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序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代序）
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金冲及
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50周年之际，我们自然不能忘记当年在中央苏区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面，我想就有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两个重要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理解。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关系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常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比原来看得更加清楚。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单单看它在成立时候做了些什么，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是不够的。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用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它，它的地位显得更为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跟俄国十月革命成立的苏维埃政权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立新政权时，几乎党的所有领袖和参加新政权组建的领导人，都没有过执政的经验。新任的部长（当时叫做人民委员）到部里去的时候，许多原有的工作人员都跑了，自己又从来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只能派赤卫队把那些人找回来，要他们打开保险箱，才能看到过去的档案，一切工作几乎都得从头开始。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为了准备起义，一直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新政权一成立，许许多多陌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面前，这是非常艰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这样。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先开辟一块一块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立起政权，又成立过全国性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权。无论在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建设等方方面面，都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并且培养出一大批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才。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不像俄国十月革命成立苏维埃政权时那样艰难，而能比较顺利地发展起来，当然，这以前的准备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地方成立苏维埃政权，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有各解放区政权的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这个雏形留给了后人什么呢？我们可以先从一些大的方面来考察，比如说国体、政体、国民经济成份构成、阶级状况、社会改革等等。只要抓住这些重要问题去比较剖析，就不难看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
先谈国体。什么是国体？国体就是政权的阶级性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这样讲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政协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全国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从这两个历史性文献对国家的定义中，会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共同纲领》有“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全国各民族”这句话，在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里没有。因此；《共同纲领》中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叫工农民主专政。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不同的方面，更要看到它的相同的更基本的方面：“第一，在《宪法大纲》里面，规定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大众是苏维挨共和国国家的主人。他们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有权选出代表来讨论和决定国家和地方的重要事务。这个政府是要为绝大多数民众服务的。这在中国历中上是第一次，以往从来没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这个基础上有扩大，规定要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全国各民族。这种发展有主观、客观条件变化的原因，而根本点仍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第二，关于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毛泽东在1949年写《论人民民主专政》，对这个问题他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提出了民主专政的概念。当时一个重要表现是在选举上，选举的时候，分一个红榜，一个白榜；红榜的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白榜的人没有。这就从实际上严格地把国民和人民区分开来，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赋予同样的权利。
这就是国体问题。
再讲政体。毛泽东曾讲过，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讨论过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哪一种政体，是用民主集中制还是议会制？决定采取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体所实行的是哪一种形式？很清楚，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议会制。它由有选举权的人投票，先由各村有选举权的人选出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然后由乡到县、到省苏，再由省苏等选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宪法大纲》和《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并定期对它们报告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最高法院。从以上政权组织形式可以看出，作为新中国雏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什么议会制和三权分立。
第三，从社会的经济构成来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当时国营经济很小，工业主要有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有32家工厂，2000多个工人，但苏维埃共和国对它的发展前途抱有很大的希望，并且也积累了初步的经验。1934年刘少奇在《斗争》上发表一篇《论国营工厂的管理》的文章，尖锐批评了那时存在的问题，如计划到时完不成，质量不能保证，生产的子弹打不出去，炮弹不能爆炸，成本高，大量浪费等。他认为这些主要是管理问题。他指出：管理问题要从责任制上来解决；厂长应当对全厂的生产和行政负绝对责任，当然事先应该征求党支部和工会的意见；责任要一层一层分解到各个部门、每个工人。同时提出要有科学的计划，要有一整套管理制度，要有成本核算、质量检测制度，可以实行计件工资等等。这些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思想，对今天仍具有现实作用。
合作社经济，当时农业合作化还没有发展起来，主要是手工业和商业（消费合作社）。
对私人经济也有很多重要规定。这里讲的私人经济，包括农民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家经济，还有一些小业主、个体手工业等。农业在土地制度改革后，主要是农民个体私有制占着主要地位，但有些地方由于劳动力缺乏，出现了“耕田队”，毛泽东提出还是叫“互助组”为好。在苏区内，由于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弱，对私人资本十分重视，并且鼓励它的发展。毛泽东在“二苏大”上讲：“应该容许并奖励私人商业；使他们为输出与输入各种必需商品而努力。”“应该在苏维埃法律范围之内，尽量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使苏区资本更加活泼。”后来，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又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提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的部分发展，并不是可怕的。当苏维埃政权没有力量经营国有的大企业，那末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目前不但对于苏维埃政权不是可怕的，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将随着苏区内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加它的作用与地位。但是苏维埃政权不是资本主义的崇拜者。”
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这三种经济成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决定》中还提出了劳动与辅助劳动的问题，把富农与地主的区别也规定得很明确，富农是自己参加劳动的，地主是不劳动或只有辅助劳动的。到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出现过“左”的偏向，严重侵犯中农利益，并且对地主和富农界线混清不清。这时候，中共中央又重发了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使偏向很快得到纠正。
第四，阶级分析。当时的苏区主要在农村，阶级分析主要是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问题。大家所熟悉的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划分农村阶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1933年10月《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解释中带有历史性的一个发展，就是突出地提出了“富裕中农”的问题，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它规定：“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它的剥削量不能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如果群众不加反对，不超过30％的仍可以富裕中农论。这就从政策上把防止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解决了，把中农与富农的界线划分开了，保护了中农。
第五，是进行各方面社会改策。突出的是婚姻问题，最初通过了《婚姻条例》，以后又有了《婚姻法》。《条例》规定婚姻自由，废除包办、买卖、强迫的婚姻，禁止童养媳。值得一提的是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通过了这个《婚姻条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婚姻法》。其他，在教育、文化、卫生、新闻等方面也有重大的改革。
还要说到，毛泽东在“二苏大”上提出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把这些联系起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确实已有新中国的雏形。尽管它还不成熟、不完备，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新中国的基本特征在它身上已经有了。这样说，并不是把它说得完美无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在分散的、小生产的、农村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在苏区内没有大城市，连称得上中等城市的也很少，象长汀这样的不大的县城在当时就被称为“小上海”了，因此它还不是真正的全国性政权；它处在战争的严峻环境下，一切都要服从战争的需要；当时的“左”倾错误在中央占着支配地位，不能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工作产生相当影响。这些，都毋庸讳言。但是对于它的意义，不能仅从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来看，而且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积累起管理国家的经验，培养出一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并且在以上所说到的这些方面形成了一种传统，有了这种传统，人们在以后继承并且发展，就要容易得多。我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如果忘掉了红都瑞金，那是不应该的。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左”，倾错误的关系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十分重要。有一种说法，似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左”倾路线的产物。因为“左”倾路线急于形成两个政权的对峙，所以才出现这么一个共和国。按照这种说法，就不能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说清楚。
胡乔木在1985年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薄一波一封信，里面讲到：“对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似不能只从消极方面去看。成立中央政府不但对我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加强了合法中枢指挥作用（否则‘中央红军’这一名词也缺乏法律根据），在以后对张国焘斗争中的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对尔后与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发表《八一宣言》和在与蒋介石谈判中取得一定的对等地位；和成立各地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也有重要作用。当然，指出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是必要的。”胡乔木还说，“左”倾错误应该指出，但不能因此抹杀对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起的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这以前，虽然有中共中央的领导，有时也直接对某部分的红军和根据地发出指示信，但并不是系统领导，平时直接的领导往往是省委或某一个特委，各个根据地之间也是各行其是。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在中央军委的内部刊物上刊出时，编者的按语中也只是说要各地学习他们的经验。各根据地、各路红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这种状况本身不能长期存在。特别是随着红军和根据地一步一步有了巨大发展的时候，成立这样一个政府已不能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指出“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这是在“立三路线”形成以前的事，主要是客观上随着各路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农村越来越重要，许多事情需要有统一的章法和统一的指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是在这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9月的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即已纠正。在三中全会上作出建立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后，项英受中央委派，到了中央苏区主持建立了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随之也加快进度。此时，王明“左”倾路线尚未形成。“一苏大”的召开最初定在1930年11月7日，后来几度延期到1931年11月，这是由于反“围剿”战争造成的。所以，不能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讲成是“左”倾路线的产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对内来说，先后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婚姻法等，使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有着共同的章程可循。临时中央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可以对各地红军进行统一指挥，虽然这种统一指挥并不经常；但在长征前后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外来说，可以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进行对等的交涉或发出公开的号召。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933年1月和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两次以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的名义发表宣言，表明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订立反对日本以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战斗的作战协定。10月，潘汉年以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的名义同十九路军签定反帝反蒋的初步协定。1935年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是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共同抗的准备，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巨大作用。
当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也有不少“左”的东西，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左”倾领导人在1935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现在是殖民地道路和苏维埃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是国与国之间的决战，要以堂堂正正的阵势，御敌于国门之外等等。这些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红军的被迫长征。另一个是在政策上，规定有剥削的人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扩大了打击面；在土地改革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就是《劳动法》中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当时苏区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些错误的东西，当然应该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综上所述，采取历史、全面、具体分析的态度来分析这段历史，要注意到两个区别：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当时客观局势的发展需要来看是不是应该成立，同它成立后“左”倾领导人对形势作出夸大的分析、鼓吹什么“决战”论等等，不能笼统地等同起来，把它们看作是一回事，不能因后者而连带地否定前者；另一个是既要看到它在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又要看到它所坚持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反帝反封建以及前面所说的在国体、政体、国民经济构成、阶级分析、社会改革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且要把这两个侧面的主次轻重作出恰当的分析。在当时“左”倾领导人的错误以外，不能忽视还有一些领导人所坚持的正确意见，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行。因此，这些历史性功绩应该是第一位的，它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如果不能审慎而恰当地看待这两个区别，就难以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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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代序）
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总执行长、总会长
香港 （港、澳）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会会长
黄石华
在上个世纪，在武夷山南部山麓、南岭，以后的赣南、闽西、粤东一带的土地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像龙卷风式的人民革命——由朱德、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朱、毛红军”从井冈山出发，开创了中央苏区。在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仅数年就诞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赤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个政权的旗帜下，聚集了中国人民的众多将帅、数十万精英和几百万民众。
值得惊叹的是， 这支钢铁般的红军与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都发生在客家人聚居的历史厚重的红土地上。这一幕幕历史活剧， 一件件人间奇迹， 是客家籍红军领袖、 广大指战员与劳苦大众创造的。在1934年赣南兴国县等， 便有10万客家子弟离开家乡， 追随朱德、 毛泽东二万五千里长征。客家人刻苦耐劳、 勇敢善战的精神， 自古以来便为人所称道。在殊死的决战中， 为求中国现代化， 用鲜血生命战斗， 使这星星之火， 终成燎原之势； 15年后， 熊熊之火将理想变为现实， 用无数鲜血铸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站起了一位世界巨人。
舒龙先生主编、撰写的《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书，真实地记录了赣南闽西这块红土地上客家人与人民共和国这段血与火的情结。将客家人这种不屈不挠敢于抗争，英勇善战大智大勇的优秀品质昭显于世，而留给后人。书中还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当年中国“朱、毛红军”中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高级领导人的生活和战斗经历，从这些平凡的事迹中，剖析出他们优秀品质中闪烁出的一种客家人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强烈生命力。
近百年来客家人为中国现代化，真是洒热血抛头颅，所以过去国民党元老叶楚伧言：中国近代史是客家人写的历史。
依历史记载，如清末曾国藩富国强兵计划，曾国藩是客家人。康、梁维新运动的核心份子，如梁启超、陈宝箴、黄遵宪是客家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是客家人。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民国的国父孙中山、辛亥革命护国军统领黄文将军都是客家人。领导人民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朱德、毛泽东是客家人。中国抗日时期，分十一个战区，其中正或副的司令长官，有六个如张发奎将军等是客家人。在历史上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与结义兄弟蓝关镇守使黄海龙，在失败后祖宗三代跳楼殉国，气壮河山。在海外称王建国的如叶亚来创建马来西亚，罗芳伯创建印尼共和国；近代李光耀建立新加坡共和国，所以客家人不但为国家建殊勋，亦为民族留正气。改革开放以来，本人结合两岸学者，如一代宗师国际名学者金教授耀基院士、名政论家郑赤琰教授及名学人郑海麟教授、郭益耀教授，与客家精英为台海和平，祖国和平统一奔走呼号，如客家人对这次中国和平统一，亦能作贡献，则叶楚伧先生所说：中国近代史是客家人所写的历史，则完全实现了，则轩辕华胄，永垂顷矣！
2002年11月，本人应邀从海外来到赣州参加《赣台客家文化研讨会》。在会上认识了舒龙先生。今年3月，我们到成都、仪陇出席朱德元帅的《母亲的回忆》六十周年纪念，举行《中国帅乡客家文化论坛》，本人为唯一代表海外致词者。在会上拜读了舒龙先生的《“红军之父”与“朱、毛红军”的客家情结》，舒龙先生在大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得到与会者的好评和赞许。在过去短短的五个多月，舒龙先生又主编、撰写并将出版这本研究客家人与红土地关系的大作，深佩舒龙先生笔耕甚勤；舒先生这本大作拟在本年十一月出版，作为本人首先倡导之“世界客属恳亲第十九届大会”在赣州举行之献礼。嘱为该书作序，是以乐为之序。
我，本不是赣南人，却热恋红土地；几十年矢志耕耘红土地文化，然而一夜间痴情研究起客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着了什么魔？
历史学家誉赣南（赣州）、闽西（龙岩）、粤东（梅县）是为客家人的“摇篮”，也有的学者说是客家人的“大本营”；
1927年8月1日，朱德在南昌领导八一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的武装第一枪；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发动秋收*************，随即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1928年5月4日，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之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人们就用军长朱德与政委毛泽东两人的名字命名，叫红四军为“朱毛红军”；1929年1月14日，只有3600人的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在赣南、闽西客家区域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军事“围剿”，发展到“十万铁的红军”，用枪杆子打出了个红色政权。1931年11月，在红都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南成了共和国的“摇篮”；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央苏区（赣南、闽西）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
赣南、闽西，既是客家的“摇篮”、“大本营”，又是红军、苏维埃政权的“摇篮”、“大本营”。这仅仅是巧合吗？将客家与朱毛红军结合起来探讨，从红土地到客家文化研究的转型，不是我的人生角色变换，更不是改弦易辙，而是把红土地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这可以从我的文化积累与成长基因找到根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被安排到寻乌县菖蒲公社乐坑生产队劳动锻炼、体验生活。白天跟社员一起荷锄上工，晚上在“曾彩秀青年活动小组”一起读报、开展文娱活动。这里是伟大的革命家古柏烈士的故乡，革命故事、红色歌谣，成了我的首次大宗文化记忆。同时，这里是客家区域，客家的乡风民俗的薰陶，学讲客家话，学唱客家歌，从春播插秧到秋收割禾。半年后，带着生产队长为我们记满工分的小册子与三大本厚厚的采风本回到单位，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铸成了我红土地文艺的创作主体。客家人的品格影响了人生。我也隐约领悟到客家精神与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关系。在我看来：那些历史“巧合”现象，是发展的“必然”。“客家”与“红色”虽是两个学术题，却是一篇大文章。
通过较长时间的深入采访分析，我惊异地发现：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所辖区域赣南、闽西、粤北等21个县市，几乎都是客家人聚居地；红色根据地界与客家区域几乎重合；而更为突出的是，朱毛红军重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与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客家人；红军在客家区域建立根据地的大背景；客家人的长途迁徙漫游的生存特性与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术；客家妇女的传统美德与红军的巾帼风采；客家精神与红军的英雄主义气概；客家人的杰出贡献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等之间关系的研究，都属重大课题。五年前，我着手对这些专题进行悉心揣摩和精心探讨，也陆续写了些小文章。
直到2000年6月，我参加了在赣州举办的“客家与赣南”大型学术研讨会，有幸结识了国内外的一些从事客家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会上我就“朱毛红军的客家情结”为论题做了发言，与大家进行交流。当即得到香港世界客家研究会会长郑赤琰教授的首肯。继而，此文分三次在《赣南日报》的“客家”专版上刊登。
今年3月，应四川客家研究中心陈世松主任之邀，带着《“红军之父”朱德与朱毛红军的客家情结》的论文参加在成都与朱德故里仪陇举办的“中国帅乡客家文化论坛”。论文在“坛”上宣读后，引起了反响。得到香港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会长黄石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侨联副主席、文化部华夏文化促进会客家研究所所长邱权政教授等专家赞扬鼓励。在赴九寨沟与松潘等地的旅游途中，向邱权政教授透露：我正在主编与撰写一本《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书，向将在赣州召开的世界客属第19届恳亲大会献礼。聘请他当该书的总顾问。邱权政教授慷慨承诺。他是我敬重的治学严谨的学者。拜读过他主编的《客家与近代中国》、《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等著作。
邱权政教授办事热心，讲究效率，当顾问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我们首先关心这本书的名字，颇费了一些周折。开始叫做《客家与朱毛红军》，又感到窄了一些；以后又改为《客家与土地革命》，又觉得太宽泛；最后还是敲定《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苏维埃是俄语COBET的译音，意思是代表会议。在中国，苏维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工农代表会议制的国家政权的简称。一般情况下，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创建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党的建设、武装斗争与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活动叫苏维埃革命运动。虽费解，但准确。同时，我还从选题到出版、写序以至题写书名等事宜向他请教。曾水生是一位学者型、诗人气质的企业家，他的经营理念中文化含量高，对红土地文化尤为青睐。建立“红土情网站”是他的原创，发展红色旅游情有独衷，出任本书顾问是他由衷的选择。
他们确是既关顾又照顾，既问进度又问痛痒的双料超级高参。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顾问指导，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推出这本专著。
短短的半年时间，梳理构想，整合已有的论文，除自己写的与收集转载的著作外，还有些骨干文章与中心论题尚需特邀名家权威，约请他们的力作优稿入集。谈何容易。当我铺开摊子，与对方约稿时，有的愿作为，有的不认同，有的喊忙，有的叫难。让我始料未及的是竟有人认为“不要把红土地文化研究硬往客家拉”，“搞客家恳亲会主要是吸引海外客家财团、富商来赣州认亲投资。宣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怕会伤害他们的感情”。对此书选题冷淡至极，不予支持。我甚至暗暗担心此书有夭亡的危险。
黄石华总会长对这种论调不以为然。他认为：客家在近代中国革命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朱毛红军与中国革命胜利是客家人的骄傲。他为本书写“序”，直言命题为《客家人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年逾八旬的黄老很看重这篇序文，反复斟酌，并三次将序文的改稿传真过来发排。
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主编《毛泽东传》与《周恩来传》的著名党史学家金冲及教授，他在瑞金市召开的全国性党史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重要学术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用科学的态度从国体、政体分析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贡献，是一篇批驳对苏维埃共和国种种偏见的檄文；更是第一次全面肯定苏维埃共和国地位的重要文献。由此而始，我们才理直气壮地大力度宣传评价“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根’”。当他知道我们正在编辑出版本书时，欣然同意将此文作为“代序”，同时亲笔签名、题词和寄来照片。中国社会科学院革命史研究室研究员、《瞿秋白传》著家陈铁健教授，两次寄来亲笔题写书名的墨宝。近代史研究专家、客家史研究权威韩信夫教授，他满腔热情地支持本书，在给我的信中说：“您主编《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书，很有意义。客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杰出的贡献。叶楚伧说，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客家人民革命史。朱毛红军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过去讲革命史、党史，对客家人的作用没有着重阐述，应是一大缺陷。我兄从事这一工作，可说是填补过去空白，功德无量，值得庆贺！”他在激励之余，不吝赐稿。
令我感动，催我奋进的专家不乏其人：南昌大学的吴直雄教授，龙岩市党史办副主任苏俊才，井冈山宁冈会师纪念馆的刘晓农副研究馆员，瑞金党史办的曹春荣副主任等；我们一起讨论选题，互通资料信息。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初稿，不厌其改。尤其是傅柒生馆长，这位少壮派学者，行政与研究一肩挑。他非常爽快地接选题，甚至在火车、飞机上仍用笔记本电脑坚持写作。初稿完成后，还十分谦虚一本正经地用电子邮件发过来征求意见。他从整个“土地革命”的大视野来解读客家精神，难能可贵啊。由于这些资深学者的努力，保证了书的正式出版。
相形见拙，自惭形秽，主编这本学术专著简直是个误会。我的专业是文学创作，俗称专业作家。有人戏说我们是坐在家里编剧本，做小说。文学创作的法则是允许想像、虚构，为了突出主题，为了好看、好听，甚至好卖，可以动用浪漫主义技巧，进行艺术加工。搞艺术创作可写已发生过的，也可以写可能会发生的，叫“失事求是”。文学为形象思维、史论为逻辑思维。我现在主编撰稿这部研究历史的论文集，是货真价实的学术专著。这种体类的东西不是闹着玩的，要严谨认真，“实事求是”。我这种写作手法的错位，把我难坏了。搞“实”的真的比玩“虚”的难。几年前我参加主编、撰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一书，送审到最后时刻，想不到来了四位编辑，对书的注解逐条进行校对核准。书是顺利出版发行了。我算学乖了，发誓再不搞这种历史研究书。谁知这次又遭遇上了。毫不夸张地讲，我是自作自受，自找苦吃，但是这次，我是心甘情愿，愿打愿挨。我感到自己是在做一桩很有历史意义的，很有学术品味的，挑战自己的，苦中有甜，苦中有乐的事业。
记得有一家《客家报》创刊时要写几句话，我献上了一首七律：
报林独帜曰《客家》,红土绿野一奇葩。
中原来客成望族， 南赣闽粤聚精华。
崇农尚武擅商贾， 芳踪伟迹遍欧亚。
客家研究应客观， 抖擞雄威为开发。
客家人杰，红土地灵。用客观的态度研究客观存在的客家与红色的关系，目的是为了张扬客家创业的精神，在红土地上开发拓展我们伟大的事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再大的苦果，也能吞得下。也许这正是我编著这本书的良苦用心与难言的初衷。文史同源，情理一家。请原谅一位外行、一介业余历史爱好者的浅陋，竟弄出这么一本不文、不史的，既是逻辑思维的又像是形象思维的玩意儿。好在是作为十九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献礼。献礼也罢，现丑也罢，礼物轻情义在。不成敬意，仅作为学术探索尝试而已。特在“前言”中申明，请求指迷扶正。
2004年初冬。赣州。