中间曾出现所谓“南朝金粉”“六代豪华”的繁荣年代；南宋从迁都临安（杭州）到被元兵攻陷，偏安了149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部分汉人先向临安后向赣闽和平发展，却被轻轻一笔带过甚至忽略了。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由西北向东南迁移发展的历史。迁移的不单有客家人，还有汉族和新融合后的汉族广大族群，迁移之势“不息昼夜”。战争，动乱，只是其中比较短暂和影响波及有大有小的环节而已，绝大部分的迁移是在平静或比较平静的时期和环境下缓慢进行的。迁移的动力是寻求改善生活，发展生产，也就是经济，所以需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战争和动乱只能造成千千万万人的死亡，和少部分无衣无食难以远走高飞的难民，不是迁移的主体。张献忠入川引起的战乱，使四川的人民死得要光了，何曾见有几个迁移他乡？结果要调动湖广等十几省的人去“填”。再如八年抗战，日军南京屠城，杀人30万，逃亡出来的人民有多少？日军占领我半壁山河，人民迁移到西北和西南的又有多少？所以，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
  其次就是关于“客家‘先民’和‘民系’”之说。是客家研究者们说得最模糊和隐晦之所在，也是最受学者怀疑和议论的焦点。
  例如，什么是被看作“种子队”的“先民”？是否从经济和生活习惯，特别是从语言上操客家话的去分别？若然，则从上党（长治）到弘农（秦函谷关），中古史上就查不到这样的先民。倒是在填四川时，有广东的客家人去到西安，现已繁衍到5000人左右，还将接办2008年的世界客属恳亲会；河南信阳一带也有讲客家话的人，那也是以后才回流去的。
  现在再从南奔时的情况来说，因为按照三支走向的说法，认为永嘉之乱后，汉人南迁，形成三支人流，播迁于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及由赣江而至今日赣南闽西诸地，以及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等地，按罗的研究和说法，走向赣江那一支，才是客家的先民。问题在于罗既然说从北至上党，西至弘农，客家都和汉族中的其他系人士杂处，南下时各地客家人也不可能在集中以后才集体出发，那么三支中应该多少都有客家先民或民系的存在，但是结果没有，只有后期，即是在唐宋朝，走向赣南闽西部的那支族群，才是而且是清一色的客家民系，这种说法是很过不去的。

  现在我说出自己的看法，请大家指正。
  看来，原因只能是这样：同样来自华夏语系的汉族族群，由洞庭湖向西和西南走的，进入河南南部的汉中，入剑南即四川，四川早期就是汉朝的发祥地，而且后来还有“卧龙跃马”曾在此经营，在族群和语言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所以，新的移民很快就溶入四川社会。
  进入洞庭湖中心地带的，汉末是三国英雄鏖战的战场。这里向南走，前程是坦荡的，在晋时也不断向南扩展，晋的权贵人物石崇，就曾任岭南镇守大臣，还有晋曾派大员吴隐之到番禺，引出“贪泉”的故事，再加上在秦时，就有数十万操着中原话的老兵留在岭南，汉时就出现南越王，广州一带，和当地族群的生活中，就形成了广州人，汉语和当地语言的磨合与发展，形成南方最有威望的广州话，广州话和四川话，在辛亥革命前后，都曾经争取成为官话即代表国家的语言。
进入建康，吴越的。南宋时期，杭州成为当时都城，大量的中原话逐渐侵入到杭州话中，朱元璋建都南京，早期明朝官话是江苏话，是吴语。所以历代的移民语言上的焊接，不存在问题，很快溶入当地社会。
至于入赣、闽的移民，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许多论者都称，历史上第三次客家先民南迁是在南宋时期，赵携百万臣民躲避金兵，或者说此时的移民就开始自称“客家人”。
  从靖康之难后，一路南逃的赵构在杭州建立南宋小王朝。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康王赵构即位，是为南宋高宗。直到元灭金后，于1276年才攻占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南宋王朝覆灭。
  这样，南宋朝廷从建立到灭亡，有149年之久，比元朝统治中国的时间还多近50年，如果当时在百万臣民中，真的就有了自称的“客家人”在，那么，杭州就应该有了不少客家人，但以后的杭州，就没有客家人，现代的研究者，也从来就没有研究出杭州有客家人，难道通通跟随文天祥到粤东去了？
  的确，文天祥曾经到过梅州，从梅州东面的一座桥经过，这座桥被称为“状元桥”，但史册没有说他带有千兵万马，或有老百姓携男带女相随，只说他在这里招到八千子弟，以后下了潮阳，转入海丰，沿途并无什么战斗，也就没有损失，但是在海丰城边的小山丘五坡岭驻军，在一个清晨刚吃饭，还没有来得及通报，就被元兵直冲进来抓俘虏了，可见其部队少得很。
  事实上，元和南宋转战的主要战场从鄱阳湖，南昌，沿着赣、湘边界地带直到珠江三角洲，而双方共有50万人参加的破釜沉舟之战，是在崖门进行的，这和文天祥已经没有什么关系。
   在地形上，从杭州以南开始进入武夷山后，一片相当面积的长形山地，由赣东部闽西部一直延伸到粤东，这里“远离”了西面繁荣或比较繁荣，但不断撕杀的尘世；而靠东这一面，那时这一带山民，许多都迁移到海边，去从事比山区强得多的渔盐之利。特别是在两省的中部如宁化石壁带地，有比较大量的耕地和山林可以发展。所以从北宋式微到南宋倾覆，部分难民向南逃亡到赣、闽一带山区，这些汉人在这里一住是四、五百年。其中还有先来或后来的人陆续加入。
在这时期，和外界的接触是非常稀少的，只有以内部交流为主，在漫长时光里，“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在中原地区，在长江，湘江沿岸南下地区，战争与和平在交织，语言随着改朝换代，生活的变迁，与时俱进的一次又一次变化。而在这些山区，时间好象凝固了，“居人未改秦衣服”，他们的居住结构，生活习惯，和语言的运用，都在围绕着在原来的样板，或与当地族群的有限接触中慢慢自我演化，所以，所谓客家人还保存着最多量的中原古音和所谓稳定性等，其原因就在这里，在这里的客家人，已经“不知有汉，毋论魏晋”了。也正是在这偏僻的大峡谷中，竟避免了在主流地区，多次由于改朝换代造成的多少次灾难和大量死亡，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使这支汉裔的生灵得到苟全，筚路蓝缕地繁衍和继续向南发展。
  但是，千祈不要真的以为这“独特的语言”客家话，在客家人地区是可以四海通行的，并且作为分辨客家人的主要标志，经过千村万落几百年各自闭门敲练的当地客家话，五光十色，往往十里不同音，有的你说它是什么话也不是！就是经过这一次“七七四十九昼夜”磨练，从“八宝炉”中跳出来以后：操着充斥着变异古音的客家话，住围龙屋，妇女大足，歌唱着那反复四句板山歌（其格调仿佛唐代巴山蜀水民间《竹枝词》）的客家人金身，才真正出现了。
  把进入巨大峡谷中，才磨练出来的所谓特殊稳定性，特殊文化生活和居室，看成是所谓“先民”或“民系“固有的特征，是倒果为因了，而且现在还把这些基本是古色古香，甚至已经是落后不堪，有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中的东西，用来说事介绍，实不足取。
  客家人的开拓精神终于有了丰硕的结果：2006年，新华网河南频道列出了在82个国家的客家人数目，并说若把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单列，则为85个国家和地区，这是普遍认同的数字。但近年也有说90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一百有余，总人口有8千多万、一亿左右、1.2亿等不同数据。按上述数计算，应为8000万；赣州方面则说，广为认同的说法是播迁海外8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有500万；祖国大陆客家人口约5200万，加上台湾、香港和澳门，共约6090万。
  但是这都是从一种定义出发，因为客家人问题不涉及血统，说客家话的就是客家人；客家人的后裔当然是客家人等等推论出来的。
  经过三十年开放改革后，操客家话的地区和人口的变化实际情况如何，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进行研讨。（本刊注：胡殿芳先生系资深新闻工作者，曾任职于中国新闻社，梅江区长沙人。）

来源：梅州侨乡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