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赣中北移民的南下及其影响

作者：王东

在拙作《从赣客方言的类似性看客家方言群的源流》一文中，笔者提出客家方言群的源头主要应该来自江西中北部的人口迁移这一观点。由于篇幅的限制，那篇文章只重点讨论了唐末五代时期赣中北移民进入赣南和闽西一带的情况。本文结合新近的移民史研究成果，就南宋初年赣中北移民迁入赣闽粤边的有关情况加以讨论。
            
研究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一般都把北宋末年由靖康之乱所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迁，视为客家方言群的重要源头之一。清代中期的徐旭曾在讨论客家的渊源流变时，就曾注意到这场移民大潮与客家人之间的诸多关联。在《丰湖杂志》中，徐氏写道：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逾岭至粤者。……天不祚宋，国运终遂，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遂别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亦自称为客人。”
            
显然，在徐氏的意识中，由靖康之乱所引发的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才是客家人的直接源头。
            
近代以来，举凡研究客家源流的学者，也都毫无例外地注意到靖康乱后北方的移民大潮与客家的形成和发展之间的种种关联。例如，《崇正同人系谱》的编纂者赖际熙，虽然没有像徐旭曾那样把客家的源流与靖康乱后北方人口的南迁直接同等起来（他认为客家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时期），但是，他也认为，靖康乱后北方人口的南迁浪潮，对于客家在赣闽粤边的播迁，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
            
“考梅州即松江一带地域，北与汀江接壤，稍西亦与贡江毗连。大抵此间客族所祖，皆由宋南渡再从赣汀转徙而陆续来者。史称宋末文丞相天祥率师勤王，曾由虔（即今赣州，贡江在焉——原注）复梅，招集义兵，客户从之，遭元屠戮，仅余杨、古、卜三姓，是为梅州先客之孑遗者。”

赖氏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后来的罗香林。在《客家源流导论》中，罗氏在简单地分析了五代宋初“客家民系”在赣闽粤边的播迁情况之后，继而笔锋一转：“然而，不久又遇着宋高（宗）的南渡、元人的南侵，客家先民，迫于外患，不得不又从事第三次的迁移，……而其结果，则成为客家第三次的迁移运动。”[iv]在赖、罗两氏看来，由靖康之乱所引发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浪潮，虽然未曾直接波及到赣闽粤边，但是，其余波所及，对于推动赣南、闽西人口向粤东北地区的迁移，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题在于：由靖康之乱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北方人口南迁浪潮，在多大的程度上波及到我们所要讨论的赣闽粤边？赣闽粤边在靖康之乱以后异乎寻常人口增长，是否就是北方（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应该指秦岭淮河以北）移民迁入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对以上这两个问题，都未能够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新近的中国移民史研究成果显示，“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口的南迁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若以移民不同的背景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准的话，约可分为靖康之乱、南宋金对峙、南宋蒙元对峙三个时期。”在这场持续百余年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过程中，江南（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二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以及上海和浙江一带）、江西和福建成为接纳北方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根据吴松弟的统计，在这场北方人口的南迁大潮中，江南各地接纳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北方移民共808例，江西各地接纳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北方移民共215例，福建各地接纳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北方移民共144例。显而易见，江西和福建成为江南之外接纳北方移民人口最多的两个区域。
            
但是，进入福建和江西的北方移民，又有多少来到赣闽粤边呢？根据吴松弟提供的统计数据，在江西各地接纳的215个北方移民实例中，发生在赣南的赣州和南安军境内的共3例[vii]，约占全部移民实例的1.4%；在福建各地接纳的144个北方移民实例中，发生在汀州境内的共6例，约占全部移民实例的4.1%。显而易见，尽管江西和福建两地在靖康之乱以后曾接纳了大量的北方移民人口，但是，真正进入赣南和闽西境内的北方移民，却并不多。
            
二
            
既然真正进入赣南和闽西的北方移民只是少数，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赣南和闽西在靖康之乱以后异乎寻常的人口增长呢？

同样，闽西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其主要动力也是来自赣中和赣北的移民。江西与福建在地缘互为毗邻，虽有武夷山的阻隔，但相邻的隘口甚多。赣东北及赣东一带的移民，沿武夷山南下，在抚州一带向东越过甘家岭（今江西南丰县和福建建宁县之间），就可以进入福建邵武军境内的建宁和泰宁等县，并向东深入到南剑州境内的将乐和沙县一带；如果在石城境内向东越过站岭隘，则可以进入闽西的宁化、清流和长汀一带。赣中一带的移民沿赣江南下进入赣南之后，再溯贡江而上，向北可进入宁化、长汀一带，向南则可以进入武平、上杭一带。正因为如此，赣中、赣北的移民在进入闽西之后，主要分布在武夷山南段东侧的宁化、清流、长汀、武平和上杭一线，至于地处闽西腹部的明溪和连城（南宋绍兴三年置）等地，江西的移民则相对较少。据民国《上杭县志》调查，上杭县境内的温氏、姜氏、周氏、包氏和丁氏等大姓，都是在南宋时期由江西迁入的。如温氏，“远祖四七郎，南宋时由江西石城迁抗。”再如姜氏，“始祖宋季由江西迁来。”又如周氏，“始祖宗贵宋末由石城入汀，迁杭。”新编《宁化县志》的统计表明，南宋时期迁入宁化县境内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姓氏共25姓，其中有10姓来自江西，占总数的40%。新编《长汀县志》亦云：“唐末及北宋末两次大量移民来汀，他们大部分是从江西北部，小部分从浙江西部迁来。新编《武平县志》的姓氏调查结果也表明，今天居住在该县的主要姓氏，“迁入武平的时间多在宋至明代……除方姓直接由江宁（今南京）迁来外，多数来自江西。……李、刘、朱三姓从瑞金迁来，赖、熊、萧、王、周、陈诸姓，分别从（江西）丰城、豫章（今南昌）、吉安、石城、新淦迁来。”正因为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江西中北部一带的移民，是推动这一时期闽西人口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三
            
伴随着赣中北移民在短时期内的大量集中迁入，原本就是山多田少的赣南和闽西，人地矛盾开始趋于激化。加之自然灾害频繁，故而，社会动乱连年发生。宋室南渡之初，赣南境内的反宋武装势力十分活跃。据南北宋之交的庄绰记载：“（虔）州之四傍皆连山，与庾岭循、梅相接。其人凶悍，喜为盗贼。犯上冒禁，不畏诛杀。建炎初，太母（即隆祐太后）携六宫避兵至彼，而陈大五长者首为狂悖。自后十余年，十县处处盗起。招来捕戮，终莫能禁。余尝至彼，去州五十里，宿于南田。吏卒告以持钱市物不售。问市人何故，则云‘宣政’、‘政和’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竟不肯用。”[xl]连钱币都无法在其境内通行，可见这里的反宋势力是何等的强大。然而，随着南宋朝廷对赣南一带统治的加强，由反宋武装集团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开始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则是“失业之民，率聚为寇”。绍兴初担任参知政事的赵鼎曾报告说：“臣访闻虔州自从卫军民交变以来，凡十县之间，失业之民，率聚为寇。虽圣恩宽厚，贷其协从，亦既累年而犹家藏兵器，未尝输官。州、县既不能止绝，又且听讼理狱，往往许以追证旧事，闾里骚然，各怀反侧。”从南宋中期开始，闽西的社会动乱也日甚一日。正像《临汀志》的作者所说的那样：“窃惟汀郡，实底闽陬。工旷而民贫，俗犷而气暴。家乏富饶之蓄，时多寇掠之虞。”[xlii]绍定年间任汀州推官的李昂英报告说：“闽寇根汀（州）蔓邵（武军），祸于氓最烈。”庆元年间知福建的赵汝愚也说：“闽中诸郡，惟汀多盗贼，十年之间，已三弄兵矣。”

连年的社会动乱，引起了朝廷上下对赣南和闽西的关注。南宋初年，针对赣南“处处盗起”的混乱状况，朝廷就赣南的致乱之由及解决之道展开讨论。时福州知州张守在一份奏折中分析说：“赣州诸邑之民，素名凶悍，小有嫌怨，便相仇敌。加以兵火之后，流离失业，民心易摇，其间虽有善良，既被侵迫，无以自存，势不得已，因而从之。遂致阖境之内，鲜有良民。”至于解决之道，李氏认为除武力镇压之外，还得从蠲免赋税、整顿地方吏治入手，务使百姓安于本业。李纲在经过调查之后也认为，赣南境内之所以动乱连年，除“民俗顽犷，好复仇忿”之外，“小民迫于衣食，易为凶徙结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当务之急是“使田亩之民，衣食不乏，各有生理”，这样“凶恶之人不得诱为党徒，安能一呼便能千百为群，滋蔓猖獗？”[
稍后，随着私盐贸易的发展以及“循梅路”的开辟，赣南的移民开始由早先分散进入南雄、英、韶、循、惠各地，逐渐地向粤东北的循、梅、惠一带集中。不久，闽西的移民也加入其中。南宋以前，循州和梅州一带的区域开发虽较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无论是开发的程度，还是人口的规模，都无法与赣南和闽西相提并论。两宋之际，赣南和闽西都曾接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而地处粤东北的循州和梅州，则基本上置身事外。正因为如此，当赣南和闽西因人口膨胀而导致人地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粤东北的循州、梅州却基本上还停留在人烟稀少、土旷民惰的阶段。南宋的杨万里曾这样描述过循、梅一带的情况：“潮州之外砦，其地大抵茂林千里，大木百围，在潮、梅之间，人行之中，终日不逢居民，不见天日。”[lxiii]杨氏“终日不逢居民，不见天日”的记载或许有点言过其实，但当时循、梅一带地旷人稀，则是不争的事实。以梅州为例，据南宋中期的祝穆记载，该州境内“土旷民惰”。

比祝穆稍晚的刘克庄，在《送王梅州》的诗中也有“日晏烟岚敛，兵余户口贫”的记载[lxv]。再如循州，尽管靠近东江中上游的龙川和兴宁一带开发较早，但其北部的长乐（今五华）一带，则是人烟稀少，开发滞后。南宋的杨万里就曾说过：“长乐，两广穷处。”刘克庄也有“（长乐）县与汀、赣、潮、海接壤，冈阜深阻，奸宄伏藏”的记载[lxvii]。刘氏所谓的“奸宄伏藏”之地，实际上就是指人烟稀少、流移杂处之区。即使是地处粤东北腹地的惠州，南宋时期也是人口无多。据南宋中期的方大琮记载：“窃见惠州诸邑，博罗素号难治。顷经兵火之残，继苦盐寇之出没，户口萧条，财赋失陷，盖难之而又难者。”正因为如此，随着赣南和闽西人地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其境内的居民遂开始集中地向粤东北的循、梅、惠一带迁移。
           
南宋中期，在粤东北地区的人口结构中，来自赣南和闽西的移民已占据一定的比重。朱熹在一封书信中就曾指出：“契勘汀州，在闽郡最为穷僻，从来监司巡历，多不曾到，州、县官吏无所忌惮，科敷刻剥，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抛荒田土。”据他报告，除邻近的漳、潮二州之外，粤东北的梅州和循州也是汀州百姓逃亡的主要去处[lxix]。当时属于潮州潮阳县地的大埔一带，由于地当“循梅路”的要冲，故而来自闽西的移民尤其众多。据民国《大埔县志》调查，生活在该县境内的绝大多数居民，其祖先均于南宋时迁来定居，“宋代播迁之祖，各族均保有坟墓，而世系亦历历可考，转徙之迹，历世不忘，族谱记载，尤极祥确。然则现今之埔民，虽断为皆宋代所迁来，未为过也。”同书又谓：“吾埔各姓，询所自来，十九称宁化，或称长汀、上杭、永定、武平等县。总之，不离乎汀州八属范围。今其坟墓在闽在埔，皆彰彰可考。”大埔以西的梅州一带，在南宋中期，也有着众多的“汀赣侨寓者”。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图经》记载云：当时梅州境内，“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籍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图经》中所说的“汀、赣侨寓者”，不仅广布于梅州和循州一带，而且还深入到中南部的惠州一带。据南宋中期的方大琮报告：惠州境内“逼近赣之诸邑，山径深阻，盗贼出没”，尤其是靠近赣南的河源一带，“蓝口主客相攻，几成大哄。”
            
方氏所说的“主客相攻”之“客”，应该是来自赣南和闽西境内的移民。
            
南宋以降赣南和闽西人口向粤东北一带的迁移，至宋末元初而进入高潮。元军灭宋以后，南宋残部退守闽粤一带。赣州和汀州是文天祥部集聚力量抗击元军的最后根据地，前后持续约二年时间。由于战事空前惨烈，加之双方长时间拉锯，故而引发了汀、赣一带人口的大规模逃亡。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赣州的户数是32万多，但是，到了元代初年，其户数则锐减至7万多[lxxiii]。50年间，净减25万余户。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汀州的户数是22多，可是，到了元代初年，竟减至4万余户[lxxv]。40年间，净减18万余户。之所以导致如此严重的人口耗减，除战争过程中的死伤之外，大量的人口逃亡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在宋末元初汀、赣人口的大规模逃亡过程中，粤东北地区尽管并不是唯一的接纳地，但是，与周边的其他地区相比，这里所接纳的逃亡人口却最为集中，移民对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承传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据光绪《嘉应州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即南宋景炎二年，1277），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向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父老相传，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至兵败后，所遗余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所有戚友询其先世，皆宁化石壁乡人。”除汀州之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lxxvii]说梅州一带在元军南下之时“地为之墟”，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这一时期汀、赣人口的迁入导致其境内的人口重建，则是不争的事实。近人赖际熙在通过族谱追溯梅州地区的人口源流时发现：“梅州民族，当宋末元初，曾经一度更嬗，更能为今之繁盛者，殆由元、明以来始再从汀、赣二州源源而至。”所谓“一度更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重建。移民史学者吴松弟曾对广东209个客家氏族的家谱进行过统计分析。其结果是，在这209个客家氏族中，称南宋末迁入的有17族，称宋元之际迁入的有7族，称元代迁入的有38族，三者合计共62族，占已知迁入时间的134族中的46.3%。在宋末和元代迁入的62个氏族中，28族迁自汀州的宁化，12族迁自汀州的其他县，两者合计占迁入族总数的65%；3族迁自赣州，1族来自北方，另有18族迁自南方的其他地区。由此可知，“今客家人的祖先主要是在宋元之际和元代这八九十年中迁入广东，正是这些氏族对广东客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家族在迁入广东以后，主要分布在梅州和循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梅县（17族）及其周围的兴宁、五华、大埔、蕉岭、平远等县，共42族，占已知迁入地的55族中的76.4%。“广东的客家人以这些县为主要生活地区，并不断以以后新从汀、赣等地迁来的客家人为补充，逐步向其他地区发展。”

四
            
南宋初年赣中北人口向赣南和闽西的迁移，以及继之而来的赣南和闽西人口向粤东北一带的转移，是赣闽粤边地域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赣中北人口的南下，不仅壮大了赣南和闽西境内的人口规模，而且还巩固了早期赣语在赣南和闽西的主导地位。而赣南和闽西人口向粤东北地区的转移，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梅州和循州一带的居民格局，而且还改变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经过这次人口重建，梅州和循州一带的语言，与赣南和闽西地区的语言越来越近，早期赣语慢慢地“覆盖”并最终替代了原先的土语，开始成为当地的日常用语。据北宋初年乐史的观察，当时赣州的风俗“同吉州”，汀州的风俗则“同福州”[lxxxii]，而同一时期粤东北的潮州和梅州一带，在风俗习惯方面均“与南海同”[lxxxiii]。这一事实表明，晚至北宋初年，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还是三个独立的地理空间，而并非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或同质性的社会文化单元。然而，伴随着南宋时期的这场人口迁移，赣南、闽西和粤东北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性开始消解，共同性的因素迅速增加。据南宋中期问世的《舆地纪胜》记载，当时梅州一带的“民俗风气”，已“与汀、赣同”。所谓“民俗风气”，当然也包括语言在内。同一时期问世的《方舆胜览》，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这一点，但也强调“（梅州）介汀、赣之两间，颇存犷俗。”在梅州一带的“民俗风气”与汀、赣趋同的同时，潮、梅之间的语言文化分异却日益明显。据《舆地纪胜》记载，南宋中期，潮州一带已流行“广南福建之语”。《方舆胜览》在记述潮州一带的风俗时，也有“土俗熙熙，无福建、广南之异”的断语。南宋时期编修的潮州《图经志》亦谓：“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由此可见，最晚从南宋中期开始，赣闽粤边的语言已与其东线的“广南福建之语”完成了明确的边界划分。

梅州“民俗风气”与汀、赣的趋同，以及潮、梅语言文化的最终分野，都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最迟在南宋中期，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一毗邻区域，已形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方言文化区。客家方言群正是在这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方言文化区域里发展并壮大起来的。
                        
（作者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辑自《第19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